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回归——当代法国政治史的复兴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探析论文,法国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结构主义思潮的衰退和马克思主义的暂时退潮，“政治的回归”和“政治史的复兴”成为西方思想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现象在法国史学界则具体地表现为年鉴学派逐渐丧失其独领风骚的地位，而长期为它抵制的政治史却经历了一场令人瞩目的革新运动。政治史摆脱了原来的边缘地位，重新成为法国的主流史学。如今，法国政治史研究已蔚然成风，政治史家似乎也夺取了年鉴学派昔日的话语霸权。
国内有不少学者已注意到了法国史学这一重要的转向，①有的学者还对勒内·雷蒙为代表的新政治史作了相当篇幅的介绍。②然而，法国政治史的复兴是多中心、多派别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新政治史的一己之功。而且，把年鉴学派推下史学神坛的齐心协力也不能掩盖各个流派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方面拥有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主张的事实。此外，它们的某些观点和方法也不无值得商榷之处。所以，对当代法国政治史的研究现状作更细化、更深入和更系统的论述，仍有相当的必要。本文将重点比较勒内·雷蒙代表的新政治史和皮埃尔·罗桑瓦龙代表的政治概念史之异同，指出它们的不足及其理论盲点，并作相应的批判。
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开创并经由费尔南·布罗代尔发扬光大的年鉴学派在二战后一跃成为法国史学研究的新典范，并从此纵横法国史学界半个多世纪。
在结构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年鉴学派史学家主张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塑造人类行为的结构性因素，重点研究属于中长时段范畴的社会、经济、地理以及心态的因素，而对属于短时段范畴的政体类型、政府结构、法律制度以及政治斗争等，则不屑一顾。
年鉴学派之所以漠视甚至反对政治史研究，除了传统政治史自身的缺陷外，还和他们笃信的结构主义或唯物史观密切相关。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虽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他们对马克思的经济或社会决定政治深信不疑，认为国家层面上的政治斗争不过是经济竞争和社会斗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是故，他们逻辑地得出结论说，政治史不过是各种偶然事件的拼盘，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政治现象的背后，才隐藏了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所以，费弗尔坚持，历史研究的使命不在于充当帝王将相的刀笔吏，而应该致力于探讨对社会进步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地理、经济、社会、知识、宗教，文化等。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布罗代尔对被其划归为短时段的政治史、事件史和个人史嗤之以鼻，甚至断言在所有时段中，“短时段最变化莫测、最具欺骗性”③。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布罗代尔之后仍继续高举反对政治史的大旗，将之斥为“贫乏的、一成不变的、披着迷惑人的假史学外衣的历史学”，④并宣称“废除政治史在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乃是《年鉴》杂志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⑤。
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经济史与社会史在法国史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前一直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而政治史则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随着结构主义的衰退、马克思主义的暂时退潮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法国史学界开始关注为年鉴学派所忽视的政治现象。
