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法亭与马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希法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的新兴趣。无论如何，当前大量的异端经济学文献已经开始关注对一种新型经济关系的认同，认为当前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也有人认为，现在的危机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本质所导致的结果。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论点在方法论以及分析性结论方面并无新颖之处。实际上，这套理论的支持者们以希法亭和列宁的著作作为他们的方法论取向和部分分析结论的样本。本文试图探索这种将资本主义作为历史语境中的一个阶段序列的观点的思想缘起。 一、历史和思想背景：崩溃论 上世纪前夕，对于“崩溃”是否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动力所固有的这一问题，当时的左派(基本上代表了第二国际)进行了论战。世界资本主义从19世纪70—90年代萧条中的复苏，推动了第二国际的重要人物们宣称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社会民主主义遗产。当时的经济学著作——主要来自“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坚称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制度，这种增长被资本主义经济中5年和10年一个周期的经济衰退所阻断，其原因在于各种形式的不均衡关系。结论是，社会主义并非来自支持渐进式改革的修正主义者所宣称的经济需要，即确保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增长过程中可以提高自身的地位。这是第二国际右派的政治路线，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 当时最受人尊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修正主义者”一词的鼻祖)并未特别地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无阻滞增长(unimpeded growth)的概念提出异议，尽管在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消费不足的论据。他所做的实际上是将“崩溃”的概念弱化为一种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不可逆的衰退状况，并认为马克思没有这种观点。基于这些理由，他与奥托·鲍尔(Otto Bauer)站在了一起。鲍尔持这种观点，并进一步认为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不能作为“崩溃论”的基础。在这一点上，鲍尔提出的理论(模拟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体系)表明，虽然利润率持续下降，但利润(利润额)却增加了。这一模拟具有误导性。在鲍尔的模拟中，当利润额的下降标志着积累过程崩溃时，鲍尔就终止了计算。然而，这个结果是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在20年之后才揭示出来的。在考茨基和鲍尔的时代，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意识”而非经济必然性，构成了第二国际的中派。这一派系的政治路线接受了右派的宣传，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主义积累，但同时也要将保持社会主义的潜能作为未来的主要任务。 第二国际的左派坚信，劳动阶层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可能得到满足，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暴动。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鼓动和筹备这种解放运动。左派的两位杰出人物列宁和卢森堡都有这样的革命承诺，但他们在“崩溃”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罗莎·卢森堡认为，如果资本主义是一种无阻滞增长的制度，再消除“当今世界仅有的不公正和不道德，以及来自工人阶级的些许革命决心”，那么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其客观历史必然性的坚实基础”。但是，她在经济基础上构建革命之承诺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资本积累论》(1913)一书中，卢森堡提出了消费不足的问题，暗示资本主义发展取决于非资本主义地区的需求。她宣称，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工人消费和资本家消费一方面与机器的替代、另一方面与产品的总价值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对卢森堡而言，资本家通过储蓄和投资来缩小这一差距的努力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资本家阶级将通过这种方法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这里忽略了一个小小的事实，即这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也就是为了获得更多利润而投资利润、投资借入资本或两者同时投资。卢森堡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主导全球之时，也就是其必然终结之时，因为价值在那时依然没有实现。 列宁承认，他在1899年的小册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对卢森堡著作中民粹主义有关消费不足问题的论述已经给予了抨击。在列宁看来，危机的出现是由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的增长与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增长相比有一个波动，类似于资本主义经济中观察到的10年一个周期。因此，与卢森堡相反，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非来自资本主义制度中不断增长的内在矛盾。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导致了生产的极度社会化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最有限的个人占有，这就为社会主义变革带来了必然性。这与中派的观点类似，但也存在差异，即列宁一方面坚信资本主义国家无法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又认为群众的冲动性暴动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介入，才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进行的有意识斗争。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后者是列宁最重要的政治发明。 综上所述，在绝对混乱的状态下，在对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展开争论的基础上，20世纪头10年诞生了当时的左派。