论“党政军警民”共建和谐边疆的功能定位

马宇飞^1,2

(1.榆林学院政法学院，陕西 榆林719000；2.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摘 要] “十三五规划”指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维护边境安稳。”2018年，习近平主持、审议《新时代强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意见》，强调：“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是我国边海防的特有优势”。“强边”与“固防”，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追求“和谐边疆”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党政军警民”的功能定位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固边强边、协同参与。

[关键词] 和谐边疆；党委领导；固边强边；协同参与

十九大报告中，“和谐”的词频共13处，例如，“建设平安中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等。“边疆”的词频共4处，例如，“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等。治国必治边，陆疆亦是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中国边疆治理的重心。广义上，当代中国边疆是指具有陆地边境线的省级行政区划的总和。分别是分布于我国领土边缘的蒙、甘、疆、藏、黑、吉、辽、滇、桂等9省(区)。中义上，是指辖有边境线的45个地、州、市。但是，随着国家持续的边疆治理，内地与边疆相邻区域的异质性在渐弱、同质性却在渐强，这使得内地与边疆的邻界线向外渐次推移，压缩了传统边疆观的场域空间。因此，根据当下中国国情，狭义上，我们将具有边界线的边境县(市)和生产建设兵团的团场界定为边疆。而在既有行政区划内，我国辖有陆地边界线的“县、市、市辖区的旗”共136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边境团场共58个，这192个县级行政区域就是“治国必治边”主施治区。

参加本次调查的藏族大学生均来自中国海洋大学，共计63名，其中有效问卷62份，分别由20名男生和42名女生组成，他们的年龄在20至24周岁。

作为新时代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工具的“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其着力于应对边疆安全威胁与边疆发展挑战，但其本质上，是呼应十三五规划，在十九大报告中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各族民众的身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若干关系的深切关怀。而前述边疆地区若干“关系”的应然状态，就是“和谐边疆”。从涵义上，“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是指：“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统一领导下，以边境法律(法规)、边疆政策为依据，以富民兴边、固边安边为旨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军(警)固边强边、‘民’协同参与，‘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化解边疆安全威胁与边疆发展挑战的一套组织架构与制度创设。”^[1]17即“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是工具，“和谐边疆”是目的。于是，继而引发的追问：一是，“和谐边疆”的应然状态具体是指什么；二是，“党政军警民”如何分工，即如何以各自的“功能定位”共建和谐边疆。

一、和谐边疆的内涵

“和合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里最具有生机的内核，“和合”之境：其一，个人身心和谐。例如，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其二，人与人的和谐。例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以“伦理本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现“礼治”“差序格局”的安定有序。其三，人与社会的和谐。例如，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其四，人与“天”(自然)的和谐。例如，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即“天人相类”“天人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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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哲学的理念世界里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特别是进入现代，人类继续在“发展”问题上探索与耕植，人类以批判的视角审视着传统发展观，又围绕自然、社会与人类描绘、探讨着未来应然的发展图景。“可持续发展观”是既合满人类现时的需要，又不威胁、损害后嗣的所需。时间上，是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的统一；空间上，是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文化上，是理性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其遵行3个原则：一是生态可持续性。人类活动以不威胁生态系统的自主调控力和自主复原力为限制；二是经济可持续性。例如，经济增长“效率”的理性度量与“公平”价值度量的互相伯仲；三是社会可持续性。社会子系统，例如，人口要素、就业要素、教育要素、医疗要素、社会稳定性要素等的结构优化、平衡协同与有序运转。

本文围绕边疆地区各族民众的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等三个方面的“和谐”解读和谐边疆的内涵。

