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中国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贸易区论文,中国论文,亚太论文,对策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各种双边贸易协定或自由贸易协定在亚太地区迅速涌现，长期致力于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中国也在2000年以后开始构建自己的RTAs/FTAs网络。在中国和东盟等的推动下，东亚形成了以东盟、三个“10+1”和“10+3”甚至“10+6”为支撑的合作框架，许多东亚成员又加速同区域内外成员创建了多个双边FTA或RTA，使得众多次区域和双边FTA在亚太地区交织，“意大利面碗”特征十分明显。但上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急需一个由其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来维护其在亚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陆建人，2011），APEC一度成为其实施亚太战略的首选对象。
2004年，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提出从2007年开始建立包括APEC21个成员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倡议。但FTAAP与APEC的非约束性原则背离，成员间分歧很大，该倡议在提出之初并未得到实质性推动。由于感受到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东亚竞争性区域主义”的连锁效应（Zhang,2009），美国从2006年开始推动FTAAP。为将各种亚太FTA/RTA的影响降至最低，美国力主将FTAAP建成一个全新和高标准的FTA，但未得到APEC成员的一致认同。根据APEC的茂物目标，2010年是APEC发达成员实现贸易投资完全自由化的最终期限。从实际情况来看，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成员离实现这一目标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在美国国内，敏感行业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势力在国会中仍然强大，美国国会不大可能冒着巨额贸易赤字进一步加大的风险批准FTAAP（盛斌，2007）。鉴于上述原因，FTAAP谈判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发现，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四国于2005年在APEC框架内签署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P4）能很好地符合其“高质量”FTA的标准。2008年，美国高调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并于2009年11月提出扩大计划，将其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澳大利亚和秘鲁于2009年、马来西亚和越南于2010年、墨西哥和加拿大于2012年先后获准加入TPP谈判，日本也在积极谋求加入。美国高调宣布加入TPP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成立更大的“美式FTAAP”打下基础。而TPP与亚太地区现有的经贸合作机制存在很大的重叠，这也意味着TPP的建立将对上述贸易机制甚至是APEC机制具有极大的替代性。因而，如果TPP能够不断扩大，美国就可以通过主导TPP来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刘晨阳，2010）。
但由于在如何处理TPP成员间原有的自由贸易协定与TPP的关系等方面面临多重困难，各国对推进自由化的方式也存在分歧，TPP谈判进展并不顺利。此外，美国独家主导TPP谈判、并将其作为通往FTAAP唯一路径的意图，在2010年的横滨APEC峰会上遭到否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2年9月的APEC第20次领导人峰会上，提出循序渐进地推进FTAAP建设的主张。无论是TPP 还是FTAAP，其推进在短期内均面临困难，而二者各自的推进潜力以及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亚太大国之间的博弈。