尤其是对中派和左派而言，当强劲的增长开始衰退(随之而来就是大萧条)、即将到来的战争之鼓开始响起时，支持社会主义的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也在丧失。这就是导致中派与左派就鲁道夫·希法亭所著的《金融资本》(1910年在维也纳面世)一书产生激烈交锋的原因。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据称来自马克思的资本积聚和集中理论，用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的话来说，来自马克思最无可争辩的预测。它还发出了强烈的政治信息，暗示资本主义被带入了一个“有组织的阶段”，这就为中派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做了最好的准备；与此同时，可能发生的冲突来自垄断时代资本输出的“迫切需要”符合左派宣传的造反要求。然而，在这场争论的缘起与由其派生的强烈政治信息之间矗立着最基本的、在接下来的部分将要详细说明的新古典主义模型。 以《金融资本》为基础的争论由于来自它所传递的政治信息而黯然失色，而这本书受到第二国际中派和左派的热捧。考茨基称这本书是“《资本论》第4卷”，布哈林和列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衍生作品，只有伯恩施坦批判了其内容。然而，这种批判仅局限于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出现的关税制度部分，在伯恩施坦看来，这与他所设想的永久增长的资本主义不一致。 在这场即将改变一切包括第二国际自身的论战前夜，垄断模型所具有的优势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左派政治运动分离开来，这种分离几乎毫无例外地一直持续到今天。 二、垄断资本主义：希法亭模型 可是，垄断价格本身，一方面由生产成本与产出规模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另一方面由价格与销售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垄断价格等于这样一种价格，这种价格能使销售量达到如此大的程度，以致生产规模不会使生产费用过于昂贵，从而不会使单位产品利润过于降低。较高的价格减少销售量，从而缩小生产规模，这样，单位产品成本提高而利润降低；较低的价格会大量地减少利润，以致即使是很大的销售量也不能抵偿被降低的价格。① 我们有一条负需求曲线(D曲线)，即一条直的负单位成本曲线，它确保边际成本随生产规模扩大而下降，这就意味着总成本同样会下降(MC曲线)。我们还需要一条边际收益曲线，以便确定利润最大化(MR曲线)。
这张图是从微观新古典主义教材中复制下来的，类似结构在任何微观新古典主义教材中都能发现。希法亭指出，需求曲线(D)上的点(
)具有这样的特性，即不考虑大资本家是否是价格或数量的设定者。与希法亭一样，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也认为：“大资本家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其产量来提高其利润，只要其增加的边际收益超过(或少于)增加的成本(MC)。” 为了消除任何关于上述联系是否是他的误解的怀疑，希法亭声称： 垄断价格虽然可以根据经验确定，但是它的水平却不能从理论上客观地认识，而只能从心理上主观地来把握……如果垄断消除了竞争，它们也就因此而消除了客观的价格规律能够借以实现的唯一手段。价格不再是一个客观决定的量，而变成那些以意志和意识决定价格的人们的计算数例，变成了前提而不是结果，成了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东西，成了任意的和偶然的东西而不是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志和意识的独立的和必然的东西。因此，马克思集中理论的实现，即垄断联合，看来要废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② 这段摘录没有给误解留下任何空间，资本积累的过程以及资本集中的结果消除了竞争以及与其一致的劳动价值。这样，剩余价值，其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以及萧条的、也即资本积累崩溃的内在可能性，最后全都消除了。以上观点是以希法亭关于新古典主义垄断资本家在市场中的统治地位的看法为基础的。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在资本家之间签订简单的协议来削减产量，假设他们集中控制产量的做法是必然的和可持续的，那么就能解决其基本的内在矛盾。然而，这种奇迹依赖一个错觉，它来自希法亭“垄断资本主义”观点的不合理性，如果这种经济曾经存在，那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然而，他认为，机械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断增强的，这个过程视竞争而定。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旨在获取利润。获得最大利润是每个资本家的动机，也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必然产生出来的经济行为的指导原则。”为了澄清任何可能的疑惑，他补充道：“每个资本家只有在不断跟上并且超过他的竞争对手时，才能生存；而只有在成功地把自己的利润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并由此而获得超额利润时，才能做到这一点。”③ 这明显不是马克思的本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自动化成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形式，这么做不是从其他资本家那里获得额外利润，而是进一步榨取工人的相对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因此，机械化由劳动过程本身产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内在倾向导致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和利润率的下降，这与《资本论》所指出的一样。竞争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利润率下降)，而是使这一规律本身显现出来。因为资本主义竞争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所以这不是游戏，而是“战争”，是与“商品廉价化”的战斗，它决定着谁生谁死。对资本家而言，给机械化的内在过程强加一个投资准则，那么机械化就必须减少商品的单位成本并在利润可能最大时增加利润率。但是，这并非必然意味着在过渡周期之后当以前的价格占优势时企业利润率的增加，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必须支付增加的劳动生产力”，反而意味着利润率的降低。换句话说，越是先进的生产技术，就越会降低单位生产成本，但却越会增加单位投资成本(资本输出率增加)。因此，当一项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得以实施时，拥有这种竞争优势的公司会降价并突破竞争对手的市场占有率以使自己的投资获得补偿，而竞争对手将被迫采用这种新技术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因而，部门利润率会下降。对马克思而言，公司像新古典主义企业一样并非消极的“价格接受者”。 对于这一切，希法亭站在哪里？他认为机械化有赖于资本主义竞争，对资本主义企业的自由意志来说，任何新技术并不会减少利润率，反而会增加利润率，否则新技术就不会获得首次应用。