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角色的定义和变化———种动态分析框架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框架论文,角色论文,定义论文,动态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外政策分析的角色理论是国际政治理论谱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角色理论中，国际角色(national role)是一个核心概念，研究者们认为，国际角色“具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去调和不同的分析层次并提供考量国际和国内变量相互作用的分析手段”，① 能够把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层面上的因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对它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国家的自我认知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追求。也就是说，国际角色是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外交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
本文通过详细考察国际角色的国内和国际根源，试图探讨影响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位与转换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建立一种分析国际角色定位与转换的动态模型，从而为分析国家外交政策的演变提供一个有益的研究框架。
一、国际角色、共识与角色冲突
在社会学中，角色“被认为是与特定的社会地位相联系，并在一定规范基础上产生的期望”，可以被看成是“决定于各种集团身份的回应体系”。② 角色“通过社会互动以及各种认知和观念”而演化，这些互动和观念来自于行为体对自己和他者行为的理解和阐释。③ 角色的概念包括三个基本要素：文化、社会结构和人格。④
对外政策分析的角色理论把社会学的角色理论引入国际政治研究之中。该理论认为，国家行为和对外政策“围绕着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的定位和再定位”而变化。⑤ 根据霍尔斯蒂的定义，国际角色包括角色扮演和角色认知两个方面。⑥ 国际角色扮演指的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态度、决策、反应、义务和功能的行为模式”。国际角色认知指“政策制定者对什么样的角色、义务、规则和行为与他们的国家身份相符合的主观认知和判断，以及对国家在国际体系和次体系中应该具有的功能(如果国家确有功能的话)的判断”。⑦
国际角色首先产生于国家与他国的互动过程之中。国际角色主要是一个外向的概念，它立足于国家在给定的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这一地位是国家实力和国家外交关系、行为能力和国际权利与义务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国家的实力发生变化时，它的国际角色也需要重新定位，至少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是如此。国内环境是国际角色的深刻根源，因为国家如何理解它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利和义务首先取决于国家是如何进行自我认知的。“不同的身份认同——包括国家的意识形态——迫使或阻止国家采取某种特定的角色认知”。⑧
国际角色的根源应该被分为两类：外部的和内部的。外部根源指的是国际体系以及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和对该位置的认知；内部根源包括国家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⑨ 就不同的国家而言，这两类根源对于国际角色的定位和转化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外部根源与内部根源的不同组合也将产生出不同的国际角色。
与国际角色概念有密切关系的另一组概念是共识与角色冲突。根据角色理论，共识意味着不同的行为体相互同意彼此对于某一角色的期待。⑩ 不同程度的角色共识决定了角色冲突的不同特征和激烈程度。共识包括“位置间共识”和“位置内共识”(interposition and intraposition)。(11) 角色冲突可以产生于缺乏国内共识：不同的国内机制(institution)对国际角色的理解的分歧或者在不同时期内同一国家对角色认识的分歧。角色冲突也可能来自于角色认知和角色扮演的冲突，这种冲突为国际合作设置障碍，并成为国际误解和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12)
国家经常不得不面对由于内部定义角色与外部定义角色的分歧而产生的问题。国家也试图解决自我角色认知与外部角色期待之间的冲突。由于国际角色的内部与外部根源都不是常量，而且它们分别具有各自的变化速度、方向和时机，从而使国家的角色定义经常出现矛盾和断裂。
二、国内根源：身份认同、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
在政治学中，身份认同、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相互交叉的，尤其是对于做案例研究的学者而言，它们常常可被视为等价的概念，或者一个是另一个的次级概念。而在国际角色的研究中，它们经常被看成是独立的概念，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研究者们忽视它们之间的关联和互动。
