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论“梦”的理学意蕴——兼论“孔子不梦周公”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意蕴论文,朱熹论文,理学论文,周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24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08)06-0098-10
孔子在《论语·述而》中云：“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自此以后，梦即成为后儒津津乐道的问题。理学家在对梦进行探索和分析的同时，也据此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梦所代表的现象，也由一种简单的生理和精神现象转变为理学思想的载体。尤其是对于孔子晚年“不梦周公”的辨析，各家对梦的理解和阐释都有所不同，既反映了理学家们在理学思想上的分歧，也成为区分不同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朱熹在解析各家论说的同时，一方面指出了理学家对梦解析的理论不足和错误，另一方面又赋予梦新的理学意蕴。
一、“梦”与理气聚散
朱熹认为，寤寐是心之动静的外在表现，因为人具有阴阳二气，从生理机制看，神发于阳，魄发于阴，心则是神与魄的主宰，无所谓动静。白天阴气隐藏阳气显现，阳主动，所以神运而清醒；夜晚阳气潜藏而阴气显现，阴主静，所以魄定而神寐。但是，心的功能是虚灵的，在人身上的表现是灼然可见的，虽处在睡眠中，但犹如一阳复后的春天，虽看上去悄无声息，但可以呼之则应、惊之则醒，所以朱熹指出：“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阳而寐阴，而心之所以为动静也。细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动中之动，而为阳之阳也；无思者又动中之静，而为阳之阴也；寐有梦者，又静中之动而为阴之阳也，无梦者，又静中之静而为阴之阴也。又错而言之，则思之有善有恶者，又动中之动，阳明阴浊也；无思而善应，与妄应者又动中之静，阳明阴浊也；梦之有正与邪者，又静中之动，阳明而阴浊也；无梦而易觉与难觉者，又静中之动，阳明阴浊也。一动一静循环交错，圣人与众人则同，而所以为阳明阴浊则异。圣人于动静无不一于清明纯粹之主，而众人则杂焉而不齐。然则人之学力所系，放此亦可以验矣。”（《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从大的方面讲，朱熹认为，心的动静是源于阳主寤阴主寐；从小的方面讲，寤有思虑是动中之动，是阳中之阳，寤无思虑则是动中之静，是阳中之阴。寐而做梦则是静中之动，是阴中之阳，寐而无梦则是静中之静，是阴中之阴。综而言之，思虑有善恶则是动中之动，没有思虑和妄应则是动中之静，二者都是阳气明阴气浊。对于寤寐之阴阳二气一动一静循环交错来说，圣人与普通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就动静中的阴阳二气的特性来说，圣人与普通人又是不同的。圣人在动静之中所蕴阴阳二气是清明纯粹的，而普通人则是混杂不清纯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朱熹又说：“夜气以为休息之时，则可以为寂然未发之时，则恐未安。魂交而梦，百感纷纭，安得为未发而未发者，又岂专在梦寐间耶？赤子之心程子犹以为发而未远乎中，然则夜气特可以言复见天地之心之气象耳？若夫未发之中则无在而无乎不在也。”（《晦庵集》卷四十）朱熹认为，把夜气在休息之时与寂然未发之时看作等同状态是不稳妥的，魂交而梦，是阴阳二气、动静相感的纷繁状态，用未发是不能说明梦寐的，如果程子认为天地之心是发而未远，那么人在休息之时（夜气）也是可以复见天地之气象的，所谓未发之气是无所不在的。
