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进入时机选择：领军还是跟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领军论文,时机论文,新兴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不仅对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到重要的带动作用，还将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经提出，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全国性的产业规划呼之欲出，各地方更是紧锣密鼓地规划布局重点行业和项目。然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热潮并未直接带来企业的投资进入热潮，相对而言，企业对进入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项目显得更为冷静和谨慎。产业的发展最终要靠为数众多的企业支撑，在这一轮新兴产业的发展进程中，企业如何选择产业进入时机，不同的进入决策与行为又将带来哪些影响？这些问题的研究，既能指导企业的经营决策，也能为加快推动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建议。本文应用我国180家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时机选择的动因，并进一步探讨了领军与跟进策略所带来的企业绩效差异。
企业进入时机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企业进入某一产业的时点，而应更广泛地涵盖企业选择投资的领域、技术方式以及产品和市场等，事实上最早对于进入时机的探讨源于技术领域，并逐步扩展到产品、市场与产业等多个方面。那么是什么影响和驱动了企业进入产业时机的选择呢？以前的研究认为，企业选择领军进入产业，还是作为模仿者跟进，取决于其自身的资源基础、组织特征和所面临的产业环境(Timothys & Arnoldc，1998；邹仿涛，高勇强，2007)。更为具体的，从内生变量来看，企业的行业资源、抗风险能力(Gaba & Pan，2002；Joshi & Reibstein，2009)影响着企业进入产业的时机选择；而在外生变量方面，行业资金利润率、行业风险(吴三忙，2009)、市场准入门槛(Mitchell，1989)、最优经济规模、产业集聚状况(Kalish & Lilien，1986)成为决定企业进入产业的主要因素。进入时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即企业率先进入和跟进哪种选择更为有利，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一致性的结论。但一般而言，先进入者会在一定时期内成为行业的领先者，这一优势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来自先动优势(Gaba & Pan，2002)。一方面，早期选择新技术、进入新产业可以使企业获得较高的市场占有率(Bayus & Agarwal，2007)，并驱动企业绩效的提升(David & Lisa，1995)，而后进入者会长期面临市场份额劣势的影响(Vakratsas & Rao，2003)；但另一方面，先行进入产业也使企业面临巨大的风险(Gaba & Pan，2002)。值得关注的是，企业进入产业的次序与其绩效的关系会随着行业的差异有所不同，具有显著的行业特性(Fuentelsaz & Gomez，2002)，那么领军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一定具备先动优势吗？从经验证据来看，通过对我国沪深股市A股市场“新兴产业”概念板块上市公司数据的观察，企业的收益情况并没有随着上市时间的早晚而呈现出明显不同，说明领军与跟进这两种新兴产业进入选择并不能直接带来竞争优势差异，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剖析。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的变量指标包含进入时机、影响因素和企业绩效三部分。企业数据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重点选取了新材料、新能源、智能电网、节能环保和物联网①五个板块的300家企业，在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剩余其中的180家，样本观测区间为2001-2009年。样本点数共计1620个，为非平衡面板数据。产业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1.进入时机
为了便于测量，本文将进入时机设定为虚拟变量Time，根据样本企业在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中呈现的“行业变更历史”进行定义。所选样本均来自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5个版块，说明企业目前正处于这一行业，那么之前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情况可以分为如下两种：一是在观测期之前即进入这一行业，二是在观测期之间进入。如果企业没有发生行业变更，说明企业自上市以来就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则2001-2009年的进入时机数值全部赋值为1；如果在2001-2009年某一企业有行业变更记录，说明企业在观测期中转产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就把变更结束的年份以及随后的年份赋值为1，其他年份赋值为0。
2.进入时机选择的影响因素
影响企业进入时机选择的因素分为企业资源基础、组织特征和所面临的产业环境，本文将其归结为企业股权结构、企业规模、企业内部风险、产业发展环境和市场风险5个变量指标。①企业股权结构：企业股东间的利益制衡机制使得股权集中度成为企业选择何时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国有持股占绝对优势的企业在做出进入决策时，要兼顾国家战略层面的发展规划，即可能通过率先进入某一产业来发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引导作用。因而不能忽视由企业产权反映出来的企业内部股权结构对进入时机选择的影响。企业股权结构可以具体分为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构成两个层面，在本文中，前者用股权集中度10(CR[，10])、赫芬达尔10(H[，10])和Z指数进行度量，后者用产权(cq)进行度量。②企业规模：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显著的高投入、高技术、高风险特征，企业的规模优势在这一行业尤为显著，早期阶段的大量研发投入和巨额沉没成本使中小企业往往不能迅速做出进入决策。但随着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中小企业机动灵活优势的发挥，小规模企业也可能会较早进入新兴产业。本文采用企业内部的职工人数(gm1)和企业的资产总计(gm2)来衡量企业规模。③企业内部风险：如果企业内部的风险较集中，企业会推迟进入高风险产业的时机。本文通过对企业的财务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观测来度量企业内部风险，用权益乘数衡量财务风险，越大表明企业的负债越多，面临的财务风险也越大；用流动比率(currt)和速动比率(qckrt)衡量企业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越大表明企业的流动性风险越小。