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记忆中的“文革文学”：文学史意义与审美价值的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文革论文,苦涩论文,意义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学术界就“文革文学”的文学性问题重新展开讨论，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学术价值和重构文学史意义的理论命题。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在编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几乎都把“文革文学”加以人为的剔除或简单的省略，好象那十几年里的中国文学不仅是一个历史磨难的偶然中断，而且还是一种反现代性的文学存在。我个人认为如此极端的敌视态度，实际上全然遮蔽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面貌，同时也是反历史辩证法的。对于“文革文学”现象，现在学术界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始人，年龄一般在六、七十岁左右，他们都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直接受害者，对于“文革”这一词汇本能地存有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因此他们把“文革文学”作为“文革”文化的必然产物而全盘抛弃，应该说是其内心世界的深刻创伤在起作用。第二种是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力军，年龄一般在四、五十岁左右，他们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间完成思想文化启蒙的一代，也曾经是“文革”文化的坚定信仰者和狂热参与者。这一学术群体的思想非常复杂：一方面在经历过青春期的盲动之后，他们开始学会用现代理性思维去全面反思“文革”的危害性；另一方面“文革文学”的艺术熏陶，又使他们无法彻底摆脱“文革”文化的潜在影响。故而他们对于“文革文学”的彻底否定，虽然无情却又不乏理性。第三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年龄大致在四十岁以下，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更不愿意去重读“文革文学”作品，所以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中，“文革文学”研究课题被忽视或者跨越，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文革文学”不但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绪记忆。刘纳女士说：“27年的时间足以使亲历者对文革的血泪控诉转化为漫画甚至戏谑化的历史想象。27年的时间足以使当年的流行话语形成相对于黑色幽默的‘红色幽默’
。”(注：刘纳：《期待文革文学研究的新突破》，《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但我个人却认为，无论是作为“文革文学”的读者或反思“文革文学”的学者，简单
地否定与蔑视“文革文学”的特定历史意义和艺术审美价值，恐怕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
的科学态度。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任务，并非是教条地批判“文革文学”这一既成的存在
事实，而是应该理性地分析它所曾经产生过的客观影响。如果人为地将“文革文学”剔
除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体系之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链条必然会因浓厚的主观性因
素而变得残缺不全。正是因为如此，我想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谈一谈我对“文革文
学”的一点肤浅看法。
首先，是关于“文革文学”的定性问题。我同意刘纳女士的一种说法，对于“文革文学”政治化的特征人们早已达成了共识，而对“同时存在的另一面现象‘政治文学化’则还没有予以充分的、足够的关注”。(注：刘纳：《期待文革文学研究的新突破》，《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我在《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一书(注：我在该书的“绪论”部分，对此曾做过较详细的阐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中就曾明确地指出过，“文革文学”是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自然连续，是以史诗性艺术书写方式去凝固政治意识形态正确理念的颠峰状态。政治与文学一体化的时代大趋势，直接造成了文学对于政治的依赖和承载。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学术理论界不能把“文革文学”的政治文学化，当作一种孤立的现象加以对待，而是应该把它与十七年文学联系在一起通观考察，才有可能将其政治文学化的历史文成因解释清楚。易光先生认为“文革文学”对于十七年文学既有继承又有否定(注：易光：《文革文学：文学性的终结?》，《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从纯粹理论的角度上来看，他的观点好象是非常公允而且不失中庸，其实仔细深究一下便可以发现，“文革文学”对于十七年文学的否定，只不过是形式概念上的置换；而它们之间价值观念的继承，才是本质要害之所在。