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专题讨论)——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轨迹——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基本特征——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集中表现——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轨迹论文,基本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轨迹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尝试探索阶段(1917-1949)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尝试探索阶段是由两个小阶段组成，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阶段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尝试应用阶段。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人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和中国化应是十月革命以后。毛泽东曾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①从此，中国人才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系统传播，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取得社会主义成功，必然要遇到许多特殊复杂的问题，仅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是不可能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中国需要建立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早表述了这一理念的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的先驱者李大钊。
此后，在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学术界广泛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发展道路的论战。在论战及此后的研究中，一大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如王亚南、许涤新、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漆琪生、陶大镛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②王亚南、许涤新关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理性分析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的认识；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则通过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分析，对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作出了比较正确的说明；漆琪生、陶大镛、许涤新等理性地分析了“工业立国”和“农业立国”的辩证关系，许涤新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必然要尽量的工业化、必然要使农业工业化”的观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统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表现。
这期间最先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作出概括、提炼并提出创建“中国经济学”的第一人是王亚南，他认为，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③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以及学术论战所提供的理论背景资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也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毛泽东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④为此，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充分地吸收了中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途径的研究成果，并通过中国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实践检验后，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不仅是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一大理论贡献，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基本法宝。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全面推进阶段(1949-1979)
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全面推进阶段。这一阶段又分为两个时期：社会主义过渡经济时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时期。
1949年，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开始肩负指导整个中国经济活动的使命。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来预测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因此，经济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须进一步探索如何在生产力水平低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一种崭新的实践活动，没有成型的理论可以借鉴，所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结合经济实际，探索发展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道路，就成为官方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重要任务。⑤
新中国建立之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结合中国实际，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构想，充分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社会主义首先要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任务后再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时期，针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中国学术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国情，研究和讨论了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问题，从而出现了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过渡时期中国化的研究成果。例如，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过渡时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经济规律，与其他经济成分相适应的经济规律只能处在从属地位”⑥；又如，一些学者在过渡时期不仅关心和研究生产关系变革方面的理论问题，而且还十分注意研究经济运行层次方面的理论问题，包括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
同时，在过渡时期，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领导中国人民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三大经济纲领，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以保证经济恢复、国民经济状况好转和人民政权的巩固；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了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进入了大规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有具体的分析，而斯大林的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苏联工业化道路已经显示出某些弊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究竟应该怎样走？已经成为重要课题。这时，中国领导人突破了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农轻重为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在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复杂的经济关系方面，中国领导人围绕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这一中心，形成了对经济活动中各种关系的辩证认识；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规定为，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既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也为中国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者针对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的弊端，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进行思考。主要表现在：(1)广泛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范畴、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所交换的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等问题，从而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商品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有没有交换，公有制条件下存在交换，这些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这些观点突破了商品经济与私有制相联系的传统看法，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2)对社会主义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有的学者提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同价值规律不是互相排斥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必须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3)结合按劳分配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理论研究。例如，在按劳分配客观性的研究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劳动力归个人所有是按劳分配的直接依据；在劳动的计量方面，有的学者提出，要综合劳动的潜在形态、流动形态、物化形态这三种形态来计量劳动报酬；在按劳分配的实现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按劳分配的实现程度要受价值规律的影响。这些认识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全面推进阶段，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特殊的政治和经济背景，虽然中国学界和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但在实践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理论上既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也有过严重的失误。这些失误与教训主要体现在：不顾中国经济的特殊情况，构建了一个像苏联一样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且像苏联那样，超越生产力的实际，追求单一的公有制，结果在中国一度出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的现象。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突破发展阶段(1979—)
在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时期经济建设的一些失败与教训之后，无论是领导层还是学术界，都在积极反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中的一些问题，并从1979年开始，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性认识程度最高、创新性成果最多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重大理论发展首先当属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是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现时代怎样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规律为主题，从方方面面解答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解答的一系列问题，并且创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是作了大致的勾勒。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曾论及社会主义阶段的划分问题，如中国理论界就曾使用过发达的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成熟阶段和不成熟阶段等概念，但都没有进行比较充分的论证，也没有把社会主义阶段的划分作为制定政策和分析问题的重要依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促使一些学者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最终在中共十三大上作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任务、特点和基本路线作出全面的、深刻的论述提供了理论来源。