国家的身份认同是集体身份认同的一种。“它(身份认同)给政府提供了独特的行为原则以及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行为的主要焦点”。(13) 国家身份认同包括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14) 在史密斯和克拉斯的研究中，他们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关于国家身份认同的模式：市民—疆土模式(civic-territorial model)，也称西方模式；以及族群—宗谱模式(ethnic-genealogical model)，也称非西方模式。疆域、法律—政治共同体、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市民社会意识形态是西方模式中国家身份认同形成的基础，而在非西方模式中，血缘纽带、共同的后代和同一族群则是身份认同的基础。(15)
尽管国家的身份认同相对稳定，但它并非是停滞不变的，而是根据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在一些国家中，国家身份认同较为稳定，国家对于重新定义和调整身份认同的需求并不强烈，而另外一些国家却面临着确立和调整身份认同的急迫任务。纯西方模式定义中的身份认同和纯非西方模式中的身份认同都是稳定型的身份认同，因为在这两种理想类型中，身份认同的基础都是明确的、稳定的、持续的和路径依赖的。但是在混合型的模式中，由于身份认同的基础既包括市民—疆土模式中的某些因素，同时也含有族群—宗谱模式中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是不相兼容和相互冲突的，因此混合型模式的身份认同往往不太稳定。在某些国家里，身份认同是在紧迫的情况下形成的，它们的基础往往是混合型的。在此种混合型模式中，身份认同的基础则很难区分和清晰定义，它缺乏稳定的、有机的组成结构和清楚的外观形象。因此，重新定义和调整身份认同在这些国家会很容易被提上议事日程，而且某些时候这种要求还显得非常紧迫。
无论在哪一种模式中，建立和调整身份认同都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变化。就像盖尔纳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能够引起一段混乱的调整时期，在该时期内，正是边界，或者是文化边界，或者两者同时处于调整之中”。(16) 正是民族主义制定了建立和调整国家身份认同的议事日程，并为如何实现身份认同的定义和调整选择路径。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种社会运动、观念和意识形态，它们刻画了处于斗争中的民族的行为所要得到和保持的它们在世界中的位置”。(17) 民族主义这个词同时也具有另外一种含义，它被用来描述“在国家中，已经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一致的和类似的身份认同的政府和其他富有影响的行为体所采取的一种方法，用以建立一种强大的、确定的国家的自我意识”。(18)
民族主义可以由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种因素而引发。(19) 但是它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因素并试图改变和重塑它们。研究者们对于民族主义有不同的分类方法。(20) 本文把不同的民族主义区分为“创建型的民族主义”和“发展型的民族主义”两种类型。“创建型民族主义”强调情感或运动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指那些意在建立民族国家或者是在民族国家中为作为少数民族的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族主义。而“发展型民族主义”是一种更为温和的民族主义，它的主要目的是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中强化确定的国家自我意识以及在国际舞台上追求国家的地位、尊严和利益。根据这样一种分类法，“创建型民族主义”对于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义的影响非常微弱，因为它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在于创建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建立民族国家和进行国内反抗歧视的斗争。但是，如果“创建型民族主义”与国际威胁、侵略、压迫相联系，如果这些国际因素是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那么“创建型民族主义”无疑具有很强的推动力以促使国家进行国际角色定义和调整，至少它会对国家在随后的国际角色定义和转换中发挥相当的影响。“发展型民族主义”对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义和转换具有更直接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通常是渐进的和持续的，是与国家的客观力量增长相一致的，而国家实力的增长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正常情况下很难有突兀的变化。但是，如果“发展型民族主义”处在“创建型民族主义”的阴影之下，与“报仇雪恨”或者“洗刷耻辱”相联系，并充满了对其他国际行为体和整个国际环境的怀疑和不信任，那么“发展型民族主义”将会变得更为激进和急迫，会倾向于寻找一种与其国家实力和地位不相称的国际角色，而且在国际角色的定义和转化中往往采取超出外部预期的要求和行为。
