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还是殖民的遗毒？
——非洲三十年战争根源探析
□柴庆友
【内容摘要】 “非洲三十年战争”是非洲历史上一场惨痛的灾难。苏丹、利比亚等国先后卷入其中，战争不仅加剧了民族仇恨，也使大量的武器流入民间，给区域安全与稳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宗教与民族问题不但是导致冲突的直接动因也是非洲国家独立后所要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而在这一问题的背后，既有文明冲突的背景，也有殖民统治的遗毒。“非洲三十年战争”的历史再一次表明，非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经济上的贫困落后，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处理好民族国家构建问题。
【关键词】 “非洲三十年战争”；文明冲突；殖民统治；民族国家
一、非洲三十年战争的背景与经过
作为非洲三十年战争的起点，乍得内战的爆发无疑是了解这场战争的关键。1965年，法国结束了在乍得北部的军事统治，所有法国军队撤出博恩提三省[1]并将该地区的控制权交给了托姆巴巴耶的军队。在托姆巴巴耶的种族主义政策的引导下，驻扎在北部的萨拉族军队扮演了“占领军”的角色，这引起了乍得北方穆斯林的反抗。之前流亡海外的北方部族领导人和曾遭托姆巴巴耶迫害被迫出逃的北方高官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了以易卜拉欣·阿巴查为首的“乍得民族解放阵线”。到1969年，在乍得全国的约100个行政区中，政府仅控制着乍得中部和东部不超过15个行政区，乍得内战全面爆发。
正当乍得与苏丹间关系处于冰点之际，利比亚的介入，使本来就难以控制的乍得内战进一步复杂化。在埃及碰壁之后，卡扎菲将注意力转向苏丹。1973年，利比亚军队进入奥祖地区，并同时宣称根据法意1935年《罗马条约》奥祖地区归利比亚所有。利比亚随即在奥祖地区建立了一个空军基地，设立了行政管理机构，重新印制地图，向当地民众发放居民证并故意将发放日期提前。从此，奥祖地区就成为了卡扎菲干预乍得的大本营。
1987年8月8日，乍得政府军再一次集结了优势兵力向北方进军。由于卡扎菲军队缺乏训练再加上士气低落，在与乍得政府军接触之后就迅速溃败。乍得政府军进而一举收复了此时已被利比亚占领14年之久的奥祖市及周边地区。1990年11月10日，代比亲自率领2,000余人的军队从苏丹达尔富尔越过苏乍边界，开始向乍得政府军的边界哨所展开进攻。11月30日，代比的部队继续向西挺近，先后攻克了乍得军事重镇阿贝歇与首都恩贾梅纳[1]。哈布雷逃往喀麦隆，从此结束了执政生涯。
代比上台之后，两国同意将奥祖领土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进行仲裁。1994年2月，国际法院做出了判决，确定了乍得对奥祖地区的领土权。乍得与利比亚随后均表示接受国际法院的这一裁决。1994年5月30日两国在奥祖地区举行了领土交接仪式。奥祖问题的解决不但标志着卡扎菲的大利比亚计划的破产，也给非洲三十年战争画上了句号。
纵观“非洲三十年战争”的整个过程，宗教与民族问题不但是导致冲突的直接动因也是非洲国家独立后所要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如果站在更加宏观的角度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在这一问题的背后既有文明的冲突也有殖民统治的遗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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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明的冲突
1900年后乍得彻底沦为法国殖民地，与其同时到来的基督教加剧了乍得地区的宗教冲突。作为基督教国家，从建立殖民统治开始，法国便在乍得南方积极推广传播基督教，以便在精神与文化上更好地控制当地民众，并培植自己的代理人。亨廷顿曾指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间由差异性与相似性引发的冲突。
要知道，殖民统治的影响不仅是个文化问题，更是政治与经济问题。正如弗朗茨·法农(Frantz·Fanon)所说：“在同一个民族的内部，宗教把人民分成众多派别并挑动宗教社团之间相互反对，这些宗教社团由殖民主义及被其当工具使的人维持、加强。在大陆范围内，这种宗教的紧张可具有最平常的种族主义面貌，非洲被分成白人部分和黑人部分。撒哈拉沙漠北部的人蔑视黑人，而南方的黑人则时刻提防“从北方来的阿拉伯人”可能的入侵。[3]”事实上，殖民主义从其结构上看是分离主义和地方山头主义的。殖民主义者不仅不满足于观察到一个地区殖民地区各地部落的存在，还要支援这些部落分化他们，殖民机制维持各个酋长原有的管辖区，有时甚至会让走向消亡的教团复活。换言之，这些殖民者非常刻意地在他的殖民地范围内，设法分化那些原已存在矛盾的部落与群体，使他们互相斗争互相仇恨，在解除殖民统治前，有计划地把权力跟财富集中到某个部族手上，导致他们间的内部矛盾。另外，殖民经济结构与资源分配方式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为了扩大在乍得的影响力，法国殖民者还有意将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与宗教信仰挂钩。“殖民统治优待某些地区，殖民地的经济没有纳入国家和整体。殖民主义决不会开发国家的全部。”[1]在经济利益分配上向信仰基督教的南方地区倾斜，使南北方之间的发展水平逐渐加大。在殖民当局中担任下层公职人员的乍得人也绝大多是基督徒，他们大多都接受过法式教育，所学知识也都是通过法语习得。所以，对于法国人的统治，他们不但不反对而且对还非常支持，甚至引以为傲[2]。