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幼儿道德判断的近期研究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幼儿论文,近期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简要介绍国外近年来从信息加工和情绪归因的角度对幼儿道德判断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揭示：幼儿道德判断受记忆、理解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表现为整合信息能力和根据不同情境分化地使用不同判断标准的能力不断提高；幼儿道德认知与情绪反应有不一致的现象。
关键词 幼儿，道德判断，认知过程，情绪归因。
幼儿期，即三至六七岁这一阶段，是儿童产生参加社会生活愿望，并形成最初个性倾向的时期[1]。幼儿可塑性大，容易受具体形象感染，养成各种习惯[2]，因此，幼儿期是实施教育的良好时期。了解幼儿的道德观念及其发展规律，能为实施品德教育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提高其有效性。
在研究中，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指道德评价，也指对道德责任的判断[3]。鉴于二者密切相关，它们常被结合在一起，不作细分。该领域中影响最大的当推皮亚杰的理论。它在西方国家的统治地位保持了几十年。然而六七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过去近二十年中，这一理论在一些重要方面已受到挑战，其中之一是关于幼儿道德判断的论述。因此，很有必要介绍这些最新进展，以供国内研究者参考。
象任何其它社会化过程一样，道德判断的发展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童年中、后期的有关材料往往可为幼儿阶段的研究提供参照和启示。为了在一个较广阔的背景上展示幼儿道德判断的研究情况，本文还将提到关于童年中、后期道德判断的材料。
1 认知发展与道德判断
本世纪30年代，皮亚杰在他著名的《儿童道德判断》一书中断言，5-10岁儿童处于他律道德的阶段，对他们来说，道德规范是外部施加于人的，是固定不变的。在做道德判断时，他们依据的是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行为的意图。
然而，Bearison等研究者改变了皮亚杰的实验方法，如用单个故事代替成对故事；用等级评定法代替迫选法；变化呈现动机和后果信息的顺序；在向被试讲述道德故事时辅以录像或图片、等等，成功地证明了幼儿在做道德判断时也能考虑意图因素[4,5]。幼儿的认知能力较低，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些方法上的改变，都能影响被试做道德判断时的信息储存和加工。那么，是否就是一般认知因素影响了幼儿在过去实验中的表现呢？这个问题的提出，使对幼儿道德判断的认知过程的研究空前活跃起来。
概括地说，这些研究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1.1 材料记忆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在儿童理解故事信息的研究中发现，年幼儿童对故事信息的记忆普遍不如较大的儿童，而在一些道德判断研究中，也发现幼儿对意图和结果信息的记忆比大些的儿童差[6]。
但是记忆因素是否会影响儿童的道德判断呢？Shantz等研究了7岁，9岁和12岁儿童的道德判断。实验发现，那些作道德判断前回忆了故事内容，并由主试纠正了回忆错误的被试，比另一半被试更多地考虑了意图因素[6]。这一研究虽不是针对幼儿的，但它足以证明，记忆因素对道德判断确有影响。
另一些实验在向被试讲述道德故事时，展示相应图片，这样不仅能减轻被试的记忆负担，还能不断唤起他们对故事信息的回忆，使他们在做道德判断时可以得到较充分的信息。结果发现，幼儿确实在道德判断中考虑到了意图信息[5,7]。
另外，已有相关实验发现了近因效应的影响。意图信息在故事中通常是先于后果信息出现的，因此，近因效应可能会使被试更多考虑后果信息，更少考虑意图信息；而且，近因效应对幼儿的影响大于对较大儿童的影响[6]。
大量证据表明，记忆因素确实影响了幼儿做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信息，从而影响其道德判断。因此，在研究幼儿道德判断的实验中，了解和控制被试对故事信息的记忆，对获得关于幼儿道德判断的正确认识是十分必要的。
1.2 对故事信息的理解和推测
意图是一种内部倾向，比起外显的行为后果来说，它更难于认识；而幼儿对人这一社会实体的认识更注重其外部特征，对人的心理状态和特征的认识则发展得较晚，较为不成熟[8]。若意图信息未明确说明，可能会使幼儿在理解时感到困难，从而影响他们对意图信息的运用。已有实验发现，若明确交代了行为者的意图，较小的被试将在其道德判断中更多地考虑动机和意图信息[4,5]。