意识形态在一些时候被当成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有些时候又被看成是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在国内政治的研究中，意识形态可以被恰当地包括在身份认同或民族主义之中，或两者兼而有之，但是我们此时意在探讨国际角色的内部根源，因而给予意识形态更多的权重，对于研究那些在一个长时间段内意识形态在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中扮演着指导性角色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或者作为一类观念的存在，都直接地影响到国家如何进行自我认知，以及国家如何把自我与他者进行区分。在本研究中，意识形态更多的被定义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官方意识形态通常是为了服务于政府和政治精英而被捡选出来，以实现他们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目标所采取的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强调，反映了政治精英对国家国际角色的倾向性以及获取这种角色的急切程度。在国际层次上，一个国家对于它独特的意识形态强调的声音越大、频率越高、态度越强硬，说明该国对于获得某种国际角色的愿望和意志越强烈，而这种国际角色往往也与其现状的差距越大，或者与外部角色期待的冲突越大。
三、国际根源：国际体系和国际地位
国际体系远远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或者说它并没有清晰的“脚本”。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特性意味着国际体系缺乏中央的权威和对使用暴力的合法集中控制权。(21) 无政府状态还意味着在国际舞台上对特定角色没有特定的、稳定的权威分配，而且角色本身的权利和义务也缺乏广泛承认的、一直清晰的界定。国家可以追求它们的角色定位，并根据它们自己的理解和实力对角色进行定义。在国际体系中，还有一些国家能够把特定的角色强加给别的行为体，或者是对别的行为体的角色定义和转化施加限制性的作用，从而缩小它们的选择半径。但是，国际体系又的确包含着“角色”和“脚本”。“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有足够的关联，并能够向彼此的决策施加足够的影响，从而使它们像一个整体的部分一样地行为”，这是国际体系形成的条件和过程。(22) 在国际体系中存在着一定量的规则，而规则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安排，以促进特定的目标和价值的实现”。(23)
对于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义和转化，国际体系主要在三重意义上发挥作用。首先，如温特所言，“行为的意义来自于互动”，国家的自我意象是它在国际互动过程中社会化的一种反射。(24) 体系是国家角色定义的前提条件。第二，不论国际体系在何种程度上是无政府状态的，国家在体系中都是按相对位置排列的，而不是一种单一的存在。(25) 国际角色对国家来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国家也渴望能够占据尽可能有利于自己的角色并使其他行为体承认它对该角色的所有权。第三，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对于国家国际角色的影响更为引人注目，因为在这样一种体系中，“国际体系的环境因素和主要行为体一起向国家施加限制和影响。”(26)
在国际层次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位置(standing)或者地位(status)，这不仅取决于国家实力，而且也取决于历史因素的作用。因此，国家的位置或地位并不总是与它的实力相称的，也并不必然确切地反映国家相对力量的消长。这也正是国家需要追求并努力取得其合适的角色的原因，而不是消极等待“正确角色”的自然获得或分配。
由于国际角色的定义和再定义对国际体系将会产生影响，有时甚至会动摇国际体系，因此体系作为一种平衡或均衡状态(无论是普遍均衡还是部分均衡)，都将具有抵制变化和保持现状的天性或天然机制。国际体系会对国家国际角色的任何变化施加限制或者是促成国家的某种特定的角色定义和转换以有利于体系的稳定和强化。从另一方面看，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和地位也反作用于国际体系。国家实力增长越快，国家对抗体系限制的能力就越强。国家国际角色的现状与期望之间的差距越大，国家对抗体系限制的意愿越强烈。
在考察国际角色定义和转化的内部根源和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本文将只把国际体系限制的客观力量和效果仅仅处理成体系限制和国家力量两个变量的函数，因为国家将要如何定义和转换它的国际角色，这一意愿和认知的因素已经包含在对它的内部根源的考量之中，尽管这一定直接关系到国家存在多大的意愿对抗国际限制，但在这个层次上它的作用被排除在外了。
四、国际角色定位和转换的分类法
在这一部分中，本文将综合考量内外根源及其相互作用是如何决定国家国际角色定位和转换的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关于国际角色定位和转化的分类法已经有很多，并且要想给出一种通用于各种研究目的的分类法也是不切实际的。本文的分类法主要用于解释国家国际角色定义和转化的路径、趋向和动力，意在通过动态的对过程的追溯来考察角色定位与转化的现实和未来。本文认为，若要追踪国际角色的定位和变化进程，就需要在外部与内部根源之外特别注意另外两点，即国际角色的稳定性和角色冲突。这两点对于保持国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稳定都非常重要，而且它们也为研究不同的“大国崛起”将会如何作用于国际体系提供线索。
