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剪刀似春风——论《平凡的世界》的反讽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剪刀论文,春风论文,平凡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家因其特殊的精神气质和文学态度而分属不同的季节。俊爽的抒情性作家属于春季，热烈的浪漫型作家属于夏季，多愁的感伤型作家属于秋季，峭厉的讽刺型作家属于冬季。然而，路遥却很难被简单归类。他有春天的温暖，有夏天的热烈，有秋天的感伤，也不乏冬天的冷峻。也就是说，他以春夏的季节性特点为主，间杂着秋的沉郁，另外，还有一个更深隐的层面，即冬的冷厉。这属于冬天的叙事和修辞，就是反讽(irony)。 弗莱认为irony“适用于全然现实主义的内容，又与作者含而不露的态度显得很协调①。事实上，所有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叙事方式与修辞策略上，无妨风貌各异——既可“含而不露”，也可形诸颜色，但是，就其基本的精神姿态而言，都应该是反讽性的。毫无反讽精神的文学，既不是现实主义的，也不可能是伟大的。“反讽”就是“批判精神”的另一种表达。 作为一个以春夏为其主体类型的作家，路遥的叙事态度温暖而热情。他向不幸的人祝福，向高尚的人致敬。他赞美生活中的美好事物，鼓励那些陷入困顿的不幸者。这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个错觉：路遥是一个轻飘飘的“励志型作家”，而他的作品则是甜腻腻的“心灵鸡汤”。换句话说，人们会觉得他缺乏批判的自觉和勇气，缺乏反讽的锋芒和力量。 然而，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路遥的叙事，固然温和而中正，但绝非四平八稳、温温吞吞的那种。也就是说，在路遥的小说叙事中，始终都有一个启蒙和批判的维度，始终都有一个反思和反讽的空间。他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造成动荡和混乱、贫穷和愚昧的“极左”政治，指向农村的根深蒂固的保守意识，指向自私自利的生活态度和社会现象。他带着关切的焦虑，反思造成生活停滞和倒退的原因，寻求摆脱生存困境和道德困境的路径。 十几年前，我曾在一篇纪念路遥的文章中，批评他的写作是“宽容的同情多于无情的批判的写作”②。是的，尽管我们迫切需要鲁迅式的针砭，需要果戈理式的讽刺，需要马克·吐温式的戏谑，但是，路遥却无法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叙事和修辞。因为，决绝的批判，无情的嘲笑，犀利的讽刺，既不符合他的个性，也不是他擅长的风格。就其天性来看，路遥的性格中有幽默的因子，但是，缺乏那种纯粹的批判倾向和凌厉的讽刺意识。他的反讽更多的是一种直接的经验性反应，而不是纯粹基于理性自觉的思想性反应。王安忆提供的一个细节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1990年初春，王安忆结束陕北之行回上海，在为她饯行的晚宴上，路遥“发火了”：“不知怎么说起某些前辈经历一生沉浮，到末了却还放不下名与利这两件东西，为他们深表遗憾。说到此时，桌上有一位朋友，指着路遥、莫伸和我这些所谓青年作家说道，你们先别说这些话，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这样，这是自然规律，谁也过不去。我和莫伸听了这话，虽有异议却还能保持沉着应对的态度，不料路遥却陡地站了起来，说道：不，你说的不对，人和人不一样！那位朋友却坚执不移，连声说：就是这样的！路遥再一次对他说：人和人不一样。可他不听路遥说，路遥便去扯他的袖子，一定要他听，他说：人和人不一样，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怎么一样？那朋友就是不听路遥的，只是说：走着瞧吧！这一回路遥是真的动怒了，他恨不能立刻就证明自己，可是语言显得那么乏力。这是我唯一一次听路遥大声说话，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一句类似戏言的假设为什么会伤了路遥的心，他竟会如此激动，而他那句‘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的似乎有些辞不达意的辩白却叫我一直痛心着。”③ 路遥的这一通“发火”的话，无疑传达着丰富的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路遥小说叙事的内在成因和基本性质：对他来讲，苦难从来就不是“戏言”，所以，什么都可以拿来嘻嘻哈哈地调侃，但是，苦难，不能；同样，对他来讲，经历过“小时候没穿过裤子”的苦难，人和人就“不一样”，而由这“不一样”的人写出来的作品，也必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即使进入到写作领域，路遥也不会辜负自己所经历的那些苦难，不会为了“名利”二字而出卖自己的苦难；因而，苦难既是他自己精神升华的力量之源，也是他展开反讽的激情之源和经验之源，——苦难而屈辱的生活经历，赋予他的写作以深沉的苦难意识和切实的批判意识，也赋予他以超越自卑和怨尤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利他主义情怀。 当然，路遥的反讽不是“强性反讽”，而属于“弱性反讽”。在后一种反讽里，“作者的修辞目的更为隐蔽，不像强性反讽那样鲜明、强烈。这种反讽属于客观性的反讽，即作者通过对事象或人物行为和话语的相对客观的描写，来显示一种反讽性的意味。……它的反讽性意味是暧昧不彰的，需要经过反讽性阅读，才能被有效地识读出来”。④有必要指出的是，路遥的反讽却不总是客观性的，而多属主观性的，常常通过间接性的描写和议论性的话语表现出来；另外，他的反讽叙事也并不那么含混不清，闪烁其词，所以，解读起来也无须大费周章；他固然属于情感外向的抒情型作家，但是，却也有着很强的理性自制力，态度和缓，语调委婉，决不让自己的温情流于自怨自艾的多愁善感，也不让自己的不平凝结为坚硬而冰冷的恨世主义。 因为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委屈，路遥的内心深处，难免也有股子郁郁然不平之气，但他却善于将它凝聚为理性的意识，将它升华为一种感召的力量。他的反讽是一把温柔的剪刀，恰似二月的春风，并不那么尖利和猛烈，使人在吹面不寒的温暖中，感受到一种深沉的力量，看见了一种内敛的锋芒。 从“新时期”所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开始，到后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和《人生》，再到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反思意识和反讽意向，是一以贯之的。著名诗人和作家晓雷在《男儿有泪——路遥与谷溪》一文中评价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正面讨伐‘文化大革命’的长篇檄文，在当时的极左浪潮的思维定式中，振聋发聩”。⑤从《惊心动魄的一幕》开始，路遥的写作就热切地应和着时代的启蒙精神，大都具有自觉的反思和反讽精神。 路遥的自觉意义上的小说写作，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重要关头。只有锐意改革，生活才有未来和希望；只有站在“改革”的立场上，文学才是有使命感的文学。所以，路遥特别关心一个作家对待“改革”的态度。有时，他甚至担心那些生前背着沉重因袭的作家，如果活在改革开放时代，会不会继续执迷不悟地做“凡是派”。据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在实录柳青晚年生活的《九年日夜》中记载：“作家路遥就问过作协的老人：‘如果柳青活着，不知他是“改革派”还是“凡是派”？’”⑥作为坚定的“改革派”，路遥对“个人崇拜”的本质和后果，对“两个凡是”的荒谬，都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他的那些影响很大的小说，既是对改革的热情呼唤，也是对“极左”政治的深刻反思。