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协同技术创新中的合作能力及其影响_供应商关系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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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主要包括产品和工艺创新,一直以来都受到学者和企业家的共同关注。它强调企业既要充分利用现有能力,又要不断探索新能力。创新同时伴有风险,并且多数创新企业由于自身资源的相对匮乏及研发力量的薄弱,难以独力实施创新,尤其是突破式创新,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合作的形式以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创新作为供应链协同的一种形式,也是当前企业间战略联盟的重要形式之一,它将供应链上下游的供应商、制造商、用户等共同包含在创新过程中,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协同创新能力[1]。供应商和客户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能够显著地促进创新绩效[3]。因此,研究供应商、客户等参与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多数学者是从产品创新中新产品开发的角度研究供应商和客户参与,而对供应商、客户参与工艺创新方面的研究较少,并且学者们对供应商、客户、跨部门参与创新的研究多是分开进行的,未将三者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这样可能会忽略三者基于互补性产生的协同增效效应,从而得到不正确的结论[4]。对于供应链核心企业而言,供应商和客户共同参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此过程中是否真的会由于互补性而形成较单种参与更有价值的协同合作能力?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不同节点的供应链成员参与创新形成的协同合作能力不同,并且不同的创新对能力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供应链协同合作能力对不同创新的影响可能并不相同。资源基础观和权变理论的研究表明资源和能力是保证创新成功的重要条件,它们的应用环境对价值有深刻影响[5]。所以,在不同的动态环境下,供应链协同合作能力对创新的作用效果也可能是不同的。本文通过构建两个结构模型,对比研究了供应商、客户、跨部门参与对技术创新的直接作用,以及三者通过形成协作能力对技术创新的协同作用,着重阐述了协作能力对不同类型创新的影响及不同动态环境下该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协作能力

      由于资源限制、风险增加,企业很少独自进行创新,更趋向于同供应商、用户、大学、科研机构等合作创新。企业进行合作的能力是创新成功的关键[6]。有大量的文献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进行了研究[7,8]。总之,供应商、客户、跨部门等三个层面的参与可以从缩短开发周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强创新成功的可能性等方面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本文基于资源基础和互补性理论构造概念框架。资源基础观认为某种对于企业是竞争优势的资源是竞争对手所没有、难以被模仿和复制的,且对企业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的能力是企业重要的竞争优势[9]。许多研究表明了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利用外部资源的重要性[2]。根据资源互补性理论,资源的有效组合可以产生协同增效价值。当一种资源由于另一种资源的存在而拥有比其单独存在更高的价值时,这些资源之间就有互补性[10]。自20世纪90年代供应链协同被提出以来,供应商和客户参与对企业创新管理的战略性作用便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要性得到了普遍认可。供应链协同创新涉及了供应商参与、客户参与、跨部门参与,并且这三个层面不是孤立,而是相互依赖的。企业内部跨部门之间的合作整合可以从组织能力、信息共享、战略合作等方面促进企业同外部供应商、客户建立协同合作关系[11],企业内部跨部门参与同供应商参与和客户参与正相关,内部参与能力可以提高外部参与能力[8]。Mishra和Shah认为在新产品开发中同时包含供应商、客户和内部跨部门参与会产生协同增效效应,比只涉及一种形式的参与更有价值[4]。因此,本文认为供应商参与、客户参与、内部跨部门参与之间存在互补性,本文结合动态能力的观点,用“协作能力”表示这种协同增效效应,提出如下假设:

