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对魏晋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文选论文,传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来谈论选本问题的人，大抵比较注意这些书表现了编选者的观点，这当然是对的。因为有些选本的编纂目的原为宣扬编者的文学观点。即使有些编者并未明确地标榜某种主张，但他显然也有其文学思想。例如萧统之编纂《文选》，虽不像后来的王士祯、姚鼐那样意在倡导某种文风，但仍体现了他自己在《文选序》中所提出的观点，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与此同时，他这种观点，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接受前代传统和当时文学思潮的影响而形成的。正如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论到哲学的发展时说的：“都具有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74页）。在这里自然不能完全由任何个人意志来决定。 尤其像萧统的编纂《文选》，更有其特殊的情况。我们知道，萧统是梁武帝的太子，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因此他从事这部选本的编纂工作，显然和梁武帝的文化政策有一定的关系。梁武帝在代齐称帝以后，经过他对朝政的某些整顿，曾出现过某种表面的升平景象；尤其是当时与梁相对立的北魏已趋向衰落，边境的威胁亦有所减弱，这样就使梁武帝把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文治”方面。根据《梁书·武帝纪》的记载，他当时曾组织大批文人学士对各种典籍进行过大规模的整理。举凡各种儒家的经典、以及《老子》和多种佛经他都作了新的注疏，他还总结历代史籍，编为《通史》，甚至对“阴阳纬候”、“卜筮占决”之书也编了总结性的书籍。这些书篇幅都很浩繁，带有总结性。然而在文学方面，似乎关注较少，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仅有《历代赋》十卷。但梁武帝本人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作家，自然不会对文学不感兴趣，他之所以未对文学作品做一定的总结性工作，而他的太子萧统则既编《文章英华》和《正序》，又编《文选》，这不能不令人产生他们父子之间是否有所分工的猜测。即使这种猜测并无确证，但梁武帝的文学思想对萧统会有一定影响，特别是他的《历代赋》对《文选》中赋的选录会起到作用，这大约是不容怀疑的。
即使撇开梁武帝和萧统的关系不谈，《文选》接受前人和同时人的影响也是无可否认的。如所周知，《文选》虽为现存最早的总集，但总集之出现则远在萧统之前。根据目前所知的情况，总集之出现，始于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也许当以杜预《善文》为最早，但《善文》所录，似限于应用文），稍后还有东晋李充的《翰林论》等许多书籍，可惜均已散佚。但挚虞、李充等人的选录标准和具体入选篇目，不可能对萧统不产生影响，例如，目前有些研究者对《文选》和刘勰《文心雕龙》两书的关系存在着分歧。有人认为刘勰曾在东宫任职，对萧统影响甚大；有人则认为刘、萧文学观并不相同。平心而论，两人的文学观其实既有类似之处，亦颇有不同。这个问题可姑置勿论。然而有一点却很值得注意，即《文心雕龙》所举为名篇之作，很多都为《文选》所录。这说明这些作品多为当时公认的典范之作，也可能二人同时受到挚虞、李充等人的影响。因此要探讨《文选》的选录标准，不能不注意到前代和当时人的看法。
从萧统选录的作品看来，应该说大部分是魏晋至梁代人们公认的好作品，尤其是其中赋和诗的部分，更是如此。例如，这一部分所选的“京都”、“田猎”诸赋，早在魏晋以来，就是传诵的名作。如西晋皇甫谧为左思《三都赋》作序，谈到辞赋时说：“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扬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初极宏伟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有文，蔚尔鳞集，皆近代辞赋之伟也。”皇甫谧在这里所列举的赋，除马融的《广成赋》以外，全部都已收入《文选》。同样地，刘逵在《注左思〈蜀都〉、〈吴都〉赋序》中也提到了司马相如《子虚赋》、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即使左思自己在《三都赋序》中虽对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提出了批评，然而他毕竟认为这些都是名篇，才举以为例，而事实上他自称“余沃思摹《二京》西赋《三都》”，可见他也认为这些作品乃辞赋的典范。和左思同时的潘岳，亦极推崇班、张之作。他在《西征赋》中说：
