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中国民族学学会第六届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中国论文,世纪之交论文,第六届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民族学学会第六届学术讨论会于1997年11月10-13日在美丽的云南西双版纳举行。这是一次世纪之交的会议，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的盛会。
这次讨论会是由中国民族学学会、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给予大力支持，为此次大会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与会代表共103 人，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分属汉、蒙、达斡尔、苗、土家、朝鲜、纳西、白、彝、哈尼等10多个民族。会议收到论文共84篇。在84篇文章中，其中有30多篇是与主题密切相关的，另有40多篇为其他学术论文。本综述主要就与主题密切相关的问题分述如下。
一、中国民族学的世纪历程
民族学、人类学形成于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年传入中国。近百年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但取得成就是巨大的，举世瞩目的，是任何人也不可否认的。中国民族学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前50年和后50年两个大的阶段。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一）前50年的中国民族学
20世纪前50年是中国民族学译介和实践阶段，是中国民族学的初创阶段。关于这一时期的成就和不足，学术界评价不一。此次讨论会有几篇文章谈及这一阶段的中国民族学，各人的看法亦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前50年的中国民族学是译介、宣传和实践时期。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些著作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一些大学开设民族学、人类学课程，培养了不少人才。从总体而论，前50年是打基础的时期，不但出了成果，而且出了人才。至今在我国民族学界、人类学界发挥主要导师作用的，仍是前50年培养起来的人才。不过，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前50年由于多数学者未掌握马克思主义，加上历史条件限制，他们的研究成果未能为改造社会作出更多贡献。
（二）新中国的民族学
新中国近50年来的民族学，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道路。这一阶段是中国民族学应用和创新阶段，是主要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文化发展服务的阶段，理论和方法均有创新，如民族识别的理论和方法，历史研究和现状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等。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新中国的民族学褒贬不一。这次讨论会对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作了认真的回顾，充分肯定其成绩，并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作出评价，对存在问题也作了很好的分析。
有的学者指出，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民族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有起有伏，直到作为一个学科被取消，最后又重新恢复，并获得显著发展。不过，由于民族工作的需要，即使是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时期，民族学的研究工作仍旧没有中断。民族学在对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中国的民族学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四大”，所谓“四大”，即：一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二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经济和文化田野考察；三是编辑出版了大型的民族学研究和资料丛书——《中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四是开展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发展和现代化问题调查。
1、民族识别：世界民族学研究的创举
新中国成立后至1956年，是新中国民族学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民族识别，并为此重点地开展了民族调查。至1956年，国家根据民族工作者的民族识别成果，正式确定公布了51个少数民族，后来又增加了普米族、门巴族、珞巴族和基诺族。不少学者指出，通过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民族语言调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摸清了中国的民族成份、民族地区社会形态，为党和国家制订和贯彻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等有关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这在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历史上是一伟大创举。其经验对于第三世界的多民族国家解决类似的问题，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2、少数民族社会大调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族学田野考察
田野考察是民族学的主要特色之一。1956年至1964年，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彭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全国各地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工作干部及部分高校师生，先后有1000多人参加，分别到16个多民族省区实地考察，历时7年，收集近亿字的文字资料， 撰写调查报告340多种，计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文献资料100 种， 约1500多万字。拍摄极为珍贵的10多部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搜集大批少数民族历史文物。调查面之广，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时间之长，收集资料之丰富，当属世界民族学田野考察之最。民族学工作者对各民族的社会组织、经济形态、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等作了全面考察。不少与会者谈到民族大调查的意义和作用，并予以充分的肯定。
