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论文,中国论文,进程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6)02-0088-04
历史上的中原地区是指包括今天河南大部、河北和山西南部、陕西东部在内的黄河中游的广大地区。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均以这里为中心腹地，因而就中国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而言，中原地区显然是中国文明诞生和成长的历史摇篮。在中国文明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地区的文化创造和历史传承无疑具有异常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学术界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认识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考古学一般认为是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unnar Andersson)发现河南三门峡地区的仰韶遗址开始的①。当时对于仰韶文化的认识，只能通过与已知的中亚和中东的考古发现进行比较，由于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与仰韶出土彩陶的纹饰颇为相似，于是产生了安特生所主张的中国文化西来说[1]。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开始大规模发掘殷墟后，发现商代文化与仰韶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别，使人们认识到仰韶文化和商代文化间有很大的距离，商代文化应该另有来源。徐中舒先生认为它们各有其渊源应当分属两个系统[2]，傅斯年则在1935年发表《夷夏东西说》[3]。这种东西对立的二元论一出，影响颇广，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龙山文化向西在河南形成混合文化的说法仍很流行。1956年，安志敏等在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发现庙底沟二期文化层后，上述论点才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到历史时期的商代文化的一元论彻底替代[4]。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原文化一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和中心，其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中具有其他地区文化不可比拟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中原地区以外的重要考古发现日益增多，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70年代末期率先提出“区系类型理论”[5]，各地的考古学者纷纷响应，逐步形成了一种多元论的趋势。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所谓“满天星斗”，它们直接或间接地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是多元一体的格局[6]。这些看法无疑打破了原来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一元论。但是，也应看到，这一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却忽略了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中所具有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我们注意到，苏秉琦先生在提出“区系类型理论”时，曾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他强调各地区的古代文化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但他并不否认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中“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并指出，“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7]。严文明先生在进一步分析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时，则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具有不同层次的结构，呈现出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而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江浙五个第二层次的文化区围绕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原文化区，并被分布在更外围的第三层次的文化区所环绕，共同构成多元一体格局[8]。我们在组织编写多卷本《早期中国文明》时，考虑到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曾明确提出，中国文明形成的格局是多源一体的，而非多元一体，就中国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而言，无可否认，中原文化是处于中心地位并起主导作用的[9]。
事实上，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原地区就最先崛起了由东向西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它们相互联系颇为密切，已经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文化区域。这从它们所共有的圜底钵、平底钵、三足钵和圜底碗等器物类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之间文化联系的密切性[10]。这与和它们约略同时出现的兴隆洼文化、后李文化和彭头山文化的相对孤立发展相比，显然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在随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时期，由老官台文化发展而来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向北发展，覆盖到陕北和额尔多斯地区，并同时沿着黄河向东扩展到今洛阳以西一带，另外还经汉水流域影响到南阳盆地；而地处中原东部地区的仰韶文化后冈类型则扩展到今豫北、晋南、晋中、鲁东北、冀北和内蒙古南部等广大地区。从这一时期的考古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述两个分别普遍含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仰韶文化后冈类型的文化因素的地区，经过较长时间的激荡和交互影响，终于形成发展态势强劲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形成后立即迅速向四周相邻地区扩展，北部拓展到河套地区，南端影响到汉水中游和湖北北部地区，东部已达华北平原的北部，西部伸展到甘肃湟水流域，并在仰韶文化末期形成影响广泛的庙底沟二期文化[11]。尽管学者间对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渊源和性质尚有争议，但在其影响下，在渭水中下游流域、豫西和晋中、晋南地区这一广大范围内形成具有比较统一文化面貌的文化区域则是大家共同认可的[12]。因此不难看出，与周边其他相关考古文化相比，中原文化在这一时期不仅是当时处于中心地位的强势文化，而且在当时中国境内各类文化的发展态势中起着明显的主导作用。
当历史进入龙山时代时，中国东部地区的几个文化区的考古文化相互影响，不断交融，文化面貌渐趋一致②，但在各个地区的地域性龙山文化中，由客省庄二期文化、三里桥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郝家台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共同组成的中原文化具有明显的一致性[13]，其影响也最为引人注目。从已有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原来属于大汶口文化范畴的河南东部地区在中原龙山文化影响下，形成了面貌接近中原文化的王油坊文化③，中原龙山文化中的王湾三期文化甚至向南深入到江汉平原，导致了当地的强势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衰亡，显示了中原龙山文化的强大扩张力量[14]。到了龙山时代的后期，中原龙山文化已经构成当时中国境内诸文化的核心，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态势和割据已经形成。