对于“梦”与“理”的关系，二程指出：“人梦不惟闻见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无即无，无古今前后。至如梦寐皆无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于形声之类，则是气也。物生则气聚，死则散而归尽。有声则须是口，既触则须是身。其质既坏，又安得有此？乃知无此理，便不可信。”（《二程遗书》卷二下）二程认为，人之做梦，不仅是源于人有思虑，也有与五脏相互感通者。不管哪种梦都是理的表现，如果理不存，则梦亦消失。对此，朱熹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吉凶云为之兆见于梦者，则此心之神应感之理，却不为害，苟无故而梦皆心妄动。”（朱熹：《近思录》卷四）梦是心与外界事物之理相感而形成的，梦与理相感，是心的正常活动，反之，如果心与理不相感而梦，就是心之妄动了。为了进一步说明梦与理的这种关系，朱熹在与时人的问对中再予辨析：“问：‘伊川以为不是梦见人，只是梦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注》则以为“如或见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时而梦见。既分明说“梦见周公”，全道不见，恐亦未安。’又问：‘夫子未尝识周公，梦中乌得而见之？’曰：‘今有人梦见平生所不相识之人，却云是某人某人者，盖有之。夫子之梦，固与常人不同，然亦有是理耳。”’（《朱子语类》卷三十四）程颐认为孔子只是对理进行了体悟，并没有真正梦见周公，对此，朱熹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人之梦见圣人是对天理的一种检验，也是从内心深处对圣人之道的一种体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对于夫子梦周公之事，他认为不应该否定。其实，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在梦中出现，也是天理的一种表现，常人这样，圣人亦然，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一种体现。
对于“梦”与“气”的关系，二程指出：“梦说之事，是傅说之感高宗，高宗感傅说。高宗只思得圣贤之人，须是圣贤之人，方始应其感。若傅说非圣贤，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蓍在手，事在未来，吉凶在书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书策之言不合于理，则自不验。”（《二程遗书》卷十五）二程认为，高宗梦傅说是由于圣贤之间相互感应，如果傅说不是圣贤则高宗自不会梦见他，就像卜筮的蓍与书册，如果书册之言不合于理则卜筮自不应验一样。也就是说，梦是由于梦者与被梦者具有相同之气或相同之理，才可以相互感应而成梦。对此，朱熹作了深入的论述：“问：‘死者魂气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须聚得些子气在这里否？’曰：‘古人自始死，吊魂复魄，立重设主，便是要接续他些子精神在这里。古者衅龟用牲血，便是觉见那龟久后不灵了，又用些子生气去接续他。《史记》上《龟策传》，占春，将鸡子就上面开卦，便也是将生气去接他，便是衅龟之意。’”“问：‘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问：‘子孙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毕竟子孙是祖先之气。他气虽散，他根却在这里；尽其诚敬，则亦能呼召得他气聚在此。如水波样，后水非前水，后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孙之气与祖考之气，亦是如此。他那个当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这里。根既在此，又却能引得他那气在此。此事难说，只要人自看得。’”（《朱子语类》卷三）朱熹认为，人虽死，魂魄俱散，但其精神仍在，古人吊魂复魄就是为了接引死者精神的，就像“衅龟用牲血”、“占春将鸡子”一样，目的就是用生气来接引的。对于子孙来说，虽然祖先逝去，但子孙是祖先的根，所以只要子孙能尽其诚意，即可以聚得祖先之气，这就像水波一样，虽说前波与后波不同，但都是水波。子孙之气与祖先之气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因为祖先之气与子孙之气相同，或说具有相同之理，所以子孙通过诚意也是可以聚得祖先之气的。
