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深化与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1999）10—0003—07
一、经济发展的均衡与非均衡
非均衡与非瓦尔拉斯均衡分别是对均衡概念与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反向界定，总合瓦尔拉斯均衡概念与非瓦尔拉斯均衡概念能够产生均衡概念进而能够描述非均衡状态的特征。 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探索（tatonement）均衡价格的瓦尔拉斯体系，其均衡状态就是对应于均衡价格的市场出清状态。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均衡状态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和最优性已经得到理论证明，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公认观念同时包含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均衡状态及其上述性质。作为一种理论工具，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在市场结构和探索过程等方面必然抽象现实经济体系，现实经济体系对瓦尔拉斯均衡的否定可能表现在：（1 ）现实经济体系的均衡状态是瓦尔拉斯均衡的，然而并不稳定；或者（2 ）现实经济体系的均衡状态是存在并且稳定的，然而不同于瓦尔拉斯均衡；或者（3）现实性经济体系不具有均衡状态。其中情形（2）对应于非瓦尔拉斯均衡，而情形（1）与情形（3）是非均衡的。
原始物理学均衡概念是与牛顿第二定律描述的平衡状态同一的，以谐振例解的通行均衡概念给平衡状态含义附加了稳定性规定，构造上等于瓦尔拉斯均衡概念与非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合集。宏观经济运行的均衡状态与非均衡状态都是总合经济人行为的结果，宏观经济的非均衡体现了经济人求解条件极值过程与其外定条件间反馈的发散性，而不完全信息、调整成本、有限理性等摩擦因素的引入修正了经济人行为的约束条件。非均衡学派的各种非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与经济人假设是相容的，只是平衡状态在外定条件下的特征现象，在平衡状态表现和回复平衡调整机制方面区别于瓦尔拉斯均衡。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表明，竞争均衡的资源配置是帕累托最优的。经济结构的均衡与非均衡性质，其判定基准应该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状态：与资源配置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一致的经济结构是均衡的，经济结构均衡化就是资源配置趋向于一般均衡状态的调整过程。在资源禀赋、生产技术、消费偏好等背景方面存在差别的各国经济体系，其均衡结构不可能是一律的，钱纳里标准结构只是既有经济发展过程统计平均结果或者平均模式，并非反映均衡时间路径的趋势律，实际经济结构与钱纳里标准结构的偏离不应该当作经济结构失衡的标志。采用这里界定的经济结构均衡定义，在中国经济结构的起始结构是非均衡的而其目标结构应该是均衡的判断上，均衡发展战略思想与非均衡发展战略思想基本上是没有歧义的。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非均衡分析方法强调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和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主张以非均衡手段较正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起始结构。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设计出平衡非均衡结构问题的反向扭曲措施，但是在现有认识水平上，无论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还是兰格市场社会主义模型， 都无法给出资源配置一般均衡状态的可操作规定，从而无法保证在失去均衡参照系的情况下反市场非均衡干预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均衡分析方法承认经济发展不是平滑的渐进过程，存在着失衡与突变，但是并不赞同非均衡分析方法对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均衡调整作用的否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市场经济定位的推论，中国经济结构从非均衡状态到均衡状态的均衡化应该通过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实现。
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典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出口导向模式与进口替代模式都对钱纳里标准结构有所偏离。然而，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进口替代战略下，政府在追求区别于一般均衡体系的资源配置结构的同时必然取代或者限制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调节作用，最终形成统制经济体制与扭曲经济政策相配合的非均衡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是在封闭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兼有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与进口替代模式对资源配置均衡态的双重扭曲。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分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其两阶段经济发展绩效对比提供了对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历史经验批判，揭示了非均衡发展模式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依存性。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透视：非均衡发展战略批判
（一）1952—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起飞
依据罗斯托的经济起飞标准，中国经济起飞始于1952年，从此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中国经济起飞是在农业经济基础脆弱而现代工业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但需要完成一般经济起飞必须完成的突破贫困循环任务，而且只能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内向发展，不过也因此避免了来自资本主义“中心”的掣肘，摆脱了“外围”国家的依附地位。
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在1954年发展为“一化三改”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通过“一五”期间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公有制经济的绝对优势，奠定了国家直接计划管理的所有制基础，建立起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国家政权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控制。特别是通过农业集体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配合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确保国家能够通过农产品低价收购政策从农村汲取必要的经济剩余。