班述“陆海珍藏”，张叙“神皋隩区”。此西宾所以言于东主，安处所以听于凭虚也。
可见他对《两都赋》、《二京赋》都很推崇。其实像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和张衡之作，早在汉代已颇受重视，像王充《论衡》对扬雄、班固就有赞美之辞。《三国志·国渊传》载，曹操时曾有人作书非议时政，“其书多引《二京赋》”，国渊为了破案，曾下令说：“《二京赋》，博物之书也”，征求能读者传习，终于抓到了作书者。这件事反映了三国时代，《二京赋》已成为颇传诵的名作。结合今存《二京赋》最早的注出于吴人薛综，可见它在魏、吴二国都很流行，可以推知它可能在东汉时已成为名作。和《二京赋》同属张衡所作，亦被收入《文选》的《南都赋》，至少到南北朝时代，亦已成为名作，例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滍水》讲到温泉水时，引用了南朝杜彦达之说，杜认为：“即《南都赋》所谓‘汤谷涌其后’者也。”郦道元驳斥说：“张平子广言土地所苞，明非此矣。”可见郦氏对《南都赋》亦很熟悉。杜彦达乃南朝宋人，最迟不过齐代；郦道元卒于魏孝昌三年（ 527），即梁大通元年，当时《文选》是否已成书，尚难确定。这说明至少在萧统编定《文选》以前，《南都赋》亦已成为传诵名作。
左思的《三都赋》作成后，已受到同时人陆机、陆云的注意。到了东晋，人们更把它与张衡《二京赋》并提。如《世说新语·文学》载，庾阐作《扬都赋》，庾亮为他提高身价说“可三《二京》，四《三都》”，遭到谢安批驳。同书还记载玄言诗人孙绰的话说：“《三都》、《二京》，五经鼓吹”，可见其评价之高。到了南朝，此赋仍不断被人传诵。例如南齐诗人谢脁就熟读此赋。《南史》本传载，南齐末，江祏、江祀想废东昏侯萧宝卷主江夏王宝玄，派刘沨、刘晏去见谢脁，谢脁嘲弄他们说：“可谓‘带二江之双流（刘）’”。这句话就见于左思《蜀都赋》，后来谢脁之死与此事大有关系。我们再看《文心雕龙·诠赋》所举汉以前赋家云：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
鸟》，致辩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
这里所说十家中，除《荀子》中的《赋篇》因见于子书，《文选》未收外，只有枚乘的《梁王菟园赋》未加收录，其馀则均已采录。可见刘勰和萧统对汉代辞赋的看法，基本上一致。再看《文心雕龙》对魏晋赋家，提到的有王粲、徐干、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郭璞和袁宏，共八人。在这八人中，《文选》收有王粲《登楼赋》，左思《三都赋》，潘岳赋更多，凡《藉田赋》等七篇，陆机的《文赋》和《叹逝赋》，成公绥的《啸赋》和郭璞的《江赋》，只有徐干、袁宏二人之作没有入选。由此看来，刘、萧二人对魏晋赋的评价，也大体类似。只有刘宋以后的辞赋，由于《文心雕龙》的论述一般止于晋代，所以无从加以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萧统在赋的选录方面，似乎与其他文体不太一样。《文选》收录作品，一般并不轻视南朝人的作品，在有些文体中，甚至宋、齐、梁人之作数量超过汉魏人之作的例子也是有的。唯独在“赋”这一类中，南朝人所作仅谢惠连、颜延之、谢庄、鲍照和江淹五人的作品，总共七篇，较之两汉赋共收二十多篇，西晋赋收十五篇的情况，显得远为稀少，特别是像当时颇负盛名的谢灵运《山居赋》和沈约《郊居赋》都没有入选。在我们今天看来，萧统这样做确实是有眼光的。因为南朝的文人们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诗歌方面，在赋的方面用力较少，名作不多。像二谢、鲍、江这几篇赋，已经足以概括南朝抒情小赋的特色和成就。至于谢灵运和沈约这两篇赋，在当时虽然有名，却无非有赖于作者在文坛上声名。究其实际，则谢灵运的成就重要在诗歌方面，至于他现存的几篇赋，佳处不多，这问题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已有精辟的论述。沈约虽兼擅诗文，而赋亦非所长。大抵像这种铺张渲染的大赋，自汉迄晋，已臻于极境，后人很难超出其范围，就难免像谢安批评庾阐的那样“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从这点看来，萧统的编纂《文选》，虽十分尊重传统和同时人的看法，但亦非人云亦云，而颇具自己的眼光，像对谢灵运、沈约的赋屏而不录，应该说是颇具卓见的。