下面令人惊异的章节是这样陈述的： 只要一个人用较便宜点的费用进行生产，用低于现有市场价格或市场价值出售商品的办法，能售出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夺取一个更大的地盘，他就会这样去做，并且开始起这样的作用，即逐渐迫使别人也采用更便宜的生产方法，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如果一方占了优势，每一个属于这一方的人就会得到好处；好像他们实现了一种共同的垄断一样。④ 就马克思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一旦“新技术”被广泛地“引进”并由新的、更低的市场价格主导，就会导致部门利润率的降低。在希法亭看来，只要供给过剩，就无法使每个人都从中获益。因此，在新的、更低的市场价格阶段，新技术保持着更多的利润。希法亭认为，这意味着任何有望实现的新技术都有着比平均利润率更高的利润。其最终结果就是确保且必须确保一种特定的竞争理论，即自由竞争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企业是被动的利益最大化者，它的利润最大化来自技术(成本曲线)和市场价格，因此，只要一项新技术具有高于统一利润率(the uniform rate of profit)的利润，企业就会应用它。希法亭的“垄断联合体”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它的“组成部分”是消极的新古典主义价格接受者。 《金融资本》出版后的数年，“剑桥经济学派”证明，如果资本主义企业仅仅应用高于平均利润率的技术，那么这种利润率将不会下降，相反，它将在不增加工资的情况下有所提高。但是，在希法亭看来这并非事实。他明确指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减少了“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利润率。这是矛盾的吗？我认为它并不矛盾，而且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他的危机理论，就将明白为什么。前面已经提出了这个争论，然而必须强调的是，通过资本主义危机，希法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中观察到的10年周期现象折射出资本库存对生产能力的调整。就此，他认为： 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只不过是生产率提高的经济表现。生产率提高意味着等量商品的价格降低。因此，新投资资本首先获得超额利润，从而，资本流向这些投资领域。这里，一种干扰因素也在发生作用。在这些新投资领域中产生的超额利润越大，流入这些领域的资本也就越多。一直到这些领域的新产品涌入市场，它们过多的供给把价格压下来的时候，某种纠正才会出现。⑤ 这段引文的前半部分复述了已经提到过的有关“技术选择”的问题。更高的利润率、更高的投资有机构成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因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不是因为正常的产能利用率中的单位资本产出率增加了，而是由于一种“破坏性因素”。这种“破坏性因素”是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第一部类)中投资过剩所导致的，它主要来自利润率的差异以及由需要更长时间建设资本密集型工厂而引起的资本增长的滞后。因此，在第一部类中，投资分配是极其“不均衡的”。在希法亭看来，由于“自由竞争”的假设，技术(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增加资本有机构成的原因。所以，这种趋势并非始终如一，它取决于生产过程中每个企业所引起的持续性和不断增大的利润差。由于第一部类中的投资支出逐渐转向产能，这种“比例失调”变得越发明显。这是因为第二部类(收益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中的生产由于较快的产能调整而增加了。结果，总体供给过剩的状况导致了价格和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和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是由于第一部类中的投资过剩。这就是为什么希法亭说“如果生产完全以正常的比例进行，那我们便想象不出消费不足怎样才能发生”⑥的原因。 希法亭关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是一系列资本主义理论中的早期低劣版本，在这些理论中，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来自一些干扰因素，而不是资本主义机械化生产中的固有倾向。所有这些模型具有一个共同的假设——“自由竞争”，它阻止了对低利润率技术的采用。在这方面，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的模型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比希法亭的模型更完善。 由于已经将资本主义竞争简化为自由竞争，希法亭转向了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支撑着下述观点，即垄断(卡特尔)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趋势。然而，所有这些论述，如上面所讨论的，都有赖于资本主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冷漠态度。 因为，“生产成本越低，投资成本越少”的技术非常罕见，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市场结构卡特尔化的情况下更是罕见。 这些发达的产业同时也是这样的产业，在这些产业中，竞争极为迅速地淘汰了小企业，或这种小企业根本就不存在。不仅大企业占统治地位，而且这些资本强大的企业也彼此越来越势均力敌，因为那些给它们中的某些企业提供竞争优势的技术的和经济的差别越来越小。这里不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弱者被摧毁，从而该领域中的资本过剩被消除——而是势均力敌者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长期不能决定胜负，斗争各方都遭到同样的牺牲。所有这些企业都不得不努力坚持斗争，否则，渗透到每个个别企业中的全部巨大资本便发生贬值。因此，通过消灭资本来减轻该领域的负担是极其困难的。⑦ 我们用无竞争优势的企业来抗衡其他企业，就很难或无法选择通过何种方式实现获益，甚至缺乏进行这些选择的理由。同时，企业不能通过改变产量来单独影响价格。这样，企业只能选择要么追求市场价格所给予的最大利润，要么集体削减产量。后一选项在资本流动越来越困难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使企业联盟创造最大利润的决定性因素是选择那些已经各自将产量减少到新古典主义对利润最大化要求的资本主义企业。 然后，希法亭试图证明为什么部门内部的企业联盟所导致的总趋势是卡特尔化，而且那些资本适度集中的企业之间的垂直统一管理已经出现。他得出的结论如下： 因为卡特尔化意味着，资本争夺投资领域的竞争受到限制。各种经济原因和财产关系(对原材料的垄断)对资本自由转移的阻碍，确实是废除销售者之间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利润率的平均化，只能借助这样的途径来实现：或者通过自我卡特尔化，或者以联合制排除卡特尔化，达到分享较高的利润率。二者都意味着集中的加强，从而对进一步卡特尔化的促进。⑧ 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公司资本自由流动受限的条件下，卡特尔化部门之间的利润率是如何均衡的？令我们极度惊讶的是希法亭下面的几行文字以及参照非卡特尔化部门的利润率所作的如下声明： 同样的价格仅仅意味着比以前更小的利润率，因为原料价格从而成品价格提高了。如果价格以前为100，利润率为20%，那么，利润率现在将降至10%，因为以前为80的成本价格现在由于卡特尔化而提高到90。⑨ 仔细看看用数字表示的例子(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误解的空间)，希法亭已经将利润率简化为由测量给出的公式：