他的反讽叙事，有着丰富的时代内容和历史内涵，本质上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 权力是路遥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主题。由于权力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所以，路遥总是注意从权力的角度观察人性和生活。这就需要作家确立一种具有启蒙性质的权力价值观。一个作家是不是站在“改革派”一边的优秀作家，首先要看他是不是能站在现代性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权力，是不是将“人民伦理”作为他展开叙事的稳定基础。像所有那些具有现代意识的启蒙主义作家一样，路遥反对将任何权力人物“神化”，反对将他塑造成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他把平凡的人民当作历史进程的主宰者，把平平常常的普通劳动者，摆放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最高的位置上。在他看来，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那些“伟人”固然也有贡献，但是，比较起来，人民的贡献才是主要的：“……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伟人们常常企图用纪念碑或纪念堂来使自己永世流芳。真正万古长青的却是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自身。是的，生活之树常青。”⑦ 在路遥看来，权力崇拜是一种落后而有害的价值观。对于人类生活来讲，最为重要的，不是追求权力和虚假的荣誉，而是像普通人那样，在平凡的劳动中高尚地生活。所以，他尖锐地批评那些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他们把追求权力当作生活的全部内容和最高目标；他们鄙夷寻常的生活，不愿做平凡的普通人，心心念念只想一件事，那就是，追求权力。对他们来讲，权力简直就是生命。为了当官，他们尔虞我诈，机关算尽。于是，路遥借田福军之口，严厉批评这种“争权夺利”的社会现象：“中国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可怕的损耗之中。”⑧即便是双水村“支书”这样的近乎芥豆之微的权力，也会让那些“官迷”们恋栈不已：“对田福堂这样的人来说，权力即便是象征性地存在，也是极其重要的。活着时，权力是最好的精神食粮；死去时，权力也是最好的‘安魂曲’。他害怕的是，他要眼睁睁看着把权力交到别人手里。不，他哪怕躺在这破碾盘上不再起来，双水村党支部书记的职位他决不放弃！哼，不管你们活得如何美气，如何红火热闹，但我仍然是管你们的！”⑨田福堂显然是“权力拜物教”的信徒和牺牲品。他之所以要拼命抓住权力不放，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就是为了体验“管你们”的快乐。这种错误的权力观和消极的政治心理，反映着“过渡时代”固有的狭隘性、落后性和复杂性。 腐败是权力的伴生物。权力越是缺乏制约，腐败越是严重。在路遥的反讽叙事里，权力腐败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人生》里的马占胜既可以为了巴结村干部高明楼，而把高加林从“民办教师”的岗位上赶下来，也可以为了巴结新上任的地区劳动局长高玉智，再把他的侄子高加林重新安排到县委“以工代干”，当起了宣传干事；《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卢若华自从当了教育局副局长，脾气就越来越大，做事也越来越出格——他竟然利用自己的权力，夺走了民办教师高广厚美丽的妻子刘丽英，又凶暴恣睢地毒打她，虐待她；而《平凡的世界》则告诉读者，即便在“文革”期间，权力腐败也并没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所禁绝。田福军等人在下基层的时候发现，就在很多农民都饥肠辘辘的时候，公社书记周文龙的农民父亲，却可以到公社的灶上大吃大喝： 他们进入灶房后，见两个炊事员正忙着揭蒸笼。房子里还有一个胖老头，不像是炊事员，穿一身干净的中式黑卡叽布棉衣，头上拢一条新白毛巾，正拿着个大瓷碗，把菜锅里的肉片子挑拣着往自己的碗里捞。 刘志祥悄悄对县上的两位领导说：“这是文龙的父亲……一个钱也不掏，常到公社灶上来吃饭，比在他家里都随便……” 两位县上的领导惊讶地看着这位穿黑棉衣的农民，心里都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愤慨。周文龙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却让自己的农民父亲一分钱也不出，在公社的锅里挑肥拣瘦地大吃二喝！ 那位穿黑棉袄的“太上皇”如入无人之境般挖了一大碗肉片子，又抓了三个白蒸馍，自大地连灶房里所有的人都不看一眼，就昂着头出去了。在周文龙的父亲看来，柳岔公社就是他儿子的天下，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⑩ 路遥的讽刺是很辛辣的。他通过生动的反讽性描写，揭示了“文革”时期权力腐败的一个突出特点：道德主张与道德行为相互脱节。像周文龙这样的人，一方面，反对和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面，却是自己肆无忌惮地搞特权腐败。路遥对周文龙父亲的心理和行为的反讽性描写，包含着极为深刻的心理内容和社会内容，显示出一种成熟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在丧失健全制度的前提下，行使权力常常沦为任性的施暴。因此，批判“文革”时代权力的暴力主义倾向，也是《平凡的世界》反讽叙事的一个特点。在“农业学大寨”的“大会战”工地上，公社书记周文龙用酷刑惩罚“违反纪律”的农民。在“劳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的“农业大会战”的工地上，农民一旦沦为被“劳教”对象，就会受到“劳改队”的捆绑和殴打。田福军亲眼目睹了农民“犯人”被暴力伤害的惨象： 老百姓七嘴八舌向这两个“青天”告状，说他们如何吃不饱饭；如何劳累——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夜战，睡觉时间只有四五个钟头，还又饿得睡不着！那些被释放的“犯人”更是像谢救命恩人一样扑到田福军和张有智跟前来，五十多个人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一边哭着，一边还挽起袖子让他俩看胳膊上绳子勒下的黑血印。这老汉说着哭着，一扑踏跪在了他俩的面前，慌得田福军和张有智赶紧扶起他，给老汉说了半天安慰话……田福军立即对公社几个领导指示：把农民带来的粗粮，在公社粮站换成好一点的粮食；再从集体储备粮里拿出一部分来补贴民工的伙食。另外，晚上夜战的时间要缩短；有病的民工也要及时给予治疗…… 在返回公社的路上，几个领导人谁也没说话。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从群众的情绪里，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农民目前对我们的许多政策是多么地不满意啊——岂止是不满意……(11) 为了阻止周文龙滥用权力，阻止他对“劳教农民”的虐害，在县委常委会上，田福军与庇护周文龙的冯世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冯世宽指责他犯了“路线问题”和“方向问题”的错误，认为这将影响原西县“保持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称号”，田福军则平静地回应道： “世宽，我们不能用棍棒和枪杆子来维持先进呀！” 