(一)边疆各族民众的身心和谐

“人特有的行为，即实践着人的生命行动，其实践的结果可能差异很大……‘德性’是对人卓越实践活动的赞誉。”^[2]XXV“太阳对大地的作为与影响优美有益，其使大地温暖，产生果实，但其并非是一个有道德性者。……兽类也不是一个有道德性者，……它们的行动不是源于心智选择，而仅是出于本能，即其不受道德动机影响。”^[3]145人类不同于兽类的独特之处，即人类有“自由意志”，于是产生了“善”与“恶”的区分，亦产生了人之行为“道德性”与“非道德性”的二分。“道德性”是“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中的“几希”，“道德性”稀释了理想人性与经验人性之间的距离感。因此，有“道德性”的人生方是苏格拉底“经过省察且有价值的人生”。由此，笔者将边疆各族民众的身心和谐，“对内”界定为有“道德性”的生活。“对外”则界定为“公民”的生活。正如，卢梭终其一生都因其是日内瓦的“公民”而引以为傲。而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里，能够过“城邦”生活的“人”，方有资格被称为“人”。在我国，公民权亦称宪法权利，其是由宪法规约，由公民享有之不可或缺的权利。例如，平等权、政治权利、宗教信仰权、社会经济权、文化教育权等；公民义务亦称宪法义务，是由宪法规约，公民务须遵循与履行的根柢性责任。例如，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遵守宪法与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保卫国家等。

(二)边疆地区人与人的和谐

第四，民族团结与军政、军民团结。各个族际之间是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族际关系。而且，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是“三个离不开”。同时，边防部队与边防警察在执行边界警卫与边境管理的过程中，则是“军爱民、民拥军”。

从“软治理”的层面，“软治理”是从社会与公民的视角强调多元共治，其基于“特定共同体中的各个分子商洽统一后拟制，由其各个分子自我律束确保施行的行为规范”。且“软法契合公共治理推崇多元的行动主体架构与多样的行为工具手段的‘内因’需要，因此，对达成‘善治’目标，其意义重大。”^[5]10公域相对于私域的“门户开放”，以中国政治的话语，则是执政党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之“群众路线”的一以贯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而大、由弱至强，缘故之一是中共始终高扬“人民和民主”的旗语。无论是“党”，亦或是“政”皆是人民的仆人，皆要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军和警”皆根源自人民的“源头活水”，树高千仞也不能忘根，因此，“军和警”是人民子弟兵，自然要赤胆忠心为人民；而“民”既是民心之所向(合法性、正当性)，则公权之所指之意；又是民力无穷，因此，人民方是力量的本源之意。由此，边疆地区人与人的和谐，从“软治理”上，就是“以民为本”。但是，“民”同样是一分为二，例如，“载舟亦或覆舟”之论。因此，如果“堵”，则将是“猛兽洪水”；而如果“疏”，又将是无法限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好似社会治理的黏合液。从功用上，该资本能够使一国的公民生成共情、信赖、协作的共识，能够提升社会聚合力，将国民育化为利益分享、责任同担，且富有公益感的共同体成员。”^[6]48

2008年，新疆公安边防总队走访辖区孤寡老人、贫困人口、残疾人与外来人口达 61万人(次)；组成扶贫‘1+1’2918个，排难解纷15万人(次)；建设抗震安居房180户，抗灾救险1991次，救援民众34069人，避免经济耗损6103.3万元；9个边境县被新疆自治区政府授名为边疆平安县(市)。这更深入地推进了民族凝聚、警民团结。^[15]17白山市驻军与白山市党委、政府联合治边，构建和谐边境，白山市市委、市政府颁发了《党政军警民联合治边行动纲要》……军地联合开展双拥“12345”工程：“1”条军民共建的千里边防线；“2”：建设一条文明街、联系一所中(小)学、服务一个敬老院、扶持一批贫困户；军民共建浑江大堤，育植200亩双拥林等；“3”：学雷锋、树新风，优益社会环境，扶贫帮困活动。军警民共建共育；“4”：兑现义务兵优待金，解决老兵住房、医疗、生活等的“三难”，妥善安置转退军人，帮助军官家属就业、子女入学；“5”：双拥“五进”活动，即进工厂、进机关、进学校、进街道(社区)、进基层连队。^[16]541

(三)边疆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可研阶段的供水价格测算中，东线工程年人均工资1.0万元，中线干线1.5万元、水源工程1.0万元，并基于此标准计提了福利费14%、劳动统筹费17%和住房基金10%等。随着各地经济的不断发展，受水区沿线省市的工资标准明显低于实际，为了更切合实际，人均工资福利费建议按照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有关规定，参照各省市当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平均工资标准，并按工资总额计提企业应缴纳的福利费、劳保统筹、住房公积金等各项费用。

