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隐难遂病才子 新旧始更雅文风——卢照邻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风论文,新旧论文,才子论文,显隐难遂病论文,始更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卢照邻是初唐文坛的一个重要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极具典型性的悲剧诗人。他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由入仕到入道，最终惨死颖水，经过了文人精神、入仕之念与道家哲学的激烈斗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病才子。他积极推行新雅文风，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创作传统，提出了很多有借鉴意义的文学主张，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叙情长篇── 七言歌行的创作，丰富了唐代文学的创作园地。
关键词 卢照邻 病才子 新雅文风 叙情长篇
中国古代文人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总是遵循这样一条生存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从理论上推究，是言封建士子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兼融了儒道两家哲学思想，在儒与道之间犹移不定、亦儒亦道；从实践上考察，如果把这种人生追求演变为个体生命的直接现实，却是一件极难两全之事。这一点，表现在初唐文人卢照邻身上，则显得更为突出，更为鲜明。
卢照邻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极具迷幻色彩，充满悲剧性质素，在有唐一代不特别引人注目的诗人，文学家，是初唐“四杰”之一。就他在唐代的文学地位而言，古来已有公论。《旧唐书·文苑传》称：“扬炯同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齐名，海内称为王扬卢骆，亦号为四杰”。明代胡应鳞《补唐书骆侍御传》曾说：“唐三百年风雅之盛，以四人者为先导也”。显然将王扬卢骆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没有将他们有意识地比较研究。即使如此，由于“四杰”在群星灿烂的唐诸贤间只居二、三流之列，又处于两个时期的文坛巨匠庚信和陈子昂中间，所以，历来对于“四杰”的探索就不予重视。卢照邻更因为他地位不显，功名不就，一生行径又极乖戾，常跃出封建伦常规范之外，因此，在“四杰”的批评系列中针对卢照邻的研究似乎始终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然而，随着文学接受视野的进一步拓宽，我们不得不认可卢照邻实为唐初文风改变之际的一位极其重要的作家。其“雅爱清灵”、“适意为宗”、“芟夷繁辞”①的文学主张和兼备骚人之风与自我个性魅力的文学创作，实为“窒息的阴霾中，细弱而疲倦的虫吟里的一声霹雳”②，“正如太阳神万千缕的光芒还未走在东方之前，东方是先已布满了黎明女神的玫瑰色的曙光”③一般，直接开启了盛唐之音，尤其是七言歌行和晚唐辞赋创作的先河，使唐人在细密严谨，规范的律诗之外，又拥有了一块更得心应手，更伸缩自如，更适合于纵情驰骋豪壮胸襟和气魄的艺术天地；与其辉煌的文学成就相比，卢照邻的人生际遇却处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④，弥漫着极其浓重的悲剧氛围。本文试就卢照邻的人生羁旅和文学表现作一尝试性的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 奇穷多难，显隐难遂的悲剧人生
