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货币控制问题——中、俄两国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国论文,过程中论文,货币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我写了一篇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货币化的文章（见《深圳金融》1999年第六期），其中涉及到俄罗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同类问题，相比之下奇怪的是：二十多年来中国货币供应高增长并没有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而俄罗斯却遭受了连续不断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害，这到底是为什么？这次来党校学习，课程中有许多苏联时期及以后俄罗斯经济转型中的问题等内容，旧话重提，又勾起我的兴趣，感到极有必要借鉴俄罗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我国进一步深入改革、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所用。
一、由“经济货币化”引出的话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货币供应高增长时期，货币供应量增长情况如图1所示。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水平除个别特殊年份以外，都比较低，还在一些年份出现了负增长，1953-1978年M[,2]平均增长率只有9.7%，M[,1]只有8.6%，M[,0]更低，为7%；改革开放之后便开始了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的历程，1979-1988年是第一个高增长时期，十年中M[,2]平均增长25.9%，M[,1]平均增长21.1%，M[,0]平均增长25.9%。其中1979、1980年连续两年超过25%的增长速度，是由于国家银行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增加的货币发行所致；增长水平更高的是1984-1988年，五年M[,2]平均增长22.8%，M[,1]平均增长20.4%，M[,0]平均增长28.1%，这主要是由于中央银行货币管理过松，银行信用膨胀造成的。1988年之后，货币供应量出现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虽然都继续保持了高增长，但M[,2]的增幅显然更高，从而使M[,1]与M[,2]差距拉大；1978年时，M[,1]与M[,2]余额相差无几，到1988时，M[,1]相当于M[,2]的三分之二，到1998年时则下降到只有37%。M[,2]大幅增加，说明我国经济中准货币成份迅速上升。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的货币供应高速增长现象，中外学者均提到一个经济货币化的概念。表1以M[,2]占同年GDP的比率来描述货币化程度，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近五十年来所占比重确实越来越高，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所占比重直线上升，到1994年已超过GDP总额，也即货币化程度超过100%，1996年已达到108.6%，1999年则上升到146%。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经济货币化有没有一个国际标准，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想来想去，可能还是用M[,2]占GDP比重这一指标最为合适。但假如只有用这一指标，相信世界各国的货币化程度是相当不同的，因为M[,2]中的准货币，包括许多金融资产，而现代社会随着金融业的国际化，资金在国际金融市场是横向流动的，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金融资产相对集中，M[,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肯定相对高一些。现在我们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做一个考察：1995年美国的货币化程度为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70%，这是四个主要发达国家情况；发展中国家中，印尼为40%，韩国44%，马来西亚89%，泰国79%（注：见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从以上列举的八个国家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确实高于发展中国家，四个发达国家平均为87%，四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63%。其次我们还看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货币化水平实际各不相同，并不一致，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奇怪的是，中国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个发达国家，但1995年时货币化水平却已经达到105%，不知应作如何解释？
表1： 中国的货币化与经济增长
单位：%
年份M[,2]/GDPGDP增长M[,2]增长
1978 31.98
11.7
1979 36.117.626.20
1980 40.797.827.02
1981 45.974.529.84
1982 48.858.719.69
1983 51.62
10.319.45
1984 57.53
14.739.17
1985 57.84
13.517.03
1986 65.888.831.09
1987 69.85
11.624.94
1988 67.68
11.324.45
1989 70.634.120.06
1990 82.233.830.01
1991 89.919.228.81
1992 95.31
14.233.33
1993 91.15
13.522.98
1994 100.92
12.634.40
1995 105.38
10.229.44
1996 108.589.725.26
1997 121.708.817.32
1998 128.597.815.34
1999 146.127.114.7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报表