中国工业化选择了激进的经济赶超战略，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起飞方式。由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处于中国产业发展的比较资源劣势，与劳动力资源绝对过剩而资本供应能力有限的资源禀赋条件是不一致的，只有通过直接控制国民收入分配和价格参数，进行强制储蓄，改善重工业与其他产业的交换条件，才能够提高国家的积累能力，以维持国民经济的基本循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体制的计划经济模式，体现了具体历史条件下中国经济起飞对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要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推行的非均衡经济政策，都是违背平等市场交换原则向重工业倾斜而注入资源的隐性渠道。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苏联工业化道路的争论，揭示了不发达国家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经济赶超对计划经济制度的内在依存性。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支持下，从1952年起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高积累、高投入、高增长”格局，初步完成了经济起飞任务，中国经济结构相应发生质态跃迁，从落后的农业国结构进化为准工业国结构。1952—1978年间， 重工业年均增长13.7%， 为同期轻工业年均增长速度的1.49倍，在工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1952年的35.5%和15.3%上升至1978年的56.9%和42.8%，工业化率为每10年10.1个百分点，而准工业国的世界平均值为7.5个百分点。1978 年中国人均GNP为210美元，然而由重工业比重度量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超过了钱纳里标准结构人均GNP1500美元的大国经济。但是， 重化工业的快速增长乃至国民经济的快速工业化是以抑制消费而向重工业倾斜投资为代价的，1953—1978年间平均积累率高达29.5%，而同期全国居民和农民的消费水平分别累计上升了7.0%和57.6%，仅相当于2.2%和1.8 %年均增长增长。
（二）1979—1990年，体制转换时期的工业化调整
计划经济体制能够强制中国经济在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实现经济起飞，尤其是通过重工业的不平衡增长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但是，随着工业化过程向群众消费阶段的演进，却无法适应需求的多样化而解决集中配置资源的信息和激励问题，与分散配置资源的市场调节机制相比已经不具有效率优势。到70年代后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在经济效率低下、经济波动剧烈、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等方面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国民经济基本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从1979年起，在“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经济思想指导下，开始实施重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补偿性结构倾斜政策，逐步缩小对农业和轻工业的各种政策性和制度性歧视；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而建立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允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发展，转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进行微观经济组织改造；通过解除政府管制、收缩直接计划管理范围和培育市场，增加资源配置的市场调节成分。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进行了全面检讨，制定了“翻两番”经济发展战略。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事实上承认了经济起飞后的继续工业化是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化相辅相成的。
在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80年代中国工业化进程表现出显著的均衡化趋向。对重工业超前发展所导致的非均衡经济结构的均衡化调整，即由比较收益引导资源存量转移和增量投入消除资源边际生产率的部门差异，创造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善收益。1953—1978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值，而1979—199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7%，解释了同期经济增长速度的30.3%。 中国经济在1979—1990年间保持明显高于1952—1978年间增长速度的同时，使居民消费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表现出“高消费、高效率、高增长”经济发展形式。1979—1990年间工业化率为平均每10年减少2.2个百分点， 国民收入部门结构的演化相对平稳。
但是，中国经济政策并没有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战略转变而相应调整，仍然通过信贷配给方式直接扶持重点部门增长，蕴涵了微观经济行为市场化与宏观经济环境非均衡化的冲突。在价格双轨制制度下，不平衡的通货膨胀提高了计划控制产业和产品的比较利益而降低了市场调节产业和产品的比较利益。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的推广，投资取代消费成为工业以及总体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工业重新确立了其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导部门的地位，部门比较利益重新向加工业倾斜，经济资源从农业和基础产业大规模流出，工业的高速增长伴随着农业和基础产业相对停滞而难以为继。从1989年起中国经济发生严重衰退，出现全面市场疲软。
（三）1991—1998年，市场导向的快速经济发展
以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议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正式确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发育和成长进程加快，市场机制逐步取代计划机制成为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调节机制，有力地支持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继续工业化进程。始于70年代的中国经济体系三重主题的协同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的对外开放以及从农业—工业国向工业国进步的经济发展，在90年代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