      H1:协作能力是由供应商参与、客户参与、内部跨部门参与组成的二阶、多维构念。

      2.2 协作能力及各维度对不同创新的影响

      关于供应链成员参与创新方面的研究多是基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角度,而对供应链参与和不同创新匹配方面的研究较少。尽管如此,也有学者意识到创新类型(创新强度不同的视角)在供应链参与中的重要作用[12],并且实践中很多企业都是基于创新类型来决定供应链参与的策略选择。按照创新强度的不同,技术创新可以分为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也有学者称突破式创新为激进性创新、颠覆性创新或非连续性创新,称渐进式创新为渐进性创新、维持性创新或连续性创新。突破式创新是一种大幅度、激进、不连续的创新行为,目的是寻找新的可能性,如研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发展新的分销渠道、为新的消费者群体提供服务等。渐进式创新是小幅度、渐进、连续的创新行为,旨在通过对现状的改进而获得发展,如改进现有产品的设计,拓展现有的知识和技能,扩张、丰富现有的产品线,提高现有分销渠道的效率,为现有顾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等。相比突破式创新,渐进式创新的风险较小。国际创新研究与实践表明:企业同领先用户合作可以促进突破式创新,同主流用户密切联系利于获取渐进式创新。实证研究表明:顾客参与和新产品创新性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关系[13],供应商参与会促进新创企业的突破式产品创新[14];侯吉刚等研究了供应商参与时机对制造商产品创新模式的影响[15];李随成等深入分析了供应商参与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16];Love和Roper揭示了内部跨部门参与在促进创新方面的价值[17]。因此,无论渐进式创新还是突破式创新都要根据需求对资源进行调整,而协作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完成对资源的调整,从而有利于创新的开展[18]。因此,通过供应链联盟,供应商、客户和核心企业共同参与创新形成较强的协作能力,可以促进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的成功,故提出如下假设:

      H2:协作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的突破式创新。

      H2a:供应商参与正向促进企业的突破式创新。

      H2b:客户参与正向促进企业的突破式创新。

      H2c:跨部门参与正向促进企业的突破式创新。

      H3:协作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的渐进式创新。

      H3a:供应商参与正向促进企业的渐进式创新。

      H3b:客户参与正向促进企业的渐进式创新。

      H3c:跨部门参与正向促进企业的渐进式创新。

      2.3 环境动态性对协作能力与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环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场所,作为重要的权变变量,在有关创新方面的研究中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环境不确定性涵盖了动态性、敌对性、复杂性等方面,而动态性和敌对性是最基本的两个特征。变化快、不稳定、不确定是目前我国企业经营环境的主要特征,所以,本文主要研究环境动态性对协作能力和创新关系的影响。环境动态性是指企业所处环境中环境要素变化的速率和不可预测性,主要表现为技术更新加快、产品生命周期缩短、顾客需求频繁变化、材料供应不断波动等。环境动态性增大了创新失败的风险,降低了经营者对市场需求、资源供应和动态能力作用效果估计的准确性。在动态环境下,企业要保持竞争优势就必须具备较强的调整能力和应变速度。因此,环境动态性越强,越需要构建协作能力,故提出假设:

      H4:环境动态性和企业协作能力正相关。

      目前,直接探讨环境动态性对协作能力和不同创新关系调节作用的研究还较少。基于资源的观点和权变理论的研究表明,资源、能力的作用效果受所处环境的影响[5]。Jansen等认为环境动态性对突破式创新的调节作用是正向的,对渐进式创新的调节作用是负向的[19];而李忆和司有和的研究发现环境动态性对两种创新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20];渐进式创新与企业现有产品、工艺、技术的相关性强,创新幅度较小,对新资源和新能力的要求不高。当环境动态性较低时,企业很容易通过协作获取所需的资源、能力;即使环境动态性较高时,企业仍然可以通过小幅度的调整来满足需要。因此,动态性较强的环境与较弱的环境相比,协作能力对渐进式创新的作用效果差异不大。而突破式创新通常是在新技术领域或新的市场环境下探索新工艺、开发新技术、开拓新市场,创新幅度较大,需要获取较多新资源、构建较强新能力,或者对已有资源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当环境动态性低时,外部环境变化缓慢,企业对于获取新资源、构建新能力的速度要求不高。当环境动态性高时,企业为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技术更新,必须快速获取新资源,构建新能力来实现突破式创新[18]。因此,环境动态性增强时,协作能力的作用效果会更加凸显。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协作能力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

