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从历史到现实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现实论文,经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01)03-0015-07
人口与经济问题是人类社会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人口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内容。虽然人口学的真正形成是以马尔萨斯1789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为标志，但在他之前，对于人口与经济关系的探讨和争论就已经出现。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由于对财富价值及其获取方式看法的不同，在人口经济问题上基本持对立态度，古典经济学家，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在其经济理论中对于人口与土地、人口与资本、人口与消费、人口与生活资料等问题也增进行过广泛的涉及与探讨。19世纪后半叶，以“边际革命”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逐步形成和发展将人们从对经济发展长期动态问题的关心转移到经济均衡和资源分配等短期问题上，使人口作为已知条件被排斥于经济研究体系之外，同时欧洲大陆及英国人口转变的开始与完成也在现实上宣告了马尔萨斯基本论断的破产，引发了对马尔萨斯理论的批判，使人口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低迷徘徊时期，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仍然产生了以坎南为代表的适度人口理论。促使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重新受到重视和关注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他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和次年所做的《人口减少的若干经济后果》的演讲，使人们相信曾经作为马尔萨斯信徒的他在人口经济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从担忧人口过剩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威胁转向认为人口增长缩减是导致英国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在此后的六十余年中，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发展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可能脱离人口变量来进行分析，而且随着二战后世界人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问题和人口研究受到了全球范围内普遍的重视，形成了观点各异、流派纷呈的多种人口经济学说。在新世纪之初，回顾有代表性的人口经济理论，总结前人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认识，对于研究今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进行理论创新，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一、经典理论的回顾与评述
1.马尔萨斯人口论与悲观主义人口经济理论
马尔萨斯是首位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进行系统阐述的学者和公认的人口学创始人之一。他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我们所熟知的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三个命题、两种抑制等观点，但理论的核心应是三个命题[1]，即：1.人口的增加必然受生活资料的限制；2.当生活资料增加的时候，人口总是增加；3.较强的人口增殖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实际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其中，命题1和命题2构成了所谓的“人口原理”，二者相互作用导致了人口发展与倒退的运动，并引发了贫困与富足的周期性波动，而这种波动产生的根本动因在人口一方，因此消除贫困就必须抑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趋于平衡。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引发了两个世纪以来的持久论争，对其评价也是毁誉参半。批评主要集中在认为马尔萨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只看到了工业化初期农民被剥夺土地、手工业者破产和工人大批失业的社会现象，却没有从发展的角度考虑技术进步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和产业结构递进的必然性。尽管如此，马尔萨斯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他通过研究人口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开创性地建立了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分析框架，使人口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推动了人口学的发展。此外，他从思辩角度提出了“积极抑制”和“预防抑制”，为以后的人口控制也提供了必要的思路。而且，他的悲观主义倾向的人口经济理论并非后无来人。19世纪70年代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继承了其衣钵，仍然坚持认为过剩人口和贫困的产生是人口自身增殖造成的，只不过在对待“预防抑制”方面，提出通过避孕等节制生育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更具进步意义。而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尽管其研究视野已经不再局限于人口与经济关系的探讨，而是进一步拓展到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等更广阔的领域，并采用了更为先进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其理论本质仍然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认为不仅贫困、战争、相当数量的人口营养不足等传统问题是人口激增所致，而且环境污染、资源耗竭、能源危机等现代问题的原因也在于“人口爆炸”，主张将人口问题作为世界头等问题来对待。这些观点虽然至今仍有争议，但却给人们留下了很多思考并影响到以后发展目标与模式的改变。
2.长期停滞论和乐观主义人口经济理论
长期停滞论是由凯恩斯和汉森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时期所提出的一种人口经济理论。凯恩斯认为[2]，经济危机和失业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资本有效需求的决定因素是人口数量、生活水平和资本系数。资本系数由于“节约资本技术”的发展而呈下降趋势，人们储蓄和消费习惯的稳定性也使生活水平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大幅度的提高，因此提高资本有效需求的主要途径只能靠人口的较快增长，同时他还认为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还有利于增加企业家对未来的乐观预期，激发更多的投资活动。此后，汉森继承并且发展了凯恩斯的思想[3]，认为经济进步主要的构成因素有三个，即人口增长、新领土与资源的开发和技术革新。新领土和资源的开发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日趋枯竭的趋势，技术革新在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的发展过程中速度也开始放慢，因此人口增长对于经济进步的贡献显得尤其重要。同时他还指出，快速增长的人口产生的年轻型的年龄结构将会影响社会的消费倾向，使消费结构成为资本使用型，从而刺激投资，有利于资本的形成。凯恩斯和汉森的分析表明人口衰退是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为了达到生产性资源的充分利用，人口快速增长比缓慢增长更能刺激资本的需求和经济增长。
如果说长期停滞理论从反面论证了人口减少的不利经济后果的话，那么以西蒙为代表的乐观主义人口经济理论则从正面更鲜明地指出“人口增长将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西蒙在1977年推出的代表作《人口增长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人口推力与发明拉力理论[4]，认为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构成了一个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技术进步是人口增长的函数，因此从长期看，人口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会导致经济福利的提高，人口适度增长比零增长或过快增长的经济后果要好得多。1981年他又在《终极资源》一书中指出[5]：地球的终极资源是人类的想象力（智力资源），而能源、粮食、资源等是没有终极极限的，通过人类的努力它们不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障碍，从长远看人口增长通过生产技术、市场形成、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会刺激和推进经济的发展。乐观主义的人口经济理论对现代马尔萨斯主义提出了极大挑战，为我们认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3.低水平均衡陷阱论和临界最小努力命题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激增使许多学者把目光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着力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经济问题。科尔和胡佛于1958年出版了《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一书。