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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谜。首先是他的身世及早年经历就疑云重重，莫明底蕴。上个世纪50年代，笔者正在威海，听到不少有关甲午战争人物的传说和轶闻，从而对丁汝昌其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丁汝昌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却口碑极佳，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极大尊敬。早年在威海西城上的环翠楼里，还供奉着他的遗像，让游人瞻仰。当时，笔者正准备撰写《中国甲午威海之战》一书，丁汝昌更成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人物。但是，十分可惜的是，有关丁汝昌的记载太少，且语焉不详，甚至相互矛盾，使研究难有进展。
丁汝昌身世之谜
关于丁汝昌的传记，最容易看到的是《清史稿》列传二四九《丁汝昌传》，但记述其身世及早年经历十分简略，称：“丁汝昌，字禹廷，安徽庐江人。初隶长江水师。从刘铭传征捻。”
读后使人产生不少疑问：
第一，《丁传》未记丁汝昌的生年，故有关著作中或略而不提，或用“？”表示。调查中有人说死时59岁，也有人说是60岁；因无可印证，难作确论。
第二，关于丁汝昌的军旅生涯的开始，《丁传》只提了一句：“初隶长江水师。”此说的依据是什么呢？经查，此系来自李鸿章的奏稿。对于丁汝昌的海军职务的任命，李鸿章曾有两次上奏：一次是光绪五年十月十六日（1879年11月29日）的《奏留丁汝昌片》；一次是光绪七年十月十一日（1881年12月2日）的《丁汝昌统领海船片》。
前片奏请派丁汝昌留北洋督操炮船，并未提及他任职水师的经历；后片奏请派丁统领北洋水师，却突然说他“曾在长江水师管带炮船”，显得十分突兀，不能不令人生疑。如果丁汝昌真有这段重要经历的话，为什么李鸿章不早奏呢？
然而，李鸿章此说不但得不到其他记载的印证，反而有一些相反的记述。如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斐利曼特（ Freemantle） 即指出“丁氏出身于陆军骑兵”，“少年时仅充马队营官，中年以后始登战船”。裴利曼特此言不会是无稽之谈，他肯定丁汝昌“中年以后始登战船”，表明此前不可能在长江水师管带炮船。何况丁汝昌的军旅生涯是否从入伍清军开始，也是值得考虑的。翰林院编修曾广均曾有“丁汝昌皖捻余孽”之语，恐怕也非空穴来风，无端诬陷。所以，李鸿章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第三，《丁传》说丁汝昌“初隶长江水师”之后，接着又写“从刘铭传征捻”，也是根据李鸿章之奏章，称丁“久随臣军转战南北，统带铭营”。但是，众所周知，丁汝昌随李鸿章驻军上海，是在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上旬，是否一开始就隶于刘铭传部？若再向前追查，丁汝昌随李鸿章进驻上海之前，他又隶于何部？对此，《丁传》里皆避而不谈，是否有何隐情？
所有这些疑问，当时只能藏在心中，长期无法找到答案。直到1978年，我才有机会到安徽做调查，下决心要去解开丁汝昌的身世之谜。
“国民党海军司令”
11月中旬到合肥后，了解到在巢县仍有丁汝昌的后裔。于是，直奔巢县，打听到丁汝昌后裔有两人在县城工作：一是其重孙丁荣涛，为县药材公司职工；一是重孙女丁亚芝，为县饮食服务公司职工。但对二人的采访却很不顺利。