朱熹认为，对于能否引得死者浩然之气，从道理上讲是可以的，但又很难说得明白，应该自己去体会：“问：‘根于理而日生者浩然而无穷，此是说天地气化之气否？’曰：‘此气只一般。《周礼》所谓“天神、地示、人鬼”，虽有三样，其实只一般。若说有子孙底引得他气来，则不成无子孙底他气便绝无了！他血气虽不流传，他那个亦自浩然日生无穷。如《礼》书，诸侯因国之祭，祭其国之无主后者，如齐太公封于齐，便用祭甚爽鸠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之属。盖他先主此国来，礼合祭他。然圣人制礼，惟继其国者，则合祭之；非在其国者，便不当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气，如卫成公梦康叔云：“相夺予饗。”盖卫后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地丘，则都其国自合当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晋侯梦黄熊入寝门，以为鲧之神，亦是此类。不成说有子孙底地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无子孙其气亦未尝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远。然既合当祭他，便有此气。要之，通天地人只是这一气，所以说“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朱子语类》卷三）从理上讲，生者浩然无穷，但这只是一般意愿上的理，《周礼》中所提到的“天神”、“地示”、“人鬼”也和一般之理相同，不能认为逝者有子孙的可以通过子孙来接引他们的浩然之气，那些没子孙的逝者，虽血气不流转，但他们的浩然之气也是存在的，例如《礼》书中所记，非继其国者也该祭国之先君，只是后来圣贤作礼规定了继国者当祭其君；再如晋侯梦黄熊入寝门，也是此类。不是说有子孙的地方才有感格之理，没子孙的其浩然之气也不曾消亡。只要是应该祭的，即便是浩然之气远，也可以通过祭祀来接引其浩然之气。
二、“梦”与阴阳动静
梦与阴阳动静的关系，一直是理学家们津津乐道的问题。对于梦与心之动静的关系，朱熹认为，寤寐是心之动静的两个方面。人在清醒的时候（寤），是心之动的一面，清醒时思虑问题则是动中之动，清醒时不思虑问题则是动中之静；人在睡眠的时候（寐），是心之静的一面，睡眠中做梦则是静中之动，睡眠中无梦则是静中之静。“问：‘人心是个灵底物。如日间未接应之前固是寂然未发，于未发中固常恁地惺不恁暝然不省。若夜间有梦之时，亦是此心之已动。犹昼之有思，如其不梦未觉正当大寐之时，此时谓之寂然未发，则全沉沉暝暝，万事不知不省，与木石盖无异，与死相去亦无几，不可谓寂然未发。不知此时心体何所安存？所谓灵底何所寄寓？圣人与常人于此时所以异者如何？而学者工夫此时又以何为验也？’曰：‘寤寐者心之动静也，有思无思者又动中之动静也，有梦无梦者又静中之动静也。但寤阳而寐阴，寤清而寐浊，寤有主而寐无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于寤而言之。’”（《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人的清醒（寤）与睡眠（寐）两种状态是由人心之阳气和阴气分别主宰的。人在清醒状态下，阳气活跃；在睡眠状态，阴气活跃。因为人之所禀阳气清明，所以在清醒状态下人心才有所主，因为阴气混浊，所以人在睡眠状态下心无所主。所谓寂然感通，只是在清明的阳气之间才有，所以寂然感通之妙多是针对清醒时说的。
朱熹认为，人心是依附于阴阳二气，随着阴阳二气的不间断动静而动静于其间的，是人的精神活动和思虑的主宰。在白昼阳气显现，阴气潜藏，在夜晚阴气显现，阳气潜藏；阳主动而阴主静，所以人在白昼阳气显现之下活动和思虑，在夜晚阳气潜藏之下休息和睡眠。对此，朱熹作了详细的解释：“窃谓人生具有阴阳之气。神发于阳，魄根于阴，心也者，则丽阴阳而乘其气，无间于动静，即神之所会，而为魄之主也。昼则阴伏藏而阳用事，阳主动，故神运魄随而为寤。夜则阳伏藏而阴用事，阴主静，故魄定神蛰而为寐。神之运，故虚灵知觉之体灼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寻，如一阳复后万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然，所以为有主神之蛰。故虚灵知觉之体沉然潜隐，悄无踪迹，如纯坤之月，万物之生性，不可窥其朕焉。此心寂然所以不若寤之妙，而于寐也无主，然其中实未尝泯而有不可测者存，口呼之则应，警之则觉，则是亦未尝无主而未尝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阳而寐阴，而心之所以为动静也。