卢照邻，字昇之，晚年亦号幽忧子，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唐太宗贞观到武后统治时期，一生约经历了五十几个春秋。幽州范阳（今北京大兴县一带）人，生于一个破败的中产文士家庭。
历史上对于卢照邻的记载颇为简略，我们只能从其文学创作中窥知他的奇穷惨淡的一生。
纵观卢照邻的一生，贯穿如一的是一个不可变更的“穷”字。明代石户主人张燮在《幽忧子集题词》中感慨卢照邻的一生说：“古今文人奇穷，未有如卢昇之之甚者。夫其仕途不达，则亦已耳，沉疴永痼，无复聊赖，至自投鱼腹中，古来膏盲亦无此死法也”。政治上的“穷”和生活上的“贫”一直缠绕着卢照邻。他未成年时的家境在其《寄裴舍人诸公遣衣药直书》中可见一斑：“余家咸享中良贱百口，自丁家难，私门子弟凋丧，七八年间货都用尽，……家道屡困”。至于成年之后的生活景况，可以从其生活习惯作出推断。卢照邻在中年之后因染“风疾”而“骸骨半死，血气中绝，四肢萎堕，五官奇缺，毛落鬓秃，唇亡齿寒，神若亡而若存，心不灭而不生”，（《悲穷通》）重病缠身，无钱买药，饥寒交迫，只得乞讨，如《寄裴舍人诸公遗衣药直书》和《与洛阳名士朝流乞药直书》等，由此观之，尽管卢照邻两度出仕，终穷是一位贫寒之士，这在唐代诗人中还是很少见的。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卢照邻，我们把他的生活历程作三个时期来探讨。（一）求学时期
虽然卢照邻出生后家道始落，门户不振，但他的学习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就《释疾文·并序》分析，其父应是一位有一定学识修养的文士：“弥九叶而逮余兮，代增丽以光照，清风振乎终古，妙誉熏乎当时，皇考庆余以弄璋兮，肇赐余以嘉词，名余以照邻，字余曰昇之，余幼服此殊惠兮，遂阅礼而闻诗”。博览群书，“年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博学善属文”。（《旧唐书·卢照邻传》）可以看出，卢照邻多涉取儒道两家的思想和学问。“天之生我兮，胡宁不辰？少克己而复礼，无终食而违仁；既好之以正直兮，谅无负于神明；何彼天之不吊兮，哀此命之长勤”。（《释疾文·命日》）“克己复礼”，“不违仁”，属儒家人生观无疑；信乎“天生我”，欲“不负神明”，是道家的天命观；“好之以正直”，而不为奸邪曲私所缚，则是在文学生涯中浸养成的旷放无羁的文人气质。因此，这一时期的所学势必在卢照邻的思想意识中形成这样几种性格趋势：学而优则仕的入仕心理；正直、不受约束，讲求自我发展的文人精神；“信天、敬神明”的道学思想。可以说，正是这些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的思想性格塑造了卢照邻的悲剧性的形象，展演了他悲剧性的人生。
在卢照邻三种思想性格之中，“正直”、“志于学”的文人心态一直处于中介地位。青年时期由于家庭欲他“昇之”的气氛浓烈，文人心理向入仕思想妥协，道家主张暂时隐伏，一种积极的、有助于入仕的游学活动为卢照邻所发扬。在《释疾文》中回忆道：“于是裹粮寻师，蹇裳访古，探旧篆于南越，得遗书于东鲁，意有缺而必刊，简无文而咸补。入陈适卫，百舍不厌其栖惶，累茧重胝，千里不辞于劳苦”。范围相当广泛，内容极为复杂。游学，表面是一种纯学问、知识的求教和交流，实质上却是以游宦为基本内容，即在游学中体验社会，洞明人生，取得识与才的知名度，以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被一朝选在君王侧，实现人生的目标。这种方式正是封建社会文人才士取得功名富贵的传统之路。汉代司马相如正是“客游梁，……作《子虚赋》、《上林赋》为武帝用为郎”的。唐初，统治者虽然采取科举取士的制度，但真正以文才得到重用的却极少；统治者重用的是有定国经邦之术的人才，重视的是文章之才。如《南阳公集序》载：“贞观年中，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才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又《通典·选举典三》引沈既济说道：“初国家自显庆以来，……太后颇涉经史，……永隆中始以文章进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宫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与卢照邻同时的王勃也正是以对策及第的。这样，张扬个性，锐现文采的诗歌辞赋在统治者眼里只能是点缀声色的装饰品。虽然“四杰”以文章齐名天下，但对卢照邻而言，却多为抒发胸中块垒的不平之作。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说，唐初文士的游学活动，确实使封建士子有了接触社会，体察人生的众多机会。就现存资料看，我们没有发现卢照邻参加过科举的记载，卢照邻渴望入坐“日边”的途径只能是借游学以入仕。