丁荣涛当时是47岁，从部队退役回来，对家世已了解不多，对其曾祖父丁汝昌的情况也很模糊，或者可能不愿多谈。他只是说，他的老家在庐江，祠堂也在庐江。问他怎么来的巢县，答道：“何时搬来巢县并不清楚。”因不得要领，又去访问丁亚芝。县饮食服务公司的经理和书记都出了面，说最好不要见丁亚芝，因为她还戴着“帽子”。问戴的是什么“帽子”，经理的回答是：“破落地主”。我感到震惊，疑惑地问：“巢湖地区是老解放区，那时她才十几岁，怎么能是‘破落地主’？”经理说：“她父亲丁发泽土改时被定为‘破落地主’，传给她的。”我哭笑不得，不由得冒出一句：“竟有这样的事！”那位书记似乎有点尴尬，解释道：“这是我们这里的土政策！”我接着又问：“她的曾祖父丁汝昌，你们了解吗？”这两位领导相互看了一眼，说：“听说是国民党海军司令。”我对他们说明：“这是讹传。丁汝昌是清朝的海军提督，那时还没有国民党。他是同日本军队作战，失败后自杀了，应该说是爱国的。”第二天得知，当天下午县饮食服务公司领导便向丁亚芝宣布，决定给她摘掉“帽子”。这虽然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但由于事情过去已近百年，社会经过沧桑巨变，以她的年龄和情况，也谈不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来。
有幸访问到56岁的县贫协主任汪章鉴，他倒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他说：“丁汝昌故居在县西南乡的汪郎中村。我家在栗树汪村，离汪郎中不远，小时候去过。我记事的时候，那里只有丁氏一家，其余住的都是佃户。汪郎中村建村晚，先有山陈村，到丁汝昌起家后，又在旁边盖了汪郎中村。现在山陈归汪郎中大队四队。故居一直保存到土改。不过，汪郎中村也不是丁汝昌的老家，听我的祖父讲，丁汝昌从军后常年在外，那年他家里准备给他庆六十大寿，不料不到过生日就死了，活到59岁。”他的话引起我的极大兴趣，觉得应该到汪郎中村走一趟。
从县里到高林公社的汪郎中村，约六十里地，有长途汽车可通。到村后先去看丁汝昌故居，已经是残破不堪，除尚留下两间居室勉可住人外，尽是断壁颓垣。据说是因为土改时分给几户贫农，大部建筑都被拆掉，拆下的木料和砖瓦也卖了，以致留下这般景象。故居后原有的花园已经荒芜，只有一座假山石在那里孤寂地兀立着。原来宅前有一方池塘，现在成了鸭群的嬉戏之所。在村里找到了一位丁家的四世孙，名叫丁荣准，62岁，土改时成份定为贫农，后到合肥一家工厂当工人，退休后回家。丁荣准并不是丁汝昌的嫡系后代，其曾祖与丁汝昌是本家弟兄辈，但其父活到九十多岁，而且见过丁汝昌，并熟悉丁汝昌家里一些人的情况。从儿时起，丁荣准便常听父辈讲丁汝昌的故事。当年，汪郎中村随丁汝昌出去当海军的人有十几个，其中有一些战后回到村里，也常讲起甲午海战的事。每次，丁荣准都听得津津有味，一直记在心里。所以，他所知道的事情比丁荣涛等丁汝昌的嫡系后代还要多。
关于丁汝昌的籍贯和生平，丁荣准讲了两个重要情况：其一，丁汝昌的老家在庐江县丁家坎村，丁氏的祠堂也在那里，旧时凡遇上冬至和清明节，本村丁氏人家还要去丁家坎祭祖。其二，丁汝昌给人磨豆腐出身，也当过长工，放过鸭子。18岁跑出去当兵。那年他准备过60岁生日时庆寿，还未来得及过就自殉了。他活了60岁。
根据丁荣准所述，丁汝昌原籍是庐江县，在丁家坎村出生，但其故居为何在巢县汪郎中村，却说不清楚。至于说丁汝昌18岁当兵，他18岁时又是哪一年？说丁汝昌还未过60岁生日就自杀了，与汪章鉴所说相同，但一个说是60岁，一个说是59岁，哪个说法对呢？当时觉得，多日来的调查虽不够圆满，然却有不少收获，为不使此行半途而废，以至功亏一篑，应该去丁家坎村一趟。
寻找《丁氏宗谱》
丁家坎村属石嘴头乡，当时叫石头公社，在庐江县北三十多里，也有长途汽车可通。于是，先到石头公社住了一夜。第二天，打听到丁家坎大队在石头东南，相距大约三里地，步行20分钟可到。去丁家坎村是11月26日，是难忘的一天。因为这在村里是件大事，村民们听说来人调查丁汝昌，大都出来观看，儿童们更是围了一大群。大队干部老主任丁荣玉、书记左秀仓、副书记丁发本、民兵连长张光松等都出面接待，非常热情。据大队干部介绍，丁家坎共有一百六十多户，其中一百四十多户姓丁，又因该村地势较高，故名，现又称“丁坎”。