尽管各国关于TPP或FTAAP以及其他区域贸易方案的博弈是经济政治利益、甚至地缘战略等多重因素驱使的结果，但经济利益构成这种博弈的基础。本文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对TPP和FTAAP可能造成的经济效应进行评估，并对各种方案的前景进行展望。
二、文献评述和模型设定
对TPP或FTAAP可能带来的经济效应，已有许多学者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进行过量化研究，比如万璐（2011）、Claude（2011）等对已经加入谈判的TPP成员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Areerat等（2012）考虑了TPP的扩张趋势，对中国、日本和韩国加入TPP情形下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评估。Kawasaki（2010）等则较早对FTAAP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评估。但目前关于TPP和FTAAP经济效应的对比量化研究还比较少。此外，已有的CGE模拟的一个重要局限是使用了较早的投入产出矩阵①。考虑到近年来亚太各国经济规模与结构、贸易自由化程度以及全球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巨大改变，上述基于较早数据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未必能准确地反映当前推进TPP或FTAAP所能带来的影响。
本文采用多国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市场完全竞争，不同国家的产品存在差异（阿明顿假定，Armington,1969），资本可跨国流动；生产函数为CES形式，生产要素与中间投入之间不可替代；私人消费需求由CDE（constant difference of elasticity）支出函数决定；政府支出对各国最终产品的需求份额固定。各国经济被划分为20个可贸易品部门以及一个服务业部门（划分结果见下文报告）。本文使用的各国社会收支矩阵和弹性参数来自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数据库第8版（V8，基期为2007年）。各国关税数据来自WTO关税数据库②。根据模拟结果得到的各项指标变动，利用各国2009年的宏观数据为基数进行比率折算。我们将TPP设定为12国（TPP12，因为到2012年6月21为止已加入TPP谈判的11国，另外包括正在积极谋求加入的日本）和中国加入的13国（TPP13）两种情形，FTAAP包括APEC的19个成员③。各种情景中，成员国相互间消除全部关税。
三、模拟结果
（一）不同FTA方案的宏观经济效应
在宏观层面，我们对三种方案下，所有APEC 成员的实际GDP、福利④、进出口、贸易条件和贸易平衡的变动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见表1至表3）。将本文结果与Kawasaki（2010）基于GTAP V7（基年为2004年）数据的模拟结果对比，可以发现，对于多数APEC成员国而言，在当前基础上推进FTAAP，进出口与CDP的增长潜力均将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如上文所述，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各国经济规模与结构、贸易自由化程度以及全球经济环境等方面的改变。
综合表1至表3（第78页）的结果可知，在TPP12情形下，由于受到对非成员歧视待遇的影响，中国的GDP、福利和进出口将受到冲击，其中进口下降的幅度超过出口，导致贸易盈余，但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如果中国加入TPP，情况将会逆转：GDP、福利和进出口将会因一个高度便利化的区域自由贸易环境而获得显著增长，其中进口增长速度将超过出口，贸易收支呈现逆差，贸易条件的恶化幅度也降低⑤。如果用更大范围的FTAAP取代TPP，中国的GDP、福利和进出口增长幅度将进一步提高，贸易逆差也扩大，但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超过TPP12情形。
对美国而言，TPP12将促进其GDP和进出口（特别是出口）增长，贸易条件得以改善。但由于美国存在巨大的商品贸易逆差，尽管TPP对其出口的促进程度超过进口，其贸易收支仍将出现逆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通过TPP获得的福利在所有APEC 成员当中是最高的。而一旦中国加入TPP，美国除贸易逆差稍微扩大以外，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将获得更大程度的促进，表明中国加入TPP总体上将使美国获益。以FTAAP取代TPP13，美国的GDP和福利增长以及贸易条件改善的程度将有所下降，但进出口增长、特别是出口增长幅度进一步增大，使美国获得贸易顺差。而与TPP12相比，FTAAP情形下美国GDP和福利的增长仍然较高。这一结果表明，当前美国将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重点由FTAAP转向一个未必有中国参与的TPP，并非出于单纯的经济动机。