一些学者认为，这次调查成为后来中国民族学获得长足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它不仅成为现阶段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奠基石，甚至在中国的整个社会科学里，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
3、《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大型的民族学资料和研究丛书
在50年代前，中国各少数民族没有完整的民族志和民族史，也没有民族地区概况之类的著作。通过少数民族大调查，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大部分资料皆收入由国家民委主持编辑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该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合计403种，达上亿字， 总计发行100多万册。这一丛书在民族研究丛书方面， 可说是世界上少有的大型的民族学资料和研究丛书，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4、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现代化问题调查研究：大规模的现代化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问题，成为中国民族学工作者的重要课题。1982年举行的中国民族学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以“民族学与现代化”为主题，1986年下半年，学会又举办“民族学面临的迫切课题”笔会和座谈会，一致认为，民族学应注重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此后，民族学进入以研究现实问题为主的阶段。特别是近10年来，应用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如民族地区如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问题，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和实行开发式扶贫问题，不同民族地区和不同经济类型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措施问题，边疆山区和牧区民族生产力发展问题，现代化建设与传统文化的调适问题，等等，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写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调查研究报告和学术论著。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有：其一，1991年至1993年国家民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持的“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对策调查”，由八个省区的民族学研究人员承担，参加人数达上百人；其二，1993年开始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负责实施，目前已完成12个点的调查研究工作，每一个点写一本调查研究专著，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系列丛书》，并就该地存在的重要问题或紧迫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其三，贵州民族研究所主持的“贵州六山六水调查”，该课题从1983年开始，每年组织一批研究人员前往民族地区调查，10多年从未间断，每年编辑铅印调查报告一集，至今已出版14集，共约1000多万字，其中有相当大的篇幅是关于现状和发展及其对策问题研究。此外，云南、四川、广西、湖南等省区民族学研究者进行了多项的民族地区现代化问题研究，出版了一大批著作。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中如此之多的研究人员参加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现代化问题调查研究，这在世界民族学史上也是少有的。
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的巨大成就，除了上述“四大”之外，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建立了为数众多的民族研究教学和科研机构；培养了大批的教学和科研人才，出版了一大批民族学基础理论著作及社会形态、婚姻家庭、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专题著作，编撰了多种辞典等。
（三）当前中国民族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结当前中国民族学存在的问题，找出与国外民族学研究的差距，吸取经验教训，是21世纪发展中国民族学的关键之一。
中国民族学目前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与会学者充分讨论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发表了不少重要意见。归纳起来，存在问题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学科体系不够完善
不少代表指出，中国民族学学科体系目前还不够成熟。民族学、人类学究竟是基础学科还是应用学科，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意见。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相互关系方面，也是各持己见，有的认为是一个学科，有的则认为是两个学科。在理论体系发展和完善上也意见不一，缺乏共识。这些都说明学科体系不够成熟，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理论体系方面，50—80年代，基本上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为指导，并取得重大成就，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也就不可能进行民族识别，也就没有少数民族今天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也不可能得到如此巨大的变化。但是，一百多年来，世界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社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同样，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和完善，关于这一点，学术界争议不大。但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则存在不同的看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也存在争议。几十年来，研究方法单一，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如何完善和发展研究方法，如何吸收国外民族学界、人类学界优秀的方法，则意见不一。
