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能力、即兴能力与竞争优势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力论文,竞争优势论文,关系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又需要应对市场和制度环境的持续变化(Webb等,2013;郭润萍和蔡莉,2014;陆亚东,2015)。企业获得和维持竞争优势越来越艰难,其获得的竞争优势往往是短暂的(Li和Liu,2014)。在此情境下,新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如何快速识别和理解环境变化并运用相应的动态能力(郭润萍和蔡莉,2014)或即兴能力(Miguel和Stewart,2014)。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动态能力尚处于起步阶段(Teece,2014a;Wang等,2015)。当前的研究聚焦于动态能力的定义、前因、特点、过程和结果(Katkalo,Piteli和Teece,2010;马鸿佳和董保宝等,2014;Teece,2014b;Chatterji等,2014),而且,现有的研究对动态能力在动态环境下的作用还存在很大分歧(Peteraf等,2013;杜小民等,2014)。许多学者认为,环境动态性在动态能力和竞争优势之间起到重要的作用(Romme和Zoll等,2010;Wu,2010;Li和Liu,2014),也有些学者认为环境动态性是动态能力的重要驱动因素(Teece,2014b)。另外,作为一个新兴研究主题,目前对即兴能力的研究依然处于不成熟阶段(Pavlou,2010;Tseng等,2015)。当前的研究从不同层次研究了即兴能力的定义、影响因素以及结果变量等(Zheng等,2011;Hmieleski和Corbett,2013;Leybourne等,2015)。同时,即兴的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模糊性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尤其是在创业领域(Hmieleski和Corbett,2008;Leybourne,2010;阮国祥等,2014;黎赔肆和焦豪,2014;Leybourne等,2015)。许多学者认为,环境动态性在即兴能力和竞争优势或创业绩效之间起到重要的作用(Pavlou等,2010;Hmieleski和Corbett,2013)。 本文聚焦于动态能力和即兴能力,试图探索在变化的外部环境中,动态能力、即兴能力与竞争优势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即低动态环境下三者关系和高动态环境下三者关系的差异),以期对能力理论作出有益的贡献和补充。因此,在理论上本文将动态能力与即兴能力纳入到一个框架体系内,研究二者对竞争优势的提升,提出了在高动态环境及低动态环境下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我们进一步验证了Li和Liu(2014)所推断的,在高的动态环境条件下,动态能力对竞争优势没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正如Li和Liu(2014)所推断,除动态能力之外,可能存在另外一种外部驱动力推动企业竞争力,我们从理论上所找到的即兴能力这一因素或许可以作为这种驱动力。同时也验证了Pavlou(2010)的理论推导:在低动态环境中动态能力将更有效,但在高动态环境中即兴能力比动态能力更为有效。研究的结论丰富了能力理论,尤其是动态能力理论的研究。此外,在实践上,当环境的动态性超过了动态能力适用的范围边界时,动态能力将会失灵,此时,企业的即兴能力发挥更多的作用,因此,企业在注重动态能力培育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即兴能力的培育。 虽然动态能力(DC)、即兴能力(IC)与竞争优势(CA)的关系已有诸多研究,但是DC和IC本身的关系及二者与竞争优势关系的差异性目前还不明确,需要实证研究来验证。而且,就如何应对环境变化而言,动态能力主要是预测、感知和“驾驶”环境中的可预测模式(波浪);而即兴能力主要是强调对突发的和不可预知的事件(风暴)做出反应的能力。那么,即兴能力与动态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是否受到环境动态性的影响?在转型经济的动态环境条件下,DC、IC与竞争优势及绩效的关系却鲜为人知(Yang等,2015)。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在验证DC与IC结构维度的基础上,研究DC和IC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第二,验证环境动态性对DC、IC与企业竞争优势关系的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y,DC) 基于RBV的能力视角,动态能力最初被定义为企业整合、构建资源,及其重构内外部能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动态环境的过程(Teece等,1997)。为避免对能力定义的同义反复,从流程的视角,Eisenhardt和Martin(2000)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定义:动态能力是一系列特定的、可识别的流程,例如产品开发、战略决策。