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笑一[1]2004年在《北宋新学与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不是对北宋新学的学术理论、学派构成和发展历史的全面研究，而是始终以新学核心人物、兼具学者与文学家双重身份的王安石为中心，从若干角度探讨了北宋新学与文学的关系。全文共包括八章二十八节。 作为关系研究的基础，论文首章先对北宋“新学”名称的来源作了考论，并讨论了新学分期的依据。第二章分五个时期简要梳理了新学在北宋时期的发展脉络。 第叁章开始剖析新学与文学的关系。它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新学学术中的文学研究内容，主要是《诗经》学；其二是新学对北宋文学的影响。第叁章研究新学的《诗经》学，从王安石提出的“《诗》、《礼》相解”观念入手，探讨了王安石对“诗”的独特定义、《诗义》中过度诠释形成的原因、《诗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第四章则进而深入分析了《诗义》“尊《序》”问题和《诗义》凿说的形态。 讨论新学对文学的影响时，首先从学术思想史、科举史、文体史的复杂关系着眼，研究了与新学官学化关系最为紧密的“经义”文体的形成过程，以及试经义对北宋后期整个士风和学风的影响，这是第五章论述的内容。第六章系统探讨了“经术”与王安石古文的形态、表达策略与艺术风格的关联。第七章讨论新学与王安石诗歌的关系时，主要集中研究新学佛化与王安石晚年佛理诗的关系。最后一章，探讨新学学术一元化(“一道德”)思想与王安石实用文学观的内在联系，并将问题追溯到宋初，从观念史的角度，揭示了北宋后期以“新学”为旗号的思想文化专制发生的原因。
吴增辉[2]2011年在《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依靠北宋中后期的历史背景,以儒学复兴的演变、南北地域文化的冲突、士人心态的衰变及诗歌风格的流转为主要线索,对此期的贬谪与文学间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全文共分八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概述党争与贬谪关系。首先揭示党争的学术动因,指出王氏新学与以洛学为中心的北方学术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双方的学术歧异决定了新旧党争的不可调和,最终造成愈演愈烈的局面。其次将北宋中后期分为熙丰、元佑、绍圣至徽宗朝叁个阶段,对每一阶段的党争与贬谪情况分别加以论述,勾勒出相应的历史轮廓,以为后面的展开张本。其叁则主要从制度层面对被贬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加以描述,揭示党争愈烈而贬谪日重的状况。第四节则从文化角度揭示出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的心态的内敛趋势,而贬谪则是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这直接影响到北宋晚期的诗歌风格。第二章论述熙丰间的贬谪与文学。第一节首先对“道”“势”关系进行探讨,王安石主政使王氏新学由民间学术的“道统”上升为“政统”,从而与朔学、洛学、蜀学等民间学术重新形成对立关系。第二节对司马光等元老重臣的文化心态及文学创作加以分析,认为其退守洛阳等地主要表示一种对抗新法的姿态,其创作的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第叁节从叁个方面论述贬放地方的士大夫的创作,揭示出他们心忧天下而又欲归隐林泉、依傍王权而又欲疏离王权的心理矛盾。第四节分析贬谪士大夫与园林组诗间的关系,指出宋代士大夫的内倾心态造成了其审美趣味的幽细玲珑,而贬谪际遇使其更乐于面对池榭亭台等安静幽闲的园林意象,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园林组诗的繁荣。第叁章论述乌台诗案与苏轼、苏辙之贬。首先对乌台诗案的文化内蕴加以剖析,指出乌台诗案乃是文化专制、春秋笔法与苏轼的自由人格激烈冲突的结果,其后结合文学创作及交游情况对苏轼贬谪际遇下的心态嬗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其贬后心态大体经历了苦闷超越、幻灭、归真四个阶段,而其生存哲学及文学观念则是“随物赋形”。苏辙贬谪期间所奉行的乃是“省之又省”的老子哲学,这一方面是其生存哲学,同时也成为文学观念,它与李翱的“复性论”一起,对苏辙贬谪筠州期间的文学创作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第四章主要探讨元佑贬谪与文学。