与此同时，年鉴史学的危机与自我转向也是政治史复兴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年鉴史学在不断强调“总体史”和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强调数字化和计量化的同时，它的研究对象却在不断走向与“总体史”相悖的碎化和细化。沉闷的数据取代了鲜活的历史，作品的可读性不强，因而很难得到专业领域之外读者的认可。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也逐渐认识到史学过于社会科学化的危险，《年鉴》杂志的副标题在1994年由Economies，Société，Civilization(《经济、社会、文明》)改为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历史学、社会科学》)这一事实本身，充分体现了第三代、第四代年鉴学派进行改革的愿望。⑥随着他们把研究重心从经济史、社会史、地理史转到文化史、心态史，政治史也悄然地成为他们重要的研究对象。譬如，年鉴学派第四代成员、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前院长让—弗朗索瓦·勒维尔(Jean—Franéois Revel)就是政治史复兴运动的一员干将。
不过，法国政治史复兴运动的主要力量并非来自于年鉴学派。政治史复兴的领军人物是勒内·雷蒙(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团结了大批以研究政治史、政治文化史以及知识分子史见长的名家，如贝达利达(Franéois Bedarida)、维诺克(Michel Winock)、佩罗(Michelle Perrot)、普罗斯特(Antoine Prost)、阿泽马(Jean-Pierre Azéma)、贝尔斯坦(Serge Berstein)、贝克(Jean-Jaques Becker)、里乌(Jean-Pierre Rioux)、西里奈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以及朱利亚(Jaques Julliard)等。
1988年，勒内·雷蒙旗帜鲜明地宣称“维护政治史”，系统阐述新政治史的方法、原则及其内涵与外延，并出版了上述历史学家共同参与撰写的同名书籍。⑦雷蒙为该书撰写的导论《一种现时史》和结语《论政治》堪称是针对年鉴学派的战斗檄文，大张旗鼓地为政治史“平反昭雪”。
勒内·雷蒙坦承，年鉴学派对传统政治史的某些批判不无道理，因为它确有过于关注权力斗争和政治精英之嫌，忽视了底层人民的社会作用，视域太过狭隘，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帝王将相的传记。但他表示，此种批判已不再适用于革新的政治史，因为新政治史通过对义务兵役制、税收、普选史以及劳工史等领域的研究，大大纠正了传统政治史的个人主义与精英主义倾向。⑧换言之，政治史在法国的复兴绝不是帝王将相史的复辟，不是精英史学的回归，它在研究对象、研究方面以及研究领域等方面的重要突破，已不是传统政治史所能涵盖。
具体而言，新政治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新政治史拓宽了研究范围。诚如雅克·勒高夫所言，政治史的革新主要表现为为“阳性政治(le politique)”的历史取代了“阴性政治”(la politique)的历史。⑨政治从阴性到阳性的词性变化，隐含着深刻的含义。“阴性政治”是狭义上的政治，专指和权力斗争直接相关的政治活动与政治制度，如议会、选举、政党、司法与战争行为等，这属于传统政治史的研究范畴。“阳性政治”则不仅包括狭义上的政治，它还包括和政治有关的所有对象，如货币、住房、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文化活动、新闻媒体以及新兴的网络世界等。
其次，“现时史”(l' 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成为政治史研究的新内容。现时史能否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法国史学界曾引发过激烈的讨论。反对方表示，由于现时史缺乏足够回溯的空间，有的活动甚至还在进行之中，其结果尚未明朗，不能对之盖棺定论，因此，现时史研究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与科学。弗朗索瓦·贝达利达等人则针锋相对，在1978年创建了“现时史研究所”(IHTP)。1992年5月14日，在纪念弗朗索瓦·贝达利达的学术研讨会上，勒内·雷蒙对现时史作了全新的诠释，“现时史不是，也不可能是现在的历史或正在生成的历史，也不是现时的历史，而是对我们来说有现时意义的一段历史，无论距离的远近、时间的长短。”⑩现时史在当代法国兴起的重要标志，就是1985年的教师资格考试破天荒地出现了一道题为“比较1945年至1969年期间法国、德国与英国的政治生活”的试题。现时史的兴起，表明了事件史、个人史和短时段在法国历史学的回归。
再次，政治文化史的开辟。由于传统政治史过于偏重事件、个人和短时段因素的叙述，而给年鉴学派留下了把柄，所以新政治史家坚持，政治史的革新还离不开政治文化史或政治表象史的研究。贝尔斯坦认为，政治与文化交叉的领域即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而所谓政治文化就是“在政治领域把某个人类群体团结在一起的所有表象的总和”，就是“所有人对过去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期望所拥有的一种共同观念”(11)。西里奈利则指出，研究政治文化史的一个重要好处，就是能够同时结合“对事件的短时段关注和更具结构性的分析”(12)。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政治文化史研究乃是为了纠正传统政治史忽视长时段因素的缺陷。