如果说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这些写京都、田猎的大赋历来被视为典范（如左思《咏史诗》有“作赋拟《子虚》”语）的话，另一些被《文选》所收录的赋，亦同样是早已传诵之作。如《世说新语·任诞》记阮咸与他姑母的鲜卑婢私通，生了阮孚，据刘孝标注引《阮孚别传》：
（阮）咸与姑书曰“胡婢遂生胡儿”。姑答书曰：“《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可字遥集也。”故孚字遥集。
又同书《言语》载：
桓玄既篡位，将改置直馆，问左右，虎贲中郎省应在何处？有人答曰“无省”，当时绝忤旨，问“何以知无”？答曰：“潘岳《秋兴赋叙》曰：‘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玄咨嗟称善。
从这个例子可以知道潘岳《秋兴赋》在东晋时已是人们传诵之作。大抵潘岳的赋，直到唐代还不断为人们熟读。《新唐书·萧至忠传》记宋璟规劝萧至忠用《西征赋》“非所望于萧傅”语规劝萧至忠，而萧以《秋兴赋》中“善乎宋生（玉）之言”作答，说明至唐时仍然为人们熟读。
《水经注·江水》写三峡风景这一段中有“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等语。这段话历来被视为名文。后来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早发白帝城》）的名句即由此化出。其实这些名句均出于晋木华《海赋》《文选》（卷十二）：
王命急宣，飞骏鼓楫，泛海凌山。于是候劲风，揭百尺，维长绡，挂帆席。望涛远决，冏然鸟逝。鹬如惊凫之失侣，倏如六龙之所掣。一越三千，不终朝而济所届。
《水经注》中写三峡的文字，现在有人认为出于晋宋间人如盛弘之等人之手。盛当与鲍照同时，在萧统生前好几十年。即使这几句出于郦道元笔下，当亦在萧统编《文选》之前，可见《海赋》之被传诵，亦在《文选》出现之前。
我们再看《文心雕龙·比兴》中所举各种比兴方法的例子，用的全是辞赋中的句子：
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菟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鵩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
这里所举六例，除“枚乘《菟园》”一例外，其他五例皆见于《文选》。显然，刘勰在举例时，必然要以他心目中的名篇来说明问题。这也说明刘勰、萧统对这些赋的看法一致，他们都反映了传统的和当时人普遍的见解。
《文选》中收录曹植的作品不少，而赋则仅取《洛神赋》一篇。萧统这样做，似乎也与当时不少人的看法一致。如《南齐书·文学·陆厥传》载陆厥《与沈约书》，论到曹植赋时说：“《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其中《池雁赋》不见于《文选》，今本《曹集》亦未见此名，可能即《离缴雁赋》，今已残缺。陆厥在信中对二赋高下似无明确态度。但在同书所载沈约的答书中，则态度颇为鲜明：“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看来，沈约认为曹植的辞赋只有《洛神赋》一篇可称名作，其他诸赋都不足取。这种看法似乎在齐梁时颇有代表性。如《文心雕龙·才略》论到曹丕和曹植的优劣时说“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偏偏不提辞赋。可见当时的文人一般对曹植《洛神赋》以外的赋评价不高。因此《文选》中仅录《洛神赋》一篇，决非萧统个人的看法。
也许《文选》在选录辞赋时和当时评论家们有所不同的地方以司马相如《大人赋》没有入选为最显著。这篇赋在当时颇受人们重视。如《文心雕龙·风骨》中说：“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在这里所谓“相如赋仙”，显然指《大人赋》，因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已说到此赋上奏后，天子（汉武帝）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后来《汉书》和王充《论衡》亦道及此事。在现在看来，《大人赋》的艺术成就，显然高于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而《文选》却只收潘文，不收《大人赋》。这一现象恐怕未必说明萧统不喜《大人赋》，而是另有缘故。因为梁武帝后来皈依佛教，深悔当年相信道教，在舍道归佛的发愿文中，甚至称道教为“邪法”，而神仙之说，实与道教有关，所以萧统的不收《大人赋》，当为受梁武帝的影响。可能梁武帝在《历代赋》中就不收此文，萧统自然不能与父亲立异。