Sedlak[4]直接考察了被试对行为者意图的理解。他证明儿童的理解确实不同于成人，具体地说，如果行为结果是积极的，那么无论实际情形如何，儿童都倾向于将此行为看成是有意的；而且，理解上的差异也确实影响了被试对行为者的道德评价。例如，所有认为行为出于有意的被试，都对行为者作出了极端的道德评价（即很好或很坏）。根据这些结果，Sedlak断言，儿童与成人道德判断的差异不一定由判断依据的差异引起，而完全可以用理解行为意图的差异来解释。
.Sedlak的研究虽然是针对8岁以上儿童和成人的，但是，由于幼儿比起8岁儿童来说认知能力更差，因此理解和推理能力的不足同样也会影响幼儿道德判断。据Wellman等[9]报告，5岁儿童已能区分有意和无意的行为，但这是在行为者其它方面（如伤害性质或程度等）均一致，被试的认知负荷大大减少，任务难度大大降低的条件下观察到的。可据此推论，幼儿道德判断的不足可能也和8岁儿童一样，是由他们对行为意图的错误推测导致。
另一个有关的重要研究是Karniol的关于上苍公正观念(Immanent Justice)的研究[10]。上苍公正概念指一个人做了错事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报应的观念。皮亚杰认为，在幼儿头脑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不成熟的道德概念，比如一个人偷了东西以后摔了一跤，幼儿会认为这是他偷窃而遭到的惩罚；而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人，则能用偶然的或自然的因果关系来作解释。他认为，这方面的发展反映的是道德观念的变化。Karniol分析说，如果皮亚杰的观点正确，那么实验中应发现持上苍因果性解释的被试随年龄增长而减少，持偶然因果性解释的被试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结果。但她的实验数据并未体现这一趋势，却表明上苍公正观念的发展，与一般的因果关系推理能力的发展有关。基于这一结果，Karniol认为，至少儿童的上苍公正观念的发展，可以用一般认知能力的发展来解释，而不需要归结到道德认知因素之上。
这一方面的研究说明，对故事信息的理解确实影响了幼儿的道德判断，在研究中必须对它作严格的控制。
1.3 整合信息的能力
“中心性”是皮亚杰用来描述幼儿一般认知特点的著名概念，它指幼儿在同一时间里只能注意和考虑事物的一个维度。而Anderson和Harter等[11,12]的研究都证实：幼儿在社会认知过程中也表现出思维的单维性特点，而成人和较大的儿童则常使用多维度规则。
因此，皮亚杰关于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表现为由后果定向向意图定向转化的观点，明显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既然已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幼儿也能考虑意图信息，那么结果定向可能只反映了他们道德判断的一种情况，并不能代表其整体特征。二是，成人和较大儿童在道德判断中可能不仅仅考虑行为意图。事实上，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和可预见性，行为者对所犯错误的态度和补偿，行为者与受害者间的关系，行为是否出于自卫或出于被强迫，等等，都是人们可能考虑的因素[3,13]。
Grueneich曾报告，儿童在道德判断中，表现出随着年龄增长，整合信息能力逐渐提高的趋势[11]。他以ANOVA分析为基础，把儿童的道德判断分为无系统规则、结果定向规则、意图定向规则、线性整合规则和非线性整合规则五种。道德判断属于整合型的儿童，在他的六年级被试（32名）中有22人，三年级（32名）被试中有13人，而幼儿园（12人）被试中，则一个也没有。由此看来，道德判断的发展，不仅是判断标准变化的问题，也和信息整合能力的发展有关。
虽有实验揭示这一发展趋势，但仍需指出，皮亚杰所说的中心性，即思维的单维性，不一定是幼儿认知能力的普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特定的任务和情境有关[11]。另有实验发现，6岁和7岁的儿童已经能够用加法规则综合意图、损害等信息[14]；5岁幼儿已经懂得，要决定对一个人的惩罚，必须先判断他所负有的道德责任，而要判断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又必须判断他的行为是否导致了伤害后果；他们也已能在判断道德责任时，考虑行为者的意图，而在决定惩罚时，考虑行为者作出的补偿。这都说明，幼儿在道德判断中的思维已经有一定的复杂性[15]。