这里，p和c分别代表价格和实际的单位成本。 只有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这个公式才可以被视为衡量利润率的标准。在那里，利润率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MPOC)。在这种情况下，下面的关系各自把握住了自由竞争(pc)和垄断竞争(m)：
这里：EP=垄断竞争中的经济利润 在自由竞争(pc)中，长期均衡价格等于平均总成本(实际的和随机的)，而且，利润减去实际成本等于机会成本(OC)，这是新古典主义的单位利润。这两个比例[等式(2)]是与新古典主义的普通利润率一致的，这当然与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没有关系。希法亭的定义只能与新古典主义的概念相关。在垄断竞争中，新古典主义的测量方法改变了，因为边际收益(MR)与价格(p)不同，而且正经济利润(EP)得到了确认。但是，等式(3)可以修改以确定均衡参数的影响，这是希法亭提出的论据。假设
，即正常利润率，那么等式(3)可以表示如下：
从垄断价格构成中我们得知，垄断资本家获得的单位“经济利润”和边际收益(MR)由下面的公式提供：
将(4)和(5)代入(3′)，可得到：
如果垄断资本家1与垄断资本家2之间的利润率相等，那么下面的关系必须保持不变：
等式(7)意味着，当比较价格反映比较边际成本时，利润率相等，正如在自由竞争中一样。但是，在垄断产业之间，这种平等化进一步要求部门间的垄断力量(反映在有限的需求弹性里)是均衡的。以上是相当于一个按照边际成本被垄断资本家收取的平等利润。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剑桥大学在有关“不完全竞争”争论的背景下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然而，对于这个大胆假设，希法亭需要排除竞争的可能性以及卡特尔化部门内部的资本流动性。“垄断联合体”面对的主要均衡因素有赖于负需求曲线的斜率，正如反对企业自由竞争的无限弹性需求曲线一样。 但是，为了“垄断联合体”均衡地持有卡特尔化企业，必须从自由竞争市场购买投入，如果它面临一条正投入供给曲线，那么如前所示，最优化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法亭需要另外的大胆假设。当这个从“垄断联合体”购买投入的部门是一个成熟的卡特尔时，就不会通过自我卡特尔化形成垄断。但是，为了保持争论的有效性，它将与卡特尔化企业垂直结合在一起，并且，“垄断联合体”将会在资本集中的更高层面出现。正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大胆假设一样，为了建立完美运作的自由市场，希法亭大胆地假设了这种通向垄断的趋势。 如上所述，由于来自自由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条件不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并不一致。因此，在国民经济内部，竞争部门仍将存在。假设这些部门是制成品产业(食品、饮料等)，并且它们的产品被认为是完美的替代品，则希法亭认为，这些产业的利润率将比卡特尔化部门的利润率低，而且将趋向新古典主义的无风险利润率，即等于利息率。希法亭进一步假设，竞争带来的平均利润率在卡特尔化之前就超过了利息率，这意味着两者的差别为(最大)利息率，通过该利息率，卡特尔化部门剥削了非卡特尔化产业。无论如何，整个讨论有赖于如下假设：“如果非卡特尔化产业形成为一个统一体，那么，非卡特尔化的产品价格便保持不变。”⑩ 这是又一个让人惊讶的观点，即竞争性产业可以不“经历”垄断输入过程中成本的任何增长环节，直抵最终价格。这个假设意味着非卡特尔化产业面对的是无限弹性需求曲线，就好像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或产品是完全替代品(perfect substitutes)一样。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在马克思那里，占据左派思想主导地位一个世纪的经济模型，即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学，是建立在马歇尔弹性需求曲线基础之上的。 如今必须澄清起因于《金融资本》的争论，它是新古典主义自由竞争理论的混合物，在那里，一般认为，技术有机构成越高，就越有利可图，这与利润率的减少一起被视为新古典主义的资本边际产出观念。对不同类型的马歇尔产业需求曲线的具体假设，决定了市场结构和走向。下面，我将介绍该模型的主要结论。 首先，垄断联合体剥削了整个社会的工人、农民、小资本家、甚至一般消费者，这一观点扩大了旧的社会民主党派的潜在拥护者。尤其是在落后国家，工人阶级被视为少数新的、合法的社会同盟。然而，这些同盟的政治目标可能会改变主导各政党派系政治目标的基本原则。例如，对布尔什维克而言，该观点或许会被解读为具有成为社会多数的潜能，从而为由产业工人、农民以及小农、中农参加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依据。 此外，由于卡特尔不会迅速扩大生产(因为它们为了生存需要限制供给)，同时由于投资机会下降，国家资本的增长因而受到阻碍，金融资本的积累过剩。因此，希法亭认为，在卡特尔化的(发达)经济体中，资本输出已成为“当务之急”。这意味着，为了控制新的市场和新的投资领域，金融资本的竞争中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作为国家统治阶级之表现的国家，通过关税保护本地的卡特尔，用外交和规则支持它们的国际扩张。布尔什维克利用这两点形成了其政治路线，以反对党内对手孟什维克(直到1912年在布拉格会议上分道扬镳为止)，并在一战后用以反对旧社会民主党的中派和右派。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列宁和布哈林有关这一主题的著述进一步探讨他们的理论。 但是，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也有第二种解读。希法亭认为，在经济上“存在着没有任何限制的卡特尔”。基于上述讨论，国民经济的非卡特尔化部门最终会成为卡特尔化部门的附属物。在这样的推理下，“一般卡特尔”(general cartel)的形成是主导趋势。因此，任何经济矛盾都将被消除，只有财产关系矗立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与社会主义的光明未来之间。围绕这些主张，第二国际的中派可能会形成自己的政治路线。考茨基已经作了最明确的表态。首先，他主张社会民主党应采取行动，防止军备竞赛和战争，反对煽动支持跨国一体化，这些主张全都反映在他所谓的“欧洲合众国”的计划之中。一旦战争爆发，单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动可能会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结束战争。随着一战的爆发，他修正了自己的立场，并声称，随着一战的爆发，出现“超垄断”——也被称为“欧洲合众国”——在经济上是可能的。有关资本主义崩溃的争论就这样被降级为围绕战争必然性以及是否会出现超垄断的争论。由于垄断模型的两种结果都是可能的，政治和地缘政治问题就提升到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 现实世界已经证明，卡特尔、信托机构等是资本主义历史中的短暂现象，持续不断的资本主义竞争(无论竞争企业的规模有多大)应该停止。甚至现今时代存在最长久、实力最强大的卡特尔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已经没有能力控制石油价格的涨落，尽管它控制着世界石油供给的绝大部分。石油价格的波动用油田的生产率(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可能会得到更好的解释，而不是OPEC的石油生产所决定的。 