（二）
《文选》对诗歌的选录，与辞赋略有不同之处在于入选的作品多数出于魏晋人之手，两汉的诗入选者寥寥，有些还未必是汉人作品。相反地，南朝人的作品则被收入较多。这与辞赋有所不同。但从基本情况看来，萧统的取舍标准和他的前辈及同时人也多类似之处。在这里，我们不妨以江淹、沈约和钟嵘等人的看法和他作一些比较。
江淹虽然没有写过专门的文学批评论著，但他的《杂体诗三十首》及其序言，则多少体现出他对前代诗歌的看法。在江淹所拟三十家中，《文选》曾收录其诗者有二十六家，只有孙绰、许询、谢庄、和汤惠休四家，《文选》未录其诗（其中孙绰有赋一篇；谢庄有赋和诔各一篇）。这四家之诗所以不见《文选》，亦非萧统一人的见解。例如孙绰、许询这两位玄言诗人，早在刘宋时，就遭到了人们的批评。如《世说新语·文学》刘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讲到玄言诗风时，说“（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即批评他们违反了诗歌的传统。稍后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嵘的《诗品序》、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时序》诸篇）莫不对孙、许诸人的诗风进行过尖锐的批评，可见否定玄言诗乃南朝人普遍的观点，而江淹在《序》中说“亦各具美兼善”的主张，却在同时人中很少有人赞成。至于谢庄和汤惠休，情况与孙、许亦有类似之处。因为谢庄的诗，《诗品》列为下品，《诗品》序中批评其作诗用典故太多，代表着大明、泰始年间“文章殆同书钞”的毛病。汤惠休在《诗品》中亦属下品，早在刘宋时，已遭颜延之批评：“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南史·颜延之传》）；钟嵘的文学观，不同于颜延之，但也批评惠休“淫靡”，不配像有些人那样和鲍照相提并论。
但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江淹的《杂体诗》，其同于《文选》的地方还是很多的。这主要表现为江淹所拟之作，往往在《文选》中可以找到原作者的诗。其中如李陵、班婕妤就不必说了。其实江淹《杂体诗》的《魏文帝·游宴》，即仿曹丕的《芙蓉池作》；《陈思王·赠友》，即仿曹植赠徐干、王粲、丁仪诸诗；《刘文学·感遇》，有意模仿刘桢《赠从弟》；《王侍中·怀德》起首学王粲《七哀》，末尾则仿《公宴》；《陆平原·羁宦》模拟陆机《赴洛》和《赴洛道中》；《陶征君·田居》仿陶渊明《归田园居》；《颜特进·侍宴》仿颜延之的《车驾幸京口游蒜山作》及《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等诗；《谢法曹·赠别》学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鲍参军·戎行》拟鲍照《出自蓟北门行》及《拟古》第一首；其他如江淹所拟阮籍、张华、潘岳、左思、张协、刘琨、卢谌、郭璞、谢混、谢灵运诸人之作，亦在《文选》中可明显地找出原作者的名篇。这说明萧统对前代作家的看法，大部分和江淹一致，不但如此，他心目中的某个作家其代表作应为哪些，也多数与江淹一致。根据现有的史料，江淹与萧统亦无联系，而且江淹死时，萧统年仅五岁，不可能受到江淹指授，那么最大的可能性自然是二人都接受了南朝以来大多数人的共识。
和江淹差不多同时的沈约在梁初曾在东宫任职，他对萧统的影响自然比江淹略深。国外的个别研究者甚至认为萧统编《文选》时就是根据《宋书·谢灵运传论》中阐述的文学观。此说当然未必可据，但是从《文选》的选目来看，确与《宋书·谢灵运传论》有不少共同之处。我们试看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的一段话：
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在这里沈约举出四首前代人的诗作为好诗的范例。这四首诗即曹植的《赠丁仪王粲》，王粲的《七哀诗》，孙楚的《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和王赞的《杂诗》，均为《文选》所收录。沈约在那篇《传论》中肯定了曹植、王粲等建安诗人，潘岳、陆机等西晋诗人，颜延之、谢灵运等元嘉诗人。《文选》所录这些诗人之作都不少，其中陆机、谢灵运和曹植的诗入选之作最多。沈约对玄言诗人孙绰、许询取否定态度，《文选》亦不录其诗。沈约又认为“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意谓殷仲文、谢混开始改变了玄言诗风，此说和他以前的檀道鸾和稍后的钟嵘是相同的。