④产业发展环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受到产业自身效率的影响，还受到产业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同时政府的扶持政策对产业发展初期具有重要影响。考虑到本文所选取的180家企业分属于不同的产业部门，企业面临的产业发展环境很大程度上取决其产业类型，因而选取产业的销售利润率(xl)、成本费用利润率(cf)、资产负债率(zc)、保值增值率(bz)以及产业内的企业单位数目(qs)来衡量产业环境状况。⑤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因利率、汇率以股市价格的变动及政策变动等而导致的不可预期的潜在损失风险，而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度相关的市场风险，在产业发展初期受政府引导和扶持政策的影响与调节十分显著。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系统性风险可以用企业的贝塔系数(Beta)来表示，本文对市场风险的衡量取自于股票总市值加权的风险因子β系数。
3.企业绩效
企业绩效的衡量有多种方法，较为常用的是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增长率、Q值等指标，本文综合企业的经营发展能力指标、盈利能力指标和资产管理能力对企业绩效进行度量。企业的经营发展能力可以反映企业在正常条件下组织、协调企业内部生产活动和经营活动的能力，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Ope)来表示。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净资产收益率(Roe)用以衡量股东的收益水平以及公司对股东投入资本的利用效率，可以较好地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管理能力主要是指企业管理和运营资产的效率和效益，因此，资产管理能力越强的企业，其盈利能力也越强，而存货周转率(Ine)可以作为衡量企业资产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
三、进入时机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1.多种进入时机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本文选择主成分分析来提取公因子实现降维的目标，采用方差最大化旋转的正交旋转方法来获得各公共因子的负荷值。表1列出了因子分析的提取情况和旋转结果，其中公共因子的提取标准是特征值大于1，从表中最后一列可见，旋转后的6个公因子解释了总体方差的77.62％，基本上满足因子个数对累计贡献率的要求。
通过旋转以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将公共因子中载荷较大的变量以其表现出的公共特征进行分组，并对公共因子进行命名。其中，将产业保值增值率、产业成本费用率和产业销售利润率命名为产业利润率；将
指数和股权构成(国有股比例)命名为股权结构；将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命名为流动风险；将企业职工数量和企业总资产命名为企业规模；将产业的资产负债率和企业数量命名为产业规模；将Beta值命名为市场风险。
2.基于Probit模型的预期影响估计
依据2001-200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板块内的上市公司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对各因素的预期影响进行分析：
从模型(1)可见Probit模型在形式上与线性概率模型并无大的差异，只是回归系数的意义发生了改变，不再是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而变成了它对因变量发生概率的影响程度，也即解释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被解释变量发生的概率扩大
倍，当然，此时仍然可以利用回归系数的符号判断二者变化方向是否一致。
估计结果可见表2，产业利润率、股权结构、流动风险、企业规模、产业规模和市场风险各因素对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机都有预期的影响，且各因素的影响均显著，这对进一步考察企业的进入动机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基于原始数据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针对影响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机因素，构建不同的模型进行估计(见表3)。构建的模型包括所有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的变量，同时可以在某些变量显著性不高的前提下为了简化模型而对其进行排除。
原始数据模型显示了对企业进入时机的较好解释能力。从统计分析结果可见：①产业发展环境，各指标大多对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所处产业总体资产负债率zc与企业的进入时机呈现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企业所处的产业背景对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策具有显著影响，产业的发展前景及预期利润都对企业的进入形成了较强的吸引力。②市场风险，用Beta表示的市场风险在各个模型中都显著为正，说明企业面临的系统风险越大，企业越有可能较早进入。本文所指的市场风险属于不可分散风险，这些不可分散的系统风险更多源自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等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来源于政府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相关政策的出台，产业激励政策尽管提高了企业面临的系统风险，却促使企业较早地进入，获取更多政策好处。③企业的股权结构，各模型中代表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
与企业的进入时机均呈现较显著负相关；而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份额之比z指数与企业的进入时机正相关。④企业规模，结果显示企业内的职工人数对企业的进入时机并没有显著影响，而资产总额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较早进入。对于研发投入高、沉没成本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拥有雄厚资本的企业确实具有一定的优势。⑤企业面临的内部风险，因权益乘数并不能归为六类因子中的任何一类，所以做回归时并未包括。而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如表中所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显示出与进入时机显著的负相关，说明流动性风险越小企业会越早进入。
四、进入时机与绩效差异
1.进入时机与企业绩效的模型构建