最后，跨学科的方法。新政治史家表示，新政治史也需要借鉴和发扬年鉴学派的多学科协作的方法。除了继续坚持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和齐格弗里德(AndréSiegfried)开创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的综合外，他们还主张吸收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人口学、风俗史、文学史与家庭史等学科领域的方法与概念。他们希望，新政治史从此成为学科交叉和学科合作的新平台，借助计量方法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让传统的议会史、选举史、劳工史等也具备年鉴史学的科学性。
由此可见，政治史的复兴不是传统政治史的复辟，它在视野和方法上已打上了年鉴学派的深刻烙印。然而，政治史的革新不只是对年鉴学派的借鉴与模仿，它还表现为对政治的自主性的强调与坚持。勒内·雷蒙激烈批判了年鉴学派的唯物史观并以此把社会经济史凌驾政治史之上的做法。
勒内·雷蒙表示，先验地判定政治的肤浅，认为它不能和家庭、社会结构以及惯习等因素相提并论的论断，或许适用于狭义的、和人类生活其他领域割裂的传统政治。但今时不同往日，谁会相信政治只是社会关系力量的简单体现？谁会相信有关环境、食品、社会保障、核安全以及国防的政策只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谁会否认国有化政策会影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决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走向？不容辩驳的是，政治“拥有一种坚实的内容，甚至还具备某种相对于其他社会现实的自主性”，(13)政治有其“存在的理由(être de raison)。(14)
但与此同时，勒内·雷蒙也竭力避免政治史的复兴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政治决定论或“一切皆政治”(tout est le politique)的论调。勒内·雷蒙批判了“一切皆政治”的谬论，批判了“让政治为社会的分裂负责”，“相信政治能解决包括个人生存在内的所有问题”，“认为只要改变政权，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等错误的倾向与观点。(15)勒内·雷蒙表示，1968年“5月风暴”并没有因为它的泛政治化，加深了人们对政治的理解。西里奈利也认为，虽然新政治史家坚持政治具有一种相对的自主性，但这并不表明他们赞同绝对独立的政治观念，此举“未免太过偏激”，因为“政治事实根本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而存在”。(16)
弗朗索瓦·孚雷开创的“政治概念史”(l'histoir concetuelle du politique)(17)也是政治史复兴运动的重要派别。虽然政治概念史的成员数量不及勒内·雷蒙倡导的新政治史，但仅就取得的成绩和影响而言，却足以和后者分庭抗礼。孚雷在1997年当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罗桑瓦龙在2002年当选另一个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一译法兰西公学)“现当代政治史讲座教授”的事实，则再次证明了这一学派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如果说新政治史是“历史学自我反思的必然结果”，(18)那么政治概念史的诞生则更多的是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产物，它和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的转变有着莫大的关联。
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苏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粗暴干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霸权行为以及1974年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法文版的面世等事件的影响下，孚雷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退出法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孚雷开始修正早年的学术观点，抛弃年鉴学派的史学立场，(19)转而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法国大革命。他在1978年出版的《思考法国大革命》里指出，革命话语或民主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危机或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催生了1793-95年的革命恐怖，孕育了现代极权主义的胚胎。(20)《思考法国大革命》的横空出世，犹如一枚炸弹，炸开了大革命史学中唯经济决定论的沉闷局面，许多学者纷纷效仿孚雷，转向年鉴史学所忽视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表象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这本著作带有强烈的“现时主义”(présentisme)色彩，他自己也坦承，古拉格是他重新思考大革命的重要因素。(21)孚雷把古拉格群岛的阴影投射到大革命史学研究的草率之举，遭到了众多历史学家的抵制和批判，(22)晚年的孚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足，并试图缓和语气。(23)