关于经济货币化的问题，包括世界银行、美国著名金融学家麦金农教授等，都曾做过研究，尤其对中国及东欧、独联体国家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同一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考察，他们共同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和东欧、独联体国家在向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问题，而由财政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只有中国成功地得以抑制，并有能力在进行部分和分阶段的改革时仍保持经济迅速增长，这是为什么？并把这一现象概括为是“中国之谜”（注：见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他们分析的结果是：由于各自所具有的特殊的初始条件不同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时两者的货币化程度差异巨大。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统计，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已达到100%，而中国1978年则仅为25%，说明俄罗斯的经济在改革初就已经货币化了，而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始时尚处于低货币化状态之中。低货币化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笔巨大的“货币发行收益”，弥补了改革过程中财政的“捉襟见肘”，成为中国在初期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
应该说，经济发展确实有个货币化问题，政府财政收入中确实可得到一部分铸币税收入加以利用，在惊叹世界银行及权威学家深刻的洞察力之余，我也感到这类研究有某种缺陷或不深入之嫌。且不说把俄罗斯开始经济改革之起点定于1990年是否合适，就是单把俄罗斯1990年的货币化水平与中国二十多年前改革开始时的1978年相比，便缺乏科学性和可比性，不管两个国家的改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能把一个国家九十年代的经济与另一个国家七十年的经济相比吗？尤其是两个国家同属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处于改革过程之中？九十年代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七十年代是什么样的？而且改革的起始时限问题在自身也是一个模糊概念，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起步的经济改革，其具体经济状况、改革内容可能是相当不同的，关键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
所谓经济货币化，有学者解释为是“经济活动中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易份额逐步增大的过程”（注：见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我们直观地想象，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始后到底有哪些方面过去不是“货币的”，后来实现了货币化呢？我认为大的项目主要有三类东西：(1)过去由国家计划直接无偿调拨的机器设备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及物资；(2)土地；(3)股票等有价证券（包括经常是火爆的邮票、纪念币等市场）。过去这三类东西中，有的是不需要花钱购买（如设备），有的是不值钱（如土地），有的是压根儿没有（如股票）。后来从无到有（股票），从不值钱到值钱（设备和土地），这个过程即是货币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可以吸释相当部分的货币供应。此外，农村经济中由于组织结构专业化、分散化，农业商品率的提高，流通环节的增多，也存在一个货币化提高的问题。但1990年俄罗斯是什么情况？恐怕这些东西早已是货币化了。
俄罗斯之所以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不是用一个简单的货币化问题可以说明的，而是因为由苏东国家组成的“东欧联盟”体系的崩溃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解体，使俄罗斯原来战略性地偏重于重工业的经济结构不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旧的庞大的生产——供应体系不复存在了，能源、原材料、机械、军工业等产品一时找不到新的市场，造成生产大幅萎缩，经济连续数年负增长。因此，俄罗斯的通货膨胀，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负面供给冲击（生产下降）使总供给曲线左移形成的。进一步地，经济滑坡造成财政收支困难，而俄罗斯政府又需对国有企业及前苏联组成部分的其他共和国进行补贴，致使俄政府面临着十分严重的预算赤字，1991年约占GDP的20%，这个比例高得惊人。（以上是那篇文章前半部分的原文，这里未作修改）下面将对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金融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二、俄罗斯经济下滑及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
先从上文中提到的苏东国家组成的“东欧联盟”谈起。在1989年之前，由苏联控制的东欧各国，组成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庞大阵营，即“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经互会内部各国之间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总部设在莫斯科的一个庞大建筑物中，并进行总协调。1980年时，经互会的总产出约为欧共体或美国的一半，彼此相互之间的贸易却十分广泛，图3显示：