2、民族学知识普及不够
一些学者认为，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的普及性不够。且不说社会上许多人不知民族学、人类学为何门知识，或以为民族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就是政府有关部门对民族学、人类学也不无隔膜。一些学者说，中国某些知识界人士当谈到对各民族文化的认识和评价时，则包含民族歧视、偏见成分，甚至有不少奇谈怪论。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很大，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族学、人类学知识，就无法理解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会由于误解而引发一些矛盾。前几年发生的一些因伤害少数民族感情而引发的事件，大多是由于不理解民族风俗而产生的。这些都与民族学、人类学知识普及不够有关。
3、研究人员新老断层，青黄不接，整体素质偏低
研究人员新老断层，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民族学界也不例外，不少学者谈到这一问题。有些学者提出，我国由于民族学、人类学教学中断了20年，目前缺乏40—60岁这一档次的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教学、科研人员。80年代以后培养的民族学、人类学高级人才数量少，年纪轻，缺少实践经验。一些学者还谈到，我国民族学、人类学教学和科研人数虽有上千人，但水平较高的人不多。目前50岁以上的学者中，大多外语较差，影响中外学术交流和借鉴国外民族学的先进理论和方法，但有实践经验，国内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知识丰富，科研态度严谨。而在50岁以下的中青年一代，外语普遍较好，对国外情况了解较多，但不少人基础不扎实，知识面窄，对国内的民族情况不熟悉。有些中青年科研态度不严谨，急功近利，热衷于东拼西凑。有些人则是空谈理论多，研究问题少。在介绍或翻译时，不讲究翻译技巧，不愿多查词典。
4、对现实问题研究不够深入
一些学者指出，由于受社会上急功近利心态的影响，在民族学研究中急于求成的现象仍存在，有些人在社会调查中走马观花，浮于表面。未能从内容到形式，从历史到现状作出客观、具体的分析，对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缺乏深层次的研究和分析，往往就事论事，科学性不够，从民族学理论上总结不够。不重视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不重视用发展的观点去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未能发挥自己在群体文化研究的专长，更好地为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对政府部门的决策建议的针对性、操作性还不够强，民族学的应用价值未有充分得以体现。
5、科研手段落后，信息流通慢
有的学者指出，在科研手段方面，中国民族学界研究人员与国外同行比较起来，不可同日而语。计算机虽然在中青年中使用较普遍，但仍有不少人无力购置，至今还在用“爬格子”的原始方式。国外民族学家到中国进行田野考察，一般都配有摄像机，而在我国，除了影视人类学工作者之外，一般的民族学考察都无条件拥有摄像机。在文献信息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国外，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民族学文献目录、民族志基本资料、各地民族研究机构情况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库。要找某一方面资料，既费时又费力。
二、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化”与“国际化”
一百多年来，民族学在西方形成众多的学派，各学派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其中一些主要流派都先后传入中国。中国的民族学要在中国生根，为中国人服务，就有一个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这在50年代前老一辈的民族学家中便已提出来，但有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民族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民族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取得了重要成果，逐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体系。
（一）关于重新强调民族学、人类学必须“中国化”问题
民族学、人类学自本世纪初传入中国后，老一辈的中国民族学家便开始了民族学中国化的实践。时至今日，为什么还要重新强调“中国化”或“本土化”？
首先，民族学研究提倡“中国化”，其中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全盘西化”。一些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外国民族学通过多渠道被引了进来，这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中外无疑存在着一个交汇问题。但是，由于只引进，不作客观的评论，使不少人对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真伪难辨，曲直难分，使一些中青年学者产生盲目崇拜西方学术的倾向。
其次，研究对象不同，是民族学研究必须“中国化”的重要原因。一些学者指出，西方民族学理论、方法主要是在调查研究原始氏族部落或后进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大多是无文字的民族，其社会相对封闭，对外交往不多。社会分化不大，人们生活较为单纯，文化单一。国外有人称这种社会为“简单社会”。而在中国56个民族中，与西方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原始民族大不相同：一是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并有用自己的文字或他民族的文字写成的历史文献资料。二是除了部分少数民族在50年代前仍处于原始状态之外，大多数民族都早已进入阶级社会，社会分化较严重。三是汉族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有两层，一层是知识分子创造、由统治阶级提倡的教化文化；另一层是现实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或民间文化。四是中国各民族之间历史上存在的较为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五是中国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各民族、各地区的语言、风俗都有其特色。因此，运用在殖民地原始氏部落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民族和文化，必然是不相适应的。