关于市场经济、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结合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从未涉及过，在传统经济研究中，人们较多地注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研究，忽视或轻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具体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更不重视对计划经济和市场关系的研究，这就使经济理论研究脱离了经济实践。中国学者孙冶方、骆耕漠、于光远、卓炯等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进行创新性的探讨。⑦这些研究成果科学地解决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独特理论框架提供了思想材料。
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价值。从这个意义说，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论研究最重要、最突出和最有创新意义的成果，是中国官方与学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时代变化的新特征与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重大的历史课题作出的最深入、最科学的回答，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突破性的发展。
此外，中国一些学者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进行的理论创新；一些学者在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制度中，突破把按劳分配视为社会主义唯一分配原则的观点，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理论，并把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以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创新；一些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从生产力角度认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必然性的经济思想，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生产关系层面对对外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创新等等，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增添了新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奠定了充满活力的市场微观主体，从而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国经济持续至今的高速增长。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基本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是具有世界性和普适性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实现民族化的基本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性和普适性，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中实现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与民族特点相结合才能在各民族生根。另一方面，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化和国际化。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点、风格和形式来表现，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理论，才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际意义和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建立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必须正确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突出。正是基于这一国情，在社会主义阶段性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得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依据这一基本特征，建立起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集中结晶。近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在正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无疑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必然选择。
当然，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使中国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社会矛盾没有变。“两个没有变”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中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必须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特征，体现时代要求。静止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生动实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
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样，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性。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时期，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为381元，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占比分别为27.9％、70.5％，进出口总额为5700亿元人民币(1980年数据)，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恩格尔系数为57.5％，人口城市化率为17.92％。⑧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首先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就是如何摆脱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状态，加速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此，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1987年，中共十三大郑重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工业化初期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这个阶段的鲜明特色。
到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时期，中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2005年，中国人均GDP上升为15930元，按照当年平均汇率计算已超过2000美元，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合计的产值和就业占比分别达到87.4％、55.2％，进出口总额增长为17607亿美元(2006年数据)，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到10493元，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6.7，人口城市化率提高到42.99％。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就是立足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为此，我们就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化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的沃土之中，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⑩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又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新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根本保证。(1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到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最后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期间经历的曲曲折折、形成的共识与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参考了外国包括苏联的经验教训，在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一步一步明确和实现的。(12)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计划和市场是方法和手段问题的讨论中起到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重要作用。
然而，近段时间以来，在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上升，一些经济学家也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13)这种无条件、无原则、无目的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是不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的。历史事实表明，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试验已经遭到严重失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不可能把中国引向繁荣富强，更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所以，今后中国的经济学者不应仅仅满足于照抄照搬和全盘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而应深入了解中国的特殊道路和复杂国情；不应当只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消费者，而应当成为中国经济理论的生产者、创造者和建设者。(14)当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和谐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一门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又是一门具有无产阶级鲜明阶级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是指这门科学的理论体系反映一定阶级的意志和要求，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15)，“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6)。在这种历史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阶级性转为和谐化。这种和谐化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妥善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17)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带领下，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妥善解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8)。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19)。在这种时代条件下，我国更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体来说，就是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组合，利己与利他相统一，动态推进与统筹兼顾相结合的原则，以各级政府、各类组织、社会公众为主体，以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为客体，运用政府协调、组织协调、伦理协调等工具协调各类利益，最终达到收入分配公平、经济充满活力、利益表达顺畅、精神文化高尚的过程。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不断相结合的过程。这一结合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两个理论体系，即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当代的集中表现，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