日本在加入TPP以后，其GDP、福利、进出口、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均将获得改善，而中国加入TPP将极大地改善日本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这一结果是日本经济对中国存在较高依存度的体现。而在FTAAP方案下，除贸易条件的改善程度比TPP13情形稍有下降以外，其他各项指标将获得更为显著的增长。目前E本国内反对加入TPP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对美国主导TPP将削弱日本经济政策自主性的顾虑。在这个意义上，加入一个范围更大的FTAAP对日本而言可能是更优的选择。
韩国近期并未积极谋求加入TPP，而是致力于推进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FTA谈判。在不包括韩国的两种TPP方案下，韩国的GDP、福利、进出口和贸易条件均将恶化，由于进口下降幅度超过出口，韩国贸易收支将出现顺差。而假如中国加入TPP，韩国受到的冲击将更为明显。在FTAAP情形下，韩国的情况将出现反转。得益于FTAAP提供的巨大市场，韩国的实际GDP增长潜力高达4.75%，福利达到318亿美元，超过中国（252亿美元）。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均将因TPP或FTAPP而获益，且在涵盖较多成员的方案下，三国GDP、进出口、贸易条件和福利等指标的改善更为明显。这一结果可以部分地解释澳大利亚在TPP谈判中坚持在原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推进贸易自由化，而不愿承担美国提出的通过达成一个全新自由贸易协定取代原有协定的主张带来的风险。马来西亚和越南在TPP和FTAAP方案下，GDP、福利和进出口的变动与上述三国类似，但在TPP12和FTAAP方案下，马来西亚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恶化，只有在中国加入TPP的情形下（TPP13），其贸易条件才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来西亚和中国经济结构方面的互补性。越南的贸易条件在两种TPP方案下均得到改善，但在FTAAP方案下恶化。
对新加入TPP谈判的加拿大和墨西哥而言，其宏观经济均将受益于上述三种FTA方案，且总体上看，中国是否加入TPP以及是否用FTAAP取代TPP，两国所受的影响不大。这主要归因于两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的边陲地位。但从贸易条件的变化看，两国在TPP12情形下改善得最多，中国加入TPP，或用FTAAP取代TPP，均会部分抵消两国贸易条件的改善。智利的情形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相似，在范围较大的FTA方案中获得的总体利益较多，但对秘鲁而言，TPP13方案是最佳的。
作为非TPP谈判成员的经济体，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东亚经济体均将受到来自TPP的冲击。而一旦中国加入TPP，上述经济体各类指标受到的冲击将进一步加剧，但在FTAAP 方案下，上述指标均将获得改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FTAAP方案下，上述非TPP成员的贸易条件无一例外地获得改善。对同样是非TPP谈判成员的俄罗斯而言，两种TPP方案的影响很小，但FTAAP将为俄罗斯带来较为显著的宏观经济收益。
（二）不同FTA方案对部分经济体产业层面的影响
在产业层面，我们运用产出、出口和进口三个指标的变动分析上述两种TPP方案和FTAAP对各国产业的影响。限于篇幅，仅挑选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四国进行详细分析，模拟结果见表4至表7（表6、表7分别见第80、81页），其他国家，地区的模拟结果备索。