为分析企业进入时机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方向和程度，构建如下模型：
2.进入时机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检验
首先对解释变量进行共线性分析，剔除了共线性较为严重的变量，最后选择了企业进入时机变量、产业规模变量中的企业数量、企业的员工数量、流动风险、企业的国有股持股比例、产业盈利指标保值增值率和市场风险Beta系数。依据战略性新兴产业板块的180上市公司数据，对进入时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统计结果可见，在存货周转率(Ine)模型中，固定效应模型更为适宜，进入时机与企业绩效呈正向关系。说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企业的领先进入与较高的绩效水平相联系，而跟随者则缺乏竞争优势。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产权结构与企业的绩效正相关，表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有股持股比例越大，企业的绩效水平越高。在受政府引导和扶持的新兴产业领域，国有股比例越大，得到政府的政策倾斜和政策优惠就越明显，短期融资能力也将增强，可见政府政策在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中的作用十分显著。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Ope)模型中，固定效应模型得到更多的支持。企业进入时机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呈负相关，则领军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绩效呈现弱势。较早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是产业成长初期高额前期投资、技术开发和市场开拓的承担者，并且需要经历市场适应期积累新兴行业经验，绩效水平的提高可能会出现滞后。在该模型中，仅企业数量、流动比率和保值增值率通过了统计性显著水平检验，企业数量和流动比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呈负相关。而从保值增值率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对企业绩效具有提升、促进作用，如果整个产业的盈利情况较好，就会吸引更多的潜在进入者选择进入新领域。在净资产收益率(Roe)模型中，依然是固定效应模型更为适宜，进入时机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且仅有产权结构这一因素显著。说明国有股持股比例越高，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也就越高。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大都属于投资周期较长、资金和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而净资产收益率则是反映企业的投资收益情况，国有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其抵御风险和获得政府政策倾斜的可能性就越大，其获利的机会也越大。
总体上，从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次序来讲，领军与跟进这两种进入时机选择相比，前者的绩效水平更高，竞争优势更强。然而，这种先动优势所带来的绩效提升作用可能是短期的，同时在产业进入早期还可能表现为负向的影响。
3.引入交互项的进一步分析
在之前的分析中，企业规模和产权结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进入时机选择对绩效水平的影响中起到了显著作用，为了进一步探讨大型国有企业是否在新兴产业领军独具优势，引入进入时机与股权结构和进入时机与企业规模两个交互项来验证交互作用的存在，模型构建如下：
通过对进入时机和产权结构的交互项回归，在存货周转率(Ine)模型和净资产收益率(Roe)模型中，企业进入时机和企业产权结构的交互效应为正，说明企业股权结构通过间接效应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其中产业的竞争强度的提高和企业规模的扩大都会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而企业内外部风险的增加也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在进入时机与企业规模的交互项回归中，仅企业资产管理能力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企业进入时机和企业规模的交互作用为正，说明企业规模可以与企业进入时机相互作用来影响企业绩效水平的高低。此时，较高的市场竞争强度和市场风险程度仍会降低企业的绩效水平，而产业较高的利润则与业内企业绩效呈正相关。从估计系数的正负向关系来看，引入交互项后并没有发生改变，说明估计结果较为可靠。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企业进入时机选择的动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与检验。结果表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产业的发展前景及预期利润都对企业的进入形成较强的吸引力，而产业不可分散的市场风险越大，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变化越剧烈，企业越倾向于领军进入，捞取早期的“政策好处”，规模大、国有色彩显著的企业表现得尤为明显，说明政策推动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与跟进的绩效孰优的问题，从总体上看，领军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能获得先动优势，企业绩效在资产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方面的表现显著优于跟进企业。此外，进入时机与产权结构和企业规模对企业的绩效水平提高存在着显著的交互效应，此时，国有股比率较高的企业，较早的进入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存货周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规模较小的企业，越早进入市场其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越高。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各类企业的进入和壮大，有潜力进入的企业举步不前是制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速度和规模的一个主要因素。影响和推迟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要素众多，化解这些问题主要靠企业自身努力，但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长期发展，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同时应当认识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有其属性特点和发展规律，需要有相应的内外部条件和环境，即不可能通过低水平盲目扩张来实现规模，也要避免不分条件基础一拥而上来加快速度。政府在下一阶段激励和引导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时，应该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在属性和发展规律，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进入的特殊性，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通过差别性的政策引导、资源投入、组织协调等多种途径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吸引更多有条件的企业及早进入这一产业。