三、列宁、布哈林和垄断资本主义 社会民主党投票支持战争信贷成为第二国际的尾声。社会民主党人意识到，他们对第二国际中的中派和右派已经没有任何期望，因此与之分道扬镳。结果，革命派转向了布尔什维派，该党派占据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摆脱了第二国际，但却支持希法亭模式，尤其是上面提及的实用结论。这些结论通过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1915)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而成为他们政治议程的一部分。这些已经分析过的思想也包含在布尔什维克流亡政党会议决议中。尽管布哈林的作品发表得更早，但我们还是以列宁的著作作为参考，因为他的看法是官方的观点。 列宁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导言中总结的路线为当时左派的内部斗争提供了纲领： 然而，能不能反驳说，不可以抽象地“设想”帝国主义之后将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即超帝国主义呢？不能。抽象地设想这种阶段是可以的。不过，在实践上，这就意味着成为机会主义者，他为了幻想将来的不迫切的任务，而否认当前的迫切的任务。在理论上，这就意味着不以现实中的发展为依据，为了这些幻想而随意脱离现实的发展。毫无疑问，发展正在朝着一个包罗一切企业和一切国家的、唯一的世界托拉斯的方向进行。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民族的等等——之下进行的，就是说在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即各国金融资本实行“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合以前，帝国主义就必然会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11) 列宁没有背离上述希法亭的两本读物。实际上，列宁从未否认他的小册子是《金融资本》的派生作品。 1910年，在维也纳出版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俄译本1912年在莫斯科出版)。虽然作者在货币理论问题上有错误，并且书中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12) 就第二国际的内部斗争而言，特别是就其专注于希法亭观点——它将资本主义竞争简化为自由竞争——的部分而言，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一本值得高度称赞的参考书。实际上，该书的第一章是致力于普及这个观点的介绍，在那里，对“自由竞争”概念的介绍甚至比《金融资本》更为详细。 竞争转化为垄断……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则完全不同了。(13) 在上述文字中，新古典主义企业是作为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出现的，它独自决定产出，从竞争对手那里只能知道市场价格及其成本函数。这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竞争的观点。所以，前面部分的表述理当作为分析的起点。 下面的一段引文涉及银行和金融资本在垄断时代的优势，列宁建议分析希法亭的结论，主要是指从卡特尔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本输出的“迫切需要”。 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转……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14) 令人惊讶的是，利润并非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而是资本的价格，就像新古典主义价值理论中的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是由稀缺性决定的。有关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需求重复了希法亭的观点，但是，列宁的论断仍有一定的新颖性。其观点有如下发展：农业领域的投资可能会提高必需品的产量并吸收剩余资本。但是，这也可能会导致工资报酬的增加、剩余劳动力的下降或地租的上升，抑或这种上升与下降同时出现。因此，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农业，工业的不均衡增长盛行于帝国主义阶段。这就进一步暗示了国际贸易是在不平等的条款中进行的，发达国家以有竞争力的价格购买农产品和自然资源，同时以垄断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无法期望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鸿沟会缩小。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工业部门的不均衡发展，不顾一切地需要新市场和投资领域来掩盖其产能过剩，剥削殖民地地区，以获得更高的利润率。除此之外，内部的关税保护也使得这些地区得以以垄断价格进行销售。 与帝国主义和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条垄断之路的大门现在已经打开，它直接排除了考茨基所主张的超垄断的可能性。 资本家瓜分世界……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至于这些变化是“纯粹”经济的变化，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化，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订立契约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和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15) 由于竞争已经结束，斗争就转为“一定实力”的较量。无论这种实力来自巨大的金融资本和垄断力量还是来自规则的力量，都只是“次要问题”，因为这些体系是相互关联的。列宁不再将资本主义竞争视为战争(在此背景下，现实的战争状态无疑会产生)，而是认为战争取代资本主义竞争，在此背景下，资本家之间的任何“协议”都只是短暂的休战，因为强者之间的发展是“参差不齐”的，强者与弱者之间也是如此。它“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也就是说，随每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垄断程度而变化。由于国内资本集中收益和垄断联盟银行金库中出现了新的资本积累并试图寻找国外的雇佣劳动力，从而动摇着迄今为止任何脆弱的平衡，“战鼓”声再次响起。 正如《资本论》所指出的，寻找新的市场和投资领域主要是为了抵消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因此会被资本家以任何手段一直持续贯彻实施。所以，帝国主义是一种存在，它出现在早期的生产方式中，虽然这并非资本主义的特色。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崩溃，战争出现在所有阶级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背景下，由于利润率的下降，当生产过程不能反映物价稳定过程时，这种崩溃就会出现，也就是出现了萧条。当战争作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上升为首要的议事日程时，危机就只是时间问题，二战就是一个相关的历史案例。