TPP12情形下，中国多数农产品的产量和进出口下降⑥，其中动物产品的出口下降幅度超过20%；而加入TPP或者FTAAP的情形下，中国多数农产品产量和进出口增加，其中动物产品的进出口增幅超过30%，谷物进口增幅也在30%以上。可见农产品贸易在中国加入TPP或者FTAAP的情况下具备较大的增长潜力。纺织品和服装在当前中国的出口结构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在TPP12情形下，中国上述两个行业的产量和进出口均下降，但若中国加入TPP或FTAAP，上述两个行业的产出将获得较大的增长，进出口（尤其是纺织品的进口）增长幅度更大。对汽车产业而言，在三种方案下，中国产出均将受到冲击，而进出口（特别是进口）将实现增长。在不加入TPP的情形下，其他运输设备（主要是造船业）产出下降，但在加入TPP或者FTAAP以后，该行业的产出和进出口均将实现较大增长。电子产品是中国出口的支柱行业。在不加入TPP的情况下，来自TPP的冲击反而导致中国电子产品产出的增长，而在加入TPP或者FTAAP以后，电子产品产量增长率将分别升至3.68%和7.25%，进出口的增长幅度更大。考虑到中国电子产品巨大的产量和贸易额，上述增长率带来的增长效应实际上是非常显著的。机械设备是中国出口的另一个支柱产业，加入TPP或者FTAAP将导致中国机械产品产量下降，进出口则将实现增长。总体而言，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产出和进出口在范围更大的FTAAP下的变动率显著超过TPP13的情形。
对于美国而言，TPP和FTAAP的建立将使其几乎所有行业的产出和进出口额增加。总体来看，农业部门、木材和纸制品、纺织品及服装行业的进出口以及皮鞋行业的出口增幅最为明显。例外情况仅有：TPP13或者在FTAAP情形下，木材和纸制品产量将出现微幅下滑，同时服装产量也将下降；在FTAAP情形下，纺织品产量也下降；中国不加入TPP时，美国除汽车以外的其他运输设备产量也将出现小幅下降，但中国加入以后，美国汽车产量转为增长。结合中国加入TPP或FTAAP以后国内汽车产量下降的结果，可以认为，中国的加入为美国汽车行业提供了较大的市场拓展空间。另一个例外变动结果是，在两种TPP安排下，美国的服务出口将下降。
日本的农业产量（特别是动物产品）将受到TPP或FTAAP的冲击，动物产品进口大幅增长，但动物产品的出口增长率也较高，其他农产品的出口也将实现增长，但这种增长率实现的重要原因是目前日本的农产品出口额较少低，其增长的绝对额有限。TPP12将促使日本纺织品产出和出口实现增长，而中国加入TPP（TPP13）将为日本纺织行业提供巨大的出口市场，促使其产量和出口增长率大幅提高。而如果更大范围的FTAAP成立，由于来自其他国家（韩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竞争，日本纺织品产出和出口增幅将回落。服装业的情形则与纺织品行业存在明显差异：中韩等国的加入将对日本服装业产出构成冲击，但与此同时，日本服装业进出口也因TPP或FTAAP的建立而获得较为明显的增长。这种产出与进出口变动的明显反差意味着，日本服装业在同中国、韩国和墨西哥等国之间存在竞争的同时，也已经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互补性分工。日本的皮革、化工、钢铁、金属制品等行业的产出和进出口也均将受到上述三种FTA的促进。作为日本出口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行业也将受益于上述FTA安排，但中国加入TPP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日本汽车产出和出口的增长，表明中国在汽车生产的某些环节已经形成了对日本队的优势（尽管这些优势可能是基于生产成本的垂直专业化优势）。日本其他运输设备行业的竞争优势正在被中韩两国削弱，表现为其产出和进出口容易遭受来自中韩两国的冲击。电子是日本的另一个重要的出口行业。在中国不加入TPP的情形下，日本电子行业将实现产出和进出口增长，但如果中国加入TPP，日本电子品产出和出口增长率将显著下降，进口则明显增加；而在FTAAP情形下，日本的电子行业产出和出口将出现负增长，这种恶化趋势主要是来自韩国的竞争所致。日本机械设备行业在上述三种FTA安排下的竞争力相对于其电子行业而言要更为强劲。
农业在韩国也是保护程度较高的部门，因而两种TPP安排对韩国农业部门的总体影响较小。在FTAAP情形下，也即韩国同亚太成员相互开放农产品市场以后，韩国除加工食品以外的其他农产品部门的产出将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但进出口（特别是出口）也将实现大幅度增长。TPP将使韩国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受到冲击，中国加入TPP会加剧这种冲击。但在FTAAP情形下，韩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出和进出口均将实现大幅度增长。TPP将迫使韩国汽车产出和进出口下降，美国和日本在对应FTA方案下的情形正好相反，表明没有纳入韩国的TPP将使韩国的汽车工业受到冲击，而另外两个主要汽车生产国（美国和日本）则可获益。但在FTAAP情形下，韩国汽车的产出和进出口均转为增长，表明在相同的区域市场准入条件下，韩国的汽车工业相对于美国和日本而言具备一定竞争力。在中韩两国均不加入TPP（TPP12）的情形下，韩国机械设备产量和出口增加、进口减少；中国加入TPP以后，TPP对韩国机械设备行业的排斥效应增强，致使韩国该行业产出和进出口均下降，而只有在FTAAP情形下，韩国机械设备的产出和进出口才恢复增长。