仅就才识的增长和影响的扩大来看，卢照邻的游学是成功的，成为唐初一个“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鸾迥风惊”、“俯仰谈笑， 顾盼纵横”⑤的名动一时的才子。受游学活动本身的影响，卢照邻更增添了一种青春期浪漫狂放的精神特质。《朝野佥载》说卢照邻“游戏人间，放旷诗酒”，闻一多也说他“行为相当浪漫，不象是个安分的分子”⑥。这恰恰表明他具有着积极创造精神和自我追求欲望的文人性格。
（二）仕宦时期
从入仕的角度言，卢照邻并不理想。他所企盼的借才华而“拾青紫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王勃《上绛州上官司马书》）的美梦，只能被现实中成为高祖之子──邓王李元裕府中的一名掌管文书的小官所粉碎。但他毕竟进入了统治阶层，且阅读了大量的珍贵书籍，学识更加深厚，被称之为当朝的司马相如。这种文高而位卑的极度反差对他来说似乎有些讽刺意味，然而在社会“先器识而后文艺”，（《旧唐书·王勃传》）注重政论见解和神貌气度的风尚之下，卢照邻的遭遇实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任职邓王府期间，卢照邻曾因直言不讳而被诬下狱。“余有横事被拘，为群小所使，将致之深议，友人救而获免”。（《穷鱼赋》）经过这次深遭拘难的打击，其性格组合中的文人精神开始了与道家思想相结合的痛苦过程。自己如同在“渔者具竿索，集朋党，抚背呃喉，（《穷鱼赋》）的淫威之下，被“屈猛性以自驯，抱愁空而就养”（《驯鸢赋》）的病鸟一样，没有自由和欢乐。“愁与愁兮相积，欢与欢兮两忘，万族皆有所托兮，蹇独留而不归”。（《狱中学骚体》）他只能将自我的怨痛寄托于悠远的古人和空旷的自然。但是，生存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卢照邻，不可能彻底放弃对功名的追求，他还在立功和立言的道路上踯躅。
大约是在邓王元裕死后的第二年，正值壮年时期的卢照邻不甘寂寞，又一次出仕，被任命新都（今四川新都县）尉，这是他最后一次出仕。
任职地方，政绩不显，倒是和王勃在蜀中相遇，诉友情，论文事，结为知音，实是他宦途中的一大幸事。更多的是发自肺腑的痛苦心声。《赠益府群官》：“一鸟自北燕，飞来向西蜀，不息恶木枝，不饮盗泉水，常思稻粱谋，愿栖梧桐树，……谁能借风便，一举凌苍凉”。向往有朝一日能被明君所用，象大鹏一样展翅高翔。有时感到孤独，郁闷，绝望。《赠李荣道士》：“独有南冠客，耿耿泣离群”。《早度公水岭》：“陇头闻戍鼓，巅外咽飞湍，传语后来者，斯路诚独难”。这与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主题何其相似。
在心理极度灰冷，郁结之时，他也曾寻求某种心灵的依托。女性便成为他倾注情感悲伤的对象。在蜀地，他娶了一位姓郭的女子，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但不久便离异。从女方来看，这固然是卢照邻的薄情无信，以至于骆宾王还为此写了一封《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的书信，诘问他始乱终弃的无义。而从卢照邻心高命微、身残志颓的生命困境来看，这也是他心志已乱，无所适从的选择。
我们说卢照邻在洛阳失意后尚存入仕之念，那么在经过这段无所作为，郁郁寡欢的岁月之后，潜藏在心灵深处的对无为和自然的钟情便浓厚起来。《赤谷安禅师》：“独坐崖之曲，悠然无俗氛，酌酒呈丹桂，思诗赠白云……高谈十二部，细抚五千文”。《王勃和诗得烟字》：“风琴调上客，龙辔俨群仙，松山偏宜古，藤罗不记年，……日斜真趣远，幽思梦凉蝉”。全然一副高蹈风尘，寻仙林泉，交语神明，飞游太清的道士形象。