我们不妨来做一比较：十七年文学在经历了三次大的文艺整风运动(批《武训传》、批胡适和批胡风)之后，它的价值取向已经被宪法赋予了鲜明的意识形态使命感。文学艺术不是作为独立的审美形态而存在，而是作为形象化地再现革命历史“原貌”的艺术工具。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革命战争题材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题材的作品占绝大多数，这是因为：其一，随着革命战争年代的硝烟散尽，为了不使那些从国统区过来的人和新中国年轻的一代淡忘创业的艰难，需要文学以其自身的特点去艺术地描述过去的历史，故而产生了象《红旗谱》、《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黎明的河边》、《青春之歌》、《红岩》等大量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切换，是新中国所面临着的最为艰巨的现实任务，需要文学以其强烈的政治激情去营造一种理想主义的农村生活模式，因此产生了象《三里湾》、《风雷》、《山乡巨变》、《铁木前传》、《创业史》、《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锻炼锻炼》、《艳阳天》等大量反映现代农村变革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客观效应与审美意义，并不在于它们写作自身的“真实性”，而是在于它们艺术创意的“虚拟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新中国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对于革命历史和现代使命的感性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这些作品中所获得的，文学创作也在某种程度上，被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演变成了现实政治的形象教课书。刘纳女士一再强调的“文革文学”的政治文学化倾向，其实它在十七年的文学创作当中，就已经被表现的淋漓尽致了。
“文革文学”的政治文学化倾向，是对十七年文学政治理想主义价值观念的合理继承与完美再造。如果我们以科学的理性精神去重新回顾“文革文学”现象，除掉个人历史积怨的情感因素，便可以清晰地发现“文革文学”时期的专业作家人数锐减，文学作品的数量也是屈指可数的。从作家队伍的构成特点来分析，一批狂热燃烧政治激情的青年作家取代了他们的前辈，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坛的绝对主宰，甚至于群体创作的社会时尚也风靡一时。从作品面世的实际情况来考察，长篇小说、叙事长诗和电影文学剧本的总量也不过三、五十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是一个极其的荒谬与怪诞的文学时代，几亿人口就看那么几十部文学作品、几部电影、几个样板戏，中国人的艺术趣味以及业余生活是多么的匮乏和单调。但是换一种角度再来加以思考，我们发现“文革文学”的这种尴尬状况，其本身就体现着当时的执政者强化政治文学化“精品”意识的主观意志。我这里所说的“文革文学”的“精品”意识，指的并不是艺术审美上的“精品”意识，而是政治理念上的“精品”意识。“样板戏”的“样板”两个字眼，已经把倡导者的明确意图诠释的十分直白了。重读“文革文学”的作品文本，总体感觉它们就是十七年文学创作的合理延续；如果说它们之间真有什么区别的话，我认为这个所谓的区别就在于：“文革文学”用极其有限的少量作品，最大程度地膨胀了那个火红年代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当然，在创作题材的选择方面，“文革文学”确有与十七年文学的不同之处——描写革命战争史诗性的宏篇巨著，基本上被剔除出了文学创作的固有领域(郭澄清的《大刀记》和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勉强够格)；而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艰难曲折性的所谓现实主义作品浩然的《金光大道》、克非的《春潮急》、李云得的《沸腾的群山》、张永枚的《西沙之战》、郭先红的《征途》、张抗抗的《分界线》以及集体创作的《虹南作战史》、《牛洋田》等，则全然成为了“文革文学”的表现主体。革命历史题材与革命战争题材被“文革文学”的拒绝与排斥，固然有“四人帮”歪曲和否定革命历史的某些既定因素，但这里面同时也包含了一种时代的必然性。因为在当时执政者的思想意识里，拿枪的敌人已经被消灭，而对现实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构成真正威胁的，应当是来自于那些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十七年文学之所以会在“文革”时期受到冷落和批判，其原因不外乎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品都是表现革命历史与革命战争题材的，这在执政者看来无疑会使人们一味地沉湎与陶醉于过去的胜利之中，而忘却了眼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文革文学”把它的注意力从“史诗”转向了“现实，用纯粹的政治理念去投影于这个主观意念上的“现实”，进而给读者造成深刻的感觉效应。现代农民被塑造成中国现代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他们的阶级觉悟直接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知识分子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思想温床，必须到贫下中农间去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否则就会有滋生资产阶级的巨大危险。别小看那一、二十部小说作品，它们所释放的社会能量却是极大的。人们在无法选择阅读对象的艺术贫困时代，在思想意识极端躁动不安的情绪狂热时代，从贫乏的作品中虔诚地汲取着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养分，同时也培育着政治文学一体化的审美趣味。以政治的实际需求为创作目的，又使文学成为政治的教科书，这就是“文革文学”政治文学化的真正含义。