首先对元佑更化的文化原因及这一阶段的党争特点加以剖析,指出元佑更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北地域的文化冲突,旧党对儒家价值的执守造成对新党批判的泛道德化。第二节对车盖亭诗案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新的清理,以求更深刻地揭示新旧党争的复杂性。第叁节论述元佑更化对新党的打击,他们既有失落与反思,也有愤恨与忧惧,其诗歌创作呈现出政治重压下的平淡风格。第四节则对洛蜀党争进行分析,指出旧党虽然掌握政权,实际上承受着内部斗争及新党可能复辟的双重压力,与新党相比,有着更为深重的忧惧心态,表现为诗歌创作同样呈现出平淡风格。第五章共分叁节,首先概述徽宗朝的政治状况及士人人格的蜕变,指出党争的加剧造成了叁代理想的破灭及士风的整体堕落,这促使置身贬谪中的士人对新党、新学乃至儒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士人思想变化的总趋势是转向内在,皈依佛禅,居士文化大行其道,这在被贬士人那里有着突出的表现。本章以郑侠、陈瓘、邹浩、苏辙为例,对居士文化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析。第六章主要分析苏轼、黄庭坚贬谪际遇下的心理矛盾及通常被忽视的性格侧面,以深入揭示贬谪与其心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化人格的本质。苏、黄晚年都追求平淡诗风,却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苏轼之平淡主要是其随缘任运的生命哲学的外化,黄庭坚之平淡主要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儒家诗教的体现。尽管有这样的不同,二人的平淡追求本质上都标志着生命激情的消颓及时代精神的没落。第七章与第八章具体论述苏门成员及元佑老臣贬谪际遇下的心态特征及创作变化,在描述其创作个性的同时揭示其创作共性,以深入探究其审美追求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北宋中后期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第九章主要论证北宋后期诗歌的发展趋势。首先分析苏门贬谪际遇下的交游情况,尤其具体分析苏轼与黄庭坚交游的不同特征,以揭示二人对诗坛的不同影响及双方地位沉浮消长原因。其次考察贬谪与江西诗派兴起之间的关系,联系北宋后期回归儒学的学术思潮,以潘大临与陈师道的诗学选择为例,说明为什么是黄庭坚的创作观念及创作模式最终成为诗坛主流。
杨天保[3]2004年在《王安石学术史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力图解答在北宋“选举时代”,“王安石之学怎样生成和演进?”的问题,为此,随着学主历史时空的频繁置换,王安石个人治学观念的历次嬗变、知识的多边积累、学术生成与转向的诸般特征,等等,都是要考察的重点。结构上,全文分上、下2编,共7章。上编有3章,主要就王安石学术思想的研究学史略作回顾,查阙补漏,强调历史研究是哲学研究的基础,并引出本文的总构想:以学术史研究弥补思想史研究。同时,作为研究的第一切口,在追溯王安石学术称谓的流变史中,本文首揭“荆公新学”的真貌,并立足于“王学叁体”新说,将整部“王学”发展史,大体划分为3个前后相承的阶段:早年原生体(即“金陵王学”、1021-1067) 、官学体(即“荆公新学”、1068-1076) 和晚年变体(1077-1086) 。考虑到初期形态的重要性,本文专就学界未曾落实的“金陵王学”史展开具体探析。此外,在王安石的学术渊源问题上,本文也努力从以往的研究模式中走出来,也就是在交游考辨和思想“互证”这两种传统做法之外,结合“地齐”(地理环境)、“政俗”(政教风俗)和“材性”(人才素质)这3个变量要素,重新凸现学术生成变动与社会和主体的逻辑关系。于是,在下编,本文首先透视北宋“选举社会”和“王氏家族”的互动关系,并藉此渐次勾画出,王安石早年由力主功名的“能吏”志气,向“保家”、“养亲”的“进士”科举之学转变的曲线图。其次,本文接着又在“选举社会”所规范的“举业”知识背景下,梳理早年王安石“场屋”交游的整个学术网络全景,进而演绎出在“举业”要求下,王安石个人学术生成的最初范式:以“字学”为开端,以“文章之学”为辅翼,由“文”及“道”,古文经学理念和时文制作,相得益彰。再次,本文经由北宋中前期官僚运转系统这一角度,归纳出王安石任职江南5路时期,日趋“边缘化”的政治处境,以及与之伴生的“边缘性”学术交游的实情。基于此,本文进而发现,在治学上,王安石同时经历了一个由外入内、反求诸身和以圣道自任的变动,其中,他在“为己之学”和“易学”方面的学术积累,基本上奠定了前期个人心性道德之学的雏形。最后,本文通过考察王安石在京师从群牧判官到知制诰(1055-1068) 期间的政治、学术活动,得悉学术主体性的理性自觉,已将一种“外王”的企求,逐渐植入到前期的“内圣”之学当中。继而,围绕王安石在金陵(今南京)讲学的经历,本文又发现,新的“礼乐之学”在原来“为己之学”和“易学”的庇护下,已茁壮成长。至此,贯通“内圣”、“外王”和体、用不二的“金陵王学”浮出水面,“王学”原生形态最终确立。