然而，语气的缓和并不代表立场的修正。针对年鉴学派的史学危机，孚雷宣布社会史已经死亡，主张代之以一种全新的观念史，“它将围绕若干得到精心阐释的概念去组织史料”(24)。不过，孚雷以概念史取代唯物史观或社会决定论的做法，并没有得到修正主义史学阵营内部的普遍赞同。索莱(Jacques Solé)表示，孚雷的“抽象一元论”和修正史学批评的唯经济决定论并无实质的区别。(25)尽管如此，孚雷的概念史还是吸引了一批政治哲学家或带有浓厚哲学背景的历史学家，如法国的奥祖夫(Mona Ozouf)、勒福尔(Claude Lefort)、戈歇(Marcel Gauchet)、马南(Pierre Manent)、格尼费(Patrice Gueniffey)、罗桑瓦龙，瑞士的巴茨柯(Bronislaw Baczko)以及美国的贝克(Keith Michael Baker)等人。依笔者管见，政治概念史家和新政治史家不同的学科背景和思维模式，也应该是我们比较和理解政治概念史和新政治史的重要矢量。
孚雷逝世后，皮埃尔·罗桑瓦龙成为这一学派新的领军人物。在孚雷和勒福尔的影响下，罗桑瓦龙弃政从学，走上了政治史研究的道路。虽然罗桑瓦龙摒弃了孚雷作品里过于强烈的主观色彩，修正了孚雷对法国民主的论断，但他从未放弃过孚雷开创的历史解释模式。2002年，罗桑瓦龙在《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说》(26)和《维护政治概念史》两篇文章里，系统概括了政治概念史的研究对象、方法论和目标。相比新政治史而言，政治概念史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政治概念史和新政治史的研究对象都是广义的“阳性政治”，而不是狭隘意义上的“阴性政治”。但在政治概念史家的笔下，“阳性政治”却拥有大相径庭的内涵。
克劳德·勒福尔表示，“不能把政治定义为社会生活中某个特殊的领域，相反，它代表着这样一种观念：某种原则或若干原则的总和，维系着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和世界的关系。”(27)罗桑瓦龙在《就职演说》里指出，政治既是一种“场域”，“是人们共同栖息生活的场所，是他们沟通与行动的整体框架”，也是一种“实践”，“代表着人类活动以现实群体的面貌呈现自身的渐进过程”，“代表着为人们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无论它们是潜在的或明示的)不断被阐释的过程”。(28)不过，《就职演说》对政治的定义太过抽象，远不如《维护政治概念史》来得简洁，罗桑瓦龙在后一篇文章里宣称政治就是“一套创制社会的程序。”(29)
不难发现，罗桑瓦龙的政治观，截然不同于新政治史家。在新政治史家的笔下，政治顶多是一个和社会、宗教、文化等领域分庭抗礼的自主领域；但在政治概念史家的眼里，政治可不只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它还能维系全部的社会关系或者“创制社会”。有意思的是，他们不同的政治观，似乎也决定了他们对待年鉴学派的迥然态度。雷蒙等人坚持政治的自主性但又反对政治决定论的立场，导致他们拒斥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而罗桑瓦龙的政治决定论则让他坚持一种相反的立场。罗桑瓦龙表示，政治概念史要朝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方向努力，打破学科的壁垒，博采文化史、社会史、原有的政治史以及观念史之长，(30)为人们理解政治现象提供整体的视野。
第二，政治概念史是一种互动的和理解的史学
政治概念史的原创性也表现在方法的独特性。罗桑瓦龙表示，政治概念史的方法“既是互动性的，也是理解性的”。(31)所谓“互动性”，就是要致力于分析政治表象和政治现实相互作用的过程；所谓“理解性”，就是要把分析的对象置于历史的语境，就是要理解潜藏了各种可能性的历史，理解“正在生成的历史”。政治概念史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历史学家重构历史的语境，重建历史行动者的利弊因素。罗桑瓦龙认为，唯有假定历史学家“置身于历史语境之中处理某个问题的能力”，才能真正理解政治。但他马上提醒说，这是一种“受限制”或“受约束”的同情，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理解历史行动者的盲点，历史学家还必须和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32)由此可见，同受马克斯·韦伯影响的罗桑瓦龙和陈寅恪在历史学家面对历史研究应有的态度上，拥有如出一辙的立场，“受限制的同情”和陈寅恪的“历史的同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罗桑瓦龙而言，对民主政治作同情的解读，就是要重构和揭示民主历史语境中的矛盾与模棱两可。他表示，唯有重构民主矛盾的“广度和深度”，人们才有可能理解政治的现代性。(33)为此，罗桑瓦龙所有的著作都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法国民主史的重建与理解。法国民主史三部曲(34)、《法兰西政治模式》(2004)以及新近的《反民主》(2006年)无一例外都是以民主政治的重要概念(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代议制、人民主权等)为线索，探讨近代法国民主的内在紧张。罗桑瓦龙的民主史研究，将大大加深我们对民主的复杂性与曲折性的理解。
第三，政治概念史也是一种“介入的”史学