萧统的看法似乎也与他们一致，所以《文选》中有殷仲文的《南州桓公九井作》和谢混的《游西池》二诗。由此看来，萧统的编纂《文选》，其观点与沈约确有许多类似之处。值得玩味的是沈约曾作《怀旧诗》九首，悼念他的亡友，其中有一首为《伤王融》，一首为《伤谢脁》。王融、谢脁与沈约都是“永明体”的创始者。但沈约在《伤王融》中，仅说到他怀有大志而命运乖舛，不提他的文学成就。在《伤谢脁》中则主要表彰他的诗才，称他的诗“调与金石谐，思逐清云上”，评价极高。这和他平日称扬谢脁的话完全一致。据《南史·谢脁传》载，沈约常说谢脁之作“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沈约的扬谢抑王，恐怕未必出于个人偏好，而是当时人普遍的看法。如钟嵘《诗品》也认为王融虽有才华，诗却非其所长。这种看法亦反映在《文选》中，《文选》收录王融骈文而不取其诗，这和沈约、钟嵘颇为一致，以致据日释空海《文镜秘府论》载，后人对此曾评《文选》选录不当，其实这恐非萧统私见。近年国外有的学者认为《文选》实出刘孝绰之手，萧统只是挂名。从这个事例来看，其说实大可怀疑。因为据《梁书·刘孝绰传》，王融不但是刘孝绰的舅舅，而且是最早称赏刘孝绰的人。如果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刘孝绰可以任意决定《文选》的去取，这现象恐怕就不太好理解了。
当然，萧统的文学观未必全同于沈约。沈约提倡声律说，因此对谢脁特别看重，认为“二百年来无此诗”。此语实际上是说谢脁诗上追曹植、陆机，较颜、谢为高。他这样说是有其用意的，因为曹植、陆机之诗，暗合声律之句较多，而颜、谢则反而较少。再说沈约的主张作诗当从“三易”，其中包括“易见事”，即用典不宜太多太僻。在这方面，曹、陆之诗确较颜、谢要平易，而谢脁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但是《文选》的做法与此不同，收谢灵运诗四十一篇，远多于谢脁的二十二篇。如果说谢灵运诗确实名篇极多的话，那么颜延之诗的成就远不及谢脁，而《文选》所录，却仅比谢脁少一首。这大约像骆鸿凯先生在《文选学》中说的《文选》收录作品有“崇雅黜靡”的宗旨有关。《文选》的这种倾向同样表现在对谢脁、沈约诗歌的选录方面，我们试看《文选》所录谢、沈的诗，多数是像《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敬亭山诗》和《宿东园》、《早发定山》一类篇幅较长，带有古气，仍未脱谢灵运影响的作品，而真正代表“永明体”特色的诗却所收不多，就可以知道。再说在谢、沈之后成名的诗人如何逊、吴均和柳恽均卒于萧统编《文选》之前，而《文选》却不收他们的诗。据史籍记载，像何逊、吴均的诗、沈约都很称赏。关于这问题，我过去认为可能是由于梁武帝很讨厌何、吴二人。现在看来这解释很不圆满。因为梁武帝对刘孝标也很忌恨，而《文选》收他的作品有三篇之多；柳恽则还是梁武帝欣赏的人。因此何、吴和柳的不被《文选》收录，恐怕仍与“崇雅黜靡”有关。这种做法，显然与沈约有所不同。
除了江淹和沈约，钟嵘《诗品》和《文选》的异同也颇可注意。《诗品》论到的作家，截止于天监十二年（513）沈约之死， 而《文选》所录作品绝大多数均作于此年之前，只有刘孝标、陆倕和徐悱三人卒于此后。但即使是这三人的总共六篇作品，严格地说，亦多非天监十二年以后所作，只有刘孝标的《答刘秣陵沼书》最可能作于是年之后。这问题我一直觉得颇可思考。即使这问题暂置勿论，《文选》与《诗品》相同之处仍然很明显。首先，我们试看《诗品》中列入“上品”的诗人，其诗歌在《文选》中都有选录。其中如陆机、谢灵运和曹植更是入选诗歌最多的作家。还有一些诗人，入选作品虽不能算多，但像刘桢、左思和张协，至少入选者已占现存作品的绝大多数。《诗品》列于中品的作家凡三十八家（秦嘉、徐淑作一家计算），而有作品收入《文选》的有三十二家，也占了绝大多数。只有“下品”中所列诗人，其作品入选《文选》的较少，这说明从大体上说，钟嵘和萧统对自汉至梁的诗人评价基本类似。
在钟嵘的《诗品序》中有一段话亦颇中与《文选》所录作品作一番比较：
陈思“赠弟”（《赠白马王彪》），仲宣《七哀》，公干“思友”（《赠徐干》），阮籍《咏怀》，子卿“双凫”（《文选》所收“苏武诗”未录，仅见《古文苑》），叔夜“双鸾”（《文选》未收，见本集），茂先“塞夕”（张华《杂诗》），平叔“衣单”（平叔指何晏，《文选》未收，已佚）；安仁“倦暑”（《在怀县作》二首），景阳“苦雨”（《杂诗》其十），灵运“邺中”（《拟魏太子邺中诗》），士衡“拟古”（陆机《拟古诗》十二首），越石“感乱”（《扶风歌》及《赠卢谌》等），景纯“咏仙”（《游仙诗》，共十四首，《文选》录七首），王微“风月”（不详，《文选》录王微《杂诗》，非写风月），谢客“山泉”（谢灵运山水诗甚多，无可确指），叔源“离宴”（《文选》仅收《游西池》，此或指《送二王在领军府集诗》，见《初学记》卷十八引，已非全篇），鲍照“戍边”（当指《代东武吟》、《代出自蓟北门行》一类诗），太冲《咏史》，颜延“入洛”（《北使洛》），陶公“咏贫”（《咏贫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