其次，是关于“文革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易光先生针对目前学术界否认“文革文学”存在文学性的偏激倾向，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并加以展开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必要的研究课题，所有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都应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文革文学有无文学性可言?”易光先生认为：“如果我们的标准是十七年及之前的，或者是文革后特别是80年代及以后的，结论是肯定的。说‘文革无文学’，‘文革文学一片空白’，便缘于评价标准的变异与误用。其实，如果我们把对文革文学的阅读、接受和评价重新返回到文革的文化语境中去，结论会有相当大的改变。”(注：易光：《文革文学：文学性的终结?》，《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回到“文革”文化语境中去公正而科学地判断其文学性，这个提法的本身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脱离了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文革文学”也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和存在。实际上新生代的学者群体，在他们所谓的“现代性”学术视野里，似乎已经达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共识：“文革文学”就是一种政治话语的艺术写作，完全没有任何文学性的审美情趣，所以他们对于“文革文学”，并以此去证明中国现代文学运行规律的完整性。新生代批评家之所以拒绝接受“文革文学”这份苦涩的历史遗产，其理由十分简单，他们缺乏对于这段文学历史的切身体验。而我们这一代思想成熟的学术中坚力量，则不应该将其视为是现代中国社会的“红色幽默”，进而去全然怀疑和否定它实际存在的真实可信性。作为“文革文学”的亲历者，我们对于它文学性的价值评估，应当以辨证的眼光对历史保持一种务实与理性的科学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我个人赞同易光先生肯定“文革文学”文学性的大胆提法，但对他将“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艺术审美特征的人为分割，却觉得大有商榷的余地。
公正而科学的界定“文革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其首要前提是我们必须明确“文学性”自身的价值尺度。因为“文学性”是个内涵非常复杂的文艺理论命题，至今也没有哪个专家学者能将其阐述的十分清楚。最早提出“文学性”这一概念的，是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的形式主义哲学家，但是他们的理论见解同中西方的传统文学观念一样，也是把文学性的问题纳入到全面覆盖人文科学的哲学范畴中，试图从广义社会学的切入角度去寻找合理的解释；而不是从文学艺术的构成因素入手，去探讨它自身所具有的诗学意义。所以至今我们对于文学性的定义，由于受苏俄文艺思想体系的深刻影响，仍旧是将其归纳为思想感化与审美娱乐这两大功能。综观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人们对于“文学性”价值判断的认知标准，几乎完全是取决于实践哲学的实用功利目的。如果我们在全新的、而且能够被学术界一致接受的“文学性”标准问世以前，仍按传统的艺术审美规范去全面考察“文革文学”，只要是不存有任何个人的主观偏见，那么无论是谁都无法回避它“文学性”功能的客观存在。虽然就作品文本的数量而言，“文革文学”的确是少得可怜，甚至缺乏艺术表现和情感需求的多样性，这是它致命的缺陷之一。可是我们必须去面对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文本却以令人惊叹的社会发行量，每一部作品的印数都在几十万本以上，就连《虹南作战史》和《征途》这样的作品，印数也竟达五、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深深地影响着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种奇特异常而又使人困惑不解的文学现象，恐怕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重读“文革文学”的作品文本，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金光大道》与《春潮急》对于阶级斗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主题阐释，原则上还是通过作品本身所提供的艺术形象来传达的；假使仅仅依靠抽象教条的政治说教，根本就不可能在当时的广大读者中间产生巨大的思想共鸣；《峥嵘岁月》与《征途》对于知识青年思想改造必然性和迫切性的激情表述，同样是以高度浪漫主义的艺术虚构来实现的；尽管也大量充斥着枯燥乏味的政治语汇，但仅凭这些东西决不足以点燃当时广大青少年心中理想主义的狂热情绪。