细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动中之动，而为阳之阳者，无思者又动中之静而为阳之阴也；寐有梦者，又静中之动而为阴之阳也，无梦者，又静中之静而为阴之阴也。又错而言之，则思之有善有恶者，又动中之动，阳明阴浊也；无思而善应，与妄应者又动中之静，阳明阴浊也；梦之有正与邪者，又静中之动，阳明阴浊也；无梦而易觉与难觉者，又静中之动，阳明阴浊也。一动一静循环交错，圣人与众人则同，而所以为阳明阴浊则异，圣人于动静无不一于清明纯粹之主，而众人则杂焉而不齐，然则人之学力所系，于此亦可以验矣。”（《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不管是白昼的思虑还是夜晚的睡眠，对心的功能来说，都是神运虚灵的，有如纯坤之月。在睡梦状态，表面上看心之知觉寂然潜藏，似乎心无所主，但不是完全泯灭而不可测，此时人呼之可醒，惊之可觉，心在睡眠状态下作为知觉之体仍然是十分精妙的。就大的方面而言，寤寐是心之阴阳二气的动静引起的；就小的方面而言，寤寐中的动静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中有动，静中有静。寤中有思则是动中之动，寤中无思则是动中之静；寐中有梦则是静中之动，寐中无梦则是静中之静。就整体而言，阳气清明，阴气混浊。思虑之有善有恶，都是动中之动；不思而善于应事与妄应者，又是动中之静。梦之有正有邪，是静中之动；睡眠无梦而易觉和难觉者，又是静中之静。阴气与阳气之动静循环，普通人与圣人是一样的，但在阳明阴浊上又有所不同：圣人无论在哪种动静状态下，都是由清明纯粹之气所主，而一般人就不同了，但一般人可以通过学习来达到圣人清明纯粹的状态。
那么，人们怎样才能处理好梦与心之动静的关系呢？
二程认为，梦是由于心动引起的，如果心不定，不仅是日间所不欲做的事多见于梦，就是数十年之前心中旧有的事，因为忽然有事与此相感，也会在梦中出现，就像水在疾风下成浪一样，波涛汹涌不已。但是，只有人平日不断地加强修养，提高自己的涵养功夫，那么，日间所憎恶之事自然在夜间就会不梦。“问：‘日中所不欲为之事，夜多见于梦，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梦见事，岂特一日之间所有之事，亦有数十年前之事。梦见之者，只为心中旧有此事，平日忽有事与此事相感，或气相感，然后发出来。故虽白日所憎恶者，亦有时见于梦也。譬如水为风激而成浪，风既息，浪犹汹涌未已也。若存养久底人，自不如此，圣贤则无这个梦。只有朕兆，便形于梦也。人有气清无梦者，亦有气昏无梦者。圣人无梦，气清也。若人困甚时更无梦，只是昏气蔽隔，梦不得也。若孔子梦周公之事，与常人梦别。人于梦寐间，亦可以卜自家所学之浅深，如梦寐颠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二程遗书》卷十八）理学家在论述人性问题时，普遍认为人所禀之气有清有浊，圣人所禀之气清明纯正，一般人所禀之气混浊不纯，不过人们可以通过后天的涵养诚敬、存理去欲转变气质。正是由于这样，所以二程认为，人有气清无梦和气混无梦者，圣人无梦是由于气清，一般人无梦则是气昏蔽隔，与外物无感所致。至于个人涵养功夫，也可以通过梦来体验。孔子梦周公是前者，常人梦别人则是后者；梦周公则是心志稳定、涵养诚敬所致，如果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就会梦寐颠倒。朱熹把心志稳定、涵养诚敬所致之梦称之为正梦，他说：“圣人无所不用其敬，虽至小没紧要底物事也用其敬，到得后世儒者方说得如此阔大没手杀。如《周礼》，梦亦有官掌之。此有甚要紧？然圣人亦将做一件事。某平生每梦见故旧亲戚，次日若不接其书信，及见之，则必有人说及。看来惟此等是正梦，其他皆非正。”（《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七）朱熹认为，因为圣人时常存诚敬之心，他们每做一事都会用敬，所以后世儒者才认为他们阔大无穷，就是平时梦见故旧亲戚，也应思诚于他们。《周礼》中梦有官掌，也正是这个目的。只有这样的梦才是正梦，其它的都不是正梦。
当然，不管梦之善否，都是由于心动引起的。所以，对于心之动静的涵养，一定要像圣人那样使它思时方思，使它动时方动，否则就会使心自由放任，无所收煞。“问：‘人心所系著之事，则夜见于梦。所著事善，夜梦见之者，莫不害否？’曰：‘虽是善事，心亦是动。凡事有朕兆入梦者，却无害，舍此皆是妄动。’或曰：‘孔子尝梦见周公，当如何？’曰：‘此圣人存诚处也。圣人欲行周公之道，故虽一梦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复梦见。然所谓梦见周公，岂是夜夜与周公语也？人心须要定，使他思时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谁使之？’曰：‘以心使心则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二程遗书》卷十八）孔子梦周公，是由于存诚所致，是由于孔子欲行周公之道，梦寐不忘周公；及衰，知周公之道不可行，所以不梦周公。也就是说，人心要定，要做到以心使心，使之思时方思。