促使他离开新都，结束仕途的直接原因是突染“风疾”，但更必然的缘故是神往已久的质性天放的志趣和对仕途不遇的痛恨。当蜀中父老责问他“何其不一干圣主，效智出奇，何栖栖默默，自苦若斯”时，他说道：“盖闻智者不背时而侥幸，明者不违道以干非”，把自己比作上古时期的智者、明者，提出“适时”、“中直”等人生进取的前提。又说“富贵者君子之余事，仁义者贤达之常迹。来不可追，类鸿雁之随阳，去不可留，同白驹之过隙。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易时而处，失其所也”。自我虽“有鸿才大略，丽句丰词”，时势不允，“略无益于今日”，因此倒不如“无为而万物皆遂，不言而品汇贤亨”，“虽吾道穷矣，夫何妨乎浩然”。（《对蜀父老》）从此时起，卢照邻由“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仕宦理想退而为“无为而治”，顺时、承命以存天性自由和纯真的出世之念。
（三）病隐时期
用“洛阳才子他乡老”来形容身心兼疲的卢照邻是最恰当不过的。“老”并非经年易时的容颜之老，而是心灵和性格的饱经沧桑。来到长安，并非梦想功名再图，而主要是想从病理和心理方面寻求医治自己、解脱自己的途径。他遇见了唐初著名道士孙思邈。《新唐书·隐逸传》载：“思邀于阴阳、推步、医药无不善，孟诜、卢照邻师事之”。由于孙在京城威望极高，更因为他以道“羽翼三圣”、“拯危救衰”的道家主张适合于唐太宗利用宗教“经邦致治，追朴还淳”的统治思想，受到唐太宗的褒奖，因而历来论者都认为卢和孙的这段交往是在重新谋求朝廷的重用。实际上，孙思邈宣讲的“养性必先本慎”，“慎以畏为本”的养性全身的要领，正是卢照邻梦寐以求的保全自己的人生真谛，极大地促使他离开长安回归自然。
卢照邻四十几岁时离开长安，隐居在太白山，服用丹药以自治。但因为经济的窘迫，不能服用上好的丹砂，以马牙代用，留下祸根。“药气流出，三四年羸卧苦嗽，几致于不免”，（《与洛阳名士朝流乞药直书》）已然是一个标准的道教徒了。道教是一种“主生”，“适性”，“营乐”，追求长坐不死，羽化飞升的宗教，它创造了种种丹砂灵药、玉液琼浆让人服食，并编出一整套的术数符箓、品语心言让人遵守，把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对于生存的忧虑淡化为彼岸世界中虚无的他物；它既使人类在文明社会中保存一些原始的天性，又让人退避社会，回归自然。卢照邻成为一个教徒，除了在人生仕途上坎坷险难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出于病体摧残所带来的痛苦和对生命永恒的渴望，他并非一个厌世者。
误服丹砂的卢照邻更加残弱，不得已离开太白山，到东龙门山一精舍隐居，“以蕙兰为九族，以风烟为四邻，朝朝独坐，惟见群峰合沓；年年孤独，常对古树轮囷”，（《悲今日》）这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之隐相比，更多了几分凄厉的色彩，他写下了喷发他内心积郁和道家生死有命观念的《悲穷通》、《悲才难》、《悲苦游》、《悲今日》、《悲人生》等著名的文章辞赋。对于其人生遭际，他说：“盖有才无时，亦命也；有时无命，亦命也”；（《释疾文》）对于生死这一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他说：“事有不可得而已矣，是以古之听天由命者，饮泪含恨而就死”。对于世界，卢照邻并非一个沦落者，被动的失败者，在他的意识世界中，生命和肉体不过是宇宙生命的一小部分，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生亦无常，死亦无常，死也是不可怕的，二十卷的《幽忧子集》就是其生命旅程的最好写照。“生于万物之后不为缓，死于太谷之前不为疾”，“生也既无其主，死也云其告谁”？卢照邻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对待死，以一种艺术的态度对待死，他把自己的居室修建成坟墓的样子，随时听从死神的招换，“吾将寄命于六师，访真诀乎遐外”；“何必拘拘而跼跼，可浩然而顺之”。（《释疾文》）