关于如何发挥现有设施的效益问题。针对现有一些设施老化失修、效益衰减、不能正常发挥效益的问题，我们进行维修、完善、改造，让它们可以正常发挥效益。还有就是根据农田水利发展的需要，我们还要针对突出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增加投入，搞好各种工程配套和设施改造。同时，深化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把维修管护的经费落实到位，使他们可以良性运行，更好发挥效益。我就简单补充这几点。

边疆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意味着人之主体与自然之客体二者关系的再造：首先，主体与客体关系时空的拓展。例如，时间上，边疆地区未来可能性的预判、未来认知的醒悟、“代际公平观”等。其次，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互动中互构。“仅仅依靠知识的力量尚显单薄，还需要变革既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生产方式相关联的整个社会制度。”人类如何驾驭“生态困境”，并不只是取决于技术可能性，更根本的是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规驯人类异化的理性，即第一自然是一种前提性与本源性规定，边疆地区各族民众一定程度上要挣脱工具理性的偏执与假象，使得第一自然不再是异已的超伦理范畴，而是勾连人的伦理，天、地、人的同一、同构。再次，以“人”自我为中心的扬弃。即“权限意识的觉醒”，“文艺复兴时代，人类臆想的无垠视界终究触碰阈值。”^[7]172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妄自尊大终究是空幻，在人与自然“互为他者”的“交往”与“对话”中，深层投射并正视“互为他者”的客观存在。在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整合互补、平等“交往”的实践中，在边疆地区生成新的人类存续格局。

二、“党政体制”下的党委领导

强大政党制度的适应性与社会整合力，是走向“现代性”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政党亦是个动员与整合社会政治资源的体制，强大并擅长挖掘其政治资源的政党及其制度，不仅保证政治稳定，而且是助推现代化的有效力量；政党及政党制度是有序参与的主要制度性机构与体制，又是培育与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体制。因此，其能够将不断分化的新的政治力量吸收于政治体系，在引导民众政治意识的同时，提供新的合法性的观念基础。总之，强政党，尤其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社会安定的维护、公序良俗秩序的建构、社会平稳的转型，现代性的实现等皆具有至关重要的功用。对此，关于中国政治，有学者提出“党政体制”⁽¹⁾的界定，由此，一是，“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里“党”的功能定位亦是“党委领导”，即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二是，“政”的功能定位是“政府负责”，即主抓富民兴边，夯实“和谐边疆”的物质基础，并遵循党委的决策与布局，组织、理顺各职能单位与多元力量。三是，基于“党政体制”，在和谐边疆构建的过程中，关于“党”和“政”的功能定位，笔者围绕“硬治理”重点讨论“党委领导”。

在边疆地区人与人的和谐上，“党委领导”的集中体现就是“政治安边”，即“借助施行正当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以及邻邦亲善政策，维持边疆区域的政治安稳与社会安宁。”^[8]1482政治安边包括：

理论上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的事情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也是提升政治领导力的第一位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就要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要认识规律、遵循规律，就要牢牢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牢牢掌握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一，坚持民族平等，消除民族隔阂。例如，早在政协的“共同纲领”里就规定：“中国疆域内各民族一概平等……禁止族际间歧视、胁制与破坏民族团结之行径”。