这里所举名篇大抵与《文选》相同，只有少数有所出入。从钟嵘的生平看来，似无任职东宫和萧统有接触的记载，我们更不能臆测为萧统受《诗品》的影响。因为二者还是有不同之点的。尽管我们在上文还谈到了钟嵘和萧统对玄言诗及王融、谢庄的看法都颇类似。这些现象似乎都由于两人皆受传统及当时文学思潮的影响，故往往不谋而合。
《文选》所录作品，大抵在萧统出生之前，已为人们所传诵、模仿，这在本书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陆机的《赴洛》二首之一：“亹亹孤兽骋，嘤嘤思鸟吟”二句，即出于王粲《登楼赋》：“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陶渊明诗风与陆机迥异，但他的诗学陆机处并不少，如《归田园居》：“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出于陆机《赠从兄车骑》的“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望云惭高鸟，临水愧逝鱼”，出陆机《赴洛》其二的“仰瞻陵霄鸟，羡尔归飞翼”。谢脁学陆机之例更多，如《酬王晋安》中“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出于陆《为顾彦先赠妇》其一“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京路夜发》中“行矣倦路长，无由税归鞅”，出于陆机《赠弟士龙》中“行矣怨路长，惄焉伤别促”。又如何逊《从镇江州与游故别诗》的“复如东注水，未有西归日”，亦出陆机同诗的“我若西流水，子为东跱岳”等。再如鲍照的《行京口至竹里》中“君子树令名，细人效命力”（此诗《文选》未录）亦出曹植《赠徐干》中“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如此之例，不胜枚举，说明《文选》所收，皆当时久已传诵之作。即使像成就不算太高的曹摅，其《感旧诗》中“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二句据《世说新语·黜免》刘注引《续晋阳秋》载，东晋殷浩被罢免后曾背诵这两句，为之泣下。这些例子说明萧统选录诗赋，绝大部分为历来及当时人传诵的作品，其中独出己见的地方虽非全无，却未必很多。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三）
如果说《文选》的选录赋和诗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观点，也与当时人的看法比较接近的话，那么他与当时人不同并且对传统有所发展之处主要表现在诗赋以外的一些文体方面，尤其是“无韵之文”方面。这一部分看来似乎不是《文选》选录的重点。因为一部《文选》今本共六卷，“赋”和“诗”共占三十一卷，加上“骚”、“七”、“设论”、“辞”等近于赋体之作，几占三十六卷以上（如依《文选》原本三十卷计则占十八卷左右），为全书的3／5， 而其馀三十多类文体仅占全书的2／5。可见萧统对那部分作品的重视程度不及诗赋等体。 这大约与当时所谓“文笔之分”有关。在当时人看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而“笔”的地位不及“文”。所以任昉对“任笔沈诗”的说法颇引以为病。不过这些“无韵之文”在过去是颇受重视的。例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句话虽兼指诗赋及应用文而言，而“经国之大业”实主要就应用文而言。因为这部分文章中显然包括许多议政的内容。我国历史上的文章选本似乎始于这一部分。例如骆鸿凯先生在《文选学》中提到西晋杜预的《善文》一书，早于挚虞的《文章流别集》，这是不错的。不过，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情况看来，其书并未和《文章流别集》等书放在一起，而是和各种诏令、表启及露布的总集放在一起，可见是仅收应用文的书。骆先生据《史记集解》举出此书内容有楚汉之际的佚名《遗章邯书》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后来的批评家和选家对这部分文章亦颇重视。如东晋李充的《翰林论》，就很重视政论文章。现在从《太平御览》等书中所载佚文来看，很多都谈论这部分文章。如：