罗桑瓦龙的抱负，就是沿着基佐、基内和托克维尔等伟大历史学家的足迹，分析民主的探索与实验、冲突与争论，以促进人们对当代的理解。罗桑瓦龙表示，历史学家应该把历史研究和对当代最棘手最迫切的问题的关注结合起来，让历史成为现时的“活动实验室”。他认为，只有借助于这种“过去和现在的不断对话”，人们才能认识创制社会的过程，才能全面地理解当代社会。为此，他还引用年鉴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经典话语——“对现时的不理解，必然肇始于对过去的无知。”(35)——来鞭策自己。在罗桑瓦龙看来，政治概念史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同时创造“理解的工具和现实介入的手段”。(36)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罗桑瓦龙也表达了成为一名“介入型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37)。
需要指出的是，强烈的介入意识并没有让罗桑瓦龙丧失作为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求真品质。罗桑瓦龙表示，他反对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把个人的倾向与激情投射到历史研究上去。罗桑瓦龙认为，政治概念史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知识分子介入模式，从此以后，介入与否的标准不再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立场，而只取决于其学术研究的内容与性质。罗桑瓦龙指出，除了普通的政治斗争或矢志于捍卫某些价值与乌托邦外，通过清楚地阐明人们在当前面临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知识也能变成“一种行动模式”。(38)所以，政治概念史的优点在于它能很好地兼顾公民的介入需要和历史学家的求真意识。
作为政治史复兴运动中两个最主要的流派，新政治史和政治概念史拥有许多近似的主张，如反对过于简单的社会决定论，捍卫政治的自主性，坚持政治史研究的必要性，强调政治文化与政治表象的重要性。此外，它们还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年鉴学派。有意思的是，它们在反对年鉴学派的同时，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年鉴史学的方法与观点。甚至，在批判年鉴学派的“学阀”作风的同时，也不忘借鉴后者设立研究机构和创办杂志的经验。众所周知，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以及《年鉴》杂志之于年鉴学派和社会史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勒内·雷蒙就颇为得意地指出，“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FNSP)对于政治史复兴的意义，丝毫不亚于“高等实用研究实践院第六部”(EHESS的前身)推动法国社会史与经济史研究的功劳。(39)在此基金会的资助下，新政治史家们以“现时史研究所”、政治研究所(IEP)以及巴黎第十大学等机构为依托，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研究工作。1984年1月，让—皮埃尔·里乌等人创办了蜚声法国史学界的《二十世纪》(Vintième Siècle.Revue Historique)，宣称要把政治史研究作为它首要的研究重点。(40)新概念史家们则把“雷蒙·阿隆研究中心”当作自己的大本营，把《争鸣》(Le Débat)、《精神》(L'Esprit)、《评论》(Le Commentaire)、《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等杂志与报刊变成了自己最主要的思想阵地。凭借这些机构、杂志与报刊，新政治史家和政治概念史家向年鉴史学的霸主地位发出挑战，批判后者的认知论、方法论和研究路径，并把战场扩大到大学、研究所、中小学的历史教育、教师资格考试和媒体网络等各个领域。
但是，反年鉴学派的共同立场掩盖不了新政治史和政治概念史在视野、方法与目标上拥有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主张。新政治史尽管强调政治的自主性，也不否认政治在某些情形下对社会的决定作用，但它反对“一切皆政治”的观念；政治概念史则鼓吹政治决定论，宣称政治就是“一套创制社会的程序”。新政治史家坚持借鉴年鉴学派的方法，把计量分析运用到政治史研究，但反对后者的“总体史”；而政治概念史家则宣称，它试图克服社会史、社会学、政治理论、观念史与斯金纳代表的剑桥新政治思想派的缺陷，综合它们的长处，(41)推行一种“总体史”。不难看出，新政治史和政治概念史的区别，反映了当代政治史研究中两种基本倾向：前者主张通过社会科学化，加强政治史的学科独立性；后者则把希望寄托于哲学，希望以此扩大政治的视野，增加政治史的厚度与广度。(42)