东欧国家（不包括苏联）在1990年苏联解体之前，各国出口额占GDP的比例很高，虽然不同年份有所波动，但始终在25%以上，一般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约2个百分点以上，说明那时东欧国家外贸依存度较高，贸易开展较为充分。但随着苏联政治上的不稳定，以及1991年8月发生改变后中央集权的崩溃及经互会名存实亡，东欧各国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到不足21%，并于1990年以后开始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表2 东欧国家向经互会国家及苏联出口的比例（各国占出口总额的比例）
国家向经互会国家出口比例
向苏联出口比例
保加利亚 83.1 65.8
捷克 53.7 30.5
匈牙利
41.0 25.1
波兰 34.3 20.5
南斯拉夫 34.3 20.9
苏联 55.2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1年5版
但另一方面，经互会国家虽然相互之间贸易活跃，却与外部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很少交往。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他们依据计划经济方法，在产业的组织和布局上实行专业化分工，并向广阔的市场提供产品。例如，东欧大部分拖拉机是由波兰一家拖拉机厂生产的，而大部分公共汽车则是由匈牙利一个工厂制造的。经互会解体后，这种特殊的贸易关系终止了，波兰不再被迫购买匈牙利生产的公共汽车，他可以购买瑞典生产的更好的沃尔沃公共汽车；匈牙利也可以停止购买波兰的拖拉机，取而代之的是美国或日本生产的性能更优良的拖拉机（注：见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总之，这些由单个国家作出的合理决定却使整体东欧经济急剧收缩。具体有实据为证，参见表3。
可见，这一时期产出下降与贸易下降同时并行，东欧所有产出下降的国家，出口均下降了；整体出口贸易下降引起经互会所有国家产出减少，几乎无一个国家可幸免于难。表4反映了这一时期东欧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在1992年之前所有国家GDP均出现下降现象，到1994年多数国家恢复了经济增长，但由原苏联分离出来的两个独联体国家即俄罗斯和乌克兰仍为负增长。
表3 东欧国家1989-1991年贸易和产出的下降
国家产出的下降(%) 对其他经互会国家出口的变化
（产出的百分比）
罗马尼亚-19 -10
捷克斯洛伐克-17 -9
匈牙利 -12 -8
波兰-20 -4
苏联-17 -4
资料来源：保罗·克鲁格曼著《国际经济学》
表4 东欧国家在经互会解体时期的GDP增长情况 单位：%
国家 19901991199219931994
保加利亚 -9.1-11.7
-5.7-4.2 0
捷克斯洛伐克 -0.4-15.9
-8.5
捷克共和国-0.92.6
斯洛伐克共和国-4.15.3
匈牙利-3.5-11.9
-4.3-2.32.6
波兰 -11.6
-7.0 2.6 3.86.0
罗马尼亚 -5.6-12.9
-10.11.33.4
俄罗斯-13.0
-19.0
-12.0
-15.0
乌克兰-11.9
-17.017.1
-23.0
资料来源：保罗·克鲁格曼著《国际经济学》。说明：捷克斯洛伐克于1992年后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独立的共和国。
这是因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均是前苏联时期的加盟共和国成员，它们所受到的冲击除了经互会解体的负面影响以外，还有来自苏联垮台的自身打击，可谓“雪上加霜”。更为重要的是，前苏联为了在军事上与美国相抗衡，其GDP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用于军事开支，约占15%，这使其在规模和装备上维持了与美国相差无几的军事力量。与此相联系，造成前苏联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以军事用途为目的的机械——重工业畸形的产业体系。因此，当“华沙条约”军事集团及苏联解体，并使用于庞大的军事及重工业制造的开支陡减之后，就使许多从事军工生产的企业普遍停产，生产下降也就毫不奇怪了。
时过境迁，苏东集团崩溃及出现的经济下滑至今已过去近十年了。今天回转头看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事变”，我们可用图形作些更为直观的分析（参见图4）。
生产的实际产量锐减，造成总供给曲线向左从AS[,1]向AS[,2]、AS[,3]不利移动，从而使物价水平向上由P[,1]提高到P[,2]、P[,3]（其中Y[,1]相当于100，Y[,3]相当于45，因为从90年初到99年末俄罗斯经济总量约下降了55%）。此时，由于经互会解体，贸易中断，各国面临的以物品与劳务衡量的实际需求量应当同时下降了，所以真实经济的需求曲线也应当是向左移动，这将进一步降低实际产量。但以货币衡量的总需求并未减少，相反却由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增加实际上进一步提高了总需求，从而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结果造成物价水平持续的更高上涨。这是因为：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不可能人为或客观地减少，当实际产量受体制变化的影响而大幅下降时，只能引起物价水平的大幅上涨，以吸收和消化经济中业已存在的过多货币供应量。物价轮番上涨会形成强劲的惯性作用并引起经济秩序的紊乱，从而迫使中央银行增加更多的货币供应量以应付经济中实际支付和清算中出现的困难局面。这样便使以货币衡量的总需求量增加，从而推动物价水平进一步上涨，形成更高的通货膨胀。
标准的宏观经济分析认为：货币扩张会增加需求并重新启用闲置资源进而拉动产出增加，但俄罗斯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原来的生产体系主要是以军事目的为主的机械重工业结构，这些闲置资源所在行业并不是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业。并且在体制上又属于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十分困难和缓慢。所以，在俄罗斯增加货币供应量的结果，不仅没有扩大生产并减少失业率，相反却在生产下降的同时，形成更多的的货币追逐更少的商品，从而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这也正好解释了表5的情况，总的来看：在经互会崩溃和前苏联解体的最初几年（直到1994年），俄罗斯在生产大幅下降的同时，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涨幅在3-14倍之间。1995年之后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进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滑坡幅度开始减缓，通货膨胀率也逐步开始得到控制。