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矣。”（《御览》卷五百八十五）
驳不以华藻为先。世以傅长虞每奏驳事，为邦之司直。（同上卷五百九十四）
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陆机议晋断（指议晋史断代），亦名其美矣。（同上卷五百九十五）
李充这种观点和刘勰亦颇一致。在《文心雕龙》中特设《议对》一篇，文中所举的典范之作上起先秦下及晋代，包括董仲舒、公孙弘的对策，傅咸、陆机在朝的议论，所举甚多。在《文心雕龙》中还有《书记》一篇，甚至论到了“谱”、“籍”、“簿”、“录”、医方、占数等等东西。从刘勰看来，似乎用文字写下的东西，一概可以归入文章之列。在这方面，他和萧统确实有极大区别。像这些文字，《文选》中概不收录。在《文选序》中，萧统还专门声明说：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食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所以在《文选》中，像《战国策》中鲁仲连反对尊秦为帝的文字等均未收入。这说明萧统多少已看到了文学作品和其他文章的区别。又如《文选》的不收子书和史籍的文章，亦与《文心雕龙》不同。《文心雕龙》中是有《史传》、《诸子》等篇的。萧统这种做法说明他的文学观确比前人和同时人进了一步。
当然，《文选》中也选录了一部分章表、书启、诔碑等等应用文字。这似乎与他不选“议对”之类，有些矛盾。但书、表之类应用文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古人之文，其文体区别往往不太明确。有些文学杂文有时亦取应用文的形式，如汉王褒《僮约》、梁沈约《修竹弹甘蕉文》，显系游戏文字，格式却全同应用文。再说当时的应用文有不少确具较高的文学价值。我们现在评论诗歌和散文，往往是从形象性和抒情意味着眼，就这两点而论，有些书、表一类文字的文学价值就不容怀疑。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诸葛亮的《出师表》、曹植的《求通亲亲表》、李密的《陈情表》，其感情的深挚溢于言表，不能不说是绝好的抒情文；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描写自己的性格极为传神，王巾的《头陀寺碑》中写景文字，实为唐王勃《滕王阁序》所从出，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则既形象鲜明，亦具抒情性。至于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当然应为纯文学作品，但它却属檄移之文。所以机械地对待文学作品与应用文的区别，显然欠妥，因此萧统的选录某些应用文，实未可轻议。
关于《文选》的选录章表、书翰等应用文，其去取标准恐怕主要在于行文之是否富于辞采和文华。这与此书的不取史传却又选录“史论”与“史述赞”二类文字是一个道理。萧统说：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这里说的“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二语，研究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二句可以概括《文选》全书的取舍标准，也有人认为只是对“史论”等文体而言。其实这两句确是针对史书的取舍而言。因为作为“记事之史”，其行文必须言之有据，不能自出心裁。即以较古的几部史书而言，就多少有抄录前人记述以代自己著作的情况。例如《史记》在正史中最具私家著述的性质，因此较多自己的思想。但即使是《史记》，已有不少地方照录《尚书》、《左传》和《战国策》的原文，只在个别文字上略作改动。《汉书》创始之初，亦属私家著述，后来则成了奉帝王之命修史，其自由思想已远逊于《史记》，而其中有关汉武帝以前史事，亦全取《史记》原文。从《史》、《汉》以后史籍则几乎全是官书或须上奏朝廷之书，几乎很少表现修史者自己的看法。这些史书的记传诸体，大抵采自原始“起居注”，“实录”或其他前人著述，对原文更少改动。他们这样做，也许有其理由，即尊重原文面貌，避免以己意变改史文。但这种史书，很少编者自己的观点，也很难发挥其文学才能。这自然既称不上“事出于沈思”，也谈不到“义归乎翰藻”。至于这些史书的论赞部分，则与此相反，往往可以由编修者发挥自己的评论，舒展其辞藻。在这方面，范晔的《后汉书》可以说是典型的例子。《后汉书》的纪传大都取材于《东观汉记》一书，其中不少文字和东晋袁宏的《后汉纪》也基本一致，看来二书皆承袭《东观汉记》原文。因此《后汉书》中也不乏精彩的记事文，如《光武帝纪》中的昆阳之战，但其作者是谁，却很难确知。再说范晔其人，据《宋书》本传说是不信鬼的。但在《独行传》中温序、王忳诸传，却大讲鬼故事，这无非是直接录自干宝《搜神记》之故。这种情况，自然称不上“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至于其中的论赞部分却不一样。他十分看重这些文章。在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中写道：