第二，推进边疆地区民主改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央对西藏，实行“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暂且不改”的土地改革政策，以及军事专政、政治“统一战线”和动员民众的“三结合”，以便彻底动员民众，消灭封建农奴制，建立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第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边疆地区人与人的和谐有其特殊性：其一，族际和睦。边疆9省(区)的人口共计2.82 亿，非汉族 0.66 亿，为边疆地区总人口的23.39%，占全国非汉族人口的57.89%。其二，宗教和顺。宗教是信仰问题，但其又常常与政治、文化、民族等历时性与现时性问题缠绕交织。同时，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还有道教等本土性宗教、萨满教等区域性宗教、神灵崇拜等原始宗教等在我国边疆地区皆有分布。其三，军民融合。在党委政府领导下：“集中军队、武警、兵团、民兵等，形成以军队与武警为骨干、兵团与民兵为主力、人民群众为基础的边境防卫体系。”^[4]68因此，边疆地区皆驻守着数目不等的武装力量。对此，从“硬治理”的层面，则是直接发挥国家公共权力“可见的手”的作用。国家安全上，以“专政”的强制力打击颠覆敌对势力；经济发展上，以“宏观调控”顶层谋划边疆发展的战略格局与产业布局；社会治理上，以作为“治国重器”与“公共理性”法律的权威及其严格执行，在预警、规训着“无赖”假定公权执掌者的同时，引导着边疆各族民众认同并敬畏法律。即在边疆地区架构公共领域的参与平台，提供恒久、无偏袒公共合作的规则框架，不断规范、优化边疆地区的族际关系、宗教关系与军民关系，不断降低公共交往中的交易成本，保证边疆地区基本公共秩序，促进民族之间、宗教之间、军民之间的交往、交流，实现“和而不同”地优态共存。

第五，睦邻友好，稳定周边。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互信、互利、协作”等的新安全观，再到“共同、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这是中国“和合”安边政治信仰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政治安边”的范畴还应有：政权建设(包括基层政权与基层组织建设)、军事卫边，以及“统一战线”的人民政协等。

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不仅被载入“宪法”，而且1978年至今，其在持续地“帕累托改进”：

仿真一个程序，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内容：一是还原出刀具运行的轨迹，并与工件轮廓进行对比验证；二是标识出每段轨迹运行时所对应的转速、进给、刀补方向等辅助信息。

三是，民主权利。以非汉族代表占全国人大代表的比重为例，从1954年一届人大到2013年第十一届人大，非汉族代表占全国人大代表的比例皆高于非汉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4.5%、14.6%、12.2%、7.4%、10.9%、14.9%、14.9%、18.6%、13.8%、13.91%、13.76%。这是作为政体的人大制，通过“政权组织形式”对各少数民族，以及边疆区域政治整合的体现之一。

二是，社会属性，诚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经济是军队(警察)的物质基础，但是，军队(警察)亦非单向度地“不生产谷物”式的被动无为，而是，其一经产生就兼有促进“国家发展”的社会性功用。即“通常而言，经济发展的过程，军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功用。”^[14]493因此，“合力治边”中的“军”和“警”，在“政治属性”上的功能定位是“固边”；而在“社会属性”上的功能定位是“强边”。而且，在和平与发展仍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笔者侧重论述“社会属性”上“强边”的功能定位。

二是，科学发展。以滇省文山自治州为例：“2011年……中共文山州委引领自治州各族民众，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将加快发展为第一要务，……全年完成地区GDP401亿元，增长14.2%；……社会固定资产注资总量340亿元，上升25%。……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任务。……依托特色产业强化科技创新，新的技术、工艺、产品之研发力显著增强。……强化生态文明，提升可持续发展力。……归总出石漠化治理的‘文山模式’。全年人造林、封山育林、中低产林改造、综合治理石漠化，分别是89.7、14.5、 50、14.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至47.8%。”^[9]458

一是，制度建设。早在2003年底，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已达155个，民族乡1 173个。颁发自治条例133个，制定单行条例384个。从宪法根本法到基本部门法，再到地方性法律法规，形成了一整套制度性规范体系。

四是，基层民族自治地方。以滇省为例，1979-1985年恢复或新建11个民族自治县，至1988年，滇省自治县已达29个。1985年，滇省实有民族乡1 583个，至1990年，全省又新建195个。