冯世宽把送到唇边的茶杯又放在桌子上，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 另一位副主任马国雄立刻附和说：“文龙同志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革命嘛！” “革命就是把老百姓往死打吗？”张有智讥讽地对马国雄说。(12) 路遥的反讽已经超越了具体的事件，指向了那种虐民害物的政治观念体系，——它迷信“棍棒和枪杆子”，将一切都上升为“革命”，又简单地将“革命”等同于暴力，进而将暴力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到最后，便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把老百姓往死打”。 但是，即便在对权力进行反讽叙事的时候，路遥也没有失去分寸，也没有忽略乡村社会权力运作的复杂性。他精细而深刻地揭示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权力人物”身上的尚未泯灭的亲情和人情味。例如，孙玉厚因为女婿王满银被批斗，不愿参加村里的斗争会。他的弟弟玉亭又同情他，又怕他不去惹祸： “哥，你不敢这样。咱们是贫下中农，毛主席号召的事，咱怎能不积极哩？”玉亭劝他哥说。 “反正我不参加！我的气已经受够了！哪怕明天让我也劳教哩！” 玉厚说完，气恼地转过身就往回去。他心里烦乱，有什么心思站在公路上讨论这号事情哩！(13) 拒绝参加“毛主席号召的”斗争会，这可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更何况，他还说了“我的气已经受够了”这么出格的狠话。县里领导说“毛主席说阶级敌人无处不有处处有”，要他们村也抓“阶级敌人”出来。这让孙玉亭很为难：苦恼了老半天，还是怎么也想不出来谁是阶级敌人。他忽然想起他哥刚才说的那些反动话，倒是足够资格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接着，路遥这样写道：“他忍不住又为自己这个荒唐的想法逗得笑出声来了。不，他哥终究是他哥！别说他说了这么些话，就是再反动一点，他也不会出卖他的。哼，革命是革命，亲人是亲人！”(14)这个颇具经典性的反讽事象，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心理内容和反讽意味：一方面，路遥揭示出了孙玉亭的人性未泯而又略显狡狯的多重性格，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乡村社会的“亲情伦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斗争伦理”的不动声色的抵抗与消解，使人看到乡村社会权力运作的复杂样态。 总之，《平凡的世界》关于权力的反讽叙事，体现着路遥成熟的现实主义精神，显示着“新时期”文学的很可宝贵的启蒙自觉，当之无愧地代表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写作的重要成就和宝贵经验。 《平凡的世界》所叙写的，是中国社会转型最关键的十年(1975-1985)。在当代生活的这个严重脱序的时期，唯意志论的“极左”政治为害甚烈，给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这是一个由接近崩溃边缘的“动乱”状态，向正常状态艰难回归的时代。 极端的唯意志论，是“极左”政治的一个本质性特点。它缺乏科学精神和理性意识，无视现实条件的制约，抱着“人定胜天”的盲信，将人的能力无限夸大，甚至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愚昧口号。对历次严重的唯意志论运动及其后果的反思，是路遥小说叙事的重要主题。在《平凡的世界》里，他将现实看作历史的延伸和结果，试图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揭示现实困境形成的唯意志论原因： 有时候，现实生活中某些引起社会强烈震动的突发性事件，往往是历史所发出的回声。为了探寻此类事件的起因，我们常常不得不回过头从遥远的过去说起……二十五年前，也就是那个有名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陆。从群众运动的规模来看，简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那时间，浪漫主义进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生活。为了“超英赶美”，把国家富强的标志钢铁产量搞上去，人们连吃的锅也砸了，用砍倒的树木代替焦炭，大炼钢铁。中国大地火光熊熊，其非凡气势令全世界瞠目。其结果把一点好钢好铁也炼成了废钢烂铁。 与此同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争抢着大放“卫星”——自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卫星”一词就成了“超级成就”的代名词。在农村，某地亩产刚宣布超过五千斤，另一地的“卫星”立刻放到亩产一万斤。报纸每天都用套红大标题庄严地报道这些弥天大谎。记得笔者那时刚上小学，为了使本村亩产成为全公社之最，曾在秋夜时跟随大人们把其他地里割倒的庄稼，偷偷集中背运到一小块地里。新成立的人民公社领导人来这里装聋作哑目测了“亩产”，就厚颜无耻地向县上“如实”做了汇报，从而使我们村和我们乡分别获得了县上奖励的两块丈二长的大红绸锦旗……放“卫星”已使全国处于谵妄状态。连作家协会的某位老诗人也拍着胸膛吼叫说，他要在一九五九年就把荷马踩倒在脚下！全国都实行了“食堂”制，人们“各取所需”，随吃随拿，喜气洋洋地踏进了光辉的“共产主义社会”。不过，据说上层还在争论：是先让“老大哥”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呢，还是我国先宣布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当然，“结论”还没有得出，中国不久就进入了骇人听闻的三年困难时期……在以后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据说发动这场“运动”的毛泽东主席做了检查。遗憾的是，这位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老人，并没有记取这个教训……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导致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混乱，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就在那个大跃进年头，离省城六十公里的某地区，决心放一颗大“卫星”：在位于中部平原和南部峻岭间的黑龙河上，修建本省最大的水库。其气势之大，令人咋舌。全区动用了两万民工，费时一年零四个月，动用一千万方土，在这个浅山区修起了占地一万二千亩的“跃进”水库。水库要淹没许多村庄，牵扯两个公社的几千人口。于是，只能把这些人撤出，另寻安插之地。 ……当时这些人迁徙他乡的场面十分悲惨。几千人哭声恸地，喊声震天。是啊，这里是他们不知生息了多少辈的故土；现在，他们自己连同祖先的骨头都要搬到一个陌生而荒僻的地方了。不久，这里的一切将要永远地埋葬于深水之下！(15) 之所以不避絮烦之讥，引了如此长一段文字，就是想象别林斯基在评论柯尔卓夫那样(16)，以有血有肉的方式，以实证和直观的方式，说明路遥对唯意志论政治进行反讽的特点——坦率，直接，尖锐。在这段议论性的话语中，路遥站在人民伦理的立场，直言无隐地批评那些巨大灾难。由于“大跃进”和“文革”等规模巨大、气势磅礴的唯意志论的群众运动，都具有不切实际、不计后果的非理性特点，所以，它们必然“使全国处于谵妄状态”“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任何不智行为，都具有夸张而可笑的喜剧色彩。