人心之虚明动静，也是一个已发与未发的问题。朱熹认为，在梦寐时，人心也是处在未发之“中”。他说：“夜气以为休息之时，则可以为寂然未发之时，则恐未安。魂交而梦，百感纷纭，安得为未发而未发者，又岂专在梦寐间耶？赤子之心程子犹以为发而未远乎中，然则夜气特可以言复见天地之心之气象耳？若夫未发之中则无在而无乎不在也。”（《晦庵集》卷四十）朱熹认为，把人在休息之时的夜气看作是寂然未发是不稳妥的。从梦的形成看，魂交而梦，百感纷纭，本就是一个未发中的已发，不是未发而未发，程子认为“赤子之心”犹可发而未远，夜气则更可以说是复见天地之心之气象，若说是未发之中，则是无在而无不在的。
总之，对于梦与阴阳动静的关系，朱熹认为，人之精神与天地阴阳流通，昼之所为夜之所梦，其善恶吉凶各以类至：“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赋也。大人，大卜之属，占梦之官也。熊、罴，阳物在山，强力壮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阴物穴处，柔弱隐伏，女子之祥也。’或曰：‘梦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与天地阴阳流通，故昼之所为，夜之所梦，其善恶吉凶，各以类至。是以先王建官设属，使之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故曰：王前巫而后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朱熹：《诗集传》卷十一）《诗经》所载梦有两种：“维熊维罴”和“维虺维蛇”。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前者纯阳之象，后者纯阴之象。对此，朱熹认为，这是由于人之精神活动与天地之阴阳流通相同，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先王建官设属要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天地日月星辰来占断吉凶，同时也是为了达到与天地之气贯通，进而循守天地之至正。
三、“梦”与“不梦”之辩的理学意趣
《论语·述而》载：“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理学家围绕孔子“梦见周公”作了很多讨论，朱熹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首先，就孔子是否真的梦见周公，朱熹明确指出，孔子应该是确实梦见了周公：“问：‘梦周公，是真梦否？’曰：‘当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时，必亦是曾梦见。’问：‘恐涉于心动否？’曰：‘心本是个动物，怎教它不动。夜之梦，犹寐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动处，但无邪思，可矣。梦得其正，何害！心存这事，便梦这事。常人便胡梦了。’”（《朱子语类》卷三十四）朱熹认为，孔子梦见周公应该是确有其事，因为当初孔子欲行周公之道，所以肯定梦见了周公。正是因为孔子思行周公之道，所以夜晚才梦见了周公。不同的是，由于圣人之思无邪，所以孔子梦周公不同于常人，常人则是随便做梦了。
对于孔子梦周公一事，朱熹还分析说：“夫子梦寐周公，正是圣人至诚不息处。然时止时行，无所凝滞，亦未尝不洒落也。故及其衰，不复梦，亦可见矣。若是合做底事，则岂容有所忽忘邪？以忘物为高，乃老庄之偏说。上蔡所说曾点事似好，然其说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朱熹认为，程颐说孔子没有梦见周公是不稳妥的，应该是梦见过周公。孔子梦见周公正是圣人至诚不息之处，因为这种思虑时止时行，没有滞碍，所以从中也可看出孔子晚年不梦周公的洒落来。