这是第一本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对人口经济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著作[6]，他们认为：人口增长对人均收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规模、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年龄构成三个方面，并利用哈罗德—多马模型建立了印度人口经济增长关系模型，通过计算发现，30年后在高出生率假定下的印度人均收入比低生育率假定下的人均收入低40%，从而得出了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长对经济发展有严重负作用的结论。纳尔逊则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提高时，人口增长速度也必然随之提高，结果使人均收入又退回到原来的水平上，因此，在最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到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有一个“人口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增长都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摆脱这个陷阱的有效途径是投资规模迅速提高到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1957年莱宾斯坦在《经济落后与人口增长》一书中，将人口因素作为内生变量，以人均收入作为经济发展的度量指标，提出了“临界最小努力命题”[7]。他认为当落后经济的均衡被打乱时，增加人均收入的动力总是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压制人均收入增加的动力，且前者总是小于后者，使经济陷入“贫穷的恶性循环”，只有通过一定的外部刺激才能使增加人均收入的力量超过压低人均收入的力量，这种刺激可以是投资或者是发明，而刺激的最低限度就是“临界最小努力”。人口规模越大，人口增长率越高，为摆脱生存均衡点所需的“临界最小努力”也就越大。
上述分析使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马尔萨斯主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不是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而且，这些理论较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进步之处在于没有将“人口原理”当作恒定不变的自然法则，而是更积极地提出了促使经济起飞的途径。
4.适度人口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适度人口论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是西方人口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坎南是最早系统分析适度人口的学者，他以报酬递减律为依据，把产业最大收益作为达到适度人口的标准，其后威克塞尔又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到适度人口的探讨中。现代适度人口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代表人物是索维，他的贡献在于：一是为适度人口设立了包括非经济因素在内的9个目标，使确定适度人口的标准趋于多元化；二是将技术进步引入到适度人口的分析中，创立了动态适度人口理论；三是把稳定人口应用于适度增长率的研究中，使适度人口论不仅考察人口总量与经济总量的最优关系，而且探讨了人口增量与经济增量的最优关系，使理论分析的思路更加系统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使人们开始从全球角度考虑人口增长问题，将适度人口作为一种长期的调控目标，并引发了适度人口是否是零增长人口的讨论。斯彭格勒在1978年出版的《面对零增长》一书中[8]，从九个方面对人口增长与人均产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得出了对于小国来说人口零增长的到来在经济上是有利的结论，但他并没有绝对地把适度人口增长等同于人口零增长，而是认为人口在向静止形态的转化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新问题，甚至会加剧一些已有问题的困难程度。适度人口论试图确定一种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最优状态，其思想中隐含了协调与持续的理念，在观点和方法上丰富了人口经济理论，对于制订人口发展目标、人口政策和人口规划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随着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人口、粮食、资源等问题的日益突出使人们开始对所走过的发展道路进行反思。1987年联合国通过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对子孙后代发展能力造成损害的发展”。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以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从系统论的观点看，可持续发展是指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发展，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人类自身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和生态环境生产的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内容，人口的各种变动能否与系统内其他要素的变化相适应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为人口经济理论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5.人力资本论与新增长理论
人力资本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其创始人是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他在1960年发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一文中[9]，把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认定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即人力资本，认为它的形成是对教育、卫生保健、劳动力迁移等影响人力资本事业投资的结果，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后，贝克尔在1964年出版的《人力资本》一书中[10]，突出了教育和培训对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剖析了人力资本投资、收入与年龄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若干具有开创性的人力资本分析的方法。人力资本理论扩大了资本概念的内容，克服了传统经济学中将劳动力视作同质性的局限性，强调了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对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做出了更为乐观的判断，认为特殊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而且同时还可以提高物质资本的生产效率。由于人力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是递增的，因此从长期来看人均产出的增长没有临界。新增长理论进一步明确了人力资本的“增长引擎”作用，揭示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关系，使人口经济理论的研究从主要探讨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转到了探讨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来。
二、人口经济理论演进的特点
从上述人口经济理论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对于人口经济关系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理论演进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
1.研究内容与不同时代所面临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紧密相关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探讨的是产业革命初期社会普遍关心的失业和贫困与人口之间的关系问题，凯恩斯和汉森的“长期停滞论”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危机时期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与经济停滞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人口变动促进经济摆脱困境的问题，莱宾斯坦等人的理论是针对如何解决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人口激增、经济却迟迟不能“起飞”这一新的人口经济现象而建立起来的，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悲观派与乐观派的理论则是出于对人类未来前途和命运的关心而发展起来的，他们之间的论战也是由于对经济增长约束条件与发展动因影响的不同看法而引致的。目前的研究热点一方面集中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探讨上，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学框架内探求如何通过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推动经济增长。无论是从发展目标还是从发展资源的角度来看，在人口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人口因素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人类对自身价值认识深化的结果。总之，人口经济问题的现实性决定了人口经济理论与所处历史时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对社会经济生活和政府决策具有重大影响，而且也是一个随时代进步不断发展的理论。