路遥以满含讽意的语言，揭示了“大跃进”和“文革”等非理性运动的闹剧性质：诗人发疯了，“作家协会的某位老诗人也拍着胸膛吼叫说，他要在一九五九年就把荷马踩倒在脚下”；共产主义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于是，“人们‘各取所需’，随吃随拿，喜气洋洋地踏进了光辉的‘共产主义社会’”，而“高层”的领导，则为“是先让‘老大哥’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呢，还是我国先宣布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而发生了“争论”。作者直接以“笔者”身份介入，直下褒贬，用不遮不掩的措辞表达了作者的坦率而痛切的情感态度；“两块丈二长的大红绸锦旗”以及“中国大地火光熊熊，其非凡气势令全世界瞠目”等话语，显然包含着昭昭明甚的反讽意味，显示出作者对以“大跃进”等“极左”运动的彻底否定的态度。最后一段文字中的“几千人哭声恸地，喊声震天”等话语，则以含着同情的写实性画面，强化了作品的反讽效果，使人感受了杜甫《石壕吏》《兵车行》《无家别》等伟大诗篇中的人道主义情怀。 由于其不切实际的主观性，唯意志论必然造成形式主义的泛滥。自“合作化运动”，到“大跃进”，再到“农业学大寨”，一种大轰大嗡的形式主义集体化劳动方式，就成了农村普遍实行的社会动员模式。因其强制性和盲目性，它必然造成劳动力的巨大浪费。所以，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对它多有尖锐的批评： 我们姑且不谈论这些行为的实际价值，或者是否通过这种手段就可以改变中国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仅就这种倒山改河的气势，你也不能不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劳动精神而赞叹。当你看见他们像蚂蚁啃骨头似的，把一座座大山啃掉；或者像做花卷馍一样把梯田从山脚一直盘到山顶的时候；当你看见他们把一道道河流整个地改变方向，如同把一条条巨龙从几千年几万年甚至亘古未变的老地方牵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怎能不为这千千万万的“愚公”而深受感动呢？而且应当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这样的壮举啊！他们有时一个人一天吃不到一斤粮食，更不要说肉了；拿着和古代老祖先们差不多的原始工具，单衣薄裳，靠自己的体温和汗水来抵御寒冷……就这样，一锨锨一镢镢地倒腾着山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劳动人民！他们曾经修建起雄伟的万里长城，凿通横贯南北的大运河……今天，他们饿着肚子，又气壮如虹地宣称，他们要把“地球戳个大窟窿”……(17) 在这段议论性的话语里，路遥对唯意志论影响下的形式主义和群众运动式的劳动组织形式，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反讽：你看，它除了有“气势”，除了显得像“壮举”，除了能让人对劳动者的精神产生“赞叹”和“感动”，就没有别的什么可称道的地方了，而“他们饿着肚子，又气壮如虹地宣称，他们要把‘地球戳个大窟窿’”一语，则彻底地解构了所谓“气势”和“壮举”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而使自己的议论成为清人邵晋涵在《史记提要》中所说的“文予实不予”(18)的反讽性话语。 双水村“战天斗地”修起的大坝落成后，孙玉亭用镢头在坝面上刻了“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两句话，结果，大坝很快就被哭咽河里的洪水冲垮了，大坝豁口的两边，只剩下“高峡”和“无恙”四个字，“似乎是专门留下来嘲笑福堂和玉亭的”(19)。 是的，嘲笑，在对“唯意志论”心理和行为进行反讽的时候，路遥的态度就是嘲笑的。他不遮不掩地嘲笑它的愚昧无知、志大才疏和一事无成。 尊严是人特有的精神体验和心理需求。没有尊严的生活是悲惨的，甚至是无价值的。人的所有参与性的社会行为，都有一个内在的目的，那就是获得做人的尊严，就是为了让自己无论在别人眼里，还是在自己心目中，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一个健全的理性社会，必然是尊重人的个性特点和选择自由的社会，也是努力让所有人都活得有尊严的社会。 然而，在《平凡的世界》里，耻辱是一种经常性的精神体验。许多人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阶层，所过的却是一种缺乏尊严的生活——贫困和饥饿使人丧失尊严；肉体惩罚使人丧失尊严；恐吓与威胁使人丧失尊严。 路遥不仅有正视贫困、饥饿等耻辱体验的勇气，也有将这耻辱生活叙写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平凡的世界》所写的黄土高原，贫穷是普遍而严重的：“缺吃少穿是普遍现象。有些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衣服都不能遮住羞丑。一些很容易治愈的常见病长期折磨着人；严重一些的病人就睡在不铺席片的光土炕上等死。晚上很少有点起灯的家户；天一黑，人们就封门闭户睡了觉。野狼如入无人之境，跳进羊圈任意啃咬，也没人敢出来打撵——据说这里的狼早不把人放在眼里了。没有什么人洗脸，更不要说其他方面的卫生条件了。大部分人家除过一点维持活命的东西外，几乎都一贫如洗。有的家户穷得连盐都吃不起，就在厕所的墙根下扫些观音土调进饭里……”(20)贫穷使人的尊严扫地以尽，荡然无存。路遥以沉郁而充满概括力的文字，叙写了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境遇。他的叙事和描写，恫瘝在抱，令人震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中，如此真实而沉痛的现实主义叙事和描写，似乎并不多见。 饥饿是路遥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主题。在普遍贫穷的境况下，饥饿这个“强大的敌人”如影随形。饥饿既是一种可怕的肉体痛苦，也是一种使人丧失尊严的精神痛苦；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最可怕的灾难和噩梦，也是路遥自己的痛苦经验的一部分：“对于黄土高原千千万万的农民来说，他们每天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真正强大的敌人：饥饿。生产队一年打下的那点粮食，‘兼顾’了国家和集体以外，到社员头上就实在没有多少了。试想一想，一个满年出山的庄稼人，一天还不能平均到一斤口粮，叫他们怎样活下去呢？有更为可怜的地方，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才有几十斤，人们就只能出去讨吃要饭了……”(21)在《在困难的日子里》，路遥就曾写过饥饿对中学生马建强的折磨。到了《平凡的世界》，他的饥饿叙事，不仅更加细致和深入，而且还充满了尖锐的反讽锋芒。在原西县中学的食堂里，食分三等，人亦如之，孙少平只吃得起最低一等的饭菜，也属于最低一等的人。这让他深受伤害，备感屈辱： 孙少平上这学实在是太艰难了。像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馍。以前他听父亲说过，旧社会地主喂牲口都不用高粱——这是一种最没营养的粮食。可是就这高粱面他现在也并不充足。按他的饭量，他一顿至少需要四五个这样的黑家伙。现在这一点吃食只是不至于把人饿死罢了。如果整天坐在教室里还勉强能撑得住，可这年头“开门办学”，学生们除过一群一伙东跑西颠学工学农外，在学校里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至于说到学习，其实根本就没有课本，都是地区发的油印教材，课堂上主要是念报纸上的社论。开学这些天来，还没正经地上过什么课，全班天天在教室里学习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然发言的大部分是城里的学生，乡里来的除过个别胆大的外，还没人敢说话。 ……但是对孙少平来说，这些也许都还能忍受。