第三，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和研究目的不同。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和西方民族学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有较大的差异，因而在解释、认识事物方面往往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另外，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研究者的立场和研究目的不同，也同样会对同一文化现象作出不同的结论。
第四，世界上没有一种公认的理论和方法。一些学者指出，在西方学术界，一百多年来形成了众多的学派，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每一个学派都以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各种研究。从理论和方法来看，各学派并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每一个人看同一事物都有不同的角度和目的。而每一个角度和目的都有它的道理。人类社会也需要人类学家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观察与研究，不同学派正是代表了不同的角度，没有哪一种学派能全部取代其他学派，每一个学派的研究都有其价值。
总的说来，民族学之所以要“中国化”，是因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
（二）关于民族学中国化的途径问题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如何“中国化”？也是与会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有的人认为，运用西方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国化”或“本土化”。有的人则不同意这一意见，仅仅是资料不同而理论和方法相同不能说是“中国化”或“本土化”，重要的是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化”，如中国民族识别所依据理论和方法，便是苏联民族学理论中国化的结果。如果完全照搬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中国民族学工作者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识别的原则和方法，这可说是真正的“中国化”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
不少学者认为，对于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正确的态度仍然是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要经过鉴别，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借鉴其中有益的成分。同时必须结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要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民族学中国化的途径，主要是创新，即修改、创立适合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新的理论与方法。而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综合。首先必须综合西方各学派之长。只有充分了解各学派、各学科的优缺点，综合、吸收各学派的长处，加以综合和改造，才有可能推陈出新，修改或创立的新理论与方法才能比西方各学派的理论与方法更科学、更具有普遍性，更适合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这是中国民族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关于中国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
民族学研究中国化与国际化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整体。“国际化”不是“西方化”的同义词，主要是指相互交流和了解，相互吸收和借鉴。
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民族学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像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那样，认为我国一切都比西方好，而西方国家则都是反动、腐朽、没落的，西方民族学完全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应通通予以排斥；另一种却是恰恰相反，认为中国民族学不行，而西方民族学一切都好，从而不考虑中国国情，对西方民族学统统照搬。当然，这两种倾向都各自走到一个极端。有的学者则认为，国际化不能只限于交流和了解，而要研究国际性的问题，应从中国人的角度研究国际性问题。做学问不应仅限于“中国”的眼光，而更重要的是应具备“国际”眼光。
关于“接轨”，是近几年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有的学者指出，如果说“接轨”是指研究机构之间的沟通或建立健全的学术交流渠道，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假如这种接轨意味着一切向西方看齐，从思想到研究方法，甚至名词术语和文字表述都唯西方模式是从，就成为一个带有方向性、倾向性的问题。有的学者则认为，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或交锋则首先需要有共同的学科规范和学术语言，这就是学科接轨的涵义。
三、21世纪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展望
21世纪即将来临，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近几年来，已进行过两次讨论，《民族学通讯》和一些学术刊物也发表过不少文章，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把这一议题作为此次讨论会的主要议题之一，说明学会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不少学者在文章或座谈中谈到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学者指出，确立21世纪中国民族学的目标和任务，不能脱离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实际，也不能不考虑当前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格局。既要立足现实，又要有相当的前瞻性。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只要同行摈弃成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是完全有可能加快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和完善。与会代表主要从如下几方面作了探讨：