高明峰[4]2005年在《北宋经学与文学》文中提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经学”一直被视为学术的正统,对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直接作用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又支配和制约着诸如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等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 研究经学与文学的关系,至少具有以下叁个方面的价值:一,从经学方面来说,这本身可以算是经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二,从文学方面来看,它有助于具体、客观地把握文学生成和演进的原生状态,展示文学发展丰富的历史面貌,同时也有助于深层地揭示文学理论背后的思想文化内涵,阐述文学理论的逻辑生成与变迁。叁,从综合研究的方面来讲,它既可以丰富经学研究,又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对于纯粹的、单一的经学研究或文学研究来说,都是学术视野的一种开拓。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在经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宋代的士大夫大多集文人、学者、官僚叁位于一身,使得其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更趋复杂而深刻。 本文即以北宋的经学与文学之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展示其互动的历史面貌,揭示其演进的某些规律。 本文分为六章。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经学与文学的联结;二是有关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及状况。前一个问题是对经学与文学关系的总体把握。作者认为:一、经学对文学有根本性的影响,而文学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受其自身规律的制约。二、在经学与文学产生联结的具体途径上,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是需要着重把握的。叁、对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既应予以承认,又须客观剖析。后一个问题则是对本课题的价值评估与现状考察,认为研究价值重大,然现状却不能令人满意。 第二章为“中晚唐经学研究的新风与文学的新变”。首先讨论了安史乱后的现状与变革,认为“安史之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促进了人们对包括经济、政治、科举等在内的反思及变革,这是儒学复兴运动拉开序幕的重要诱因,也是中晚唐经学研究出现新风与文学产生新变的重要背景。其次,分析了中晚唐经学
王苑[5]2015年在《熙丰文化背景下的临川叁王诗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北宋末年以来，关于宋代诗歌发展成就顶峰的确定，人们一般的观点倾向于“元佑”（最有名的论断是近人陈衍的“叁元说”和沈曾植的“叁关说”），但实际上，“元佑”是个复杂的概念，带有鲜明的政策蕲向性，是北宋中后期社会变革过程中一个政治阶段的代称。自哲宗朝肇端的“熙丰”与“元佑”的政治对峙，后来至徽宗朝崇宁年间“以诗赋为元佑学术”的禁令，以及连绵北宋后期半个多世纪的新旧党争，不仅导致了诗人群体的政治分化，同时，与新旧党争相对应的熙丰和元佑两个时代的概念，也渗透到诗歌批评中来，并且在话语层面上逐渐形成“熙丰—元佑”的对立。而且，一直以来革新除弊、崇儒复古的庆历诗坛与群星璀璨、声势夺人的元佑诗坛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对于熙丰诗坛似乎多关注于其轰轰烈烈、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而对其诗坛创作情况缺少兴趣，文学活动有意无意间被政治活动遮蔽。另一层原因则是，在王安石执政下的熙丰时期，追求文学的经术根柢，“务为有补于世”，并利用科举铨选之便，废诗赋而试经义策论，将文学纳入经术中，为其政治主张和实践张本。从而阻碍了文学的良性发展，因此多遭时人与后人指摘诟病。