三、中国、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分析
从上表五的真实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与俄罗斯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且不说中国改革开放在八十年代前十年保持了约9.5%的经济增长率，就是九十年代后十年，也仍然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水平，这使中、俄两个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即遭遇了不同的情况和面临着不同的处境。下面我们以表五数据为例绘出图五并加以实证描述。
表5 中国、俄罗斯九十年代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情况比较A:GDP增长单位%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1990-2000平均
中国9.2 14.2 13.5 12.6 10.5 9.6
8.8
7.8
7.18.2 9
俄罗斯 -5.0 -14.5 -8.7 -12.6 -4.1 -3.5 -0.8 -4.8 -5 8
-6
B：通货膨胀率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1990-2000平均
中国 3.66.4
14.7 24.3 16.7 8.6
2.8 -0.8
-31
6.9
俄罗斯92.7
1353.0 895.9 302.0 190.1 47.8 14.7 27.7
100.5 20.2164.8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9年5月版。说明：俄罗斯GDP增长率每年作些调整，故表四的数据与本表有所不同。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大大小小也经历了不少波折和困难，但中国的经济始终保持了长期增长的局面，从未出现过下降。因此，这使中国的总供给曲线不是象俄罗斯那样从右向左移动，而是相反：从左向右移动（如图所示，从AS[,1]移动到AS[,2]、AS[,3]），从而中国经济的实际总产出不断扩大，这从二十多年来我国各种产品产量不断增加的实物量统计中便可较真实地看到。所以，尽管二十多年来，中国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确实使总需求曲线不断向右移动从而使总需求不断增加，但由于物品与劳务的生产增加便消化了大部分增加的总需求。结果，如图所示：高货币增长率并未最终形成高通货膨胀率，只是使物价水平由P[,1]上升到P[,2]，货币最后还是得到有效控制。
那么，同样处于经济改革过程中，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高增长，而俄罗斯却出现大幅度下降呢？具体做些比较研究：
1、中国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没有参与经互会（或那样的组织）并形成集团内部相互之间的贸易联系，所以中国不会受到象经互会解体那样的外部冲击；当然，中国也不存在前苏联那样的由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盟并经受联盟垮台带来的打击。
2、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并从经济体制改革先行，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更多是激进式的，并先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结果造成政治、经济体制突变，使生产力失去了体制依托，从而造成生产体系的巨大破坏和损失。
3、改革开放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所以经济结构农轻重并举，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结果形成：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生产体系可以按需求增加各类产品，尤其是直接用于满足消费者日常生活需要的轻工产品；而俄罗斯的军事重工业产业结构却很难转到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上来。这种情况导致中国和俄罗斯虽然均为计划经济，但两国的供给曲线弹性并不相同，中国的供给曲线较富有弹性（如图5所示，AS曲线较平缓，总需求增加容易引起供给大量增加；而俄罗斯的供给曲线缺乏弹性（如图4所示，基本上是垂直的），总需求增加并不能引起供给的多大增加。
4、中国位于东南亚这个在全世界最具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生产优势的地区，而中国又具有提供大片廉价土地和人数众多并可以源源不断补充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生产一般小商品的中小型外资来料加工企业极具吸引力。中国港澳台及亿万海外华侨是最早回国进行生产性直接投资的“外商”，他们把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出来又直接打入国际市场，——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的最早推动力。中国发展以后形成了一定的购买力，12亿人口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巨大市场潜力，又吸引了包括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内的厂商进行第二轮投资，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增加了新的推动因素……。而俄罗斯却没有这些“自然禀赋”的条件，“冷战”时期的对峙以及政治上的不稳定，使俄罗斯迟迟不能有效地吸引外资投入，1992-1994年三年中俄罗斯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20多亿美元，不足以抵消这三年中俄罗斯贸易上出现的经常项目赤字。