综上所述，如《新唐书·卢照邻传》所说的那样，“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独废”。他的思想性格始终和社会现实相冲撞，总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病才子。维特根斯坦说：“人们相信自己并不是完美的，而是不幸的，从这个角度讲，人们是笃信宗教的”⑦。针对卢照邻而言，道教的皈依是他生命发展的必由之路，他只有把自我放逐在广漠的荒原，只有把生死和悲剧性的一生看作天地万物生命的节律，才能拥有生命的崇高和人格的尊严，才能使自己在生命价值的体现上留下记述其人生路程和反映初唐社会风貌的极具个性特征的诗文创作。
二 丰富多彩的文学实践
刘勰曾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然而，文学的进步发展并不与社会的强盛发达并驾齐驱、初唐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现了被后世称羡不已的“贞观之治”。但在“四杰”出世之前，文坛依然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新唐书·文苑传》载：“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叶燮《原诗》说：“唐初沿其卑靡浮艳之习，句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遍及文坛的主要还是奉和应制之作，嘲风雪，弄花草，歌功颂德，且形成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好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丰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技，流宕忘返，殊途同致”，（魏征《群书治要序》）完全摒弃了文学创作必须突出审美主体个性和情感的美学特征。因此，深刻切近社会现实生活、表现创作主体独特精神风貌，就成为初唐文人变革文风的首要任务。
对于唐初沉靡浮艳的江左遗风，“四杰”基本上达成了反对的共识。扬炯《王勃集序》曾云：“梁魏群材，用隋众制，或苟求虫箓，……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提倡“思革其弊，用志光业”。卢照邻在《乐府杂诗序》中说：“言古兴者，多以西汉为宗；议今文者，或用今朝为美。芳梅千树，共体一篇。陇水巫山，殊名一意。潘、陆、颜、谢，蹈迷津而不归；任、沈、江、刘，来迷辙而弥远”。立志要“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江流之上”，要成为领时代之先的文风变革的先行者。
在“四杰”之中，卢照邻历事最深，年龄最大，影响也最大。扬炯《王勃集序》称：“卢照邻人间才杰……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他针对六朝“瑰姿艳发”的文风，提出文艺创作应当“适意为宗”、“雅爱清灵”、“不以繁辞为重”。（《驸马都尉乔君集序》）他文质并重，积极标举“建安风骨”，说：“自获麟绝笔，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门，时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后，直至贾谊、相如，两班叙事，得丘明之风骨，二陆裁诗，含公干之奇伟”。（《南阳公集序》）这一点，在王勃和扬炯那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响应和发挥。王勃《思春赋》言：“仆不才，耿介之士也，窃禀宇宙独用之心，受天地不平之气”。要自由地抒写，尽情地歌唱。扬炯《王勃集序》中说：“六合殊材，并推心于意匠，八方好气，咸受命于文枢”。在卢照邻的倡议之下，“四杰”从各个方面引导了唐初的文风转向。