2.研究领域日趋宽泛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从主要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拓展到人口与社会、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的关系。这是由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谋求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协调，只是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经济发展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背景孤立地进行，并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的制约；人口变动也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函数，同时也受到其他方面社会条件的影响，如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与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有关，而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的维持更多地是与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有关，因此，只有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考察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其内在本质。
另一方面是指从主要研究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扩展到研究人口的各种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是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人口概念不单单是一个数量概念，还包含着质量、结构等多方面的内容。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同的，不仅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速度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也通过对生产方式、消费结构的改变影响到经济增长，而且越是在发展的高级阶段，后者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得越明显，这也是对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传统人口经济理论的一个突破。
3.研究视野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范围
马尔萨斯研究的是产业革命初期英国的人口经济问题，凯恩斯、汉森研究的是英国和美国的工业化中后期的人口经济问题，尽管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但研究的对象都是发达国家。而纳尔逊、莱宾斯坦、科尔和胡佛等人则将研究视野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后来的悲观派、乐观派理论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展到了全球范围，从全球角度来考虑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愈发紧密，另一方面也是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产生提高了人们的全球意识，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人口经济问题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会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更是需要全球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努力。
4.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进步与完善
在研究方法方面，除了坚持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传统外，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在分析方法上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趋势。更多的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被应用于人口经济问题的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遭到批判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认为他将人口与经济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两个级数”之间的类比和推理是不科学的，而被称为“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罗马俱乐部通过建立“世界模型”得出的结论尽管在本质上与马尔萨斯是一致的，但他们却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被称之为“社会实验室”的系统动力学方法，考虑的因素也增加到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和污染这五种因素，当然许多学者对他们的模型也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但就分析方法的逻辑性与缜密性而言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的确比马尔萨斯进一大步。另外，经济学最新分析方法不断被引入到研究之中也是一个突出特点，如在适度人口的研究中对于最优化目标的设定，从最初静态的、局部的均衡分析发展到动态的、全面的均衡分析，从时点分析推进到时间序列的分析，最终成为一种动态的系统分析，这种方法上的演进对于研究其他人口经济问题也是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
在研究思路上，其进步首先表现为分析和探讨从单向思维转向多向思维，从一维角度走向多维角度。对于人口经济关系，不同学者分别从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即人口效应）和经济对人口的影响（即经济效应）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对于人口效应，凯恩斯是从提高有效需求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而悲观派则从供给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对于经济效应，更多的学者加入了时间因素，关注了长期经济效应与短期经济效应的不同。其次表现为人口因素在分析中变量性质的复归。马尔萨斯实际上是将人口因素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人口经济关系的，但在他之后的经济研究中由于出现了短期静态均衡分析占主流的倾向，因而人口因素在一段时期内曾被排斥在研究之外，虽然凯恩斯和汉森将“人口学从后门又引入到经济学中”，使人们重新重视经济发展中人口因素的作用，但他们的分析却是将人口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来看待的，直到在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模型中，才又重新将人口因素作为内生变量来处理，后来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更是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来对待，并将其置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
纵观人口经济理论的发展和演变，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学者对于人口经济关系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有些观点甚至是大相径庭、针锋相对的。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真正理解和把握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一种多元的动态关系，对于不同区域人口经济问题的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地域性与时限性，针对不同区域的实际发展进程，结合当地特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注意人口现象的惯性作用，考虑人口效应和经济效应长期后果和短期后果的不同。同时，还应该考虑到二者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不仅应该注意到“分子效应”和“分母效应”的不同作用，而且应该注意“分母”中不同个体的异质性及其“组合效应”。应该认识到，在人类面临“人口压迫生产力”或“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状况下人类不可能也不会是无动于衷的，人类是能够通过对自身生育行为、生产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积极主动地协调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因此，应该用发展的、动态的观点来研究和分析人口经济问题。总之，对人口经济问题的研究只有在掌握比较充分的信息资料，应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分析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握问题的本质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得出科学的结论，任何轻易的、草率的判定都是错误的和危险的。
收稿日期：2000-03-06
标签：人均收入论文; 经济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人口增长模式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凯恩斯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