列宁到了需要应用新古典主义垄断理论来解释帝国主义一词的时候了，因为他未能把握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这在第一部分已经提及，也因为垄断理论可能会提供一个明确的论据，以证明立即进行革命行动在落后国家具有合理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垄断力量所代替，意味着革命左派与工人阶级运动的分离，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必然性是减少战争，它颠覆了“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本性，并且把落后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 希法亭认为，增长受到阻碍是因为垄断削弱了生产能力；与此不同，列宁认为，垄断并不热衷于技术变革，因为垄断者因其主导地位而具有安全感。这种趋势被整个金融资产阶级的出现所强化，它们作为消极的租赁者无法“影响社会经济状况”。同样是这些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人，正在与政府密谋，并激化战争、剥削殖民地、瓜分世界，他们使用的仅仅是剩余资本，这些剩余资本作为多余的金融资本高利贷去剥削“债务国”。这里，列宁添加了他的第二个观点：过剩的资本家阶级通过腐化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工人阶级在享有特权的“工人贵族”与“真正的无产阶级”之间产生了分裂。这种特权地位被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当成了吸引部分工人阶级的物质基础。因此，列宁认为第二国际的分裂是“帝国主义阶段”工人阶级社会发展的政治反映。垄断模型及列宁对其的解释再次以错误的方式起作用。作为资本主义国家领袖的英国开始衰落，这被认为是发达资本主义的“裁员”。而且，政治经验丰富的工人阶级力量被移交给新的、作为工人贵族的社会民主党。当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崩溃时，垄断理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即这些力量背离了左派，转而追随极端右派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尽管布哈林最初所表达的大部分观点都被列宁所吸收，而且上面已经做了详细说明，不过布哈林还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这里的国家在帝国主义阶段是作为一个资本家集体而出现的。这一思想遭到了列宁的批判，而且也部分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政党右派的形成，因此需要明确提及。 布哈林得出的结论是，希法亭所说的国家的“一般卡特尔”到1915年已经完成，而且这个事实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的改变，正如《金融资本》所指出的那样。阶级冲突已经消失，湮灭在“国家辉煌”的“意识形态构想”之中。冲突转移到在社会经济的“全球基础”和国家掌控的社会价值中崭露头角的新兴世界市场。作为“集体资本家”(collective capitalist)的一员，国家通过战争影响冲突的解决。 列宁没有公开批判布哈林，但批驳了他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中的观点，这在1915年的党代会期间最有可能成为察觉布哈林态度的言外之意。他指出，国民经济发展部门(尤其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对称是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无政府主义特征没有消失，它影响着权力关系和战争普遍性的变化。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可以被视为这种观点的延伸，因为它强化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权力转移的趋势。列宁的这些理论上的不同解释同样缺少对布哈林著作的任何参考。 布尔什维克能够在会议决议中就分歧达成妥协，把将帝国主义战争的普遍思想转化为内战思维作为其首要任务。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着他们，直至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就是他们成功的主要原因。 然而，到1916年，希法亭模型的应用已经从探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问题转变为有关垄断、超垄断、有组织的国家资本主义、腐朽和工人贵族问题的肤浅争论。实施这些琐碎的主张在国家政治的层面具有合理性，例如，布尔什维克应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性的破坏，或是对“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改良(用新的社会民主党来取代工人阶级)表示担忧。在国际政治层面，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已经屹立在世界工人运动面前。无论是对布尔什维克而言，还是对新的社会民主党而言，维护像考茨基的“欧洲合众国”那样的跨国一体化的和平是应该追求的目标。 第二国际各派很快就迎来了政治上的成功。布尔什维克以1917年的十月革命创造了世界历史。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自“基尔起义”之后被广泛接受，这导致了德国的皇权被废除，并于1918年11月以“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的名义成立了政府。然而，如上所述，肤浅的观念继续主导着派系之间的理论争论和政治实践。 对独立社会民主党来说，接管“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在政府成立之前就被证明是幼稚的。他们被认为是在管理一个破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生产由于战争而恶化，巨额战争赔偿只能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支付。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分裂和背叛结束边缘化状态，在1919年1月的选举中对某些旨在缓解大众不满情绪的劳动改革投了赞成票，这使冲突迅速恶化。他们的政策的悲惨受害者首先是革命派斯巴达克斯，然后是德国，最后是全世界。 四、现代的回归 尽管苏联在20多年前已成为历史，工人运动对过去一代人来说也已衰落，但是资本主义在2007年还是进入了一个萧条期，这是新世纪的第一次，它证明，资本主义体制性的内在趋势会产生资本主义长波，这是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模式。 危机的爆发是以一种上升趋势为先导的，这种趋势大约开始于1980年前后(在那之前是70年代的萧条)，然后在90年代和世纪之交发生了两次主要的经济衰退。引发经济上升趋势的是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反常和战后福利国家的破产，这使此前10年间一直下降的利润率回稳。但是，利润率并未回稳到支持增长的地步，因此，劳动市场的反常是与强劲的金融自由化联系在一起的，金融自由化与央行干预的低利率一道，降低了利息率并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率”(利润率低于利息率)。增长重新开始，但是，解除管制的金融市场与较低的债务偿还成本和“金融创新”一起，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债务积累和金融部门的极度膨胀，其间伴随着企业的适度增长。这种现象被称为“资本的金融化”。