普雷斯特在研究内部与外部根源相互作用下将会产生什么类型的不同国际角色定位和转化问题上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贡献。他发展出来的分类法与本研究将要得出的分类法也有相当类似之处。(27) 他的研究带给本文的启发在于其模型的二维分析法：每一类根源根据对国际角色定位与转化的作用而分成两个次一级的类型。但是他的分类法并不令人满意，因为他的模型仅仅是从对美国国际角色定位和转换的案例研究中得出的副产品，他也没有对模型的形成机制和功能发挥进行研究和解释。(28) 另外他的分类法也是模糊的，有些时候甚至是让人迷惑的，当他将其结果称之为“护民官”、“监护人”、“催化剂”和“稳定器”的时候尤其如此。(29)
如前文所述，国家国际角色的三个内部根源即身份认同、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在绝大多数时候它们是彼此强化而不是彼此削弱的。本文依据内部根源的功能性特征将其划分为“紧迫性的”和“非紧迫性的”两类。在这里，“紧迫”是一个程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性质的概念，因此它应该被合理地理解为一个连续的变量(对于下文的外部根源的划分也同样如此)。在混合模型下形成的国家身份认同比在纯西方模型和纯非西方模型下的身份认同更倾向于变化。当身份认同处在形成和可塑阶段，国家的自我认知和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认识都处在变化和调整中，这有助于推动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寻找一种新的角色。当民族主义比较微弱或内向时，也就是它是弱“发展型民族主义”或者是主要任务在于铲除国内障碍而建立民族国家或争取民族权利的“创建型民族主义”，它对于国家追求国际角色定位和转化的作用比起强“发展型民族主义”和主要在于处理外部威胁的“创建型民族主义”要微弱得多，也较两种基本类型的民族主义的混合形式要微弱得多，因为对于后者来说两种基本民族主义同时发展，或者早期的“创建型民族主义”对后来的“发展型民族主义”具有深远的影响。作为政治性的官方的意识形态或许对于国际角色的定位和形成没有直接或独立的影响，但是它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参量，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国家进行国际角色定位和转化的意志和意愿。当国家比较经常地强调它不同的或具有进攻性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内部根源提出的角色定位和转化问题就比较紧迫。表1反映了这三个主要因素所决定的内部根源的功能特征。
表1 国家国际角色定位和转换的内部根源
高度紧迫性 低度紧迫性
国家身份认同
包含西方模式和非西方模式因素纯西方模式和/或纯非西方模式
的“混合型模式”
反国际威胁和侵略的“创建型民族
民族主义主义”和“强发展型民族主义”以及
反内部障碍的“创建型民族主义”和温
“创建型民族主义”和“发展型民族
和的“弱发展型民族主义”
主义”的混合
意识形态强调其差异与特性的意识形态和温和意识形态
进攻性的意识形态
外部根源的功能特征也可以被划分为两大类型，那就是“高度限制”和“低度限制”。体系的主要特征和功能是由国家间的力量分配和最主要的行为体而定义的。(30) 力量分配或再分配经常伴随着大型战争或者是体系战争或国际重大事件的结果，在这类过程中，国家的国际角色被定义或重新定义。在这些大事件发生之后，体系变得相对稳定，在“脚本”和“角色”问题上很难发生大的变化，但是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可以被容忍。某些体系较为刚性，而另外一些则相对具有弹性，这取决于当新的角色定位与转化问题出现的时候，体系中是否有让国家达成共识的渠道。体系是“高度限制”还是“低度限制”的，还取决于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如何看待别的国家所提出的国际角色定位和转换的要求。当然，当体系中缺乏大国行为体或富有影响力的国家联盟的时候，体系无法对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位和转化施加有效的限制，但是这样的国际体系在现代社会中基本没有存在的可能。
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或地位能够影响到体系所施加的限制。国家国际角色现状与它的期望角色之间差距越大，它的角色定位和转化问题对体系稳定的威胁越大，体系对国家所施加的限制也会越大。从另一方面看国家能够运用它的实力来削弱国际体系的限制。尽管国家实力产生于国内，但是它最主要的功能还是展现在国际舞台之上，没有人能够否认国家的实力与其角色定位和转化的意愿和愿望相联系，但是实力本身是一种能力而非一种愿望，这也正是为什么国家实力被归类到外部根源中的原因。表2显示了国际体系限制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
表2 国家国际角色定位和转换的外部根源
高度体系限制 低度体系限制
严格定义的体系缺乏达成共识的
发育不全的体系，转换中的体系，多
体系
渠道，刚性的体系 元的体系，存在着多种渠道帮助国
家通过互动和谈判达成共识的体系
没有主要大国支配国际体系，或在
最主要行为体
最主要大国有力地控制着体系，并
体系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大国力量受
且大国的宽容性较弱到其他行为体的有力牵制，或者大
国富有包容性
国家在体系中
国家的综合实力相对较弱，国家实
国家实力相对强大，实力增长迅速，
的位置 力增长缓慢，但国家国际角色现状
国家的角色期望与其现有角色之间
和期望角色的差距较大
的差距较小