      H6:环境动态性对协作能力与渐进式创新关系的影响不显著。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和假设,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的样本来自2012年7~9月对重庆、深圳中小企业参与供应链协同创新情况的考察和调研。选择该地区调研是因为重庆和深圳是我国中小企业较为集中,且发展较好的地区。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254份,剔除数据缺失、填写前后矛盾等无效问卷36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18份,有效回收率为35.8%。

      3.2 变量测度

      协作能力的衡量是通过对供应商、客户和跨部门参与等指标的测度完成的,主要从参与时机和程度两方面对三种参与进行度量[21]。创新类型的测量主要借鉴Jansen[19]的研究,并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我国企业实践的特点进行了预试和修正,主要从产品、服务、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度量。环境动态性的测量采用李大元和项保华的成熟量表[22]。

      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行为和决策的重要变量,可以影响创新方式,企业规模越大,就越有较多资源可以投入到创新中[23]。企业发展阶段对创新方式的选择也有明显的影响[24]。据此,本文把企业规模、发展阶段作为控制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加以考虑。其中,企业发展阶段分为成长期、初创期,构造0和1两变量测度。

      

      3.3 样本的信度与效度

      在信度方面,本文用Cronbach's α系数、修正项目总相关CITC和因素累计解释量进行评价(见表1)。各变量的α值均大于0.8,说明各因子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各变量的CITC值均大于0.5,因素累计解释量均大于60%,表明本量表信度较好,能够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在效度检验方面,由于本文所依赖的量表主要借鉴过去学者相关的研究问卷,根据试测的结果进行了部分修改,并经由相关学者专家认定,所以本问卷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但考虑跨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以及本文研究的适用性,仍以验证性因素分析来检验量表的建构效度,拟合指标为:

/df=1.155,RMSEA=0.027,CFI=0.986,NFI=0.907,GFI=0.896,IFI=0.986,TLI=0.985。其中GFI的值略低于0.9的标准,其他指标均达到可接受范围。整体而言,模型拟合结果良好。各变量的因子载荷系数显著,表明各因子变量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4 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假设H1、H2、H2a、H2b、H2c、H3、H3a、H3b、H3c,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检验假设H4、H5、H6。原因是:结构方程模型具有可以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测量误差、容许更大弹性的测量模型等优点。此外,本文要对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虽然也可通过分组线性结构方程模型、加入乘积项的结构方程模型等对调节效应进行处理,但这些处理方式还存在争议,如:需较强的假设、缺乏稳健性、需引入大量的约束条件而可操作性差、需极大的样本量等[25]。本文的有效样本仅218个,不满足结构方程多群组分析的样本要求。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之前首先对各变量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由表2可知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比较显著。

      

      4.2 供应链参与维度结构的竞争模型分析

      由表3可知:一阶因素和二阶因素模型的卡方值及各项拟合指标均相同,且达到较好的接受水平。当两个嵌套模型的卡方值和拟合指数相同时,可以通过检验测量模型中一阶与二阶因素之间的载荷系数是否显著,以及一阶和二阶因素模型的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来选择较优的模型[4,26]。

      

      图2 一阶因素测量模型

      

      图3 二阶因素测量模型

      

      图4 直接效应模型及路径系数

      由图3可知,模型中二阶因素同三种参与之间的因子载荷均非常显著,且包含二阶因素的互补效应模型的路径系数显著并优于直接效应模型(由4.3部分知)。这说明三个层面的供应链参与之间确实存在互补性,所以用二阶构念“协作能力”表示供应链协同合作能力是较好的处理方式,故假设H1得证。因此,本文用包含二阶因素的互补效应模型检验所提出的假设H2和H3。