在边疆地区各族民众身心和谐上，正如马斯洛在《激励与个性》中将人类的需求分为5个层次：生理、安全、交往、尊重、自我价值。马氏晚年又将其“需求层次论”扩展为7个层次，即加增了“求知欲和探索心的求知需求”与“追求匀称、和谐等心理上的审美需求”。而赫兹伯格则知识增量了“保健因素—激励因素理论”，即双因素理论。该理论认为，引生人类动机的主要有两类因素：一类为保健因素，涵盖与作业环境和条件相关的安全感、薪酬、人缘良劣等；另一类则为与工作特点和内容相关的挑战性、晋升与成就等。基于上述耳熟能详，而且已达成共识被广为认同的人类需求论，于是，笔者由一般到特殊地进行推论，则边疆各族民众的身心和谐的状态，同样是一个由低到高，低层次需求与高层次需求并存的连续体与综合体。这意味着作为民心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党政体制”的框架下，以宪法权利与宪法义务的“公民权利与义务”，给予“民”的“私人领域”追求合理、合法“个人利益”的运行空间，给予边疆各族民众追求生存权与发展权相应的政治位格。

这正如，“人类的德性行为，尽管应该偏重理性与利他，但是，其动机却是源于自爱或者自利。人如果都不自爱，非但无道德，就连社会亦将不会存留。……道德是人之自私天性顺应生存处境的产物，是人之追逐本身利益实践阅历的产物，于时光荏苒中缓慢验证的独一标准：即每一条道德规则于促进个人福利方面发挥作用。”^[10]5从这种合理、合法“利已心”的“自爱激情”出发，“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粮食，并非是屠宰商、面包师等的恩泽，而是其重视自己的裨益。……每一个人打点产业的目的是让产出物的价值最大化，努力去达至一个并非出自本意的目的，其在追逐己利，却使其在着实出于本心的情形下，愈加有成效地促成了社会利益。”^[11]27即边疆各族民众合理、合法的“自爱激情”，在“可见的手”“宪政”空间的保障下，受“不可见的手”的驱使，在追求个人私利的同时，促成的却是“个人福利”与“公共利益”的双重“德性”。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进阶：“人们的视野开阔，信条鼎立，其逐渐生成实时、开通、守约，颇具上进精神。……除了需要国家护卫外，对国家另无所求。而他自己就是最聪慧、最值得尊敬的国民。”^[12]67

银行的市场营销工作要求围绕银行的总体经营战略来进行精确的市场定位和布置营销策略[6]。近年来，相关银行在改善服务态度、优化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这些努力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机性，工作缺少创意和规划。对于准确的市场定位，它指的是“通过对公司形象和供应进行再设计，使得公司在顾客的印象中能够得到一个独特的位置”[7]。当前，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在营销策略方面没有自身的特点，而且市场区域定位和目标市场几乎重叠，不能体现出各自拥有的优势战略布局。

三、军(警)：固边强边

“在中国，警察和军队是有武装性质的。公安是武装性质的行政机关……其平止暴动、骚乱，处置恐怖事件，追剿刑事犯罪，履行内卫等武装性质的使命。”^[13]104因此，笔者将“合力治边”中的“军”和“警”，共同纳入中国“武装力量”的范畴。同时，“武装力量”具有二重属性：

一是，政治属性，即“强制力”，其主要表现为法律规范之后的物理力量，马克斯·韦伯把这种物理力量，即军队、警察等与国家同源共生的国家机器统称为“一整套的强制性机构”。

(6) 大功率参量阵定向扬声器的研究成果，对于类似封闭公共建筑的应急处理疏散引导，均有极大的推广与参考价值。

在边疆地区人与人的和谐上，边疆地区的驻军、驻警一如既往地强化“宗旨观”与“鱼水情”，积极主动地参加、援助边疆驻地的地方经济与社会建设，以真情实举践行军民一家亲，为边疆区域各族民众谋利添福。而军民、警民、军政团结互助，以及“军爱民、民拥军”的优良传统，既是中共特有的重大政治优势，亦是“合力治边”弥足珍贵的治边资本。同时，边疆区域安如泰山、亲善和睦的军政、军民、警民关系，亦是构建“和谐边疆”不可或缺之组成。

在完成一系列基础工作之后，该社于2015年7月召开了社员大会，形成成立合作社的决议，通过合作社章程，选举产生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以及合作社理事长，并按照法律规定完成合作社工商注册。

在边疆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上，早在1982年，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了《关于军队参加营区外义务植树的指示》，随后的1987年，解放军总参等部门联合颁发了《军队绿化工作的规定》，要求军队走在绿化祖国的前列，做绿化祖国的模范与尖兵。实行“四定三包一奖罚”，即定人员、定植树点、定植树数目、定植树质量；包栽、包活、包管理；有奖有罚的绿化责任制。