1.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调节等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发展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从目的的角度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又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从制度的角度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整的体系，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三是从属性和要求的角度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等重要论断。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调整和改革了中国的所有制结构，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中共十五大报告正式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3.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二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将实行按需分配原则，低级阶段则要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从以下三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分配原则：一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二是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4.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思想。经济改革的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要从实际出发，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要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来。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既要反映和体现市场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包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机制等。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6.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发展的思想和理论非常丰富，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和“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理论，关于做好“三农”工作，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理论，等等。科学发展观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系统的思想，包括关于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理论，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的战略思想，关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关于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理论，关于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理论，等等。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
7.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确立了实行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开放理论也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一理论包括以下主要的原则：一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二是强调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两重性，可以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它促进世界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造福各国人民；另一方面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球扩张，进一步加剧世界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继续扩大南北发展差距，加剧贫富分化和环境恶化。我们应选择并推进前一种趋势，警惕并控制后一种趋势。三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8.自主创新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科学分析中国基本国情、全面判断中国战略需求作出的重大决策。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内容十分丰富，除了以上八个方面的内容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建立创新性国家的理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的理论等也很重要。不过，以上八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了，它们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立场和价值观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定，同时又根据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根据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创新与发展。其中，有的内容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如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我们在坚持这些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断探索这些原则的实现形式、适用范围和运行过程，从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有的内容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发展，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问题，完全是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出了新的理论说明，从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还有的内容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创新，如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观点和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则等，实践证明是不现实的，我们从实际出发修改了这一原则，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既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和具体运用的过程，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
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当前最重要的意义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探讨中国改革开放道路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目前面临两条道路选择：一条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另一条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下，走西方国家早期走过、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又曾试图效仿的、不可持续的贫富两极分化的老路。
有人按照西方经济学界的说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称为激进的经济学，把西方经济学称为建设的经济学。这种说法很不适合描述它们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广大劳动者都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发展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创造的，中国工人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保护好他们的利益是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只需要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调整和完善我们的制度，通过渐进协调的改革开放方式，就可以发展我们的经济。
相反，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只有资产者(或称企业家和人力资本)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广大劳动者的作用和物的作用是一样的，经济发展是少数资产者单独创造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最有利于保护他们的利益，是永恒不变、最有效率的制度。现在一些人之所以按照西方经济学主张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老路，是因为他们看到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原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认为我们也必须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不然就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联手打击下走向死亡；而中国一旦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可能把中国当成自己人，大力扶植和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而且，资产阶级的政权都是民主的，可以很容易得到中国大多数人的拥护。但是，这些有关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想法，都是基于对当代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所产生的。
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是很多的，有的甚至比我们的矛盾还大。现在，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情况下，只要我们巧妙处理各种关系，利用矛盾，刚柔并济，做强自己，就可以在世界上立足，而完全不必非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不可。相反，如果中国真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肯定会引起政局的不稳和社会的动乱，西方国家则倒是真有可能趁乱介入，打击中国。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它可以使我们不为西方经济学激进的理论所迷惑，在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问题，积极研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时，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避免或尽量减少资本主义的苦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比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意义，还在于它比西方经济学更具科学性。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规律，必然要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追求的真理总是服务于人类社会某一人群的利益和价值。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的是创造财富主体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劳动人民的财富创造活动是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所以这种经济学具有最强的科学性和最大的包容性。在一定意义上，它追求真理所服务的利益或价值，也是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价值。然而，西方经济学的有些学说，虽然也揭示了社会和经济中的某些真理、某些规律，却只是以少数人的利益和价值为目的的，因此，具有较多的片面性和非科学性。
目前，西方经济学家们大都接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把经济学局限于主要分析人们改善资源配置形式所需要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为此，他们在基础理论研究中，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建立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用于只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建立了均衡价格价值理论，用于只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一种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增长，就是无法用边际效用论来解释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对财富的需求确实有了很大的增加，从8亿人增加到了现在的13亿人，人口增加后如果供给不变，那么人均财富将减少，东西将更为稀缺。这种稀缺运用边际效用论解释，只能使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的价值比以前大了，但不能解释客观的使用价值为什么比以前大，因为它不去研究财富的供给。也就是说，它只能解释同样大的一张馅饼为什么人们对它的评价更高了，但不能解释一张馅饼如何可以做得更大，或如何可以使一张馅饼变成两张馅饼。