（一）关于学科建设
中国民族学自80年代重建以来，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不少学者都希望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在21世纪成为一门基础学科，成为一门显学。
关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关系问题，是近几年争议较大的问题。不少学者都认为，民族学和人类学在理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两者是密不可分的。除了体质人类学之外，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实际上即是民族学。全国各地从事这门学科研究与教学的人本来就不多，如果再人为地划分你是搞“民族学”的，他是搞“人类学”的；你搞的是“学术研究”，他搞的是“政策研究”，恐怕不会使这门学科兴旺发达。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上应大力提倡消除门户之见，尽量少在“民族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之类术语的争论上过多花功夫。如果从事这方面的学者仍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学科地位将无法确立和提高，这支为数不多的教学科研队伍会成为一盘散沙。
关于学科性质问题，针对民族学究竟是基础学科还是应用学科存在分歧现象，提出应当统一认识。不少学者强调，民族学既是基础学科，也是应用学科，或者可说是应用性较强的基础学科。在目前情况下，应加强应用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关于中国民族学的理论建设问题，与会学者除了强调“中国化”和“本土化”之外，有些学者还强调继续发展和完善民族学的理论体系，结合中国实际，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应该对半个世纪民族学发展的实践，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提炼和升华，提出科学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有针对性的、容易掌握的理论和见解。并在发展和完善民族学理论体系过程中，提倡不同观点的争鸣，建立不同的学派。
另有一些学者还提出要加强学科基地建设和资料建设，应有计划的搜集国内外关于田野考察、文物和声像资料，并加以整理和译介。可在全国范围内，按地区分工，建立起几个有相当水准的民族学、人类学室内外考察研究基地，以及文献资料、声像资料兼备的资料信息中心。
（二）关于研究对象
关于中国民族学21世纪的研究对象问题，在1995年大连会议上曾经热烈讨论过。与会代表就21世纪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再次进行讨论。针对近几年来有些学者提出中国民族学应与国际潮流接轨，转向研究主体民族或文明民族为主，即要把研究汉族作为民族学主要的研究对象的说法，不少学者提出异议。大多数学者主张，21世纪的中国民族学主要研究对象仍是少数民族。为少数民族服务，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仍应居于主要地位，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地域辽阔，文化差异大，存在问题众多，在许多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而且，国家和各级政府建立中央和地方民族研究机构，主要目的和任务就是研究少数民族。
有的学者认为，在研究少数民族的同时，应加强对汉民族的研究。几年前中国民族学学会建立汉民族分会，汉民族研究正在得到加强。如要不研究汉族，在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概念中，就体现不出汉族的重要作用。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民族学研究者有上千人，没有必要都去研究汉族或少数民族。在研究对象问题上，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即中国的需要。选择研究对象，不能跟着外国人跑，不能外国研究什么民族，自己就研究什么民族。更不能外国人让你研究什么，自己就去研究什么，外国与中国情况不同。
有的学者指出，在研究少数民族的问题上，特别要加强跨界民族的研究。在中国56个民族中，有30多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改革开放以来，跨界民族可以自由进出，往来频繁，同一民族而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对中国跨界民族造成很大的影响，认真研究这些新的、急剧的变化， 促进跨界民族两个文明建设健康发展， 是21世纪中国民族学的迫切任务。
（三）关于研究课题
21世纪中国民族学应加强哪些方面的研究，也是与会学者讨论较为热烈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21世纪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课题也要强调中国化，也要强调中国的需要。中国民族学界研究人员众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都去研究相同的课题。既要研究现实问题，也要研究基础理论问题；既要研究已经研究过的课题，也要研究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总之，研究课题要多样化。
1、加强应用研究
在当代，应用研究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世界各国的民族学无不与本国的社会政治紧密相连。与会者都认为，应该改变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民族地区现代化仍将是下一世纪中国民族学最主要的研究课题，也是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1995年大连会议上强调加强民族地区现代化问题研究。现阶段，民族学的重点应是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服务。回顾中国民族学的历程，现代化曾是中国民族学的首要命题。中国民族学年轻一代应继承和发扬老一代的优良传统，积极从事现代化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一些学者指出，民族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这门学科自产生之初，便与社会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新形势下，民族学首先要研究解决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应该强调学以致用，重点是为民族地区现代化服务。只有学术与应用相结合，民族学研究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次，民族学研究应该扬长避短，加强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因素的研究。再次，我国的现代化问题，各个学科都在研究，各有自己的理论和着重点，因而民族学的现代化研究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色。