笔者认为，扼要地谈谈新政治史和政治概念史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也许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由于孚雷和罗桑瓦龙认为民主的表象决定并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政治模式和个人思维方式，所以他们有意识地把近代法国的历史浓缩成了若干政治术语(民主、公民身份、代表制和人民主权等)的概念史。新政治史家则竭力抵制一元的解释模式。伯恩斯坦认为，近代法国的民主是多种政治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43)鲁塞利耶对罗桑瓦龙《法兰西政治模式》的“公意政治文化”或“雅各宾主义”概念作了具体的批判，认为这一不无争议却无所不包的概念，很容易导致忽视地方文化和团体文化的影响，低估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的相对独立性，并声称作者并没有摆脱“某种意识形态的束缚”。(44)新政治史家对罗桑瓦龙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一切皆政治”和年鉴学派所鼓吹的“一切皆是社会”(费弗尔语)的论调同样偏激，都会阻碍人们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实作出正确的认识。
不过，新政治史也有它自己的问题。“现时史”是新政治史最引以为豪的创新，但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政治社会史”的倡导者热拉尔·努瓦利埃尔把矛头直指现时史。努瓦利埃尔不否认，现时史的产生满足了公众理解纳粹主义、共产主义、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等重要历史现象和重大历史事件的需要，也不反对新政治史家赋予它们的重要性，但他认为，现时史家仅以社会需求为理由，却不从方法论的角度阐明现时史研究之合理性、必要性或学科性却的做法，不仅极为草率，也相当危险，因为此举并不能让现时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45)努瓦利埃尔指出，由于缺乏方法论的独立性，现时史有和新闻媒体、电台、电视、电影所鼓噪的“回忆史学”、“口述史学”相混淆的危险。而且，现时史家和记者、政治家一样，也仅仅发挥了专家的咨询功能，却缺乏历史学家应有的批判力(46)和独立的“发问意识”(questionnnement)(47)。努瓦利埃尔表示，年鉴学派之所以对现时史坚持一种审慎的立场，乃是和它捍卫历史学的自主性和批判力的重要考虑分不开的。笔者认为，现时史若想有进一步的革新与发展，就不能对努瓦利埃尔的批判置若罔闻。
在推翻年鉴学派的史学霸主地位后，政治史复兴运动阵营内部的各个派别似乎也无意于，当然也没有能力去争做新的霸主。当代法国政治史研究的局面可谓“百花齐放、百舸争流”。新政治史、政治概念史以及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政治社会史三足鼎立，其他的派别似乎也不甘示弱，竭力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或许，我们可以套用米歇尔·伏维尔用以评价孚雷的修正主义史学给大革命史学研究带来的影响的一句话，来形容当代法国政治史研究的现状，“如今，历史的解释不再有一言堂，这毋庸置疑是一件好事。”(48)
注释：
①陆象淦：《20世纪的法国史学：从“革命”到“危机”》，《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赖国栋：《1989年以来的〈年鉴〉与法国史学》，《世界历史》2007年第5期。
②沈坚：《法国史学的新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③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④⑤雅克·勒高夫与皮埃尔·诺拉主编：《新史学》，姚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0、23页。
⑥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⑦⑧Pour une histoire politique,sous la direciton de René Remond,Paris,Editions du Seuil,1988.p.29.
⑨Dominique Bertinotti—Autaa,"Questions à l'histoire immediate",in Vingtième Siècle.Revue d'histoire,No.35,Jul.—Sep.,1992,pp.102—106.
⑩Nicolas Roussellier,"L'histoire du tems présent:Succès et interrogations",in Vingtième Siècle.Revue d 'histoire,No.37,Numero special:Les classes moyennes,Jan.—Mar.,1993,pp.139—141.
(11)Serge Berstein,"La culture politique",in Pour une histoire culturelle,sous la direction de J—P.Rioux et J—F.Sirinelli,Paris:Gallimard,1987,p.371.
(12)(16)Jean—Fran
ois Sirinelli,"De la demeure à l'agora.Pour une histoire culturelle du politique",in Vingtième Siècle.Revue d'histoire,No.57.(Jan.—Mar.,1998),pp.121—131.
(13)(14)(15)(18)Pour une histoire politique,pp.20、280、22、21.