对道德判断的信息整合过程的研究非常有意义。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观察、测量和模仿，可以了解人们在判断过程中依据的原则，抽取的信息和思考的方式。在这类实验中，由于被试是在做实际的道德判断，因此，他们往往会更积极，更充分地表现他们的道德认知水平。
1.4 分辨不同情境和使用不同原则
皮亚杰把公正作为道德概念的核心，但是后来Gilligan指出，实际上还存在一种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为目的的道德，即“关怀的道德”[16]。一项中西方对比研究发现，这两种道德定向上存在文化差异，西方儿童更注重个人利益和许诺的道德义务；而中国儿童则把利他和发展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放在优先地位[17]。这说明，道德标准不是唯一的。不同文化，不同的道德问题，甚至同一道德问题在不同情境中，有关道德标准也可能不同[18,19]，这种现象在分配公平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
有研究表明，分配公平原则是随情境而变化的[16]，并且成人也确实按照不同的情境运用不同的分配公平标准。例如，在选举情境下持机会均等原则，分配劳动报酬时持按劳分配原则，分发救济物资时则持按需分配原则[19]。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能分辨不同情境，掌握不同的公平标准。幼儿有限的认知能力使他们对情境的差别缺乏敏感[19]，由此推测，他们将不能象成人那样依据情境的变化灵活地运用不同的规则；随着年龄增长和认知能力的提高，儿童根据情境差异分化地运用不同判断标准的能力也逐步提高[20]。
Sigelman等人探查了5岁，9岁和13岁儿童在前文提到的三种分配情境（投票，分配劳动报酬，分配救济物资）中的公平概念。实验数据表明，较大儿童的分配公平标准具有随情境而变的灵活性，并且很接近前文提到的成人的分配公平标准；而幼儿对情境的差异却不敏感，在三种情境中都倾向于采用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19]。
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道德是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针对不同问题和情境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幼儿还未获得运算能力，认知尚未协调成体系[21]，也不能掌握概念系统，他们的道德思维可能没有系统性和一致性[3]。针对不同问题和情境的研究，将大大丰富和完善人们对幼儿道德判断情况的认识。
由于认知心理学的引入，人们开始从一般认知角度来研究道德判断，并且认识了从材料和实验设计上，对被试的记忆、理解因素进行控制的必要性，获得了研究幼儿道德判断的新角度和方法。这些结果形成了对皮亚杰理论的有力挑战：幼儿道德判断的发展，可能并不是由后果定向向意图定向发展，可能是由依据某一因素，向整合多个因素发展；这一过程不仅是掌握某个判断标准的过程，也是发展分辨不同情境、分化地使用不同判断标准的能力的过程。
2 情绪归因与道德判断
尽管上述研究揭示了一般认知能力对道德判断发展的影响，但这并不说明，一般认知能力的不足，是幼儿道德判断不成熟的全部原因。
柯尔伯格曾指出，处于道德发展低级阶段的儿童往往持工具主义观点，不懂得考虑他人的利益[3]。但Eisenberg-Berg等却报告，幼儿在作亲社会道德推理时，能够考虑他人的需要[22]。面对这两种对立的结论，如何来认识幼儿道德观念的性质呢？Nunner-Winkler等人从有关道德事件的情绪归因(Emoti-onalAttribution)的角度，研究了幼儿的道德判断。
这一构想是以情绪的功能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该理论认为，情绪是一种重要的内部监导系统(internal monitering and guidance systems)，它有评价事物和推动行为的作用。道德事件会引发人的情绪反应，而人对情绪反应的预期，会影响其行动决定。例如，一个人如果预期某行为会使自己感到愧疚，他将放弃这一行动[23]。因此，从情绪归因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能有效揭示幼儿道德判断的性质。