随后，大队干部找来五六位岁数较大的村民前来座谈。其中，72岁的丁发勤说：“丁姓的排辈是先、代、发、荣、昌，丁汝昌是‘先’字辈，汝昌是后来改的名。他无兄无弟，小时帮人放牛、打长工，也放过鸭子。他有个堂叔住在荒圩，就去投靠他。他是从堂叔那里去当兵的。”我不禁插了一句问话：“丁汝昌既是本村人，怎么把房宅盖在巢县？”老人回答说：“这是十年以后的事了。丁汝昌做官以后，因为姓犯地名，算命的说丁（钉）不在庐（炉），就搬到巢县去了。”76岁的丁代松说：“丁汝昌小时候孤苦一人，独自生活，本村没人收留他。后来给一人家放鸭子，雨天披蓑衣坐在塘边，因为太疲劳打起盹来，一翻身掉到塘里。村里人都笑话他懒，不成才。他有个叔在荒圩开豆腐铺，就去投奔。有一次，他把豆腐挑子弄翻了，他叔打他，又跑回本村，告诉人想出去当兵。过年祭祖，丁汝昌磕头时，公鸡叫了三声。旁边有一个小伙伴逗他说：‘你能当成兵，再连叫三声！’果然鸡又连叫三声。”我连忙追问：“丁汝昌当的是什么兵？”他的回答竟出乎我的意料：“他投的是太平军，不过后来又离开了。他有一身好马上功夫。”
听了老人们的谈话，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丁汝昌做官后，是为避讳地名而阖家搬到巢县汪郎中村，这就是他的故居和后裔都在巢县的缘故。第二，丁汝昌最初投的是太平军。这一发现很重要，可以使我们真正了解丁汝昌的出身，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弄清丁汝昌生平的线索。这时，我突然觉得，如果能找到一部丁氏家谱的话，许多问题可能就会全部迎刃而解了。但是，据大队干部说，村里原先倒是有好多部家谱，“扫四旧”时都烧了，现在一部也找不到了。
我带着惋惜的心情告别，又回到石头，在街旁等待过路的长途汽车，准备在天黑前赶回庐江县。当时是下午四点多钟，太阳已经偏西，突然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跑到跟前来，问：“是来调查丁汝昌的吧？”我做了肯定的表示，他说：“我知道哪里有家谱，在三大队，丁昌柏家里就有。”我看了一下天色，又觉得人生地不熟，不禁犹豫起来。他明白了我的心思，又说：“我送你去，稍等一下，我去借车。”过了片刻，他开了一辆中型载重汽车过来，让我坐进驾驶室右边的位子上。在路上，他对我说，他叫丁发展，是石头公社的农机管理员，家在丁坎大队，回家听说来人调查丁汝昌，还打听家谱的事，所以赶过来。又讲起丁昌柏保护家谱的经过：“‘扫四旧’时，他女儿是红卫兵，抱起家谱要投进火里烧，被他打了一巴掌，夺了过来，才保存到现在。”
我们到三大队时，天已经黑了下来。丁昌柏，四十多岁的年纪，十分热情，立即抱来了整套的家谱，并点亮了罩子煤油灯。一看，厚厚的十大册，木刻版，民国十一年刊印，题签为《丁氏宗谱》。我一页一页、一册一册地翻阅，直翻到第10册，眼睛为之一亮，真的有不少关于丁汝昌家世及生平的资料。赶紧掏出笔记本，一字一字地抄录着，直到晚上9点钟抄完。虽然有大半天没吃饭，腹中也没有饥饿的感觉。好客的主人事先并未提及，就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馄饨和荷包蛋，真是令人感动！
在回程的路上，由于天太黑，汽车开进泥塘里，怎么也出不来。丁发展人熟，到附近村里找来十几名社员，才把车推上路。回到石头时，已到半夜，镇上惟一的旅社也关了门。于是，他把我领进公社的一间宿舍，对我说：“这是我的床，今夜你就住在这里，我回村去住，反正不太远，只是明天早晨来不及送你了。”随后又去拿来热水瓶和脚盆，并嘱咐我早点休息。我望着这位热情周到的年轻人，真不知怎么感谢才好。躺下来后，想到多亏丁发展，才有了今天的意外收获，仍然兴奋不已，久久不能入睡。