很多正统经济学家无视这个过程中的利润率因素，认为“金融化”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和动力方面已经实现了质的变化。希法亭以同样的方式指出，随着19世纪70—90年代的大萧条，中央银行、卡特尔和信托机构的出现改变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性质。 希法亭方法论范例的这种应用要么是直接的，如《金融资本》是解释金融资本主义现状的第一次尝试；要么是间接的，在此意义上，每个长周期都包含着“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资本主义就是危机中的该“结构”)的兴亡。 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金融资本》中包含了何种货币理论和金融方面的见解，可以让我们了解当前的危机？让我们从利息率开始。第六章的最后一段很有新意，与所有知名经济学家不同的是，希法亭在此指出，通货需求吸干了黄金储备，触发了央行贴现率的增加，在经济扩张期间，这反过来又提高了市场利率。他放弃了任何分析的努力并得出如下结论： 因为利息率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中很少变化，而利润率下降，所以总利润中的利息份额与企业利润相比有某种程度的增加，即游手好闲的资本家的份额靠牺牲职能资本家而增加。这一事实虽然同利息率下降的信条有矛盾，但却与事实相一致。它同时也是生息资本从而银行的影响和意义增长的一个原因以及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一个重要杠杆。(16) 这里顺便指出，考察当前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利息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20%下降到2007年的大约2%)，我们应关注如下基本结论：(1)利息率是相对稳定的；(2)与下降的利润率相比，这种稳定导致银行的影响力不断增强，“金融资本”盛行。 但是，何为“金融资本”？它是工业股份公司通过银行参股控股而实现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但是，考虑到利息率稳定和利润率下降的假设，当能通过利息占有工业日益增加的利润部分时，银行没有理由持有工业公司的股份。正是在这一点上，希法亭观点的第二部分——如上所述——开始起作用。随着资本的集中，在资本主义竞争时代，所谓垄断的盛行以及随后的利润率逆转、银行利息收入积累等，均找到了进入企业的通道。 这里顺便再提一下大卫·科茨(David Kotz)的观点，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以拥有无限竞争力的大公司为标志的。现在我们转向下一个问题：债券和股票是如何获得固定的和先进的流动资本资格的？希法亭认为未来收入的折现率阻止了预期收益率(“虚拟资本”)。这大概与马克思的态度一样，但是希法亭作了额外的假设，即预期收益率是“完全稳定的”。在希法亭那里，利率就是利润的最小化，低于这个最小值，生产即停止。哪个评估模型适用于这个世界呢？当然是股利贴现、贴现现金量或贴现收入这组模型，因为完全的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只是假设，预期收益率仍然符合利息率，这是新古典主义始终如一的无风险利润率。 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银行有强烈的动机去垄断部门的股权从而实现“发起人利润”(promoters' profit)，这种利润非常类似于票面上的股票价格与市场上的股票价格之间的差额，它超过了发起人可能另外获得的利息率。另一方面，由于工业资本家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可能得不到资金资助，另外也是因为他们已经建立的企业需要大量资金，所以他们乐于让出部分资本收益。这样，垄断和“相当稳定”的利率共同导致产业和金融全部控制在“金融寡头”手中，并且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理论中所说的那样，改变了资本主义关系。 这些有关资本市场运行的观点之间是否存在什么联系呢？答案几乎一致是“没有”。1983年，主流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指出，利润或股利的变化不能解释股票价格的波动。这就意味着预期收益率不是稳定的，而是高度可变的。银行和金融资本家不断地调整其持有的股权，以便与企业利润率的增长保持同步，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高度不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金融资本家已经不愿意长期持有产业股份的原因。 希法亭所指的基本稳定的“发起人利润”还有进一步的含义。在他的观念世界里，金融危机是不可能的，因为“垄断联合体”在衰退期间可以通过运行保持最大的活力，并充分利用积累的储备。因此，通过用银行信贷替代商业信用，公司释放资金可以使银行保持信贷流动。 尽管希法亭的结构体系对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的解释极其不充分，但是正统的经济学家们还是在其用“发起人利润”解释“金融化”和当前的萧条的理论中发现了相当有见地的观点。“金融化”来自“斯威齐剩余”(Sweezy surplus)(垄断剩余的另一种说法)，这些剩余在60年代的黄金岁月里积累起来，又在70年代的危机中耗尽在银行的保险库里。由于积累的储备，以及有能力通过债券和商业票据而加强举债经营，大公司日益独立于法人银行信贷。在此背景下，银行承诺重组其收入集中来自保险公司的股票债券和融资消费支出的活动(抵押贷款、耐用消费品等)。由此，金融融入到整个社会并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 但是，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是如何出现的呢？这种理论的支持者认为，由于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投资和公共债务的发行减少，为了寻找其他利润来源，银行开始实施金融创新，以便能通过证券化(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来解决住房抵押贷款，以获取新的资金，分配给信用较低的其他消费者。信贷膨胀推动了价格上升，造成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由于工资有限，当抵押贷款量增加时，银行停止贷款，于是泡沫就破裂了。然而，这并非一个危机理论，而是一系列事件的流水账，这些事件导致了美国次贷市场的崩溃并触发了当前的萧条。 为了建立一个基本的危机理论，我们必须探明企业投资放缓的原因。此外，由于这些理论的支持者坚持认为目前的危机与盈利能力无关，因而我们需要一种将盈利能力与投资分离开来的理论，以便确立金融化的独立驱动机制，这就导致了新理论的出现。在既定的背景下，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上世纪70年代垄断化的增长导致剩余增加，即某种意义上新古典主义垄断经济利润的积累，从而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是最初由希法亭讨论过的消费版本，被卢森堡和考茨基所发展，接着又被卡莱茨基以及主要是巴兰(Paul Alexander Baran)和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所详细阐述。银行利用经济剩余创造足够的需求，通过消费信贷来弥补“需求缺口”，这就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除了对利润和不消费进行了显而易见的批判之外，利润和消费还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既然如此，金融化就不是危机的原因。