卢照邻最主要的文学贡献表现在辞赋创作方面，并不以诗歌为重。闻一多曾说：“唐初的最初四十年，本是一个尚质的时期。王扬卢骆都是文章家。……谈诗而称‘四杰’，虽然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⑧。这针对卢照邻而言是最恰当不过的。赋体是我国自汉朝以来主要的文学创作形式之一，汉代达到了繁荣鼎盛的时期。但到魏晋南北朝直至陈隋，依然是文人表情达意的首要工具之一。但是翻开文学史，我们不由得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南北朝之际的抒情咏物之赋显然是典型的骈体赋，四六纵横，词藻华丽，夸张描写，典故堆砌，流于通病。就其典范作品《芜城赋》、《哀江南赋》也不能免除此类疵垢。既缺乏人事活动的灵动印迹，又不具文人创作的个性融于其中。卢照邻的赋体创作与此不同，他的《秋霖赋》、《驯鸢赋》、《穷鱼赋》、《双槿树赋》、《病梨树赋》以及骚体赋《五悲》和《释疾文并序》等，都是短歌长哭，倾吐自我的人生遭际和情感挫折，完全是自我形象的真实写照。《穷鱼赋》前序云：“余有横事被拘，为群小所使。……窃感赵壹穷鸟之事，遂作《穷鱼赋》，常思报德，故冠之篇首云”。“秋霖”──自我，在“风横天而瑟瑟，云覆海而沈沈”之下，只得“抗高情以出俗，驰情义以入神”，求一己之心安，抱一书而自慰。这些赋作都是魏晋南北朝咏物抒情赋的沿续，所不同的是卢照邻专注于咏物即写人这一原则，其笔下呻吟不已的“秋霖”、“驯鸢”、“穷鱼”、“病梨树”、“双槿树”，都是其自我形象的完美再现。他在想象和思考之中，将自我沉浸于荒漠之内，对着自然之风，宇宙之物，坦露自己的灵魂，求得精神的长存。“生非我生，物谓之生。死非我死，谷神不死”。（《病梨树赋》）就创作手段而言，卢照邻不似前代文人极尽挥洒之能事，灵动飘逸有余，沉稳雄健不足；而是就事论事，就物咏物，紧扣对象的外部特征和生存环境，结合自我的情感特点，深沉地、凝重地咏叹自然，表达人生。就这一点而言，他的赋作为赋领域创作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
后世论及卢照邻文学创作时，主要指其长篇七言歌行《长安古意》，“词藻虽然华丽，却较有比较丰富的内容，文字上的铺陈描绘，气势的回环流转，比喻、顶针手法的应用，都显示了七言歌行的发展与提高，这正是卢照邻的贡献”。（《中国诗歌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9页）很明显，没有将卢照邻的长篇歌行创作放到文学史发展的整体链条上去思考，只是泛泛而谈，但却基本上指出了卢照邻长篇歌行的艺术特征，即以赋体的手法创作诗歌，他以铺陈夸张为主的艺术手段，篇末抒情议论的主观表现，多用合律骈句、间以散句的句法规则，词采瑰丽纷呈的语言特征，与辞赋别无二致。卢照邻采用赋体写诗，并非对前朝辞赋的直接继承，而是顺应大唐帝国恢宏阔大的雄浑景象和在齐梁七古与骈赋的交互影响、共同推进的诗史条件下，是在对中国古代叙事诗、抒情诗艺术经验的吸收借鉴之下，一种必然的选择。闻一多对此说过：“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须以赋为诗”[9]。
近代学者王闿运论及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时，定之为“叙情长篇”，并说“李白始为叙情长篇，杜甫亟称之，而更扩之，然犹不入议论。韩愈入议论矣，苦无才思，不足运动，又往往凑韵，取艳钓奇，其品盖卑，骎骎乎苏黄矣”。（《缃绮楼说诗》卷二《论七言歌行流品答完夫问》）我们将卢李相比较会发现，李诗着眼点在于叙述，历述旧游，抒发友情，有很强的生活气息；而卢诗则从宏观入手，概述若干场景。李诗笔法细腻，柔婉；卢诗宏肆铺张，叙事线路不尚明晰。然而，倘若就以此论及李白“始为叙情长篇”，则未免有失偏颇。就诗论诗，王闿运先生侧重于以叙述之法抒个人之情，这是叙情长篇内涵的中心所在，而是否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根本上取决于主题的表达。卢诗名之为“古意”，就不可能就一人一事展开详备的叙述，而只能是就长安社会上层人物的生活加以切分，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地描写叙述，既没有在叙述中明确流露主观倾向，又没有将人物的命运遭际进行完全地揭示。他的叙述是旨在同他所追求的人格理想予以鲜明的对照，以抒发其孤傲兀立的情感。叙情长篇归旨在于情感的喧发，而又非纯粹的诗情画意皆浓的抒情诗。