均衡价格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价值论。这种理论不区分劳动产品和非劳动产品，把价值等同于供求决定的价格，只承认有价格存在，不承认有不同于价格的价值存在。它认为，就市场经济中商品财富的生产来说，成本是供给后面的原动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动力，两者通过供求的波动，共同决定了财富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生产成本和边际效用是供求规律的两个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双刃相比拟。研究商品财富的价格是受效用支配还是受生产成本支配的议论，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纸或下刃裁纸的议论。
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没有劳动价值论的价格理论。它为避开生产关系研究交易关系，指出价格在市场经济中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及供求对价格波动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起点。他们的理论实际上承认商品具有两重性，因为他们承认效用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承认商品使用价值的存在，他们承认价格或交换价值的存在实际上就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存在。只不过他们不承认这种交换价值是人的劳动创造的，而把它说成是将人和物混为一谈的生产成本“供给”的。这种将财富笼统说成是“供给”产生的说法，虽然可以适用于土地这样的非劳动产品商品，对于商品财富绝大部分的劳动产品商品而言，显然没有揭示其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既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又研究生产关系，除了承认商品财富具有使用价值、其价格或交换价值是在市场上通常由供求关系决定以外，还承认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性。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形式，价值则是交换价值的本质和内容，是由生产它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其中交换价值一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能接受的概念。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价值必须表现为交换价值，但交换价值并不等于价值，价值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西方经济学承认价值离不开交换价值，但只把价值定义为交换价值，即均衡价格或平均价格，所以交换价值在这种理论里有地位，但“价值”一词在西方经济学里没有独立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有西方经济学里的交换价值的概念，但西方经济学里却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的价值的概念，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比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更高级、更科学的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的中国化，可以为我们从对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分析入手，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提供更具科学性的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与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的、先进的、有生命力的学说，但必须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和其他人类文明的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对它进行创新发展。这是因为，某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是不同的，中国的社会和西方各国的社会以及阿拉伯各国的社会是不同的，古代的社会和现代的社会也是不同的，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真理都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相结合。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品格。西方经济学也包含有对人及其行为规律的研究，它的这种研究大都建立在人都是超时代、超历史、超社会的具有理性利己心的“经济人”假说基础之上的。应该承认，这种经济人假说，在人的诸多心理特征中，抽象出了利己和理性这两个主要特征，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来说，有一定的适用性。采取这一假说，可以方便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建立经济模型和运用数学推导，以一种形式化的方式促进经济学的教学和传播。
研究中国现阶段的经济问题，使用经济人假说只是一种方法，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有上面提到的优点，但也有缺点。因为这个假说已经使“经济人”变成了一种与人的复杂性和历史性无关的“机器人”。在这个机器人假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证明也许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对于研究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的特殊问题，却往往并不适用。
与上述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不同，马克思主张研究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人，他在《资本论》中研究的人，都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都是结合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设定的。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只依据西方经济学，研究它所规定的一般经济问题，更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研究我们面临的特殊经济问题和需要研究的一般经济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相结合。
这样，我们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只依据抽象的经济人假说，而且更要依据中国的现实。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竞争也是一个普遍规律。竞争的作用使得经济主体(企业、个人)都必然优胜劣汰，有的企业获利多而发达，有的企业获利少或亏损而不景气甚至破产；个人也因能力不同、素质差异和勤奋程度不等以及机遇顺逆等情况，有的收入丰厚、生活好，有的收入少、生活贫困。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的原有经济基础、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的差别，以及地区领导部门贯彻执行有关经济政策的差异等等，也必然造成发展程度的差别，造成财政收入有多有少。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必然造成经济主体富裕程度的差别，最终形成经济主体和各地区有先富与后富的差别，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辩证法的必然结果。
随着经济运行中结构和机制的变化，人们的行为和观念也会随着发生变化。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经济事实，不容人们置之不理。人们的行为和观念归根到底由社会经济状况决定，同时反过来又对社会经济状况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甚至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一旦社会舆论和人们的观念改变了对“先富起来”的评价，解除了思想禁锢，经济主体就会激发出无比的积极性，在经济生活中，以各种劳动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国市场经济确立之后的经济发展，也证实了行为和观念转变的重要及对经济生活的巨大的能动作用。
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现实中形成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念，并不意味着这部分人可以用自己的先富压抑其他人和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而是要求先富的人要有利于和带动他人和社会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这里讲的先富起来，已经包含道德的限制，即要求人们按照合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去致富，排除那些不道德的致富方式。这是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说不同的。
从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得出的有关人的行为和观念的另一个要点，就是“先富的人要带动整个社会的人走向共同富裕”。这个要点的理论化，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性。如果说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说对于人们的竞争关系还有较大解释力的话，那么它对中国的这种关系来说解释力就很小了。在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说看来，利己促使人们相互竞争，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先富的人利用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政权压榨穷人是合理的现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却不是这样看待问题的。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实践中，曾经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不是要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也不允许两极分化，而是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他明确而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20)这段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和特殊阶段相结合的论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意义。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上海，生活书店，1936；《中国经济原论》，上海，生活书店，1946；许涤新：《中国经济的道路》，上海，生活书店，1936；钱俊瑞：《中国地租的本质》(1935)，见《钱俊瑞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上海，新知书店，1937；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一卷，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陶大镛：《陶大镛全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③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见《王亚南文集》，第1卷，第119—125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⑤程恩富：《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改革流派——程恩富教授在日本经济理论学会和横滨国立大学的讲演(节选)》，载《文汇报》，2004-04-11；马艳：《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与创新》，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2).
⑥项启源：《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反思》，第9—1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⑦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骆耕漠：《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于光远：《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⑧⑨陈佳贵、黄群慧等：《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05年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zhuanti/gyhjcbg/2007-09/10/content_8850663.htm.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14)纪宝成、张宇：《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见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政治经济学》，第14、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13)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经济研究》，2005(10).
(15)(1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6)(18)《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第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第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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