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他已经十七岁了，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活得尊严。他并不奢望有城里学生那样优越的条件，只是希望能像大部分乡里来的学生一样就心满意足了。(22) 这段叙述蕴蓄着明显的反讽性意味。作者通过“对照”这一修辞方式，来获致反讽的效果。首先是内与外的对照：作者的笔触既向内指向孙少平的内心经验，也向外指向外部的残缺的社会生活；其次是“新”与“旧”的对照、切实的“饥饿”与虚妄的“宣传”的对照——通过“新社会”与“旧社会”的对照，作者尖锐地批评了农民生活条件的恶化和生活水平的下降；通过肉体的饥饿与学校教育的混乱和政治学习的荒谬的对照，他尖锐地批评了“极左”政治脱离实际的严重问题。最后一段对孙少平的自尊心受伤害的间接化的“心理描写”，则更进一步强化了对“极左”政治的反讽。这种屈辱感和自卑记忆，使得孙少平内心有一个强烈的近乎“雪耻”性质的梦想和愿望：在双水村为父亲箍几孔新窑。他说，“我是在那里长大的，贫困和屈辱给我内心留下的创伤太深重了”，而箍新窑则意味着“实现一个梦想，创造一个历史，建立一座纪念塔。瞧吧，我父亲在双水村这个乱纷纷的‘共和国’里，将会是怎样一副自豪体面的神态！是的，我二十年来目睹了父亲在村中活得如何屈辱。……我要让他挺着胸脯站到双水村众人的面前！我甚至要让他晚年活得像旧社会的地主一样，穿一件黑缎棉袄，拿一根玛瑙嘴的长烟袋，在双水村的‘闲话中心’大声地说着闲话，唾沫星子溅别人一脸！”(23)孙少平的这段话充满反讽的张力：他将双水村夸张地比作“乱纷纷的‘共和国’”，将“旧社会”地主的生活，当作自己在“新时代”追求的理想，无论如何，这都在客观上给人一种异样而别扭的感觉，都让人的审美味蕾体尝到了反讽的辛辣。 除了贫穷和饥饿，强制性的劳动和严酷的惩罚，也极大地降低了人们的尊严感。在“文革”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农民受到的惩罚尤其严厉。这给那些无辜者带来严重的人格羞辱和精神伤害：“被‘劳教’的人不给记工分，自带口粮、被褥，而且每天要干最重的活：用架子车送土。一般四个‘好人’装，一个‘坏人’推；推土的时候还要跑，使得这些‘阶级敌人’没有任何歇息的空子。最使这些人难堪的是，在给他们装土的四个人中间，就安排一个自己的亲属。折磨本人不算，还要折磨他的亲人，不光折磨肉体，还要折磨精神。”(24)王满银仅仅因为卖老鼠药，就被全副武装的“民兵小分队”押解到工地上强行劳教，而他的岳父孙玉厚，也被拉来接受“羞辱”和惩罚。这给善良厚道的孙玉厚带来极大的痛苦：“这时候，孙玉厚已经痛苦得有些麻木了。当知道不成器的女婿被拉到工地上‘劳教’，并且污辱性地让他来给王满银装土的时候，孙玉厚老汉恨这地上为什么不马上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呢？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够了。从一生下到现在，五十二年来，他没有过几天快活日子。他之所以还活着，不是指望自己今生一世享什么福，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几个子女。只要儿女们能活得好一些，他受罪一辈子也心甘情愿。他是个没本事的农民，不可能让孩子们在这世界上生活得更体面。他只是拼老命挣扎，让后人们像一般庄稼人那样不缺吃少穿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这年头，他在这土地上都快把自己的血汗洒干了，家里的光景还是像筛子一样到处是窟窿眼。两个小点的娃娃硬撑着上学，烂衣薄裳，少吃没喝，在学堂里遭白眼，受委屈。”(25)通过这段伤心动情的文字，路遥将一个普通农民的辛酸与泪水，将他们内心的无望和尊严感的匮乏，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说，在可怕的贫困状态下，饥饿使农民的尊严荡然无存，那么，在阶级歧视的严酷环境里，“阶级敌人”的境遇就更加悲惨。在很长的时段里，“阶级斗争”被推向极端，被赋予了绝对的正当性，而阶级歧视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无论何人，一旦被主观地定性为“剥削阶级”，被妖魔化为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就会被打入“另册”，就会失去最基本的公民权，失去上大学、招工、参军和提干等重要权利。路遥站在历史和人类的高度，强调作品的“永恒性”和“生命力”，这样就克服了仅仅局限于某一立场、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域的文学的狭隘性：“把历史的角度放进去，从人类的整个发展去考虑，就有了永恒，作品的生命力就更强了。”(26)在《平凡的世界》里，路遥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强调对所有人的平等的爱和同情。他说：“如果我们是善良的，我们就会普遍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难。”(27)他怀着同情写到了阶级歧视带给郝红梅的自卑感，她“从小在担惊受怕中长大。……他父亲是地主的儿子，她是地主的孙子。在现在的概念中，这和地主本人并没有多大的差别”。(28)她的因政治歧视而来的自卑，与孙少平的因贫穷而产生的自卑，本质上属于同一种不幸和痛苦，所以，孙少平同情她，甚至爱上了她。路遥还以同情的态度，写到了地主金光亮一家长期被歧视的屈辱感和恐惧感。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他们的孩子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参军了，终于当上了光荣的“人民子弟兵”：“前地主的大儿子挺胸凸肚，迈着雄壮的步伐，专门往村中各处闲话中心的热闹处走；那神气就像他本人已经成了解放军。他见人就发烟，心满意足地接受村民们的恭维和道喜。受了多少年的冷落，金光亮现在要借此机会去寻找人们的尊重。唉，几十年经受的过分对待，看来把这人弄得有点不正常了。瞧他！尊严和荣耀得几乎到了滑稽的地步……”(29)但是，参了军的地主的孙辈金二锤，却仍然心有余悸，不敢上祖坟“报喜”：“临近中午的时候，在小学后面金家祖坟那里，金光亮一个人跪在老地主的坟前，哭丧着脸开始了他的祭祖仪式。与此同时，他的儿子不听家人的劝说，强行骑着他二爸的自行车，提前回了原西县武装部。几天来弥漫在这一大家人中的欢乐情绪顿时烟消云散，而重新被一种不愉快的气氛笼罩了……”(30)在这细致而温情的叙事里，既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社会内容，也显示着作家自己对生活严肃的观察和思考，对不幸者的人道主义的同情态度。 总之，路遥通过写作捍卫每一个人的平等和尊严。他固然将更多的同情投向底层的人们，投向那些为了生存和尊严而艰难挣扎和艰苦奋斗的劳动者，但是，他在人格和情感的意义上尊重一切人，体恤一切人，从来不用“阶级”的眼光来看人，内心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仇富的原始冲动。就此而言，他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精神更健全，比柳青的情感世界更博大。 尊严与自由同体共生。尊严是自由的体现，自由是尊严的前提。按照哈耶克的界定，“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一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人的意志(他凭借专断决定可以强制他人以某种具体方式作为或不作为)的状态形成对照。经常用以描述这种自由状态的古老说法，因而亦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independence of the arbitrary will of another)'”。(31)无自由者无尊严。没有自由，人类的生活，就不可能是积极和健全的。因此，自由就是路遥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他的《平凡的世界》的深隐而重要的主题。 路遥赞美劳动。