中原文化成为促进中国境内各种文化交汇激荡产生的摇篮，直接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中原地区文化的融会、激荡和作为当时的强势文化向外扩张进程，和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史前重大战争都来自中原地区部族的发展与扩张轨迹几乎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例如上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仰韶文化后冈类型的扩张与激荡形成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其影响下，在渭水中下游流域、豫西和晋中、晋南地区这一广大范围内形成具有比较统一文化面貌的文化区域，并在龙山文化时期形成由客省庄二期文化、三里桥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郝家台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共同组成具有明显的一致性的中原龙山文化。在其直接影响下，原来属于大汶口文化范畴的河南东部地区，开始出现了面貌接近中原文化的造律台文化等一系列文化演进过程，与炎黄二族经过阪泉大战融会为势力强大的华夏集团并经过涿鹿之战进一步打击地处东部的蚩尤族的历史进程是大体吻合的。而中原龙山文化中的王湾三期文化向南深入到江汉平原，导致了当地的强势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衰亡，则和传说中尧舜禹时期中原集团征伐三苗可以相互印证。这些情况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原文化可能是通过战争形成了它的强大的发展态势和中心地位的[15]。这些雄踞中原的部族通过战争扩大了联合的范围和统驭空间，促进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16]，确立了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中的中心地位，使中原文化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主导力量。
从已有考古资料不难看出，正是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反映了我们的先民在地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长期繁衍、生息，不断劳作、发展，汲取相邻地区文化的诸多文化因素，创造出文明形成的基本条件，最终催生出彪炳于世的中国早期文明。中原地区很早就呈现了城郭林立、礼制规范化、贫富分化、阶级产生、文化艺术长足发展的状况。由于私有制的产生、阶级分化，原始社会组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权阶层筑城自保，中国社会逐步开始朝着建构国家文明的方向发展。城邑、文字、青铜器等中国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最早就是在中原地区的文化演进过程中先后出现的。
我们看到，在距今6000-4800年间，相当于中原编年的仰韶文化的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出现了以环壕为特点的大型聚落。以半坡、姜寨的环壕聚落为例，它们的面积已达5万平方米以上，百余座房子散布在壕沟之内，墓葬区和手工业区集中于壕沟以外，表明聚落的全体成员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合理布局和统一管理的空间中，已经具备了后来城邑的雏形[17]。郑州西山古城的发现，使人们对仰韶文化晚期的中原文化的认识产生了极大的改观。郑州西山城址属于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即大河村类型)遗址中发现的惟一夯筑城址，应为当时诸多氏族部落的中心。这座距今5300-4800年间的城址，其东南部虽遭后来的人类活动破坏，无法确知原有面积，但从同期文化堆积推断，其遗址规模可能达到20万平方米[18]。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周围还环绕分布有同期存在的20多处聚落遗址[19]，其中包括遗址面积多达40万平方米的大河村遗址[20]。这些现象向我们揭示出，至少在仰韶晚期，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城邑，它无疑为后来中原地区在龙山文化阶段出现新密古城寨[21]、郾城郝家台[22]、安阳后冈[23]、辉县孟庄[24]、襄汾陶寺[25]、登封王城岗[26]、淮阳平粮台[27] 等一系列成熟的城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直接推动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
文字的萌芽也是在中原地区最先出现的。目前，甲骨文之前的早期文字还很少发现，但从甲骨文的书写体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文字书写体系的形成应有两个来源，一是以象形为手段的象形文字，一是以特殊符号为记录手段的记号文字，甲骨文中就有相当数量的记号文字，如数字“五”、“七”、“十”和天干的“甲”、“乙”等，均无从以象形文字体系的六书理论进行阐释。目前虽然在中原地区尚未发现以象形为手段的象形文字，但在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等处却率先出现相当数量的陶器刻画符号，它们在后来的甲骨文中多能找到类似的文字，其中还有个别文字符号与甲骨文象形字大体一致④，应当说它们也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之一。毫无疑问，中原地区对于中国文字的形成也曾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28]。
青铜器在中原地区也是有其久远传统的。在中原地区很早就出现了黄铜器，例如，1973年在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F29居住面表层和T259就分别出土过半圆形残铜片和铜管各一件，其距今年代约在6100-5600年间[29]。1980年在龙山文化时期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WT196H617灰坑中则发现了青铜器的残片，胎质虽然很薄，但厚薄均匀，已经是用多块合范方法铸造的青铜容器残片[26]。多块合范方法铸造的青铜容器的出现是青铜冶铸技术的重大突破。曾有学者认为登封王城岗遗址是《世本》中所讲的“禹都阳城”[30]，联系到文献中禹铸九鼎的传说[31]，可以认为正是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出现和发展直接推进了中国文明形成的进程。
此外，考古学资料和文献资料都显示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发生过大洪水灾害，邯郸、洛阳、武功等地均曾发现过龙山时代晚期发生洪水侵袭的遗迹，我国东部地区同时发生过大范围的洪水灾害[32]。“大禹治水”在中国则是家喻户晓的，其时代正是这个时期。通过治理洪水活动，不仅解决了当时面临的水灾问题，使人们安居乐业，更重要的是加速了各部族间的联盟与融合，强化了中原集团的领导地位[33]。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中原文化直接推动了中国文明的最后形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诞生的历史摇篮。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中具有其他地区文化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起到过毋庸置疑的主导作用。
至于中原文明在整个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不妨引用严文明先生的一个比喻作为本文的结束。他曾指出：“整个中国的古代文化就像一个重瓣花朵，中原是花心，周围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里圈花瓣，再外围的一些文化中心则是外围的瓣。这种重瓣花朵式的结构乃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因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中国文明的历史之所以几千年连绵不断，是与这种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与民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8] 他的这一看法无疑是颇为中肯的。
注释：
①也有学者认为应从1900年瑞典学者斯文·赫定(Hedin Sven Anders)、斯坦因(Aurel Stein)进入我国新疆进行楼兰、尼雅遗址的发掘开始。
②张光直先生曾以" Longshanoid" 概括龙山文化时期各地文化面貌渐趋统一的现象，学界多称之为“龙山期”或“龙山时代”。说见K.C.Chang,Rethinking Archeaology,NewYork:,Random House,1967.
③王油坊文化也称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也称造律台类型或青堌堆类型。参看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4期。
④据目前不完全统计，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片共有记号文字113个，不重复的27种；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片共有记号文字129个，不重复的38种。它们中有与甲骨文“五”、“七”、“八”、“十”、“甲”、“乙”等字结构完全一致，另外还有与甲骨文“阜”、“鱼”象形文字结构大体一致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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