疑问有了答案
这次南下调查，总算取得了比较圆满的结果。根据所搜集到的口碑资料，再结合《丁氏家谱》及其他文献记载，也就不难将丁汝昌的出身和早年经历理出一条线索来，并且可以对诸多疑问一一作出明确的回答了。例如：
关于生年 口碑说丁汝昌当兵，应该在太平军攻占庐江时。光绪《庐江县志》卷5《兵事》载咸丰三年十二月事：“是月，知县徐肱往乡募勇，并征练御敌，贼寻至金牛，有奸人某通贼，往献贡，允为内应，贼乘虚袭之。庚寅，城陷”。庚寅为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这年丁汝昌为18虚岁，则其生年当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这一推算正与《丁氏宗谱》所记相符：
丁先达，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西林巴鲁图，正一品，封典北洋海军提督。讳汝昌，字禹廷，生于道光十六年丙申十月初十日巳时。
弄清楚丁汝昌的生年和生日，便知道他死时不仅已过了59岁生日，而且还过了乙未年（光绪二十一年）的春节。按中国的传统习惯，就是60岁了，所以池仲祐《丁军门禹廷事略》说他“死时年六十”是正确的。
关于投太平军 丁汝昌18岁当兵，投的是太平军，而不是投清军。陈诗《丁汝昌传》记述其投太平军的经过：
咸丰荒旱，父母亦逝。太平军过庐邑，掠人入伍，汝昌被掠，从至皖城。与同馆者，则桐城程忠烈学启也，倾怀效能，意气相得。无何，湘乡曾忠襄国荃围皖城，学启偕汝昌率三百人逾城出降。忠襄犹疑虑，每战令居前，屡获捷，既克皖，学启授参将，领开字营。汝昌哨官，亦授千总。
根据这段记载，太平军于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日（1854年1月18日）攻陷庐江县后，丁汝昌便参加了。文中称“汝昌被掠”，与口碑不符，应是掩饰之词。起初，丁汝昌与程学启随太平军作战。后隶于太平天国受天安叶芸来守安庆。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荃率湘军围攻安庆。又据《江表忠略·程学启列传》，程学启偕丁汝昌“率三百人逾城出降”，是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61年3月29日）事。于此可知，丁汝昌在太平军干了七年多，因随程学启降清，被编入湘军，隶程学启的开字营，为哨官。
关于改隶淮军 丁汝昌被编入淮军是一年以后的事。曾国藩命李鸿章招募淮军，并拨湘军程学启开字二营以助之，丁汝昌遂改隶淮军。陈诗《丁汝昌传》称：
旋从江苏臬司合肥李文忠公鸿章征吴。同治元年壬戌，乘轮船至沪。汝昌佐学启于泗泾、新泾、四江口之役，每战辄先登。合肥刘壮肃铭传领铭字营，同战四江口，见其骁勇，异之，乞之帐下。率亲兵百人，屡立战功，旋领马队营。甲子平吴，洊濯副将。
丁汝昌由湘军改隶淮军是在同治元年（1862年）春，随即开赴上海与太平军作战。是年秋，四江口之役后，丁汝昌始调至刘铭传铭字营，仍充哨官，统步队百人。后又领马队营。到同治三年（1864年），统马队3营，擢副将。可知丁汝昌入刘铭传铭字营以前，曾有过一段复杂曲折的经历。盖后来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而统领人选难觅，见丁汝昌“才略武勇”，思“倚为横海楼船之选”，便奏报其“曾在长江水师管带炮船”，一则可掩盖丁在太平军的这段不便公开的历史，一则可为之造这样一段水师经历，以争取朝廷的批准。《清史稿·丁汝昌传》从之，因谓“初隶长江水师”，是不能视为信史的。