Protogerou等(2012)将动态能力定义为协调、学习以及战略竞争响应能力。Zahra等(2014)将动态能力定义为重新配置企业资源和流程并使之与最初的决策相适应的能力。Vanpoucke等(2014)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利用资源以匹配市场变化的过程(特别是整合、重组获得和释放资源的过程)。Li和Liu(2014)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通过感知机会和威胁,做出即时的决策、执行战略决策,从而形成潜在系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Teece(2014a)认为,动态能力不仅依赖于最佳经验而且依赖于具有“鲜明特征”的流程和商业模式;不仅要依赖于资源而且要依赖于VRIN资源(有价值的、稀有的、不可模仿的、不可替代的资源);它们还需要有Rumelt(2011)所说的“好的战略”指导的流程。Wang(2015)将动态能力定义为变革现有的组织能力并创造新的组织资源和能力的高阶能力,这一能力借助组织刻意的学习(甚至学会学习)以改变现状才能得以持续。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不断地整合、构建和重新配置企业内部和外部的竞争力以应对环境快速变化的能力。 在解释动态能力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分别对动态能力的维度进行了研究。Teece等(1997)开创性地提出了动态能力的3P框架,即流程、位势和路径,他认为竞争优势集中体现在企业的管理和组织流程中,并通过企业特定的资源位势进行塑造,进而为企业提供发展路径。Teece(2007)又提出新的框架,即感知、利用和重构。焦豪等(2008)则认为企业动态能力可以由环境洞察能力、变革更新能力、技术柔性能力、组织柔性能力4个维度组成。董保宝和李白杨(2014)基于前人的研究将动态能力划分为五个维度:战略隔绝、环境适应能力、变革能力、整合资源能力以及学习能力。Makkonen等(2014)将动态能力划分为两个维度:重构能力和革新能力,其中重构能力又包括重新配置、利用和学习能力三个细分维度,革新能力又包括感知和捕捉能力、知识创造能力以及知识整合能力三个细分维度。Li和Liu(2014)将动态能力划分为战略感知决策能力(strategic sense-making capacity)、即时决策能力(timely decision-making capacity)以及变革执行能力(change implementation capacity)。马鸿佳等(2014)在研究动态能力与创业能力的差别时,把动态能力划分为环境适应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学习能力三个维度。吴航(2015)基于整合能力视角将动态能力划分为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利用能力。Wang(2015)将动态能力划分为两个维度,即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基于以上国内外学者对动态能力维度的分析以及本研究区分动态能力与即兴能力的需要,本文借鉴马鸿佳(2014)的研究,将动态能力划分为环境适应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学习能力。 (二)即兴能力(improvisation capability,IC) “即兴”(improvisation)一词源自“proviso”,proviso的字义是预先约定,事前依照预先规划提供所需的事或物。很多文献利用爵士乐和戏剧作为即兴的隐喻(Hatch,1998;Weick,1993和1998)。20世纪90年代,Weick(2003)首先将即兴能力的研究引入管理领域。Vera和Crossan(2005)创造性地以团队层面为切入视角对即兴能力进行探究,将即兴能力定义为“企业为达到客观的目标,自发性地和创造性地使用新的方法的能力”。然而,团队即兴并不总是具有警觉性的,并且可能受到认知失误的困扰(Bingham和Eisenhardt,2014;Vuori和Vuori,2014)。Zheng等(2011)从组织层次研究即兴,提出即兴是想法与执行的同时进行(实时计划),并从可用的而非最优的资源中寻找解决方案(拼凑);Leybourne和Smith(2006)从个人层面将即兴能力定义为在时间压力下,直觉、创造力与利用现有资源(本质是解决不可预见的问题)的混合;Pavlou和El Sawy(2010)则认为即兴能力能够自发地重新配置现有资源从而建立起新的营运能力来处理紧急的、不可预测的和创新的环境状况。此外,国内学者也对即兴能力概念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纪晓丽等(2013)对团队即兴能力的概念进行了如下界定:“在对突发事件进行管理时,在一定的时间和风险的压力下,团队成员利用手头现有的资源自发性和创造性地尝试使用新的方法,以达到企业既定目标的过程”;黎赔肆和焦豪(2014)认为,组织即兴是未经事先约定的、没有经过事先规划的行动,强调了其创造性和自发性;阮国祥等(2015)将从个人层面对即兴能力进行界定:在迅速变动的环境下,创业企业依赖员工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利用现有可用资源以响应并解决许多预料之外的管理以及技术方面问题的行为方式。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将即兴能力定义为,在动态环境和时间压力下,利用现有可得资源,以创新的、自发的方式来实现企业管理目标的能力。 