新一代无线定位技术研究与发展趋势分析………………………………………陈诗军，王慧强，陈大伟 24-2-54

例如：“十几年来，内蒙古军区、武警总队、公安边防总队等先后出动部队数十万人，……在‘大青山万亩双拥林’、‘百亩第二故乡林’、‘三北防护林’，以及退耕还林、治沙绿化等生态建设中，合计治理荒山、荒漠1 500余万亩，植树1 000余万棵，种草近万亩。赤峰市、包头市驻军积极参加‘军民共建百里绿色长廊’与‘千里绿色通道’的建设，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17]91“2011年5月，滇省临沧市军分区牵头组织驻临解放军、武警部队及民兵2000余人，参加该市‘青山绿水’工程，栽种‘军警林’50000余株，绿化荒山13.33公顷。”^[18]132

四、民：协同参与

在边疆地区各族民众身心和谐上，概言之，就是要塑造“积极公民”而非“消极公民”。而“民”之“协同参与”的功能定位，其之所以能够参与构建“和谐边疆”，关键原因之一是“党政”的顶层引领。边疆区域应是一个活力四溢的社会，是一个创造力满满的社会。

一方面，要激发边疆社会的活力，就要使一切有利于提高边疆社会的生产力，一切有利于提高边疆各族民众生活水平的产出与创造，其愿望获得尊重、行为获得支持、才能获得施展、成果获得首肯。即尊重知识、人才、劳动、创造的“4个尊重”。归纳为一点，就是尊重边疆各族民众的每一个作为“人”的个体。另一方面，从黑格尔“国家—社会”二元的公民社会，柯亨的“公民社会—经济—国家”三元，再到塞拉蒙以“政府部门—盈利部门—非政府部门”的三元模式所描绘的西方社会基本结构，还有本文聚焦的“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其皆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活动场域与活力空间互为倚重的体现。

“党政”的顶层引领具体为以下三点：一是，复合型公民文化，从常态上，这是一种参与型公民文化同相对消极的臣民型、地域型公民文化并存且调和的状态。边疆各族民众作为“公民”意愿、志愿于公共领域，生成“公共意见”，边疆社会自发性团结的各个共同体的理性之个体能够体会到彼此间的互相依存性，其凭借“公民”身份，基于互相认可的关系，主观能动性地形塑，最终发展为自由、平等的自由人(法人)联合体。在这个过程中，公民不必一定是利他主义者, 其可以是自身合理利益的追求者,这正如孟德威尔的“私恶即公利”：“一切美好的事物(美德、科学、艺术、技艺)……都是人为满足私利而创造……这种私利于人有益但却与低下的情欲联系，是一种恶。这种恶如被扼杀将毁灭人类，如果顺适人性，以功利原则引导，将维系发展社会，使人类幸福。”^[19]156即使他们的私利同他人的私利，以及公利协调相容且可以长期保持。

二是，承认人的主体性与平等性。公民之法律地位源自主体权利，而主体权利又是边疆各族民众作为“人”之个体直面国家之“利维坦”和他者公民时所本有。同时，“主体”的“平等权利”既包括“消极权利”(公民只要是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追求私利，国家就无权干涉)，亦包括“积极权利”(公民不受国家干涉，以公共自由的制度化，通过自决性践行，成为一个在自由、平等的共同体里富有担当意识的主体)。同时, 每个个体“平等”拥有“权利”的同时，也负有与“权利”相应不可推卸的“义务”。

三是，有机团结中的“话语政治”。在自发且不受他者控制的“生活世界”中塑造边疆社会的有机团结，而边疆社会的有机团结具体到政治领域，体现为“话语政治”。“话语政治”是“交往理论”的重要构件，而“交往理论”又给僵硬的政治公共领域生成新的生命力。“话语政治”通过程序化、制度化，生成“理性结果”的民主，其回应的是，民主程序的交往前提如何制度化。例如，法律的正当性，必须从形成意见与意志的话语实践中产生。交往前提的制度化意在强调“主体间性”，即代议机构中商谈的制度化；公共领域交互过程中商洽的制度化，非正式的建议落实到制度化的行政决策与选举择决中，从而，将交往权变换为行政权。^[20]152