原因存在于公司的经济部门，正如所有的消费不足理论一样，斯威齐认为资本主义对持续增长无能为力，相反，“‘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于金融扩张”。 按照上面的推理，金融化无法构成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它是“消费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的停滞本性的自然结果。为了支持金融化导致危机的理论，必须颠倒因果关系，对公司投资和/或需要更多财政支出的更高级别投资而言，注定要由高额的金融回报转向减少资金，这是投资放缓的原因。换句话说，尽管利润率高到足以维持增长，但非生产性财政投资成了负担。社会学上所说的资本的“高利贷者”和“租赁人”阶级的盛行——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现在用来解释金融的不均衡增长，它往往成为制造泡沫继而引发危机的原因。相应地，这些发展实现了“代理人”之间权力的转移，非生产性高利贷者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合伙人，而且受到国家和中央银行等机构的支持，并因此持续削弱着经济增长，增加了金融危机事件发生的概率。 这场争论的两个版本与希法亭和列宁的思想直接相关，它明显地依赖于这样的想法，即产业间的不均衡增长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唯一不同的是，危机过去被理解为10年一个周期，现在则被认为是一系列高度可能的金融危机事件。以生产和金融为例，如果部门之间的均衡发展能通过国家干预得到恢复，那么资本主义就可以维持永恒增长。 生产方式萧条理论的匮乏困扰着政策建议，这与这套理论在上个世纪最初几十年所引起的争论非常类似。由于金融调节，资本主义对危机可能具有免疫力，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银行监管就是答案。但是，也可以这样说，在金融资本主导国家的情况下，政府和央行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这种尝试就像考茨基的“超垄断”一样是一个谬论。全球数十亿人都面临着一种残酷的阶级政策的后果，该政策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利润率，从而使增长达到可以忍受的水平，这一进程似乎正在缓慢前行，尖锐的矛盾削弱了其与金融系统的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异端经济学已经向主流经济学家的日常经济政策投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支持财政紧缩政策，垄断了经济政策讨论的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紧缩政策”实际上是造成危机持续的原因。异端经济学家们在“政治迫害”中自我约束，结束了对当前危机是否标志着金融化资本主义的终结、或者我们是否将亲眼目睹金融化时代的第一次重大危机的争论。 五、总结与结论 用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这双“眼睛”来回顾历史，并非全面的历史分析，但它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去识别隐藏在实践、政策和行动中的基础理论。在特定的时段内，“先行者”的想法在历史结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希法亭模型向左派靠拢时，它是迄今为止可以被称为“主导模型”的最佳选择。尽管如此，与危机期间作为解决方案出现的主流经济学模型相反，这一垄断模型在大萧条时期完全落在了时代的后面，也就是说，当左派有望占主导地位时，希法亭模型却没有包含一种内在的萧条理论。希法亭只是观察到了萧条期过后资本主义恢复增长的能力，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解决其固有矛盾的能力，其最后的分析结果如上所示，应用了新古典主义的竞争理论以及“现代投资理论”的元素。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仍然还是一种生产部门之间、或由这个世界中的权力关系所主导的国家之间不均衡增长(如列宁在其帝国主义理论中所指出的)因素的危机表现。 我们注意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的这种理解在上个世纪前30年左派政治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在共产国际“第三阶段”达到了高潮。在那些关键时刻，左派中的所有派系都没有能力理解“大萧条”的原因，也就是说，没有能力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充满矛盾的内在动力机制，这就削弱了他们的经济方案的说服力，而这一经济方案可以满足人民的需求，甚至能为战胜资本主义铺平道路。这种状况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以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制度的承诺一起，导致了极右翼盛行这一灾难性的后果。 相当一部分异端文献并没有将这些历史事件当作案例。本世纪初，左派理论家们以同样的态度，从第一部类和与之相关的第二部类之间不均衡增长的角度来解释危机。对当前的萧条，他们试图从金融部门和与之相关的生产部门之间不均衡增长的角度来说明。也就是说，金融化是独立地理解利润驱动增长这一矛盾的关键。由此，相当一部分异端文献得出结论：通过国家调节，均衡可以得到恢复。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可以毫无阻滞地增长。同时，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是左派，虽然全球数十亿人正面临着悲惨的后果，但他们所讨论的经济政策议程并未受到挑战。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支持和发展这种争论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多年来，已经出现了格罗斯曼的著作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支持，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对构成马克思资本理论之基础的观点的介绍，以及因为篇幅原因在这里无法一一介绍的当代众多理性分析和实证经验的著述。按照这一思路，利润驱动增长及其固有矛盾是分析的核心。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在这场争论中，金融化可以得到详细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的危机可以理性地归结为一种萧条，这已经从它的持续时间和后果方面得到了证实。这种理解也揭示了政策实施的本质，而且可以作为我们时代所迫切需要的促进政策选择的起点。 本文系德国慕尼黑个人经济学文献档案馆(MPRA)整理收藏的经济学论文，2013年8月31日提交。译文有删节。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6)[德]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5—256、256、201、213、296、270、209、259、260—261、260、103页。 (11)(12)(13)(14)(15)《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331、340、377、388—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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