他回答一位提问者说：“我最爱劳动者，最恨不劳而获的人。”(32)对于农民阶层来讲，劳动是立身之本，而最为重要的自由，首先就是劳动的自由。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的能力，体验自己的价值和尊严。积极性质的劳动以自由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劳动对象和劳动方式的时候，他的劳动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劳动，才能给自己带来成就感和尊严感。相反，一切被强制的劳动，都是消极性质的劳动，本质上是一种惩罚，——它意味着对外在力量的被动服从，意味着对人格的严重羞辱。然而，很长时间里，中国农民的劳动和生活，却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不能自己种自己想种的庄稼，不能养自己想养的家畜。孙少安仅仅因为将一些边边角角的闲地分给“社员”做活命的自留地，就被在大会上批斗和羞辱。农民被强制性地组织起来，按照统一的计划集体劳动，其结果就是，“被强制的人失去了运用其智慧来选择自己的手段和目的的能力。他成了他服从其意志的那个人的工具”。(33)路遥怀着深深的同情，为这些失去劳动自由的农民辩护。 在包括“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文革”等一系列运动中，不现实的农业政策与不合理的行政干涉，不仅使农民失去了迁徙和就业的自由，也失去了劳动和生活的自主权，其结果，就是使整个农村社会陷入极端封闭、贫穷和愚昧的落后状况。农民迫切需要自由，迫切需要劳动的自由和生活的自由。孙少安从小就过着穷苦日子，到了恋爱的年龄，既不能与从小就彼此倾心的润叶相爱，又感受不到做人的“自由”：“痛苦，烦恼，迷茫，他的内心像洪水一般泛滥。一切都太苦了，太沉重了，他简直不能再承受如此的重压。他从孩子的时候就成了大人。他今年才二十三岁，但他感觉自己已经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没吃过几顿好饭，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度过一天快乐的日子，更不能像别人一样甜蜜地接受女人的抚爱……什么时候才能过几天轻松日子？人啊！有时候比不上飞禽走兽，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在地上走……”(34)像“什么时候才能过几天轻松日子”和“有时候比不上飞禽走兽”这样的怨愤之词，确实如曾镇南所说，是“一种呼喊着‘生活不应该这样’的愤激的抗议，像地壳中的熔岩一样沸腾着”。(35)所以，当田福军问孙少安：“现在农村人连肚子都填不饱，少安，你看这问题怎解决好？”少安就照他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回答说：“上面其他事都可以管，但最好在种庄稼的事上不要管老百姓。让农民自己种，这问题就好办。农民就是一辈子专种庄稼的嘛！但好象他们现在不会种地了，上上下下都指拨他们，规定这，规定那，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农民的手脚被捆得死死的。其他事我还不敢想，但眼下对农民种地不要指手画脚，就会好些的……”(36)孙少安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农民迫切需要劳动的自由；只要把劳动的自由还给农民，问题就全都解决了。 这些问题和道理，田福军当然也了解和懂得。他清楚地知道，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之所以到了如此困窘、如此悲惨的境地，就是因为他们的劳动自由受到了限制。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实行“责任制”，把劳动的自由还给农民： 他想了一下，说：“最紧迫最重要的当然是农村的问题。照我看，第一步应该普遍推行联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有些地方甚至不妨包产到户。这些方法已经在四川和安徽有了先例，据说非常成功。既然人家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果实践证明落后山区包产到户更好一些，那么生产责任制也可以主要以这种形式搞……” “可是，集体生产方式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如何体现？”石钟插话问田福军。老石的口气似乎不是反对他的看法，而是想让他把自己的意见论证得更有力一些。 田福军冲口说：“奴隶社会也是集体生产！” 乔伯年和石钟都笑了。(37) 田福军用“奴隶社会也是集体生产”一语，否定了那种完全不合理的“集体生产”方式，因为它不仅严重剥夺了农民的劳动自由，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事实证明，一旦实行“承包责任制”，一旦让农民获得劳动的自由，他们就可以创造奇迹。你看，仅仅两个月，他们就把自己的庄稼地经营得有模有样了：“秋庄稼一眨眼就增添了多少成色！庄稼人不是在地里种庄稼，而是像抚育自己的娃娃。最使大伙畅快的是，农活忙完，人就自由了，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不必像生产队那样，一年四季把手脚捆在土地上，一天一天磨洋工，混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庄稼人也愿意活得自由啊！谁愿意一年到头牛马般劳动而一无所获呢？人们在土地上付出血汗和艰辛，那是应该收获欢乐和幸福，而不是收获忧虑和苦痛的……”(38)在这段话里，“自由”一词，凡两见，借此，路遥将农民对自由和幸福的渴望，将自己对农民的同情，真诚而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其实，在《平凡的世界》的叙事语境里，自由的匮乏是普遍的，而非局部的。生活自由受到干涉和侵扰的不只是农民，城市的青年人也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由于缺乏“群己权界”和“公私权界”的现代意识，长期以来，公权力肆无忌惮地介入私人生活，严重干涉私人生活。就连公民个人的着装、发型等细小的事情，都会受到公权力的干涉。进入社会转型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这种干涉曾一度非常严重。地区公安处一位叫阎生华的副处长，找到地委书记田福军，向他谈起了他自己有关精神文明的“想法”： 他说：“近来，外面的坏风气传到黄原不少。比如，现在街上留长头发的青年越来越多，流里流气的，许多老同志都看不惯。我在处里是分管治安的，因此，我想派些人到街上去，劝说这些青年把头发剪短一些。咱们也不强迫！只是做说服工作……” 田福军惊讶地张开嘴巴，将这位副处长看了大半天，才说：“你再没个干的了？管这些事干啥嘛！头发长短和你公安处有何关系？精神文明不文明，其标志就是头发长短吗？老弟呀，现在都是我们这些短头发的人掌权；要是有一天留长头发的人掌了权，说我们这些留短头发的人不文明，不留长发不准许我们上街，我们该怎么办？人家留长头发，我们好办，拿剪子一剪就行了，可到时我们的短头发要往长留，那可是得一些日子啰！” ……阎生华走后，田福军想笑，又笑不出来，反而陷入了长久的深思之中。是呀，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造成了人的意识的落后。瞧，我们的生华同志竟然把“精神文明”搞到了何种程度！(39) 田福军站在尊重个人权利的现代立场，认为这种干涉是越界的，不文明的。留什么样的发型，完全是个人自由，他人是无权干涉的。这种对私人生活自由的粗暴干涉，压根就不是什么“精神文明”，而是截然相反的东西。路遥将反讽的锋芒指向越界干涉公民日常生活自由的“人的意识的落后”。 崇智主义是路遥的小说叙事在价值立场和主题建构上的一个鲜明特点。路遥的叙事有一个明确的现代性指向，那就是肯定知识的价值。知识使人们的生活更开放、更健全，也使人们的心智和人格更成熟。