同时,不少学者对即兴能力的维度进行了研究。Akgn和Lynn(2002)将即兴能力划分为三个维度:创新、速度以及内外部的连贯性。Vera和Crossan(2005)将即兴能力划分为两个维度:创造性(creative)与自发性(spontaneous)。在Vera的基础上,即兴又被划分为创造性和利用现有资源,压力环境下的执行能力以及自发性和坚持(Hmieleski和Corbett,2006;Hmieleski等,2008)。Tseng等(2015)在Pavlou和El Sawy(2010)研究的基础上,把即兴能力划分为资源重构与资源重调。许多国内学者对组织即兴维度的划分更多地集中于3个方面,即自发性、创造性和利用现有资源(黎赔肆和焦豪,2014;阮国祥等,2014;阮国祥等,2015)。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采用学者们广泛认可的两个维度的划分方法,即创造性和自发性。 (三)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CA) 竞争优势是企业较竞争对手能够更迅速地对市场作出反应,并在生产效能、产品质量和创新速度上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特质。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中,仍然没有对竞争优势的精确定论,对竞争优势的测量指标集中体现了这一模糊性,很多研究简单地将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混为一谈。Lin和Wu(2014)认为,为了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需要不断更新企业的资源基础以应对环境的不断变化。Schulte(1999)首次以竞争优势的发展序列为基础,将竞争优势分为三个维度,即效率、功能和持续性。本文主要借鉴Schulte(1999)和董保宝等(2011)的研究成果,从效率、功能和持续性三个维度对竞争优势进行度量。 (四)即兴能力(IC)与动态能力(DC)和竞争优势(CA) 即兴能力在管理领域尚属于一个新兴的研究主题。自即兴能力这一概念提出以来,相关研究成果正在逐步丰富和系统化。即兴能力在创新过程中,特别是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Moorman和Miner,1998b;Kamoche和Cunha,2001)。即兴的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模糊性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尤其是在创业领域之中(Hmieleski和Corbett,2008;Leybourne,2010;阮国祥等,2014;黎赔肆和焦豪,2014;Leybourne等,2015)。Pavlou(2010)将即兴能力、运营管理能力和动态能力比喻成并列的三只手,并且认为,即兴能力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对运营能力的重新配置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在适度波动的环境中,动态能力是竞争优势的主要影响因素,在高度波动的环境下,即兴能力则处于支配地位。Hmieleski(2013)研究了在乐观性格(dispositional optimism)和环境动态性(environmental dynamism)的调节作用下,企业即兴行为与企业绩效的相互影响。Tseng等(2015)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即兴能力对电子商务过程的作用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绩效。 自Teece和Pisano于1994年提出动态能力的概念以来,动态能力理论就成为了战略管理研究的热点,随着近些年的研究进展,动态能力逐渐成为创业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马鸿佳等,2014),它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也受到了学者们的青睐(Eisenhardt和Martin,2000;焦豪,2011;董保宝等,2013;吴航,2015)。Teece(2014b)整合动态能力的关键因素,并进一步扩展了动态能力框架,他认为,强动态能力以及基于难以模仿的资源制定的策略是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Li和Liu(2014)以中国217家企业为研究样本,证实了动态能力正向影响竞争优势。Makkonen等(2014)利用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以301家美国企业为研究对象,证明动态能力能够通过组织变革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而提升创新绩效。马鸿佳等(2014)以191家东北地区的企业为研究对象,证明动态能力和企业竞争优势存在正相关关系。