当把内部根源和外部根源结合起来考虑时，我们就能够得到国家国际角色定位和转化的四种类型。如表3所示，当国家角色定位和转化的要求迫切(决定于内部根源)，无论体系的限制程度如何，国家的国际角色都将是不稳定的。在高度限制的体系中，位置间角色冲突是主要的冲突。国家可能临时性地接受某种角色，而这一角色往往是低于它的期望的，是由体系所强加的，但是国家会急切地寻找甚至创造出缺口和时机以重新定义其角色。或者在另一种情况下，体系暂时容忍国家占据特定角色以绥靖它的紧迫要求，但是之后会设法将它挫败并让它重新回到原来的角色中去。当体系的限制比较低而内部根源所决定的国家国际角色定位和转化的要求比较迫切的时候，这样的角色定位同样是不稳定的，因为国家甚至在它已经得到它所要求的角色后仍然不会满足，将会继续寻求新的更为有利的角色，并努力接近它认为是效用最大化的角色。当内部根源所决定的要求并不急迫时，无论体系限制是强还是弱，结果都将是稳定的角色定位。当然这两种情况下的“稳定”其意义和性质是不一样的。当内部要求紧迫而体系限制强时，这意味着体系想要强加给国家某种角色或缩小国家可选择角色的范围或者是体系阻止国家获得某种它所期望的角色，但同时国家关于它的期望角色没有清晰的概念和共识，这样无论外在给定的角色是它所喜欢的还是不满意的，它都会别无选择地扮演这样一种角色，直到国内团体的分歧得以解决，国内力量由于对给定角色的不满而最终达成共识，确定国家理应追求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并整合它们的力量将确定的意愿付诸行动。一旦他们在国家身份认同上达成共识，整合了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并使之统一起来，并且有了稳定的意识形态之后，内部根源所决定的角色定位和转化的需求变得紧迫起来，从而将其角色定位和转化的类型变化为类型Ⅰ。可见类型Ⅲ的主要问题是“位置内角色冲突”，这一问题的解决其结果是向“位置间角色冲突”的转化。因此，尽管理论上类型Ⅲ是一种稳定的角色定位，但实际上其中包含着强烈的转化动力，有向非稳定的类型Ⅰ转化的强烈倾向。最后一种类型是“非迫切要求”和“低度体系限制”的组合。这是一种真正的稳定类型，因为体系不会向国家强加某种角色，而国家也并不认为国际角色的定位和转化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最为典型的情形就是国家对它现有的角色满意，而这一角色是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历史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同时国际体系和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也承认和支持国家的既有角色。在这一类型中，既不存在“位置间冲突”，也不存在“位置内冲突”，因此国际角色的定义是真正稳定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最后一点是，这四种角色定义的类型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状态之中。除最为稳定的类型Ⅳ由于缺乏动力和具有相当的惯性从而难以改变外，其余三种类型都具有相互转化的趋势。尽管类型Ⅱ看上去缺乏角色冲突的机制，但是当国家强烈而不断地转化它的角色以实现它不断膨胀的野心时，体系将会发生变化，体系限制也会随之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体系以及这一期间法西斯国家的角色追求。该模型的均衡点是类型Ⅳ，如果另外三种类型之间的变化和转化能够最终到达类型Ⅳ，这一变化过程就是一个逐步走向均衡的过程(当然，在此模型中，绝对的均衡并不存在)。类型间转化的动态变化过程可见于图1。
五、结语
关于角色定位的四种不同类型和类型间的动态转化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框架。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可以分析：为什么某些国家在某些时期里，其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位和转换表现得相对激烈和富有冲突性，而且也较为不稳定；而另一些国家在另一些时期内，其国际角色却是稳定的，角色的转化也是和平的、渐进的。进一步说，这一分析框架还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都处在一种角色定位—角色转化—再定位—在转化……的循环模式之中。
针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问题，本模型同样有助于分析中国的角色定位和转化的模式和逻辑过程。尽管运用本文的分析框架可能只能得出开放性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清楚而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未来中国将在世界上发挥何种性质的作用，并不是仅仅由中国的意愿和能力所决定的，它也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影响以及其他行为体与中国的互动。而且，中国的未来角色并非如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是由某种严格的逻辑所给定的，相反它是在互动过程中进行的选择和调整，并由其长期的角色定位与转换的过程和动力所决定，同时为中国历史文化与传统等深层次因素所影响。本文的目的只是建立一个理论层次上的关于国际角色的分析框架，但对本模式运用于中国个案分析的尝试却是本文作者更为期待的工作。
注释：
①Philippe G.Le Prester," Author! Author! Defining Foreign Policy Roles After the Cold War" ,in Philippe G.Le Prester,eds.,Role Quest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McGill-Queen' s University Press,1997,p.6.