中国经济从1991年开始回升，并且受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政治推动，在经历短暂的经济快速扩张后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从1995年起宏观经济紧缩政策逐步到位，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同时回落，1996年中国GDP增长9.6%而商品零售物价上涨6.1%， 基本宏观经济形势接近于本次经济周期的扩张前期。中国经济在1996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按通货膨胀治理的牺牲率指标考量：1995、1996年牺牲率分别为 0.32 和0.01，而上次经济收缩阶段1989年牺牲率为10.29。 1991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软着陆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八五”时期，第一产业增长趋于平缓，增长速度与“七五”时期持平，而第二产业增长强劲，年平均增长17.4%，与服务业共同推动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了从短缺经济向相对过剩经济的过渡，消费者主权取代计划者主权导向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动，市场需求（而不是资源供给）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面。但是，宏观经济的收缩走向并未从1997年逆转，继续趋冷。特别是从1998年起，出口需求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锐减，宏观经济运行呈现经济增长停滞、失业增加而通货紧缩的萧条态势，为此采取了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国内需求。向基础设施倾斜的投资政策也是对之前向直接生产活动倾斜投资的赫希曼战略的反动，通过补偿社会间接积累进而优先发展基础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培育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后续能力。
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90年代已经形成，非公有制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国有企业改革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国有经济缺乏活力而不能适应市场的制度缺陷日益严重，已经危及到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由于国有经济主要分布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基础行业占据了完全垄断或者绝对支配地位，低效率的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在90年代向高层次纵深化发展，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进一步密切，非均衡的国内经济政策必然在国际收支状况上有所反映而受到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约束。人民币在1994年预防性贬值而低估，由此产生的国际收支盈余增加国家外汇储备304亿美元， 外汇占用款的增加额相当于同期基础货币供应增加额的63.0%，导致了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失败。由于之后国内严重通货膨胀以及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至1998年人民币汇率实际升值40%以上而高估。中国政府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国内通货紧缩在名义汇率稳定情形下引起人民币汇率实际贬值，通货紧缩实际上成为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化校正的变通方式。汇率政策客观上起了顺周期调节的负面作用，汇率政策的非均衡性表现为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平衡目标的冲突：如果侧重经济稳定的内部平衡目标，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有效需求，那么必须进行对冲操作，增加国内货币供应。这样，国内物价水平将结束其通货紧缩走势，高估的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化校正无法通过国内通货紧缩途径实际贬值而实现；如果侧重经济稳定的外部平衡目标，在钉住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条件下实现人民币贬值，那么必须放弃对冲操作，容许国际收支贸易项目盈余下降减少国内货币供应，最终形成国内通货紧缩。这样，货币政策将是紧缩性的而不是扩张性的，实际上进行了顺周期操作而抑制有效需求的增加。
三、基于市场深化的中国经济均衡发展战略
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为世界瞩目，创造了所谓中国经济发展奇迹。1980—1997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为9.7%，相当于世界GDP年均增长速度的3倍以上，有效地缩短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经济有可能在下世纪完成经济赶超任务，经济总量在21世纪30年代居世界前列，人均水平在21世纪70年代居世界前列。
考虑到作为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起点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奇迹是在中国经济的均衡化过程中取得的，而非均衡经济的均衡化实质上就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或者受市场机制调节的经济资源重新配置，促进了同期劳动和资本因素的生产效率提高及其（长期）持续快速增长。比较国民收入指示的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表证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非均衡状态，其一律程度能够衡量中国经济的工业化程度。由比较国民收入诱导的劳动力资源从传统农业向其他产业转移，构成了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利益驱动机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赶超战略对重工业过度倾斜，减弱了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吸纳能力，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抑制了工业化过程中资源再配置的结构效应，强化而不是缩弱劳动力资源配置的非均衡状态。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952—1978年间以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每10年平均下降2.7个百分点的速度转移， 与同期工业化率每10年平均上升10.1个百分点形成巨大反差，最终导致了产值结构的超前工业化与劳动力结构的滞后工业化，如表1所示， 工业与农业的比较国民收入相对比率由1952年的1∶4.5扩大至1978年的1∶6.98。1979年以后均衡取向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改善了资源配置的结构效率，工业与农业的比较国民收入相对比率迅速缩小而在1998年为1∶6.98， 比较国民收入的离散程度相应表现出逐步收敛的积极倾向。由表 1值，1952年、1978年、1998年比较国民收入总体离散系数（相对均衡基准1）分别为1.39、1.22、0.74， 其时间趋势呈U型轨迹。
表1 1952年、1978年、1998年比较国民收入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GNP部门结构(A)(%)
1952年58.123.3 18.6
1978年28.148.2 23.7
1998年18.049.2 32.1
劳动力部门结构(B)(%)
1952年83.57.4
9.1
1978年70.517.3 12.2
1998年49.823.5 26.7
比较国民收入(A/B)
1952年0.703.15 2.04
1978年0.402.79 1.94
1998年0.362.09 1.20