董保宝和李白杨(2014)以317家中国新创企业为研究样本,证明动态能力能够对企业竞争优势的持续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Wang等(2015)以英国的113家高科技中小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动态能力对不同类型企业绩效的影响,他们认为,动态能力能够提升企业竞争优势进而提高企业绩效,并且进一步证实,与防御型企业相比,动态能力对前瞻型企业绩效提升的作用更加显著。吴航(2015)实证检验了动态能力能够提升企业竞争优势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IC与企业竞争优势正相关(H1a); 假设1b:DC与企业竞争优势正相关(H1b)。 (五)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随着环境动态性的加强,动态能力和即兴能力可能会变得更有价值。然而,因为这两种能力是不同的,甚至二者会竞相重新配置运营能力以获得企业竞争优势。在不同程度的动态环境中,究竟哪一种能力将在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中起到主要作用,值得进行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 一方面,运用动态能力投资的组织通常会为应对改变做更好的准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战略管理领域通常更倾向于明智的战略规划(Weick,1994;杜小民等,2015;吴航,2015)。Cohen和Levinthal(1994)认为,“幸运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公司”。因此,当在适度动态环境中可预测的变化模式有效时,通过借鉴过去重新配置资源的经验,动态能力也许是最佳的选择(Teece,2014b)。另一方面,组织不可能总具有完备的计划。当组织没有事前计划而必须采取迫切的行动时,即兴能力可能是应对这种意想不到的风暴的唯一可行性手段。当环境动态性过于强烈,组织面临崩溃(Hmieleski和Corbett,2013)且过去经验只能提供很少的帮助时,即兴能力很可能是有效的。而且,即兴能力还有助于加快行动的速度,避免了通过动态能力进行的冗长的重新配置过程(Eisenhardt和Tabrizi,1995)。与稳定环境相比,高动态性环境下即兴能力更有助于促进企业进行创业活动(刘泉宏和汪涛,2014;黎赔肆和焦豪,2014)。同时,由于组织主要依赖即兴能力,而不是要求正式计划的动态能力,这样,组织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Pavlou,2010;Tseng等,2015)。因此,虽然在低动态环境中动态能力将更有效,但在高动态环境中即兴能力比动态能力更为有效。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在“低动态环境”下,动态能力比即兴能力更能提升企业竞争优势(H2a); 假设2b:在“高动态环境”下,即兴能力比动态能力更能提升企业竞争优势(H2b)。 三、样本与变量度量 (一)样本与数据 在可预知的变化环境中,动态能力是有利于获取竞争优势的(Eisenhardt和Martin,2000),但是在不可预知的骤变环境中,动态能力却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动态能力通常不起作用(Winter,2003),因此,本文的研究样本尽可能覆盖了创业环境差别比较大的地区,并且尽量覆盖了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1)EMBA和MBA学员;(2)长春市、沈阳市、深圳市、杭州市等几个地区的企业。 我们首先依据现有文献做出初步的量表,并请专家对问卷进行了字词方面的修正。接着对量表进行了预调研,预调研对象选择的是在吉林大学EMBA班就读的20家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在发放问卷时,向受访者说明了该调查的目的,并保证调查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会对问卷内容保密,请受访者放心并如实填写,然后根据反馈意见对问卷做了进一步的修正。最后开展大规模调研。调研的企业主要包括生物科技、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服务(健康、旅游、广告等)以及IT业等7类。调研对象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调研始于2014年5月,终于2014年10月,历时5个月。 我们在长春、沈阳、深圳、杭州四市开发区进行了调研,每个地区发放调研问卷100份,最后回收问卷223份,剔除其中有缺失项的39份问卷,有效问卷184份,有效率为46%。 (二)变量度量 即兴能力。关于即兴能力,本文参考Massimo等(2009)的做法,借鉴Vera和Crossan(2005)的量表,并在Pavlou(2010)和Tseng等(2015)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即兴能力划分为自发性和创造性两个维度,共包括10个题项。具体指标见表1。标签:组织绩效论文; 创业能力论文; 竞争优势理论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组织环境论文; 绩效指标论文; 绩效反馈论文; 过程能力论文; 自发反应论文; 创业资源论文; 创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