在边疆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上，从与非边疆区同态的一般性上，即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化”的趋势上，由于边疆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大批国际、国内的环境保护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为边疆地区的“绿水青山”，为边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滇省的德钦县政府，因财政所困砍伐当地1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这直接威胁了滇金丝猴的栖息地。“自然之友”闻讯后，先是在报纸等媒体上报道，并借助《焦点访谈》曝光滇金丝猴的生存困境，并且直接向中央领导写信呼吁，最后，制止了德钦县大面积砍伐天然原始森林。

从边疆地区的特殊性上，边疆地区的“民”有其独特的“生态环保”资源。例如，滇省临沧地区佤族的“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宗教意识：“其一，佤族将自己村寨附近的山林尊奉为神山(亦称龙山)，面积几十亩不等，并世代受到严格保护且禁止砍伐。……其二，佤族‘树神’崇拜，其认为太阳神要以‘树神’(森林中特大的古树)为桥梁，方能从天堂来到人间，因此，一些古老珍惜树种得以保护。……其三，动物崇拜，比如，将大象尊称为‘达’(佤族对老人的敬称)，虎、豹等珍稀动物皆是神物，狩猎前后有各种禁忌与复杂仪式。”^[21]1090再如，在“树神”崇拜与森林保护上，最为代表的是滇省边疆地区的傣族、壮族、哈尼族。其村寨周围皆要保护森林，不许滥砍滥伐；在村寨寨头亦要保护一片最优的森林，且把最繁盛的古树视为“龙树”，并依风俗按期祭祀。尤其是“龙树林”，更是禁止砍伐，否则将是严惩；村寨里在建寨之初，首先要植种一株大青树，视为“寨神树”，亦要按期祭拜。

总之，对边疆地区一些特有社会治理资源的利用，以正在论及“民”之特有“生态环保”的驱动力为代表，则基本观点是：各族宗教界人士与信教民众，尽管信仰“多元”，但他们皆是中国公民，皆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且中华民族共同体皆是其根本利益所在。概言之，就是弘扬与传承各宗教教义、教规中的“正能量”，引导其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从而，“党政军警民”共建和谐边疆。

[注 释]

(1)党政体制存有双重层级组织，除政府官僚制组织系统外，执政党也是一个等级组织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级的党组织和政府组织相依并存。作为主结构的“政党”，“重组”并“嵌入”作为辅结构的“政府”，由此，中共建构了一个以自身为核心和中轴的国家政权结构，该结构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执政党全面进入国家(政府)系统，占据核心位置，履行重要的政治与行政功能；另一方面，执政党在进入国家结构的同时，也保留了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参见 景跃进.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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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Party ,Government ,Army ,Police and People "Co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Frontier

MA Yu-Fei^1，2

(1.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Yulin University, Yulin，Shaanxi 719000，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Yunnan，650091，China)

Abstract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the Party, the government, the army, 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work together to strengthen the frontier defense……Maintaining border stability." In 2018, Xi Jinping presided over and reviewed the Opinion on Strengthening the Joint Force of the Party, Government, Army, Police and Civilian to Strengthen Frontier Firm Defense in the New Era, emphasizing that "the Joint Force of the Party, Government, Army, Police and Civilian to Strengthen Frontier Firm Defense is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China' To a certain extent, "strong border" and "solid defense" are a process of pursuing "harmonious border", in which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party, government, army, police and people" is: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ommitte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solid border and strong border, and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Keywords :harmonious frontier; leadership of party committee; fixing frontier and strengthening frontier;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收稿日期] 2019- 04- 09

[作者简介] 马宇飞(1982-)，男，吉林长春人，讲师，云南大学中外政治制度专业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边疆治理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6ZDA058)；云南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YB2017028)

文章编号: 1003 -6121 (2019 )03 -0029 -10

[中图分类号] B93

[文献标志码] A

[责任编辑]王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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