(1)强化投入期产业政策，化解外部风险，鼓励企业较早进入获取先动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兼具高成长性、高回报率和高风险性的特征，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过程中的巨额投资和颠覆性会产生较大风险，企业出于对风险的规避一般不肯贸然进入。从欧美国家的产业周期来看，政府推动新兴产业进程分为投入期、深化期和收获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大约为5年。我国尚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期，产业激励政策在新兴产业领域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有助于降低产业风险，鼓励企业较早进入从而获取先动优势，促进产业发展。一是要积极实施财政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研发和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原理化、产品化、产业化、市场化”多个环节给予财政补贴，支持“产学研用”联合进行基础性、共性研发。将税收优惠从新兴产业企业的生产销售环节向研发环节转移，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的幅度和覆盖的范围，对风能设备、核能设备、电动汽车、环保机械等资源节约型和环节友好型新产品、新技术给予税费减免；二是要加快制定有针对性的政府采购政策和消费者补贴政策，拉动国内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的市场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处于培育期，市场认知度低，前期开拓困难，政府引导性的购买活动(限制权招标、国有化率、首台套政策等)能够在初期制造和激发市场需求，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开拓的风险。
(2)破除政策趋同，确立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发展模式，处理好领军企业和跟进企业的关系。政府在释放政策信号，引导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的投放、人才的集聚和技术研发时，不能盲目趋同，要关注行业内企业和潜在进入企业的自身禀赋，制定差别性政策。企业的资源基础、组织特征和所面临的产业环境是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动因来源，其中企业的股权结构和企业规模对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十分显著，同时投资进入新兴行业之后，企业股权结构和规模也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交互影响，因而国有大型企业更易于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推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应当以一批基础实力强、技术水平高、人员储备足的国有大型龙头企业为核心，通过集聚以产业配套、添补产业链空白为主的中小民营企业，形成领军和跟进企业优势互补的合作关系，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促使国有大企业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链组织者和整合者，改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上下游脱节、研发创新资源分散的局面，实现产业的实质性发展。在产业政策的安排上，应减少“撒胡椒面”式的盲目性，发挥有限政策资源的最大效能，一方面注意面向国有大规模企业的政策倾斜，深入重点企业调研研究，了解企业需求，全力协助企业解决资金、技术和市场准入障碍问题；另一方面，加强落实扶持中小企业进入新兴产业的各项政策，协助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资金瓶颈和内部组织管理问题。
(3)引导企业关注内部风险，避免出现“上马一批、倒掉一批”的局面，降低产业波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内部风险始终和企业绩效呈现负相关性关系，企业流动性风险对绩效影响十分显著，在鼓励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要始终引导企业注重内部风险控制。经验表明，新兴产业企业倒闭的原因大多在于对市场风险、投资风险和财务风险的认识不足，企业缺乏内部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单纯被产业巨大发展潜力和高额利润所吸引，盲目投资进入，对市场秩序和产业发展都将产生负面的影响。因而，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要严格产业准入门槛，在技术要求高、市场风险大或者重复建设率高的行业中，及早实行资格审查准入制，一方面把好风险关；另一方面杜绝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出现。引导企业在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之前进行充分的投资项目论证和可行性评估，选择合适项目进行投资，在投资之前建立投资策略程序。强化企业在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和多元化投资前的规划和管理，筹划好长期资本，降低经营项目对资金周转产生严重影响的可能性。同时，引导规模较小的企业有意识的分散、转移技术创新风险，通过技术联盟的形式实现共性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
注释：
①依据2010年10月1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和新能源汽车七大重点领域及若干重点发展方向。根据这一划分标准，本文选取的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三个版块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而物联网和智能电网分属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这5个版块基本可以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和企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