但如果具体考察一下熙丰年间诗坛创作的实际情况，不难发现以王、苏、黄为代表的诗坛巨匠正处于创作的旺盛阶段，同时，各地诗歌群体活动繁荣，所以这一时期应是北宋诗歌发展的关键时期，是“生长季”，是最富创造性和建设性的阶段（有学者认为宋调诸特质凸显并完成于此期），元佑则是这个高峰期的延续，是“收获季”。故而重新审视考察熙丰诗坛就极有必要。本论文选取临川叁王（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作为研究支点，试图以个案研究带动综合研究。主要原因有叁：其一，在个案研究尚未深入时，面对丰富而复杂的文坛实际，我们的一些大判断仍然以印象式的方式出现，不仅流于肤浅，而且颇显片面，甚至陈陈相因，与实际情况相差较远。同时，熙丰时期史料分散而凌乱，文献考索与解读困难较多，要全面把握历史与文坛实况，尚需假以时日进行大量基础文献工作。这种研究现状，也直接决定了只有在加强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带动以至深化主体研究。其二，王安石是熙丰政坛乃至文坛当仁不让的首脑人物，以之为核心的临川王氏家族的子弟才俊，必然因其本人的辐射影响，于此一时期的诗坛凸显出来，获得在其他时期少有的鲜明的家族典型性，因而备受世人瞩目，故而以临川叁王为代表的王氏家族，因其特殊的政治机遇和历史背景，也可称为熙丰诗坛风貌的重要塑造人，其本身具有“符号”、“桥梁”的性质。对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有带动综合研究的较大可能。其叁，以往的研究着作，在对熙丰诗坛的考察、论述中，多将关注的焦点聚集于以王安石等新党作家群为代表的汴京诗坛，以司马光、邵雍、程颐等旧党作家群为代表的洛阳诗坛，和以外贬的苏轼为中心旁涉周遭交游圈的黄州诗坛。这多是以党争为背景，作为考察的视角，理所应当。但王安石作为新党文人群领袖成为研究的着眼点，而较少从家族的角度进行审视。王氏家族素以能文享誉当世，安国、安礼亦为行辈中之翘楚，但由于党争等复杂的政治因素，王氏家族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也阙失严重，安国、安礼诗文作品亦散佚较多，这多少模糊遮蔽了他们在当时文坛的实际情况。且又因王安石本人卓着的才能声望在王氏家族中独秀而出，也掩盖了他的两个弟弟在当时与后世的声名地位，也即胡应麟所说的“掩于兄者”。故本论文亦有“重组”临川叁王“文学世界”的考量和预想，并以之为中心，带动涵摄其他政界文坛的重要人物，转换、更新角度，构建熙丰文化生态。所以本文第一章考虑到熙丰一代文学之生长成熟，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如政治背景、地域文化、个人经历和前代文学遗产之属。在这些因素当中，时代的大背景和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两端，与文学发展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而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总体文化环境，与作家个体文学创作，乃是影响其间文学风貌得以形成和演变的主要因素。北宋熙宁以来的文学即是所谓特定时期的文学，临川叁王（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的文学创作活动也主要集中于此一时期，并深受其间世风的濡染熏习，尤其是新旧党争的时代、政治背景，对当日文人的生活、心态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循此而行，将熙丰时期的文化生态作为本篇论文写作中的考察背景，来涵摄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与各类相关的文学现象，则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二章则以江西在宋代时期文化的空前繁荣为地域背景，以临川王氏家族在特定的历史政治条件下的崛起、鼎盛，最终而至衰落的发展脉络为主线，试图以地域文化、家族文化带动对研究主体的考察，将“临川叁王”作为一个研究整体，置于此一生态中，旁涉内在性情与外部交游，以简要考察“临川叁王”的创作环境与生命形态。第叁章力图因狭出新，希望能在前人对王安石诗歌海量的研究成果外，继续深入并多方挖掘王安石身上较为人忽略的文化与诗学内涵。比如王安石在诗学理论中鲜有提及的王维、柳宗元，但其实此叁人的人生经历（皆历政治风波）、思想底蕴（儒释兼容，且有前后心态的转变）、创作题材（山水诗）、体裁（律绝）、风格特色（雅丽、精工、清峭）等方面，均有比较研究的价值，于此着眼对探寻唐宋诗风的嬗变轨辙也有所裨益。由于对王安石的学术研究，几乎已经遍及方方面面，完全出新的阐发论断难度较大，故本章只选取了为前人所论及的四个方面，从已有之论中尽可能挖掘出王安石鲜为人关注或论及的文学特质。