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传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看来他这些言论，萧统是同意的，所以在《文选》的“史论”一类中，录《后汉书》文字最多。如果从这一情况来理解“沉思”、“翰藻”之说，则这标准似亦可适用于应用文字。因为历来的应用文，有些也有辞藻，但未必都能体现作者的真情实感；有些确有一定内容，却并无文学意味，所以萧统弃而不录。至于收入《文选》之作，应该说都有真实情感，又富于辞藻。因此说“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一语，亦可作为“史论”以外不少文体的选录标准。当然未必可以说它是全书的取舍标准。从这一点上说，萧统对这些应用文的看法是对传统有所发展，比同时人也有所前进的。
但是，萧统在编纂《文选》时，其文学观虽有不同于前人及同时人之处，却也不是没有同于前人之处的。例如，“符命”一类，他收了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和班固《典引》等三文，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封禅》中，着重讨论的正是这三篇。其中《封禅文》自然更为有名，据《南齐书·王俭传》，王俭曾在齐高帝前背诵此文，而齐高帝就说自己担当不起，可见二人皆熟习此文。其他像《文心雕龙·章表》中举为名作的文章有孔融《荐祢衡表》、诸葛亮《出师表》、羊祜《辞开府表》、庾亮《让中书监表》和刘琨《劝进表》，均为《文选》所录；《书记》中有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赵至《与嵇茂齐书》；《论说》中提到贾谊《过秦论》、班彪《王命论》、李康《运命论》、陆机《辨亡论》等，亦均为《文选》所收入。《文心雕龙》中其他各篇所举为佳作之例，有不少亦见《文选》，但也有一些显然不合《文选》的要求，当然不能收录，如《论说》中提到的何晏的玄学论文、傅嘏等人论“才性”的文章，其性质已近子书，《文选》不录是完全有理由的。
从《文选》所收录的这部分作品看来，很多篇也与诗赋中入选之作一样，是久已传诵之作。例如贾谊《过秦论》，早为典范之作，左思《咏史诗》已有“著论准《过秦》”之句，和左思同时的陆机作《辨亡论》，即取法此文，故《文心雕龙·论说》云：“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对后世早已有很大影响。如其中“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这段话曾为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所引用，说明司马相如此文，在三国时已是名作。即使陈琳所作檄文，连被骂的曹操也肯定其文才，而《文心雕龙·檄移》亦称其“壮有骨鲠”。如果说上述那些文章是汉魏名篇的话，那么《文选》所录宋齐人文章，亦为当时盛传之作。《南齐书·王融传》载，王融在接待北魏使者房景高、宋弁时，二人向他求看所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并认为此文胜于颜延之同题之作。这一事实说明颜延之、王融之文早已扬名北方。其实此事亦正好证明颜、王二文在南朝早已腾声文坛，才能使名声远播北方。这也说明《文选》所录，基本上都是当时人心目中的古今名篇。我们可以设想：《文选》中很大一部分文章如果不是萧统或刘孝绰来编纂，恐怕同样也会收录。因此对某些作品的入选，似无必要深究其用意。例如国外有的学者认为《文选》收了史岑的《出师颂》，是因为史岑歌颂的邓骘出征羌人之役打了败仗，暗喻天监四五年间梁武帝派临川王宏北伐失败之事。据云乃刘孝绰借此流露对梁武帝的不满。其实《出师颂》在古代亦属名篇。早在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已加称赏。西晋书法家索靖还曾用章草书写此文，成为著名的法帖。这说明此文早已传诵，不论《文选》是萧统还是刘孝绰所编，收录此文都不可能有什么特殊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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