有的学者在谈到民族学的应用研究时强调，学术可以而且应该为政治所用，但这是政治切合学术，而不是学术迎合政治。民族学工作者应该为决策部门提供真实情况，决策部门才有可能作出正确决策。情况与决策，一如学术与政治，孰先孰后，不可颠倒。
另有一些学者在谈到应用研究时强调，应该避免一种倾向，即本末倒置或舍本求末，在开辟应用性领域时的随意性而忽略了民族学的基本功能和特点，最后将民族学变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大杂烩，或者是无所不能的培训班。民族学的发展必须同现实相结合，但这种结合是民族学的，即是说，其研究对象视野是现实社会的、各民族的生活和文化；其理论方法是民族学的，即经验的和实证的；其研究成果能够反映表现所研究的文化或文化现象本质，因而可为实际工作者和政府决策部门所参考。
2、加强民族心理研究
民族心理是构成民族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曾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中国民族学在这一方面研究不足。有的学者认为21世纪应加强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研究。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心理和特征。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有利于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相互认同。汉民族地区文化差异很大，各地、各民族的心理都不相同。50年代偏重于对少数民族社会结构的调查，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由于忽视对上层建筑特别是民族文化和心理状态的调研，以至在60年代以后出现多起民族事件。民族心理状态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形成直接受社会生产、民族文化、民族关系以至地理环境的影响。有些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等特征早已消失，但民族心理状态和文化意识仍很突出。因此，不了解和抓住一个民族的心理，就谈不上了解一个民族，就容易伤害民族感情。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的心理状态也发生变化，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也随之增强，处理不好会导致民族分裂主义倾向的滋长。
3、深入研究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传统民族学的主要研究课题。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学家在传统文化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出版了一大批有较高水平的论著。21世纪还要不要把传统文化作为一个重要课题研究？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界早已不再研究传统文化，因而中国也没有必要再去研究传统文化，应主要研究当代的社会问题。有的学者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保留甚少，传统文化研究已走入困境。其实，这些看法都是不全面的。虽然西方人类学界已对古老的文化现象研究较少，但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民族众多，传统文化资料十分丰富，少数民族古老的社会组织、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分析和综合研究不够，比较研究不够。
在是否保留或如何保留优秀传统文化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如何保留或恢复、弘扬历史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与现代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应具体地分析民族传统文化，要从伦理道德、思想意识、宗教信仰、生活习俗、节日、体育、婚姻家庭等方面细致、深入地分析研究，分析哪些因素是有利于现代化的，应该弘扬的；哪些是不利于现代化的，应该抛弃的；哪些是与现代化没有多大关系的，是可以保留的。只有弘扬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大量吸收先进文化的精华，才能使民族文化健康地发展，不断地进步。才有可能使自己的文化具有特色，不致于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四）关于民族学教学和人才培养
不少学者认为，在发达国家，民族学、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类文化的一门显学和人类文明建设需备知识，被普遍纳入大学教学。拥有两亿人口的美国有3500所大专院校，其中有50%院校设有人类学专业课，设有人类学系的大学就近500所（几乎是中国拥有大学数量的一半）， 其毕业生人数为我国的数百倍。仅1990—1991年度，共招本、 专科生21940人，研究生7801人。有4932人授予学士学位，1000人授予硕士学位， 397人授予博士学位。而在拥有近13亿人口的中国，有大学1000所， 设立了民族学／人类学系的院校现仅有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以及中南民族学院三所，云南大学则设有“人类学、社会工作系”，而且有些院校并不是每年都招收学生。一些学者呼吁，普通高等院校应创造条件，逐步开设民族学、人类学的课程。
一个学科拥有多少人才，是决定该学科地位和影响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了大批的民族学研究工作者，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学者指出，培养大批民族学教学和科研人才，是使中国民族学在21世纪能够迅速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条件。由于民族学在我国远远不如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为社会所了解，影响民族学专业人才的分配和使用，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规模。今后一方面应大力宣传民族学、人类学这一学科的重要性，使人们了解这一学科是培养通才的学科；另一方面应大力充实和加强现有民族学、人类学教学点，提高教学水平，培养素质较高的学生，并创造条件在其他大专院校建立民族学、人类学系，在实现专业教学点布局合理的基础上，建立几个各具特色、相互配合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教学与研究中心。通过教学与科研的严格训练，不断培养高级人才，同时下大力气重点扶持、培养一批思想作风过硬、业务功底深厚的学科带头人。
附记：此《综述》经在京的学会主要负责人审阅，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谨此衷心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