当然，相较于王安石丰厚的学术研究蕴藏而言，此亦不过是酌蠡水于大海而已。第四章则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熙丰——元佑这一对在宋代文化语境下别有深意的“时代”内涵。自北宋末年以来，关于宋代诗歌发展成就顶峰的确定，人们一般的观点是倾向于“元佑”。但“元佑”是个复杂的概念，带有鲜明的政治蕲向性，是北宋中后期社会变革过程中一个政治阶段的代称。自哲宗朝肇端的“熙丰”与“元佑”的政治对峙，至徽宗朝崇宁年间“以诗赋为元佑学术”的禁令，以及连绵北宋后期半个多世纪的新旧党争，不仅导致了诗人群体的政治分化；同时，与新旧党争相对应的熙丰和元佑两个时代的概念，也渗透到诗歌批评中来，并且在话语层面上逐渐形成“熙丰——元佑”的对立。与此相应，在王安石执政下的熙丰时期，追求文学的经术根柢，“务为有补于世”，并利用科举铨选之便，废诗赋而试经义策论，将文学纳入经术中，为其政治主张和实践张本，从而阻碍了文学的良性发展，因此多遭人诟病。所以，立足于熙丰——元佑的诗学话语系统，重新对此进行寻绎辨析，细致考察并梳理元佑诗歌定于一尊的深层原委、此一过程中的来龙去脉，和在政治对立冲突与价值评判取舍下而形成的模糊概括与偏颇定论，对于客观把握与评定熙丰诗歌的创作成就，则显得极有必要。本论文试图以此为支点，论证熙丰时期在宋代诗歌发展流变链条上的重要作用于实质意义。第五章关注于在熙丰时期政治文化背景下，以临川叁王为代表，及其带动下的新旧党群体作为考察立足点，爬梳剖析士心之变中的诗风嬗替。北宋文人“每感激论天下事”之士风复振于仁宗庆历之世；及熙丰新法和元佑更化，士人对此风气多所承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身处其间的宋代士人在奋发有为、积极参政的同时，也因政事之争、仕宦之忧而产生了避祸全身的思想行为。既存用世之心，又怀履冰之忧的矛盾心态，在北宋文人，尤其是熙宁、元丰、元佑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熙丰、元佑之际，文人开始将关注的重心转向诗歌技巧法度的锤炼研磨来抚慰日渐失落的政治抱负。同时，诗歌的思想倾向、感情色彩也趋于静定、含蓄、温吞、优柔，诗人将视线移到士夫雅趣之上，故而诗中的书卷气、佛禅味、馆阁气日渐浓厚。而这些特征，在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叁兄弟熙丰年间的创作中便已有所萌生。安石晚年寓悲壮于闲淡的诗风、安国对“馆阁气象”的标榜，安礼任词臣期间制诰文书的渊雅风度与日常生活中对名士风流的好尚态度，都能折射出熙丰向元佑过渡时，文坛创作风向转变的讯息，可视之为此一时代文人群体望风而动的缩影，对于进一步探求阐释熙丰诗坛下开元佑诗风的时代标志意义，具有启示性的价值。
刘玉民[6]2013年在《吕祖谦与南宋学术交流》文中指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两宋学术堪称我国传统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尤其在南宋中期,诸子学术争鸣把两宋学术推至峰顶,而推动此期学术频繁交流的重要学者就是南宋着名史学家、理学家和文学家吕祖谦。吕氏以其特殊的家族声望和家学渊源,知识渊博而成就斐然,平易淳厚而待人以诚,持论公允而兼容并蓄,德高望重而纵横牵合,从而团结和吸引了一大批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派别的学人,相互之间切磋交流、碰撞融合,这是他学术长进和学术地位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使南宋一些清高自重、各自为战的理学家、文学家、史学家、部分政治家以及其他学术精英通过学术互动而共同汇聚在“恢复中原、学术救世”的大旗之下。他以独得“中原文献之传”之学术优势,以广大之心、践履为实之学术精神,以殚精竭虑、英年早逝之代价,为南宋学术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因此,加强对吕祖谦与南宋学术交流之研究,对于进一步理清南宋学术发展和演变的线索,拓展南宋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吕祖谦与湖湘学派之交流,既有对胡安国、胡宪、胡宏学说之继承,又有与张栻之学术交流。尤其是与张枝围绕着《知言》、《阃范》、“论语说”、“孟子说”、“仁说”、性理说”、“主敬说”、“先察识后涵养说”、“学以致用说”以及“文学”、“史学”、“礼学”、“易学”等诸方面之学术交流,使湖湘学派之性理学说日臻完善,对张拭学说体系构建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吕祖谦与朱熹之学术交流,既有影响后世学术深远的寒泉之会、鹅湖之会、叁衢之会等“讲论叁会”,又有大量书信之往来讨论和交流。他们的学术讲论,几乎涵盖和牵涉到了当时学术界关心的所有问题,并波及到当时所有的学术派别和着名学者。