路遥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大都热爱读书，大都尊重知识。他们通过阅读改变了自己的内心生活。《人生》中的高加林是热爱读书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马建强是喜欢读书的——即便买不起，也要“立在书店里翻一翻”(40)，《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和田晓霞是热爱读书的，甚至在《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高中生卢若琴也因为读了《居里夫人传》，而形成了对生活的“坚定认识”(41)。在路遥看来，文明而美好的生活，首先是有知识的生活，是具有良好文化教养的生活。 知识意味着理解和认识生活的能力，意味着对生活有更高的愿望和诉求，意味着对世界和未来有更丰富的想象和更美好的憧憬。孙少平就因为有知识，才产生了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也因这向往，而焦虑，而痛苦： 谁让你读了那么些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个大世界……如果你从小就在这个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现在就会和众乡亲抱同一理想：经过几年的辛劳，像大哥一样娶个满意的媳妇，生个胖儿子，加上你的体魄一会成为一名相当出色的庄稼人。 不幸的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思考的太多了，因此才有了这种不能为周围人所理解的苦恼……既然周围的人不能理解他的苦恼，少平也就不会把自己的苦恼表现出来。在日常生活中，他尽量要求自己用现实主义态度来对待一切。 毫无疑问，对孙少平来说，在学校教书和在山里劳动，这差别还是很大的。当老师不必忍受体力劳动的熬苦，而且还有时间读书看报……虽说身在双水村，但他的精神可以自由地生活在一个广大的天地里。如今，从早到晚天天得出山，再也没有什么消闲的时光看任何书报了。一整天在山里挣命，肉体的熬苦使精神时常处于麻痹状态——有时干脆把思维完全“关闭”了。晚上回到家里，唯一的向往就是倒在土炕上睡觉，连胡思乱想的工夫都没有。一个有文化有知识而爱思考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那痛苦是无法言语的。(42) 知识带给他阅读和思考的快乐。知识极大地拓宽了他的生活边界，给他的精神带来自由感和充实感，但是，也带给孙少平不被人理解的苦恼。路遥尖锐而深刻地揭示了理想生活与现实生活在他内心的冲突，揭示了有知识的人与无知识的环境的冲突。路遥没有站在封闭而狭隘的民粹主义立场，诅咒知识，嘲笑孙少平。在他看来，即使因为知识而痛苦，那也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痛苦，也是一种充满内在意义的痛苦。 由于路遥站在坚定的“崇智主义”立场，所以，《平凡的世界》的另一个反讽性的主题建构，就是尖锐地批评“文革”的愚昧的“反智主义”。 “文革”用“封资修”这样一个概念，否定了古今中外的几乎全部人类知识。“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是这个时代贬低知识的最流行的口号。老师被打成了灰头土脸的“臭老九”，学生则“停课闹革命”“破四旧”“大串联”“反潮流”“交白卷”。从1966年至1976年，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招考取消，高校停办，正常的教学秩序，全都被打乱了。到最后，索性将2000多万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青年”赶到农村，接受同样没有多少知识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43)。在这样的时代，孙少平虽然特别爱读书，但是，却没有读书的环境和条件。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才有了读书的机会。他对来看他的晓霞说，自己准备考技校：“晓霞走后不久，他就满怀着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激情，四处奔波着，终于找全了过去高中时的数、理、化课本和一些参考书。尽管这是复习过去的功课，但和从头学没什么区别。我们知道，他们上学的时候，基本没有学什么文化，大部分时间都搞了‘革命’。整整一代人知识素质的低落，也许是文化革命最为严重的后果。教育的断层造成当今国家中生代人才的断层。其消极痕迹，到处斑驳可见。而迅猛发展的生活进程又对人的知识提出了严厉的要求。被贻误了的一代只能痛苦地在以下二者中选择：要么被生活淘汰；要么走‘在职进修’的道路。”(44)“整整一代人知识素质的低落”“被贻误了的一代”“国家中生代人才的断层”等话语，充分说明了路遥的这样一个认知：“文革”不仅是一场政治灾难和经济灾难，还是一场文化灾难和教育灾难。 路遥不仅批评了“极左”政治对学校教育的破坏，而且，还以生动的反讽性描写，揭示了它在全社会营造出来的一种反智主义的文化氛围： 他二爸走到他面前，扬了扬手中的报纸说：“我正忙着准备政治夜校的学习哩！你大概知道了，《人民日报》八月三十一日发表了评《水浒》的重要文章。我刚从公社开会回来，上面号召要在政治夜校好好组织批判哩……” 少安说：“我不知道这些事。批《水浒》的什么哩？” 他二爸胸脯一挺，说：“嘿，毛主席都发指示了！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少安心烦意乱，不愿听他二爸背诵毛主席语录，说他要去找一下金俊武，就准备走了。但他二爸突然又有点忧伤地说：“……唉！我们也应该请秀莲和你到我们家吃一顿饭，这是老乡俗……可你知道我家里的那个烂坛场！夏天分的一点麦子都叫你二妈在石圪节粮站换成了粮票，说公社通知让她下一批去参观大寨……” 少安听他说这话，心里倒对这个他厌烦的长辈产生了怜悯之情。他以为二爸只热心革命，把人情世故都忘了。想不到他还记着这个乡规。 少安也知道他二爸说的是实情。他对二爸说：“我知道你的难处。按乡俗，你不请秀莲吃饭，村里人会笑话的……这样吧，我把我家的白面拿一升，给你送过去。白天怕村里人看见不好，我今晚上给你送过去……” 这位恓惶的“革命家”只好默认了侄儿的馈赠。(45) 所谓“政治夜校”不仅与正常的学校教育和知识传授毫无关系，而且还成了某些“积极分子”进行“宣传”、展开“斗争”的舞台。那些组织人们学习的人，自己对所学的内容，本来就缺乏认知和批判的能力，所以，只能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孙少安的二爸孙玉亭虽然“学习”积极性很高，但却并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独立见解，仅仅满足于接受被灌输的信息，陶醉于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学习”。然而，讽刺的是，这样的“学习”不仅没有增进他的文化知识，而且，也无助于改变他的物质生活，——他竟然连请侄媳妇吃饭的能力都没有。所以，他的“学习”开始令少安“心烦意乱”，最后，又让他对这个他厌烦的长辈“产生了怜悯之情”。这里的反讽，是一个能指极为复杂的结构，包含着路遥对人物的含着同情的批评态度。 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陶醉于一时的成功。他的目标总是在远方。他的生活总是在路上。所以，在完成了对“极左”时代的“反智主义”等现象的反讽叙事之后，路遥就开始酝酿更大的小说写作计划。他绝不会让自己的现实主义的反讽叙事，始终停留在《平凡的世界》的水准上。他把这部作品当做一个阶段的终结。他已经有了很多成形的写作计划。 他准备将自己的小说写作的推向更深广的生活领域和历史空间，准备更深刻地叙写底层人的生活苦难。他要为死于贫困和饥饿的妹妹和一棵老树写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题目就叫《生命树》。 