电子行业的情况与机械设备行业类似，但相对而言，电子行业受到来自中国的冲击较小，在FTAAP情形下的增长潜力较大。以上结果表明，韩国的电子和机械设备行业同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甚为紧密，这种关系实质上是发达的东亚机电产品垂直专业化分工网络内的竞争与互补并存的关系。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模拟结果表明，一个不包含中国的TPP将使中国经济受到冲击，而在加入TPP或FTAAP后，中国将获得较为显著的宏观经济收益，而且自由贸易协定的范围越大，总体收益越显著，但贸易条件将因竞争的加剧而恶化。在行业层面，作为中国支柱产业的电子行业受益显著，机械行业则将受到一定冲击。对于美国而言，TPP或FTAAP将为其带来巨大的福利，中国的加入总体上将显著促进美国的利得。TPP和FTAAP使得美国几乎所有行业的产出和进出口额增加，但其具有全球比较优势的服务行业则只有在FTAAP情形下才能获益。日本加入TPP也将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与美国一样，中国的加入也将使得日本的收益显著增长。但在行业层面，高度保护的日本农业将受到较为显著的冲击，在有中国和韩国加入的方案下，日本具备比较优势的汽车、其他运输工具、电子和机械产业将受到来自中国和韩国不同程度的冲击。韩国在不加入TPP的情况下，其经济将受到TPP较为强烈的冲击，但包含韩国的FTAAP则将使韩国获益，其中福利效应尤为显著。与日本类似，韩国的农业在自由竞争环境中将受到明显冲击。已经加入TPP谈判的其他成员也将获益于TPP，但在FTAAP方案下总体收益更高。
上述结论表明，一个范围不断扩大的高质量TPP或涵盖整个亚太的FTAAP将为所有成员带来积极的整体经济效应，这实际上意味着，较大范围的亚太地区贸易集团可以阻止各类RTAs/FTAs在该地区的扩散和蔓延，“意大利面碗”带来的差别歧视效应将得到有效的控制。特别是涵盖所有APEC成员的FTAAP则可以改变成员国之间在贸易优惠上的自愿性和不具约束力的现状，并节约谈判资源。但TPP和FTAAP的推进主要取决于亚太大国之间的博弈。中国对RTAs/FTAs一向奉行实用主义原则，对每个RTAs/FTAs不遵循相同的模式，并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而目前TPP强调的知识产权保护、特殊行业的自由化、环境和劳工标准等要求对于中国而言显得过于苛刻。因而虽然加入TPP可使中国获得经济上的收益，但中国近期谋求加入TPP的可能性不大，而美国则会将重点放在推进TPP的谈判和扩张上，一方面为其主导的远期“美式FTAPP”打造基础，另一方面试图架空东亚的“10+3”、“10+6”合作机制，最大限度地抵消中国在亚太、特别是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日本则会通过争取加入TPP、同时强化美日同盟来牵制中国。
面对美国的“攻势”，中国可以利用TPP谈判成员以及APEC成员同美国的分歧，一方面循序渐进地推进FTAAP，另一方面扩大和深化东亚经济合作，并加紧推进同亚太经贸伙伴的双边FTA建设，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轮轴一辐条（Hub and Spokes）”形FTA网络来抵消TPP的冲击。事实上，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分工网络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的提升，TPP成员在通过TPP获取经济收益的同时，也能通过与中国签订双边FTA强化这种收益，因而上述构想具备经济上的可行性。此外，与同较多成员集体进行高质量的FTA谈判相比，以务实的目标推进双边FTA谈判有利于避免“集体行动”困境，谈判成本可能更低。因而，无论是出于追求“轮轴一辐条”型FA网络中的核心国利益，还是出于强化亚太经济合作主动权的考虑，中国均应加紧推进同亚太经贸伙伴的双边FTA建设。
注释：
①上述研究使用的均是GTAP第七版（V7）投入产出矩阵，基期是2004年。
②该数据库提供了各国按HS编码6分位计算的简单算术平均关税，本文根据GTAP部门分类与HS分类的对应关系，对HS6分位关税数据进行归并。
③由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文莱的数据难以获得，模拟结果未包括这两国，因而只给出了19个APEC成员的结果。
④福利为希克斯等价变化，包含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
⑤结合中国的国际收支现状，模拟结果的贸易盈余意味着当前中国的贸易收支不平衡将进一步加剧，而模拟结果的贸易逆差则意味着收窄中国的贸易顺差。
⑥表4至表7的前5个行业可以归并至农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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