中国经济奇迹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内是可以理解的，从供给面的基本生产要素核算，能够解释中国经济潜在总供给能力的快速增长：（1）劳动， 二元经济结构蕴涵着几乎无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近似无限的劳动供给，教育发展以及高速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使用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2）资本，与经济发展加速相伴生的居民收入水平提高， 形成了强劲的内部储蓄能力。同时，规模巨大的外资流入有效地弥补了国内储蓄缺口；（3）技术，技术开发能力与技术传播机制得到加强， 利用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跳跃式发展，由经济体制市场化推动的制度创新以及相应的经济结构均衡化调整构成了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
始于1979年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体制转型和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的经济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从农业—工业国向工业国过渡的经济发展是一致的，适应并且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深化的讨论是在所谓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问题名义下进行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建设长期不懈追求的目标，但是受传统经济体制的局限，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经济增长主要是由高投入支持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有限。经济增长方式是引入时间过程的经济资源动态配置过程，而不仅仅是技术概念，不应该仅仅依据投入产出指标来界定经济增长的粗放态和集约态。中国经济体制向所谓使市场在国家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蕴涵着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的相应转变，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完成，只能是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实现的最终结果和基本标志。虽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体制转变的联系是双向度的，但是在二者的关系上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主导性的。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就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理论反思，不应该怀疑甚而否定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整合方向。日本在二战后选择“加工·贸易”战略和亚洲四小龙生产专业化和贸易专业化于劳动密集性产品是符合比较利益原则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所谓出口促进战略的出口鼓励倾向也是相对于进口替代战略的出口抑制倾向而言的，只是在进口管制无法取消的情况下用来抵销进口管制抑制出口作用的次优政策选择。这些国家和地区二战后经济发展的优异表现充分显示了由市场机制均衡配置资源的动态效率。正是由于出口促进战略的实施，这些国家和地区（除香港外）虽然属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却使得政府干预通过国际收支机制受到国际市场制约，其政策偏误也自动在国际收支恶化上得到显示，违反比较利益原则的贸易政策将导致国际收支恶化这样的外部惩戒，政府干预因而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性要求，基本上避免了政府主导型经济容易发生的政府反市场干预行为。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开放的。在开放条件下，一方面，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增加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而国际市场向国内厂商的开放也通过扩大国内生产的潜在市场规模为国内厂商提供了利用规模经济的机会；另一方面，经由国际市场的生产要素流动和产品交换，容许国内的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不相重合，能够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就是利用国际市场（或者说国际市场参数与封闭条件下国内市场参数的不一致）优化国内资源配置的实现过程，体现了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要求以及市场化经济运行条件下消除潜在经济剩余的均衡化要求。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显示出所谓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历史特性，只是因为国际市场天然地是按市场经济规则运行的。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全面应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内部冲击与外部冲击，协调宏观调控措施的外部效应与内部效应，为继续利用贸易动机促进经济发展创造稳定而均衡的宏观经济环境。
如果（1）有足够的市场，（2）所有消费者和生产者按竞争规则行为，并且（3）存在均衡状态，竞争均衡的资源配置是帕累托最优的； 否则，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是低效率的而发生失效现象。除上述一般性原因外，市场失效表现为在中国经济赶超过程中市场机制无法推动经济结构的超常规转换。有必要实现以弥补市场机制功能缺陷的必要干预措施，然而对于正在进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的中国经济，与市场失效同时存在的是市场缺失（Market absence）和市场抑制，即在市场调节相对于计划调节具有比较优势从而适于市场调节的资源配置领域，或者不存在市场机制而发生市场缺失现象，或者由于市场机制受到行政干预的限制而发生市场抑制现象，资源配置因而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导致市场失效的市场不完全性主要由于所交换商品的技术特性与市场结构形成的具体历史，而中国经济市场缺失的基本原因是制度性的，主要是由于市场主体与交换规则的缺乏。市场抑制一方面将引起市场机制的退化，进一步衍化市场缺失现象；另一方面将引起市场机制作用的变形而实现次优资源配置。
遑论极端新古典主义者，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即使重视需求管理供给影响的供应学派，也并不主张直接供给管理。规划阶段性目标结构进而通过资源存量重组与增量投入消除起始结构与目标结构的差异，不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管理的基本内涵，即使对产业间资源配置的调节是借助于调节产业间比较利益诱导资源流动这样的间接方式实现的。中国经济均衡发展战略下供给管理的经济效率原因主要是市场失效、市场缺失和市场抑制，供给管理的主要功能应该是在市场失效领域弥补市场机制作用，在市场缺失领域通过扶持市场最初进入者和创建市场规则培育市场机制，并且在市场抑制领域通过解除行政管制实现市场机制对计划机制的替代。市场抑制形成的非均衡资源配置蕴涵了通过市场深化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原则上能够对市场抑制校正损害的既得利益进行卡尔多补偿（Kaldor's compensation）。
收稿日期：199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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