5、金融方面的问题（一）。俄罗斯转型过程中虽然吸引外资投入不多，但所欠外债却不少，1994年外债余额达到934亿美元，1992-1994年三年中新增外债264亿美元（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世界银行等官方机构贷款），但美元借款的增加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生产和生活物品的多大进口，而是从两个渠道消失了：一部分以资本抽逃的方式又离开了俄罗斯，另一部分则积累在国内用于储藏财富和作为交换媒介。据估计，到1995年大约有200亿美元在俄罗斯流通，可能比本国货币卢布大一倍左右（注：见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这两种情况说明：俄罗斯所借外债有相当大一部分并没有用在本国经济的发展上，相反却等于增加了国内经济负担。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存在，但中国毕竟程度要轻得多。并且，中国引进的外资中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约占3/4-4/5，这些资金直接投资在生产建设性项目上，从而促进生产长期发展。
6.金融方面的问题（二）。美元被用于本国流通，甚至超过本国货币，通常被称为美元化。美元化会给本国带来两个不利的影响：一是等于资本流出，即这些相对应美元的俄罗斯储蓄，并没有用于俄罗斯本国投资，而是用到别国投资去了；二是减少了政府铸币税收入。这也正好解释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为什么可以得到较高的铸币税收入，而俄罗斯却没有——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货币化问题，还有其他原因。美元化减少了俄罗斯政府用铸币税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收入，如果政府以增加货币发行的办法来对付赤字，就会带来更高的通货膨胀。这便走向事务的另一个反面：尽管美元化主要是由于高通货膨胀形成的，但美元化的过程又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真有点象“火上加油”的意思。总之，美元化是一种相当严重的资源流失，到1995年俄罗斯人所拥有的约200亿美元的外国货币意味着本来可以用于俄罗斯企业生产性投资的资源流失了。这也是俄罗斯经济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同结果的经济增长，还有许多方面可以比较分析。比如，标志着中国货币化进行开始的农村制度改革问题，在中国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随着农业产出和贸易条件的巨大增长和改善，农村的现金流量大大提高，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第一次推动力，无意中还为其他经济部分的改革贡献了经济剩余；而俄罗斯却没有出现这样规模和影响巨大的农村改革。又比如，俄罗斯的激进改革及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在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外部压力冲击下，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金融造成巨大破坏；而中国却独善其身，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最终保持了经济金融稳定，并又有新的增长……，不一一列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学者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做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
四、通货膨胀及货币控制问题
经济转型国家在体制改革过程中，都受到了严重通货膨胀的困扰，1991-1994年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四年中每年的通货膨胀率都在20%以上，而罗马尼亚、俄罗斯、乌克兰都在3位数以上，一些年份达到4位数。所有东区国家高通货膨胀的背后都是一个货币控制问题。这是因为：所谓经济转型就意味着从过去一种旧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新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改变或过渡，而这种“转型”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过程，它不仅显示着经济管理方式与增长模式的彻底改变，而且上升和反映到经济理论体系中来，意味着过去计划经济理论的失败和完结，市场经济理论在这些转型国家的引进和运用。在这样一个脱胎换骨的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便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秩序、运行和管理上的混乱，东欧国家甚至出现了普遍而连续的经济下滑，这必然给这些转型国家带来货币控制和管理上的巨大麻烦和挑战。再加上这些转型国家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据的那套发行和管理货币的方式，显然因环境和情况发生变化而在新的体制条件下不适用了，如何控制和管理又缺乏新形势下的知识和经验，甚至暂时失去控制货币的依据，所以便很有可能在货币控制和管理上出现重大失误，为通货膨胀“为虎作伥”。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程中，在货币的控制和管理上不是没有出现问题，而是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特殊、具体的历史因素，使中国（甚至带一些偶然性）没有发生货币的重大失控，从而没有发生俄罗斯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相反，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控制和管理货币的任务远未完成，这首先表现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俄罗斯等东欧各国已完成的改革，中国有许多方面还没有进行；第二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长期保持了货币供应高增长，至今都没有降到经济理论认可的正常水平，经济中积累的过多货币供应量，迟早都是货币控制需要认真防范的一个重大问题。
根据中国情况，借鉴俄罗斯的教训，中国在货币控制方面需要注意和把握的主要问题是：