他准备通过小说写作来反思和揭示更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晓雷回忆说，“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雪崩式的解体，使他难以成寐，彻夜与我长谈，他由此而联想到他所熟悉的陕北某城几个老干部家庭的崩溃，他在发出探微，由几个家庭探寻大千世界的奥秘，探寻其中的规律，计划写部较大规模的长篇，题目叫作《崩溃》”。 他准备用十年时间写十年“文化大革命”，“书名就叫《十年》，写他100万字，把上至中央的斗争与下至基层群众的斗争，把城市的斗争和农村的斗争，穿插交织起来，写出属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判断和剖析……我能感觉到，此刻的路遥，也不是写《平凡的世界》的路遥，他对社会和世界的思索，他对艺术本体的探求，已经远为深邃和宏阔”了。(46) 在《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之后，路遥曾当着谷溪的面，自言自语地说过这样一段话：“一切都已经在昨天结束了。我想未来我写作的精神自由度会更大一些。这个奖与其说是一种收获，还不如说是一种解脱。对作家来说，所谓现实，同时也就是未来，也就是历史，因此，必须有更深度的思想，才有可能进入真正有价值的劳动。”(47)他准备彻底摆脱种种的外在羁绊，准备在更自由的意义上展开自己的写作。怎奈天不假年，使他赍志而殁。 在短篇小说《沉重的时刻》中，托马斯·曼极为深刻地叙写了席勒陷入创作困境的精神痛苦。席勒对自己的创作并不满意，但他这样安慰自己：“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路遥很喜欢这段话，几次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事实上，他也完成了自己的文学使命。作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成就，他的《平凡的世界》包含着许多有待我们深入开掘的叙事经验，而反讽就是这经验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样一点：路遥的这部巨著，不仅充满温暖的道德诗意，而且还具有严肃的反思精神和率直的反讽精神，——在一个“世极迍邅”的转型时代，在作家的写作普遍“词意夷泰”的困境里，路遥的充满责任感、现实感和力量感的反讽叙事，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特别值得我们珍惜和吸纳。 2015年7月3日，北京平西王府 ①[加拿大]诺思罗普·弗莱：《批判的解剖》，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25页。 ②李建军：《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另见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③(46)(47)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165页，第176页，第31页。 ④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0页。 ⑤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第24页；关于《惊心动魄的一幕》，晓雷在《故人长绝——路遥离去的时刻》中回忆说：“我们在共同商量这作品的题目，似乎叫作《牺牲》，意思是表面写一位县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中牺牲了，实际深意表明不仅这位县委书记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而且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同样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我认为这是诗意，而关于诗意，是我们最为感兴趣的问题了。不知什么原因，《牺牲》发表时被改为《惊心动魄的一幕》，并且获了全国奖，但我至今仍然以为《牺牲》是更为理想的题目。也许，因为这个题目连系着我与路遥那一段永远难忘的交往。”(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第175页) ⑥刘可风：《九年日夜》，未刊稿。 ⑦⑨(15)(23)(39)(44)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第112页，第226-227页，第73页，第221页，第126页。 ⑧(19)(27)(29)(37)(38)(42)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第43页，第280页，第73页，第26页，第51-52页，第90-91页。 ⑩(11)(12)(13)(17)(20)(21)(22)(24)(25)(28)(30)(34)(36)(45)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第250-251页，第257页，第51页，第244页第348-349页，第121页，第7-8页，第30页，第34页，第128页，第75-76页，第172-173页，第108页，第225页。 (14)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56页；在公社组织的批判侄子孙少安等五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产队长的大会上，他也决意不在批判稿中写上侄子的名字(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168—169页)。 (16)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六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327页。 (18)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26)路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31)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页。 (32)陈思广：《理解路遥——重读〈路遥文集〉》，《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五期。 (33)雷蒙·阿隆：《论自由》，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35)曾镇南：《现实主义的新创获——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小说评论》1987年第三期；另见李建军、邢小利编：《路遥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40)路遥：《路遥全集·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80页。 (41)路遥：《路遥全集·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 (43)据网上“马鸣风萧萧团队fxrxwh”提供的信息，自1967年至1977年，共有两千多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和学校到农村劳动，具体数字是：1967年——40万人；1968年——199.68万人；1969年到1970年——573万人；1971年——140万人；1972年——67万人；1973年——89万人；1974年到1976年——809万人；1977年在大批知青招生、招工、参军、病退的同时，还有171万人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