还有象《西沙儿女》、《西沙之战》以及“革命样板戏”等宣扬革命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即使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同样还能清晰地感受到它那史诗般的强劲气势，更何况是在当时那个对极“左”政治虔诚信仰的浮躁年代。我个人认为，“文革文学”确实存在着以艺术自身的表现形式，去肆无忌惮地诠释政治教条最终导致了政治文学化的严重弊端；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其艺术价值对于社会价值的严重依附，而从根本上去彻底否定它文学性所实际发生过的历史效应。“文革文学”正是以其文学性的特征，畸形地演绎了苦难岁月的人性弱点，强化了现代中国人虚妄的政治理想，研究者尽可以对它的思想内涵提出种种质疑，但对它表现形态的文学性因素则不应该无视或忽视。所以目前学术理论界关于“文革文学”争论的焦点，在我看来不能只是局限于诸如“文学性”与“虚无性”等细节问题上，更应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机制的理性透视中，去寻找并解析它发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文学史家，能够以宏大的气魄、博大的胸怀和超越的眼光，把“文革文学”的研究推上健康科学的运行轨道：而不是象过去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那样，对其情绪化的强烈抵触或不负责任的一笔带过。
再者，是关于“文革文学”的历史定位问题。在我个人的研究视野里，“文革文学”是一个必然要被关注的文学现象。不过我认为“文革文学”既不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价值取向的彻底背叛，也不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审美趣味的严重偏离，它是中国文学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它的弊端和缺陷使人不愿意将其与中国现代文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甚至还人为地将其视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异己力量全盘否定，但是只要我们以平静的心态去回溯历史长河，便可以从中发现“文革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从“文革文学”所追求的人文精神价值取向来看，敌视和愚弄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强化与美化现代农民的思想情操，将“五四”新文学个性觉醒的时代呐喊转向主流意识形态文学阶级觉悟的空前高涨，全面提升“平民意识”精英化的社会认同心理，这是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左翼文学”早已制定好了的方针和策略。我们不妨来做一个跨越时空的历史比较，以便梳理从“左翼文学”到“文革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蒋光慈的长篇小说《咆哮的土地》，是左翼革命文学中最早而且也是最直接表现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向工农大众平民意识陡然逆转的代表性作品。故事的主体架构，是通过知识分子主人公李杰与农民革命者张进德之间的灵魂对话，生动地向读者展示了知识分子强烈的自卑与自责心理，进而是向读者发出了一种明确的社会信息：知识分子已由“五四”启蒙时期的社会优势群体变成了大革命时代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被剔除文学创作的中心表现领域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所以反映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和土地革命的现实紧迫感，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左翼文学”的鲜主题。“解放区文学”则强化了农民群体在中国现代革命的主体核心地位，赵树理、丁玲、周立波、康濯等作家的作品文本，更是用委婉抒情的艺术手法将农民群体的苦难人生以及他们内在的革命要求，做了形象化的高度概括。象《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我的两家房东》等红色经典文本的真实意义，就是以文学创作特有的通俗表现方式，向外界全力展现新型中国农民现代意识的觉醒与人格尊严的获得。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侧重点，仍旧是农民为本位的价值观念。一方面是用浪漫主义的史诗形式去凝固昨天工农革命的丰功伟绩，于是乎《红旗谱》、《红日》、《红岩》、《青春之歌》、《平原枪声》等作品便随之而大量问世；另一方面又赋予农民群体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角色，极力凸现他们高尚的思想境界与高涨的社会主义激情，《创业史》、《山乡巨变》、《风雷》、《艳阳天》等则成为这一历史背景的应时之作。“文革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文学创作做了全面发挥，可以说一部《金光大道》几乎代表了整个“文革文学”的价值取向。浩然用他那肆意挥洒的神来之笔，把华北平原愚昧落后的农村诗意化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的“芳草地”，贫苦农民的领头人村支书高大泉也被赋予了精神境界“高大全”的词义谐音。