其次，对于孔子晚年不梦周公，程颐认为，主要是孔子由于身老而不能行道。“又问：‘“吾不复梦见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于梦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将萎之时，自谓不复梦见周公矣。因此说梦便可致思。思圣人与众人之梦如何，梦是何物。’‘高宗梦得傅说，如何？’曰：‘此是诚意所感，故形于梦。’”（《二程遗书》卷二十二）程颐认为，孔子梦周公不同于高宗梦傅说。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所以梦寐不忘周公之道，及老年，哲人将萎，自谓不梦周公。孔子并不曾梦见周公，因为孔子与周公不是同时代的人，倘说孔子梦见周公是与圣人不合的；高宗梦傅说则是诚意所感而梦，因为同时代有个傅说在。
朱熹则认为，孔子晚年不梦周公，不是孔子不思周公，而是人之精神血气与时运相为流通，不梦周公就像“凤不至，图不出”一样，只是一种征兆而已：“问‘甚矣吾衰也’。曰：‘不是孔子衰，是时世衰。’又曰：‘与天地相应。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岁。夫子七十余，想见累垂。’”（《朱子语类》卷三十四）朱熹认为“吾衰也”，不仅是说孔子衰，也是说时世衰。圣人与天地相应，倘若天要用孔子，必不令他衰，如太公、武王都是八九十岁，而孔子才七十，时世“凤不至，图不出”，也是天理之不复，所以孔子不复梦周公。
张载则认为，孔子晚年不梦周公是由于孔子不思不勉，存心而不逾矩：“横渠曰：‘三十器于礼，非强立之谓也；四十精义致用，时措而不疑；五十穷理尽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谓之至，故曰知；六十尽人物之性，声入心通；七十与天同德，不思不勉，从容中道。’又曰：‘常人之学，日益而莫自知也，仲尼行著习察异于他人，故自十五至七十，化而知裁，其进德之盛者欤。’又曰：‘穷理尽性然后至于命，尽人物之性然后耳顺，与天地参，无意我固必，然后范围天地之化，从心而不逾矩，老而安死，然后不梦周公。’又曰：‘从心莫如梦。梦见周公，志也；不梦欲不逾矩也，不愿乎外也，顺之至也。老而安死，故曰吾衰也久也。’”（朱熹：《论孟精义·论语精义》卷一下）张载认为，孔子七十之时，已是圣人穷理尽性然后至于命，尽人物之性然后耳顺，从心而不踰矩，与天同道，不思不勉从容中道，所以不梦周公。
此外，范祖禹认为，“吾衰”指的是孔子年老而周公之道不行。因为孔子常习周公之道，欲使天下像周一样昌盛，所以梦周公。及老年时，见周公之道不可得而复兴，所以说“吾衰”矣。谢上蔡认为，圣人开物成务，诚不厌，健不息，所以孔子对东周之事梦寐求之。但等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时，已无意于经世，不复梦周公也是适合于时宜的。不梦周公不是孔子的私意，是天无意于斯文。因为圣人以此观“天心”，知周道之衰，而不明言明王不兴，用“不梦周公”来指“明王不兴”。杨时则认为，孔子年盛之时，常思为周公之事，所以常形之于梦寐。当周道之不行，天下不可为之时，梦见周道之不可复，何况自己亲身去做，所以说“吾衰也”。“吾不复梦见周公”说的是时代的变异。胡宏认为，心是万物之至灵，不仅可以记忆过去，也可以预知未来。凡天地古今之事都可以通过心来知觉，不受远近、明晦的限制，这也正是人之所以有梦，梦之所以多变的原因。如果思虑纷扰，神情不定，所梦就会杂乱，或正或邪，没有章法；但圣人诚存，贤人存诚，所以可以左右心之动静，所梦皆正，善于学习的人既谨其言语行动，也常于“梦”中检验自己的言行。
对于理学诸子对“不梦”周公的以上看法，朱熹作了简略的分析：“或问：‘孔子不梦周公之说，程子以为初实未尝梦也，如何？’曰：‘孔子自言不梦之久，则前固尝梦之矣。程子之意，盖嫌于因思而梦者，故为此说，其为义则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曰：‘诸说如何？’曰：‘张子之说，有所未喻。范氏之意，盖以为圣人自觉其衰之久，而叹其将不得复梦见周公之事，其以梦非真梦，与程子略相似，而其为说实不同也。然梦见之云，乃若今人之戏语，圣人之言，似不如是之不庄也。谢氏以为圣人诚不厌、健不息，故梦寐不忘周公之事；然而又曰然后无意于经世，则是诚有时而厌，健有时而息也，而可乎哉？其以己无意于经世，为天无意于斯文，则又推言圣人与天为一之意，亦横泆而无所止矣。杨氏梦见不可复以下，似范语而意又不同，盖其正说自如本意，而辞有所不足，其下乃复以己意推而言之以及于此耳。此外则胡氏说梦，亦有可取者焉。”（朱熹：《论语或问》卷七）
四、“梦”与道德修养