吕祖谦对朱熹理学体系之完善、内容之丰富皆有赞襄之功,终使朱熹成为两宋理学集大成者。因此后人常说朱学中有吕学,吕学中亦有朱学,并习惯上对二人以“朱吕”相称。陆九渊是在吕祖谦的大力引荐下才得以顺利高中进士的,也是在吕祖谦的引领下,使陆九渊与学术界的朱熹等人结识的,朱陆之“鹅湖之会”因吕祖谦的撮合而起,终使陆氏心学与朱学、吕学鼎立于世,也使理学与心学之相互交流由此持续影响了中国学术五六百年。吕祖谦把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最先引进道学群体,对提高陈亮的学术威望和社会影响至为重要,后来所发生的朱熹、陈亮“王霸”大论辩,可以说是吕祖谦“桥梁效应”的直接学术果实。吕祖谦与陈亮的学术交流是很宽泛的,陈亮每着一书,每写一文,往往寄与吕祖谦交流。因此陈亮是继朱熹、张栻之后,吕祖谦与之学术交流最多的学者。吕祖谦与薛季宣、郑伯熊、陈傅良、叶适之学术交流,永嘉学者既得奖掖之力又得培植之功,使永嘉学派之事功学在淳熙末年得与朱学、陆学分庭抗礼；吕祖谦与曾布、陆游、尤袤、王十朋、周必大、辛弃疾等文苑诸贤之交流,使南宋文学深深烙刻“义理文学”之时代特色；吕祖谦与李焘、袁枢等史苑诸贤之交流,使南宋史学以“义理史学、通鉴史学、事功史学”彰显于世。总之,吕祖谦以其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独具魅力的人格等在南宋学坛上纵横捭阖,与当时的各家各派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学术交流。在学术交流过程中,他不惟尊贵,不计富贫,不论长幼,皆以平等温润之态度对待之,从而赢得了各界的广泛尊重和积极响应,推动了南宋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并且在与南宋诸儒学术交流过程中,吕祖谦亦汲取百家之长、陶铸百家之说,使自身“吕学”体系更加完善,内容更加宏博,终成着作等身、德泽后世之一代学术宗师。
易卫华[7]2010年在《北宋政治变革与《诗经》学发展》文中研究指明北宋是《诗经》汉学研究与宋学研究的分水岭,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北宋学者进一步强化了对《诗经》题旨的政治性把握和解读,《诗经》研究中的致用色彩更为浓厚,同时,疑古惑经和义理化的倾向也更为突出。本文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诗经》学置于北宋政治和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希望能够更为深入地挖掘北宋《诗经》学的内涵,其中的主要观点如下。北宋《诗经》学的发展除受到北宋持续政治变革的影响之外,中唐即已开始的经学革新运动也构成了北宋《诗经》学发展的远源,韩愈、成伯玙、丘光庭等人对《诗序》和毛《传》等的质疑已经开启了北宋《诗经》学的疑古之风。同时,北宋庆历之前《诗经》学也已经表现出一定的革新动向。这些都为北宋《诗》学的发展与革新准备了条件。仁宗时期是北宋《诗经》学转变的关键阶段,欧阳修《诗本义》、刘敞《诗经小传》均完成于这一阶段。这种转变与仁宗对《诗经》的推崇以及士大夫阶层《诗》学观的成熟有着直接的关系。欧阳修的《诗经》研究以发现《郑氏诗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将《诗经》的作用置于群经之首,当作习道明用的载体,认为求“诗人之意”、“圣人之志”是学《诗》的终极目的。同时,在《时世论》等作品中对《毛诗序》、《毛传》、郑《笺》等进行了批驳。刘敞《诗经小传》据《序》言《诗》常常讲明《诗序》所以美之、所以刺之的道理,填充其中的意义空白,借题发挥来做政治文章。他又大胆改易《诗经》中的文字和章句,对毛《传》和郑《笺》进行了批驳,一改汉唐学者以章句注疏为主的研究风尚,为北宋《诗经》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风貌。王安石的《诗经》研究通过对《诗经》政治性的解说,把诗歌的政治功用发挥到了一种极致。我们将其《诗》学思想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熙宁变法中王安石主持撰写的《诗经新义》以《礼》释《诗》、强化了对《毛诗序》政治化题旨的理解。同时,《新义》对君主、士大夫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并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应当遵从的道德规范,希望以此来引导社会思想的进路,为政治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其后,蔡卞《毛诗名物解》运用比附的方法,借《诗经》文句来佐证所谓的义理,通过训释名物谈论礼法、阴阳、君臣等义理思想,通过名物研究为王安石《诗经》研究做了一个注脚。