叙述是手段，抒情是目的，叙中有情，情中有意，意中有愤，从这个角度出发，卢照邻的七言歌行《长安古意》至少也应是王闿运所言“叙情长篇”的奠基之作，应该对后世歌行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长安古意》是卢照邻在长安为宦时有感于时事而作。全诗68句，是唐初最长的叙情长篇之一。前60句概括长安的繁盛，华丽，京城人物的骄奢与丑陋，最后联系古人，落实到自己身上。长安盛景：“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权贵人物：“啼花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他们“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娇奢凌五公”。但在卢照邻的眼里却是“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这不正是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骚人形象吗？卢照邻轻五侯、傲将相的风情浩骨，痛快淋滴地表现出来。尽管追逐灯红酒绿、功名利禄的狂潮喧嚣于市，他还是效法前贤，以书琴和自然为伴：“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他以回忆的笔触，描述汉朝权贵的种种丑恶行径，并使之与自我仰慕的文人品性相对照，折射出追求理想人格的精神风貌。同时也必须看到，在《长安古意》中还透视出一种盈虚有数、好景难续的隐忧，这是他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层次历史思考后得出的结论。这种思考在盛唐文人中得到了强烈的回声。
卢照邻作为“四杰”的先导，从多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文学追求。
首先，卢照邻的文学眼光不仅仅局限在六朝遗风中的宫闱台阁，而是将文学视角扩展到都市，农村，寺院，边塞，自然。既有“南阳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的都市景观；又有“兴阑车马散，林塘夕鸟喧”（《三月曲水宴得樽字》）的田园风光；更塑造了在以往文学题材中极少见的“遥看八会所，真气晓所氤氲”（《赠李荣道士》）的道士形象，使诗文创作的题材更具社会性、丰富性的美学特征。他写仕宦，书生，战士，方士，亲情，思想，为盛唐诗歌完整全面地展现时代生活，敲响了有力的前奏。
其次，在美学风格上，卢照邻摒除六朝温柔香泽的诗格，从阴柔走向阳刚，从卑弱走向坚强，表现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文人才士的豪洒气度和精神特质；在美学承接关系上，卢照邻转接汉魏风骨的苍劲雄壮，努力表现关山行旅的风物情致和建功立业的创造精神。“不受千金爵，谁论万里功，将军下天上，虏骑入云中，归来谢天子，何如马上翁”。（《结客少年场行》）何等气魄，何等胸襟！直启盛唐之音。“塞门风稍急，长城水正寒，雪暗鸣珂重，山头喷玉难，不辞横绝漠，流血几时干”。（《紫骝马》）奇情异景直逼边塞诗风。这些掷地锵铿有力的诗句，使盛唐诸贤沿着他所开创的道路，直上峰顶。
最后，在诗歌体裁方面，卢照邻虽然不象王勃、骆宾王那样在近体诗创作方面突出，但对叙情长篇的贡献直接影响了盛唐文人。他将骈赋的手法融汇到诗歌创作中，在铺陈的描写中，保持声律的自由宛转，和谐优美，结尾处表情议论，达到震聋发瞆的作用，以致于杜甫作诗称赞道：“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戏为六绝句》）
总之，卢照邻代表了历史转换时期具有创造精神和个性特征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风貌，他是陈隋诗风向盛唐转变的有力中介。
注释
①《卢照邻集·附马都尉乔君集序》。
②《闻一多全集·宫体诗的自赎》。
③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④《新唐书·隐逸传·孙思邈本》。
⑤《卢照邻集·释疾文》。
⑥⑧⑨《闻一多全集·四杰》。
⑦《文化与价值》，6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