朱熹认为胡宏说梦亦有可取之处，主要是指胡宏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梦来检验自己的言行得失之处。朱熹认为，人们不仅可以通过梦来检验自己所学之浅深，而且也可以通过梦来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平：“人于梦寐间亦可以卜自家所学之浅深。如梦寐颠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问：‘人心所系著之事果善，夜梦见之，莫不害否？’曰：‘虽是善事，心亦是动。凡事有朕兆入梦者却无害，舍此皆是妄动。人心须要定，使他思时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谁使之？’曰：‘以心使心则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朱熹：《近思录》卷四）朱熹明确地指出，人于梦寐中也可以检验自己所学之深浅。人心是个动物，所以人心需定，使心思时方思，才可以求得“放心”；如果人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就会梦寐颠倒。也就是说，心之动静，直接影响到梦的正邪。
如何才能使心定呢？朱熹认为，人们只要在白昼做到有道德、有修养，其在梦中也是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因为在他看来，梦中的善恶、邪正都是人们于白昼修养持敬的结果，所以要做到梦无邪（或正梦），首先应该做到“从心”。朱熹认为，从“心”之“从”旧读为“纵”，诸先生都如此说，这其实是近世习俗流传所引起的错误。按理讲，如果使心于“纵”，则不能使圣人与天为一，也不可能做到从容中道。从“从心”的意义上讲，虽程子、张子没有说使心于纵，但张载于心之不思不勉说梦，不如程子稳妥，因为张载截断了圣人无间于思，无间于诚，所以其论孔子不梦周公迂回难通。“从心”也是“用敬”——“圣人无所不用其敬，虽至小没紧要底物事也用其敬”。圣人对至小的事也持敬，所以后世儒者才对他们予以无尽的赞扬。人只有从心持敬，才能使梦成为正梦。
其次，朱熹认为，人要心定，还需做到“放心”：“自觉心放时，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梦；然才知得放时，即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梦时，即是梦觉。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此意。故日用间觉得直须谨操持勤俭点，盖操持容有懈时，若不测地猛省起来，则其懈时之放自不得远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维系之久，恐此心只得住里面。”（《朱文公文集》卷二）对于梦来说，放心是一种心理状态，孔子所谓“我欲仁”便是仁至，就是此意，如果知道心已“放”，则心便不“放”了，梦也就是觉了。所以，人在白昼间不能使心“放”远了，这样维持久了，心便在里面了。
此外，朱熹认为，人之心定不应受环境时事的影响。“或问：‘孔子当衰，因时可以有为否？’曰：‘圣人无有不可为之事。只恐权柄不入手，若得权柄在手，则兵随印转，将逐符行。’”“问：‘固是圣人无不可做之事，圣人有不可为之时否？’曰：‘便是圣人无不可为之时。若时节变了，圣人又自处之不同。’又问：‘孔子当衰，固岂不知时君必不能用己？’曰：‘圣人却无此心。岂有逆料人君能用我与否？到得后来说“吾不复梦见周公”，与“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时，圣人亦自知其不可为矣。但不知此等话是几时说。据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请讨之时，是获麟之年，那时圣人犹欲有为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二）对圣人来说，志虑不息，只是外部条件所限，倘若时事变异，圣人也会因时制宜。孔子后来说“吾不复梦见周公”，是因为知道自己不可使天下为周公之道，但陈恒弑其君时，孔子沐浴而朝请讨之，那时是获麟之年，孔子仍想有所作为。
当然，朱熹对“日间所不欲为之事，夜多见于梦”的理解是深刻的，对于梦对人的道德反省和修养自觉，朱熹概括为：“格物是梦觉关，格得来是觉，格不来是梦。”（《朱文公文集》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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