(17)对于“l'histoire conceptuelle du histoire”，英美学者有不同的译法。美国学者萨缪尔·莫恩(Samuel Moyn)将之翻译成“政治的哲学史”(a philosophical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Pierre Rosanvallon,Democracy:Past and Future,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amuel Moyn,The Press of Colombia Universtiy,p.59.]；英国学者朱利安·赖特(Julian Wright)则认为罗桑瓦龙从事的研究是“政治思想史”(an intellecutual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Julien Wright,“The State and the left in Modern France”,doi:10.1093/fh/crm061,available online at www.fh.oxfordjounals.org]。
(19)Keith Michael Baker,"In Memoriam:Franois Furet",in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Mar 2000; 72,1.
(20)孚雷认为：“雅各宾主义的关键秘密就在于‘机关’藏在‘人民’的影子里。”(《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254页)换言之，他坚持卢梭的公意学说或人民主权原则难辞其咎，需要为革命恐怖负责。
(21)《思考法国大革命》，第20页。
(22)Michael Scott Christofferson,"An antitotalitarian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Franois Furet's 'Penser la Revolution franaise' in the intellectual politics of the late 1970s",i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22,No.4,Autumn,1999,pp.557—561.
(23)在《革命法国：1770-1880》(F.Furet,Revolutionary France,1770-1880,translated by Antonia Nevill,UK,Blackwell Press,1992)里，读者不再能见到古拉格的字眼。
(24)F.Furet,L'Atelier de l' histoir,Paris:Flammarion,1982,p.76.
(25)Michel Vovelle,Timothy Tackett,Elisabeth Tuttle,"Reflections on the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i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16,No.4,Autumn,1990,pp.749—755.
(26)Collège de France,Chaire de'histoire politiques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Leon inaugurale faite le Jeudi 28 mars 2008 par Pierre Rosanvallon.
(27)Claude Lefort,"La question de la démocratie",Essas sur le politique,Paris:Editons du Seuil,1986,p.8.
(28)(30)(35)Leon inaugurale,pp.8、13—14、15.
(29)(31)(32)(33)Democracy:Past and Future,pp.60,65,65,65.
(34)P.Rosanvallon,Le Sacre du citoyen:Histoire du suffrage universel en France,Paris:Gallimard,1992; Le Peuple introuvable:Histoire de la re présentation démocratique en France,Paris:Gallimard,1998; La Démocratie inachevée:Histoire de la souveraineté du peuple en France，Paris:Gallimard，2000.其中，第一本著作《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已有中译本：吕一民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36)(38)Democracy:Past and Future,pp.71,71.
(37)Interview avec Pierre Rosanvallon,"Conjurer l'impuissance politique",Le Monde du 19 mai 2006.
(39)Pour une histoire politique,p.27.
(40)Jean-Pierre Rioux,"Déclaration de naissance",in Vingtième Siècle.Revued' histoire,1,Janvier-mars 1984,p.3.
(41)Lecon inaugurale,pp.17-24.
(42)Christophe Prochasson,"La politique comme culture",in Le Mouvement social,No.200,L'histoire sociale en movement,Jul.—Sep.,2002,pp.123—128.
(43)伯恩斯坦认为，比较政治学家用单数政治文化去涵盖民族特性的做法，无疑忽视了任何民族都不是由同质的人构成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依笔者管见，他对比较政治学家的批判，同样适用于政治概念史。我们需要像该书的作者一样，认真梳理和研究在近代法国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各种政治文化，如传统主义政治文化、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共和主义政治文化、戴高乐主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共产主义政治文化和自由至上主义。(Les cultures politiques en France,sous la direction de Serge Berstein,Paris:Seuil,1999)。
(44)Nicolas Roussellier,"Vie politique franaise",in Vintième siècle.Revue d'histoire,No.83,Jul.—Sep.,2004,pp.221-223.
(45)(46)Gérard Noiriel,"Le'passé/présent':une approche différente de l'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in Etat,Nation et immigration:Ver une histoire du pouvoire,Paris:Belin,2001,pp.56,64.
(47)Gérard Noiriel,Réfugiés et Sans—papiers:La république face au droit'asile XIXe—XXe siècle,Paris:Hachette,1998,p.3.
(48)原文如下：“如今，大革命的解释不再是一言堂，这毋庸置疑是一件好事。”(Michel Vovelle,Timothy Tackett,Elisabeth Tuttle,“Reflections on the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i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年鉴学派论文; 法国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