在殖民者达乍得之前，传统宗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主要基于过去的历史原因，而法国人将其与现实利益挂钩之后，矛盾的根源便有了现实因素，宗教信仰与民族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社会资源分配的标准，这就让本就激烈矛盾变得更加不可调和。1960年，乍得取得独立，信仰基督教与传统宗教的南方人上台执政。文化认同迥异的南北方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之中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托姆巴巴耶上台之后所采取的地区与民族歧视政策更是加快了矛盾的升级，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乍得与苏丹北部都处于非洲萨赫勒地带，这里是非洲传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分隔与结合带。在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这三种宗教(暂且把众多非洲传统宗教看做是一种范畴)在这一地区相互碰撞，之间的冲突性远远大于融合性。大约在公元8世纪左右，大批柏柏尔部落开始向乍得与苏丹迁徙。到10世纪前后，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这一地区的穆斯林已达到了一定数量，人口迅速增多，并建立起一些伊斯兰政权。这些伊斯兰政权颁布法律，鼓励中亚与北非的穆斯林移居到此。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开始迅速传播。“在乍得北方，除阿拉伯穆斯林各部族外，还形成了图布、加涅姆、卡努里、巴吉米尔、瓦达伊积极豪萨等新的部族或部落联盟。他们都已阿拉伯化，并信仰伊斯兰教。[1]”乍得与苏丹北部的伊斯兰地区由此形成。
三、殖民的遗毒
然而，如果只是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乍得乃至整个非洲大陆间的矛盾也未免过于牵强，因为殖民地的内部的文化与社会结构往往与殖民统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当伊斯兰政权企图穿越撒哈拉沙漠向南部传播伊斯兰教时，他们遭遇到了当地居民的激烈抵抗。乍得南方最早的原住民之一，萨奥人就曾组成了一系列部落联盟，共同抵抗来自北方穆斯林的入侵。但最终由于实力悬殊被迫不断向南方迁徙[2]。最后他们到达了乍得湖以南的热带地区，这里雨量充足，土地肥沃，属于热带草原气候，非常适合进行农业生产。由此，萨奥人得以开始了定居生活，并继续保持自己的传统习惯，拒绝伊斯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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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非洲三十年战争”再一次表明，在后殖民主义时期，民族主义运动似乎很难超越种族和人种认同，被国家政权包括在内的和排除在外的团体都没有从这些构建成种族和人种的认同中走出来。两个团体都囿于种族和人种的争论中。实际上，如果一个民族想要真正实现独立，那么他就应该为实现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新国家而奋斗，为创造一个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的民主条件而奋斗，从而产生一个建立在国家主义之上的民族认同。社会资源与国家权利不应只属于某一部族。不管他是阿拉伯人还是非洲人，也不管他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应当在国家公民这个简单事实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团结。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独立”与“解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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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Buijtenhuijs R.Le Frolinat et les révoltes populaires du Tchad,1965～1976[M].The Hague and New York:Mouton,1978
[2]Burr J M,Collins R O.Africa's Thirty Years War:Libya,Chad,and the Sudan,1963～1993[M].Westview Press,1999
[3]Frantz,Fanon.Les damnés de la terre[M].Paris:Gallimard,1991
[4]刘静.乍得长期动乱的历史背景[J].西亚非洲,1980：34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8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弗朗兹·法农去殖民化思想研究”(编号：KYCX18_0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柴庆友(1986～)，男，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非洲法语文学、法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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