1、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虽然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金融部门却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虽然我们通过成立政策性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两次大规模地剥离了这些不良资产，但现有银行的资产状况并未见好转，水有多深，无人可知。保险公司和证券行业的问题同样严重，何时爆发金融危机，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和提高警惕的一个问题。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合理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经济发展用新增的收益来弥补窟窿。但中国的情况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财政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勉强维持在约12%的低水平上（这与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情况差不多，这些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多维持在这一较低的水平上），而近三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大量举债3600亿元，又使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所以看起来依靠增加财政收入很难用来解决金融不良资产问题。据此，许多学者提出化解中国金融风险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唯一办法，仍然是通过中央银行增加货币发行制造通货膨胀来加以减轻和消除。据说，俄罗斯等东欧国家都是通过这个办法来解决的。实际上，这种设计是十分危险的，苏东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深刻的。保持币值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货币来解决经济、金融中的其他问题。用货币贬值的办法来化解金融风险，搞不好不仅降低不了不良金融资产比重，而且有可能对经济造成巨大危害，并断送经济增长的前途。所以，试图用制造通货膨胀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金融风险问题，万万使不得！
2、与第一点相联系，应稳定地控制货币增长率。中国改革开放二年多年来货币供应的高增长，使我们经济货币化水平极大地提高，到1999年末中国货币化水平已达到146%（注：见戴相龙行长报告。），大大超过同期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说明中国经济货币化已经超额完成，我们现在还寻找不出中国在哪些方面尚未货币化的项目。但即使如此，尽管近几年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迹象，而我们的货币供应增长率仍不低。这样长此以往，我国经济货币化到底“化”到何时才算尽头呢？这看起来真是一个谜，到底是中国体制上存在的问题，还是中国人勤俭节约、天性好储而客观上增加了货币需求量，抑或我们会计核算、统计上与西方国家不同？总之是一个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经济中的货币供应及积累已经不低，经济体制改革也基本上进入市场化阶段，体制上大的变动并引起货币需求和供应大起大落的情况已很少发生，所以中国形成货币供应长期高增长的理由已不复存在。控制货币稳定增长，应是我们今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寻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3、不宜过早放开外汇管制，即宁可晚一点，不能早一点。高通货膨胀导致其本国居民不愿持有本币，而是使用通货膨胀较低的外国货币来替代本币作为支付手段。这只是发生美元化的一个基本条件。但通常情况下，各国政策是不允许以外国货币代替本币的，因为今天世界上都实行的是法定货币，货币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利益的象征。所以，发生美元化的另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本国政府不愿意或无能力强迫人们使用本国货币。而后一个条件的形成，主要就是因为实行外汇开放、外汇在市场上自由兑换。俄罗斯的教训，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尚未完成、经济增长不稳定的情况下，过早放弃外汇管制并实行卢布自然兑换，从而发生了美元化现象。中国在外汇管制方面一直较为慎重，在抵御亚洲金融风险时又意外获益。但现在我们面临着即将加入WTO的问题，在外汇管制方面又遇到新的压力和抉择。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取向呢？一要谨慎，甚至保守一些；二要在外汇有效管理的情况下积极调整，理顺外汇供求等各种关系；三要主动推进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创造条件，向汇率市场化靠拢，但何时完全放开，要切实做到万无一失。
4、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尽快在较短的时间改革那些迟迟未能进行体制突破的方面，这样才能使金融体系保持良性运转，才能减少而不是增加金融不良资产。这当中最重要的是进一步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规范经济运作，而不能按行政办法来对经济运行横加干预。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虽然在大部分领域中取消了过去那套计划供应和分配指标的管理办法，但国家有关行政（或准行政）部门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干预市场自主运行或运行规律的行为比比皆是，有的则千方百计垄断市场或支配市场资源，有的甚至打着改革开放的幌子，干的却是违反市场经济精神或破坏市场经济的事情，有将传统计划经济演化变种为一种行政权力经济的倾向。凡此种种，都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到头来都不利于我们有效地控制和管理货币，最终会酿成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总之，要特别警惕计划经济及其运作方式以改头换面的形式死灰复燃，给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造成新的困难和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