苏辙一生于《诗经》用力最勤,他早年的《诗》学思想较多地受到父兄的影响。同时,荆公新学的巨大影响力对苏辙《诗》学思想的成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苏辙的《诗经》观包括“性情论”以及《诗序》乃毛公之学、卫宏集录等内容。另外,苏辙又与佛教人物多有交往,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并借用其中的思想对“思无邪”进行了解读,体现出宋代经学研究一些新的动向。二程的《诗经》研究同样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他们继承并整合了汉儒的《诗经》学成果,肯定了汉儒“《诗》教”的思想以及孔子对《诗经》所作的删改,对《毛诗序》基本持一种遵信的态度,对《诗经》在个人道德修养中的作用也更为重视,并且倾向于对《诗经》中“义理”内涵的挖掘,开启了南宋朱熹等理学家《诗经》学的先河。总之,北宋政治变革不断引发着《诗经》学发展的问题意识,从而使其在为回应现实政治要求的过程中不断更新自我,最终完成了庆历之后《诗经》学的复兴,并为南宋《诗经》学高峰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
张文利[8]2003年在《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文中提出从中唐开始，中国文化就呈现出儒、释、道叁教合流的发展态势，但儒、释、道叁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并非叁足鼎立，而是在不同的时期，彼此起伏消长，呈动态发展之势。儒、释、道叁家在宋代的发展，以儒学与禅学的联系更为密切。宋儒在建构理学的过程中，大量地接受了佛禅思想，以致后人对宋代理学有“外儒内禅”的评价。宋代禅学以儒证禅、禅僧儒士化的现象也比较明显。宋代理禅融会的文化现象造就了宋文化的特质，进而对作为宋代文化形态之一的文学发生影响。宋代诗、词、文叁种主要的文学形式中，以宋诗最能体现出理禅融会的文化背景及因此形成的宋文化特质对它的影响。检讨现有的宋诗文化学研究成果，就会发现，分别从理学和禅学的角度研究宋诗，学者们已付出了相当的努力，也取得了显着的成果。但从理学和禅学相融会的角度来研究宋诗的论着则很少见，这种研究局面，与理禅融会的文化背景下的宋诗学面貌极不相称。本论文试图对这个问题做一点尝试性的研究，这是论文选题的动机所在。 本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和总结叁部分，其中正文共六章。 绪论部分介绍本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基础、研究内容及试图解决的问题。 第一章：梳理理学与禅学在宋代的发展轨迹，分别描述宋代文人与理学和禅学的关联。这是本论文的立论基础。 第二章：阐述宋代理学与禅学的交相融会，揭示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宋文化特质，概括为：治心养气的心性涵养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体悟内省的思维方式和平淡恬静的审美观四个方面。这是支持本论文的理论基石。 第叁章：揭示理禅融会下的宋诗学理论。首先，以宋代文学家与理学家为考察对象，揭示宋人的诗道观；其次，揭示宋人的诗学艺术思维特征，分别是：“静观”的取材方式、“妙悟”的诗学构思论、主张“活法”的诗歌表达论、“活参”与“亲证”相结合的诗歌欣赏论；再次，认为宋诗在表现内容上有所加强与侧重的两个方面是：理性意识的加强和表现幽微琐细题材的兴趣；最后，分析宋诗以平淡、老成、古雅为主的诗歌审美境界。这是本论文的核心。 第四章到第六章是本论文的个案研究。 第四章：描述理学、禅学与北宋前期诗。北宋前期是理学的草创时期。本章描述理学、禅学分别与同时期诗人欧阳修、梅尧臣、宋初叁先生、杨亿和诗僧智圆及其诗歌的关联。 第五章：描述北宋后期的王安石、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与理学、禅学的关联。王安石早期的诗歌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精神，晚年退居江宁以后则写了一些深造佛理的诗篇。黄庭坚是站在理学、禅学与宋诗学交接处的人物，他的诗歌体现了他对澄明本心及涵养功夫的体认与追求，理学的理性精神与佛禅的反理性精神在他的诗作中也有所体现。理禅融会的文化特质对江西诗派的影响体现在：内敛的心理倾向、平淡恬静的诗歌境界、细致入微的物象描写、奇警的句法结构和重意不重象的创作倾向。 第六章：描述理禅融会与南宋诗。揭示南宋前期理学兴盛与宋诗中兴局面同步出现的原因，认为理学家与文学家的某些相融共通处是主要因素。讨论理禅融会与朱熹诗，认为朱熹的诗学观深受其理学思想的影响，其诗歌创作可分为两个方面，即理学家朱熹的诗与诗人朱熹的诗，只有将两者统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朱熹形象。