②Lewis Yablonsky," An Operational Theory of Roles" ,Sociometry,vol.16,no.4( Nov.,1953) ,p.350.
③B.J.Biddle," Recent Development in Role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12( 1986) ,pp.67—92.
④Carl W.Backman," Rol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ommentary and Extens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4,no.3( Sep.,1970) ,pp.310—319.
⑤Philippe G.Le Prester," Author! Author! Defining Foreign Policy Roles After the Cold War" ,p.3.
⑥K.J.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4,no.3( Sep.,1970) ,p.245.
⑦Ibid.,pp.245—246.
⑧Philippe G.Le Prester," Author! Author! Defining Foreign Policy Roles After the Cold War" ,p.9.
⑨Ibid.,pp.3—14.
⑩B.J.Biddle," Recent Development in Role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12( 1986) ,p.76.
(11)Carl W.Backman," Rol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ommentary and Extension" ,p.313.
(12)Philippe G.Le Prester,"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Foreign Policy Role Concep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in Philippe G.Le Prester,eds.,Role Quest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p.260.
(13)A.D.Smith,National Identity,Reno: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p.70.
(14)See Lynn Williams,"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Nation State" ,in Keith Cameron,ed.,National Identity,Exeter,England:Intellect,1999.
(15)See A.D.Smith,National Identity,and J.G.Kellas,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Basingstoke:MacMillan,1991.
(16)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40.
(17)Louis Wirth," Types of Nationalis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1,no.6( May,1936) ,p.723.
(18)Peter Harris," Chinese Nationalism:The State of the Nation" ,The China Journal,no.38( July,1997) ,p.124.
(19)See H.A.Innis," Nationalis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25,no.1,Supplement,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Forty-seventh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r.,1935) ,pp.136—139; also see 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0)See the three types of Habusburg nationalism,classical liberal nationalism,and diaspora nationalism in 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 and also see four types of nationalism as hegemony nationalism,particularistic nationalism,marginal nationalism,and the nationalism of minorities in Louis Wirth," Types of Nationalism"，pp.723—737.
(21)Kenneth Waltz,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 Pub.Co.,1979,pp.88—93.
(22)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London:Macmillan,1977,pp.9—10.
(23)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3( Summer,1993) ,p.332.
(24)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a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 Spring,1992) ,p.404.
(25)Joseph M.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 Summer,1988) ,p.487.
(26)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71.
(27)Philippe G.Le Prester," Author! Author! Defining Foreign Policy Roles After the Cold War" ,pp.3—14.
(28)Philippe G.Le Prester," The United States:An Elusive Role Quest after the Cold War" ,in Philippe G.Le Prester,ed.,Role Quest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pp.63—87.
(29)See Philippe G.Le Prester," Author! Author! Defining Foreign Policy Roles After the Cold War" ,p.10; and Philippe G.Le Prester," The United States:An Elusive Role Quest after the Cold War" ,pp.80—87.
(30)Kenneth Waltz,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97—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