      4.3 结构模型分析

      互补效应模型把协作能力构建于一阶因素协方差的模式上,以较少的参数更简约地解释了协方差。

      由图4知,供应商参与显著地正向促进企业的突破式创新,但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故假设H2a得证,H3a未得证;客户参与显著地正向促进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而同渐进式创新的关系并不显著,故假设H2b得证,H3b未得证;跨部门参与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故假设H2c未得证,假设H3c得证。

      

      图5 互补效应模型及路径系数

      由图5可知:各指标对一阶因子、一阶因子对二阶因子均具有较强的解释性。模型中,供应链上下游成员共同参与形成的协作能力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路径系数为正且显著(0.763***),说明协作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的突破式创新,即协作能力越高,企业进行突破式创新越容易。因此,假设H2得证。同理,协作能力和渐进式创新之间的路径系数为正且显著(0.244**),说明协作能力正向影响企业的渐进式创新,所以,假设H3得证。此外,协作能力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路径系数值大于与渐进式创新之间的路径系数,说明协作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渐进式创新,间接表明进行突破式创新更需要协作能力的支持。

      表3是两个模型的整体拟合结果。比较可知:互补效应模型确实优于直接效应模型。首先,直接效应模型的部分拟合指标未达到可接受范围,如NFI、GFI小于0.9的可接受水平,而互补效应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优于直接效应模型,且达到较高的可接受水平;其次,直接效应模型的6个路径系数中只有3个是显著的,这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从而间接表明互补效应模型更优。

      

      4.4 环境动态性同协作能力的关系及调节作用

      假设H4认为环境动态性越强,越需要协作能力支持。由表4可知,环境动态性和协作能力之间的β值为0.352,该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环境动态性和协作能力正相关。因此,假设H4得证。

      模型M1是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企业发展阶段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初创阶段与突破式创新正相关。由模型M4知,协作能力和环境动态性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

的改变量为0.032,说明环境动态性对协作能力和突破式创新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5得证。

      从模型M5可以看出:企业发展阶段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初创阶段同渐进式创新负相关,故发展期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渐进式创新。模型M8中,协作能力和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的改变量为0.005,说明环境动态性对协作能力和渐进式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假设H6得证。

      

      5 结论、启示及展望

      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互补性理论和创新理论研究了供应链成员共同参与形成的协作能力对创新的影响,分析了环境动态性对这种影响效果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供应链成员参与之间由于相互依赖性而存在协同增效效应,利用二阶结构—协作能力对供应链参与进行研究得到的结果更全面和真实;②协作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的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并且对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渐进式创新,这一发现验证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即进行高水平创新(如R&D)的企业更倾向于同外部伙伴合作,为创新而合作的程度取决于企业的类型及创新的水平[27],所以相比渐进式创新,突破式创新更需要较强的协作能力;③环境动态性越强,越需要协作能力的支持,此时,协作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而对渐进式创新促进作用的变化不大;④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对创新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初创期的企业倾向于采用突破式创新,发展期的企业趋向于实施渐进式创新。

      本文部分研究假设未得到支持,原因是:分开研究不同节点的供应链参与对创新的影响,得到的结果可能不稳定和不全面,将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研究更准确;本文的样本主要来自重庆和深圳地区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特点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同外部的供应链成员合作增强竞争力,故表现出较强的协同效应,不适宜分开研究供应链成员参与对创新的影响;渐进式创新的创新程度低,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少,所以使得供应商、客户参与对渐进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供应商、客户和跨部门参与纳入同一理论框架,构建了由供应链成员参与形成的高阶、多维构念“协作能力”,实证检验了作用效果不仅包含了三种参与各自产生的增效效应,还包含了他们基于互补性形成的协同增效效应,克服了分别研究会忽略此协同增效效应的缺点。本文对企业管理者有效引入供应链成员参与创新有一定的启示:企业应当根据自身所处的生命阶段、所处环境的动态性等特点确定与发展相适应的创新方式;针对企业确定的创新目标,选择不同节点的供应链成员参与合作,如企业在进行突破式创新时就要更多地考虑同供应链伙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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