关于迁家于巢县汪郎中村“甲子平吴，洊濯副将”一语，值得注意。“甲子”，指咸丰三年（1864年）；“平吴”，指太平天国失败。据知，太平天国天京陷落，时在是年六月十六日（7月19日）。丁汝昌也以“平吴”之功，晋官副将。正在这时，他遇到了从太平天国女营散出来的一个女孩，姓魏，时年15岁，湖北钟祥县人。他一见魏女，非常喜欢，娶之，成为继配夫人，人称魏夫人。调查时有老人说：“魏夫人当过太平军女兵，有武艺，常见她舞剑。”洵不虚也。为安置新人，又相信了算命人“钉（丁）不在炉（庐）”的话，于是丁汝昌决定在巢县西南乡汪郎中村建宅。任继棠《姻兄少廷家传》称：“先世居庐江，甲子岁随军门，从父禹廷卜宅巢南。”少廷名代龄，为丁汝昌原配钱夫人所生，时方3岁，由魏夫人抚育，视如己出，“不知其为异母也”。由此可知，丁汝昌是在1864年从庐江丁家坎迁至巢南，这就是为什么其故居在汪郎中村的原因。
关于由陆军转为海军 此事还需要从丁汝昌与刘铭传之间的恩怨说起。刘铭传对丁汝昌本有知遇之恩，后结怨甚深，已是10年以后的事情。太平天国失败后，丁汝昌统马队三营随刘铭传参加镇压捻军诸役，起初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同治七年五月（1868年6月），丁汝昌升总兵，加提督衔，赏协勇巴图鲁汉字勇号。同年十月（11月），又授直隶天津镇总兵，赏换西林巴图鲁满字勇号。刘丁交恶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陈诗《丁汝昌传》载：
时议裁兵节饷，刘欲裁马队三营，置汝昌于闲散。汝昌时别屯，陈书抗议。刘怒其梗，命将召至而戳之。有相告者，汝昌即率亲信十二人乘马驰归里。
魏应涛《诰授一品夫人魏夫人事略》又称：
同治甲戌，军门以事挂误，罢兵归里，居常愀然，夫人宽之曰：“有薄田数亩，足治饔飧……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后朝命果起，军门视师北洋。
到光绪三年（1877年），丁汝昌已家居三年，又去天津向李鸿章乞一差使。李曰：“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龉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吾今欲立海军，乏人统率，尔如能赴英国学习海军，……当以此任相属。”因留丁汝昌于北洋差遣。光绪五年十月（1879年11月），从英国购买的镇东等四艘炮船来华，李鸿章奏准丁汝昌督操炮船。光绪七年（1881年），丁汝昌奉派赴英国接带新购超勇、扬威两艘快船回国，于是年九月二十六日（11月17日）驶抵大沽。十月十一日（12月2日），又奏准委以统领北洋水师重任。此丁汝昌以陆将转统海军之经过也。
这次安徽调查已经过去了26年，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这可能是因为此行回答了积存在心中的许多疑问，特别是解开了丁汝昌的身世之谜，所以印象特别深刻的缘故。由此体会到，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但要详细占有文献资料，也要开展调查工作，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做起码有四个作用：一、可以丰富研究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掌握历史的具体性。二、容易发现散落各处的有价值的文字记载；三、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漏；四、有助于订正文献记载之舛误。通过调查实践，我才可能有此体会，真正尝到了开门走出去调查研究的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