作者在“芳草地”那块人间乐土上，凝聚了现代中国人“与天奋斗，其乐无究；与地奋斗，其乐无究；与人奋斗，其乐无究”的思想追求与人生乐趣。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代农民纯真的思想信仰、坚定的革命意志、过人的政治智慧、崇高的人格魅力，都被浩然在《金光大道》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从“左翼文学”对中国农民革命主体地位的明确提出，到“文革文学”将中国农民思想境界的完美极致，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完整的表现序列；它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平民化与民族化的创作理念，我们也只有从现代中国人曲折复杂的思想历程中去寻找合理的答案。所以，我们绝不能把“文革文学”视之为是完全独立于中国现代文学体系的另类因素人为地加以排斥，否则我们将无法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内在运行规律，做出符合实际的整体性描述。
从“文革文学”所追求的艺术审美特征来看，以鲜明亮丽的时代政治语汇、极度浪漫的主观抒情氛围、英雄传奇的故事结构模式去精心营造现代革命理想主义的宏大史诗，进而使文学成为现代政治的艺术性历史书写，这也不是“文革文学”所独具的艺术审美风格，而是“左翼文学”美学规范的最后完型。众所周知，“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整体格调是悲愤与苍凉，精英知识分子面对“国民性”的顽疾，他们不可能对严峻的社会现实保持任何乐观的态度，故“悲剧”也就自然成了那个时代作家审美意识唯一选择。“左翼文学”将农民从“奴隶”提升到“主人”的地位，作家创作的神圣使命也随之由对“国民性”的“批判”，转向了对农民革命思想先进性的“歌颂”。以革命理想主义的艺术冲动去塑造革命英雄主义的现实神话，这是“左翼文学”最基本的艺术策略，后经“解放区文学”的延续发展以及十七年文学的强化历练，最终也是在“文革文学”中得到了升华。从《咆哮的土地》、《暴风骤雨》到《红旗谱》、《金光大道》，作品中主人公的神性特征只不过经历了一个由“隐性”到“显性”的历史演变过程；从殷夫的“红色鼓动诗”、李季的“信天游”到《雷峰之歌》、《理想之歌》，追求宏大叙事、虚构故事情节、夸张英雄人格等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历史递进关系。这里我特别想强调一下“传奇”对于“左翼文学”与“文革文学”之间相互连接的纽带作用。所谓“传奇”是中国民间文学最普遍的一种文体形式，它往往以作者的极度夸张与大胆想象，去人为的塑造一些鬼神故事和非凡英雄，进而满足读者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观感体验到的审美好奇心理。仅就“传奇”这一民间文学的文体特征来看，它无疑是属于浪漫主义的美学范畴。“五四”新文学时期，启蒙主义的现代悲剧意识在拒斥古典文学遗产的同时，对民间“传奇”文学基本上也是采取否定的态度。然而到了“左翼文学”的大众化时代，“传奇”——尤其是“英雄传奇”，则又被作为是向广大民众传播现代政治革命思想最有效的艺术工具，受到了“左翼”作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推崇，并很快在他们的具体创作实践中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比如华汉的《女囚》、欧阳山的《鬼巢》、丁玲的《一颗未出枪膛的子弹》等作品中的那些经过作家精心虚构出来的英雄人物，无论是性格或行为都多少带有点中国古代侠客的忠心义胆。解放区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作品文本，象《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红旗谱》、《林海雪原》等，更是从表现手法上全面借鉴了“侠客传奇”的古典风范，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革命理想主义创作模式。(注：我在《变体与整合：论革命英雄传奇的现代文学演绎形式》(《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中，对此曾做过专门分析。)只要稍有点中国现代文学史常识且能秉持公心的读者都不难发现，“文革文学”的美学追求只不过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艺术理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象高大泉、李玉和、郭建光、柯湘等“文革文学”中的精品人物，他们之所以不食人间烟火、通体充满神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传奇”中可望而不可及的英雄偶像，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凡夫俗子。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传奇”自身神秘性与虚拟性的浪漫主义色彩，它对那些一直生活在政治理想梦境中的现代中国人来说，所起到的革命英雄主义教化作用是现在的年轻人想也无法想象的。
“文革文学”早已经成为一段过去的苦涩历史，而我们的历史使命则还远没有完成。究竟应该如何去面对它和评价它，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仍将有待于我们这辈亲历者对其做出明确的科学定义。否则，我们的后人将更加难以理解它的发生与存在，我们的学术良心也会永久地受到指责。所以，学术理论界必须超越自我思想的局限与困境，重新正视“文革文学”的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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