讨论杨万里诗与理禅的关系，认为杨万里的以昧论诗在实质上与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一脉相承。诚斋体的理性诗思是理学思想沾溉的结果，诚斋体的灵动活脱来自于禅学的影响。讨论江湖诗人与理禅融会，认为思想上的理学印痕与行为上的谒客举止间的巨大反差，造成了江湖诗人的双重裂变人格，他们的诗学思想及创作实践也受到了理禅的影响，重视创作者对“气”的涵养，追求平和冲淡的诗歌风格。最后描述了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的诗歌面貌以及《镰洛风雅》的编选宗旨和概貌。 总结部分的结论是：宋代理禅融会的文化背景形成了宋文化的若干特质，进而对宋代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都发生着影响，这是形成宋代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特色的重要的文化因素。
范建文[9]2006年在《两宋之际荆公新学的传承与演变》文中研究表明两宋之际,荆公新学的传承有着十分复杂的时代背景。本文力图在两宋之际剧烈的政局演变中,历史地考察新学的传承与演变,并深入阐释新学在两宋之际走向衰亡的内外在原因。本文正文部分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两宋之际新学发展演变的时代背景。主要从北宋末年的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南宋建立之后的社会政治状况以及两宋之际政局演变与学术发展诸层面介绍新学传承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两宋之际荆公新学的传承与演变。这一部分分叁个阶段,历史地考察荆公新学在北宋徽宗、钦宗及南宋高宗时期的传承与演变情况。第叁部分:荆公新学走向衰亡的内外在原因。该部分主要从皇权、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学统之争以及新学自身原因,深入分析新学走向衰亡的原因。第四部分:结束语。总结全文,试图归纳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规律。
李昌舒[10]2017年在《“斯文”在北宋中后期的演变及其美学意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宋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在政治和文化上都达到了巅峰。北宋中后期,范仲淹和王安石先后主持了两次改革,围绕是否需要改革以及改革的具体内容,在士人群体间产生了矛盾。这一矛盾与"斯文"密切相关,"斯文"既包括狭义的儒家经典着作,也包括广义的各种思想文化。就前者而言,托古改制的习惯要求从"斯文"中找到理论依据,这导致了北宋儒学的兴盛;就后者而言,北宋重用文人的政策也导致了思想文化的兴盛。士人都是饱学之士,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互有差异,学术分歧导出政见分歧,学术矛盾与政治矛盾交织在一起。大致来说,从仁宗庆历年间到北宋灭亡,"斯文"经历了重振、分裂和没落叁个阶段,与此相应,其审美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参考文献：
[1]. 北宋新学与文学[D]. 方笑一.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D]. 吴增辉. 复旦大学. 2011
[3]. 王安石学术史研究[D]. 杨天保. 浙江大学. 2004
[4]. 北宋经学与文学[D]. 高明峰. 扬州大学. 2005
[5]. 熙丰文化背景下的临川叁王诗歌研究[D]. 王苑. 山东师范大学. 2015
[6]. 吕祖谦与南宋学术交流[D]. 刘玉民.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7]. 北宋政治变革与《诗经》学发展[D]. 易卫华. 河北师范大学. 2010
[8]. 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D]. 张文利. 陕西师范大学. 2003
[9]. 两宋之际荆公新学的传承与演变[D]. 范建文.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10]. “斯文”在北宋中后期的演变及其美学意蕴[J]. 李昌舒. 南京社会科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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