Nunner-Winkler等向4、6、8岁儿童讲述道德故事，在他们作道德评价后，询问他们侵害者(Aggressor)会产生什么情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绪。实验发现，尽管最小的被试也了解相应道德规范，但多数八岁以下儿童都认为侵害者将产生快乐的情绪；而八岁儿童则把情绪的产生与道德标准联系起来，认为侵害者将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难过。通过深入分析，发现幼儿的判断依据是意图与后果的一致性，即只要侵害者的行为有是意的，并且达到了目的，幼儿将认为他感到高兴。这似乎表明他们缺乏移情能力。然而，进一步的实验发现，幼儿懂得旁观者会对违反道德行为感到悲哀，也会怜惜受害者，并能预期一个人若无意中伤害了别人将感到愧疚，这说明他们能够移情。只是在意图与后果一致的情形下，因愿望满足而产生的愉快情绪与此相冲突，这些情绪就被忽略了。即使把伤害后果描述得十分严重，也不能改变幼儿的情绪预期。因此，Nunner-Winkler等认为，其中原因不是幼儿缺乏整合冲突情绪的能力，而是幼儿只把道德规范当作知识，并未把它看作约束行为的力量；若干年后，他们才懂得这一点，开始将它与自我评价和对他人的同情联系起来[23]。
这是第一个针对“快乐的损人者”(Happy Victimizer)现象的研究，其发现很有价值。90年代初，Arsenio和Kramer等从移情角度研究了这一现象。他们要求被试对故事中损人者和受害者的情绪都作判断（顺序不限）；然后再对情绪作五级评定（高兴—不高兴维度），从量上考察其中的细微变化。结果发现，八岁儿童中，先判断受害者情绪的被试，虽仍认为损人者会高兴，但“高兴”的等级却有所降低；若把损人者和受害者描述成朋友关系，也有相似的结果。而这些效应在幼儿，尤其是四岁儿童中却不明显。这说明，对受害者的损失及不快情绪的考虑，只影响较大儿童对损人者的情绪判断。Arsenio等据此判断，造成“快乐的损人者”现象的原因是幼儿缺乏与此相关的认知能力，不懂得受害者的不快情绪会对损人者产生影响，使他们也多少产生一些不快情绪[24]。
这两个研究虽各有发现，但仍有问题需要探讨。Nunner-Winkler等人以情绪的功能主义理论为依据来解释其实验数据，但要证实造成“快乐的损人者”现象的原因，就是未能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动机，还须进一步取得实验证据。例如，对社会化程度不同的儿童进行这样的研究，看情绪归因是社会化程度的函数还是认知能力的函数；也可以研究幼儿的道德判断与情绪归因的相关，看它能否预测儿童的情绪判断。
Arsenio等人似乎认为，儿童判断损人者不高兴，就是认为其情绪受到了受害者情绪的影响。但是，如果儿童认为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本身就能使损人者感到不安，那么，无论他们是否理解人们心理状态间的相互作用，都有可能作出损人者感到不高兴的判断。
从认知角度对幼儿道德判断进行研究，使道德判断发展理论有了重大进展，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从情绪归因角度进行研究，又使人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幼儿道德观念的特点，并提出了新的课题。由于这类研究还很少，尽管目前已获得一些重要的材料，但仍需深入研究，以得到进一步的结论。
1)本文修改稿于1995年2月15日收到。
* 本文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学龄儿童认知发展追踪实验研究”的部分工作。
RECENT STUDIES ABROAD ON YOUNG CHILDREN'S MORAL JUDGMENT
Tang Hong
Fang Fuxi
(Institute of Psychology,CAS,Beijing,100012)
Abstract
This isa briefreportonthe recentstudiesabroad on young ch-ildren'smoral judgmentfrom the viewpoint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emotional attribution.They revealthat the moral judgment of y-oungChildren isaffactedby theirmemory and comprehension;that itsdevelopmentshowsan improvement in integrationof storyinformati-on andusingdifferentmoral criterions indifferent situations;thatyoung children's emotional attribution of moral events is notcons-istentwith their moral cognition.Key wordsyoungChildren,moral judgment,process of cognition,emotio-nal attribution.
标签：皮亚杰道德发展阶段理论论文; 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情绪和情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