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视历史周期率，强化执政力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639X(2009)04-0011-04
无论是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社会生态系统，还是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都无法掩饰、忽略或抹杀周期性原理的作用。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古代历法早就认识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周期性规律。《黄帝内经》用十天干、十二地支揭示了六十甲子人生周期理论；《孟子·离娄章句》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表述出一种生命周期的判断；《论语·季氏》则用“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来预测历史兴衰成败的周期。
正如古人把“一治一乱”的历史规律总结为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这充分彰显了人类文明的起伏跌宕，并揭示出某种或主观或客观的周期性特征。纵览中国历史，重要朝代的历史生命一般都是“三百年”左右；如果是一个更强大的朝代，其历史生命可以延续“六百年”之久；历史的“短命王朝”或者是30年、或者是60年、或者是120年左右的寿命；比较不稳定的强大王朝，其历史寿命则在200年到300年之间不定。朝代更替的起伏跌宕之势，可从“历史年代图谱”[1]中一览无余。
人类近代、现代、当代的政党政治是对封建专制政治的否定和摧毁，是以科学和民主为前提、以人权和平等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模式，但也同样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历史周期率现象。
一个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或鼎盛时期，是否都有一个“天数”的基本限制，是否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和历史命运，历史兴衰成败的“周期率”是否统揽一切朝政的命运，这是值得我们深思与慎重研究的。
一、“窑洞对”引发对历史周期率的思考
对人类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史跌宕起伏与兴衰存亡进行描述的周期率，在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长河与当代激流中，已经成为标准的政治典故。典故本身以其独特的思想、政治和历史意蕴，直至今日仍然是一个广为中国共产党人与爱国民众谈论的政治话语。典故的产生，是有其深邃的历史背景的！
1945年中国的抗战胜利在即，国民参政会在讨论“五五”宪法草案时，会上有人想甩开共产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而对正在召开的参政会，共产党方面却表示不参加。在这样的形势下，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政治活动家、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职业教育的首创者黄炎培先生极为忧虑，他提出：“这份宪草有值得极度重视的一点，就是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气氛中产生。”国民党元老褚辅成等继而发言，赞同黄炎培的意见。之后，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7人致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又求见蒋介石，力促恢复国共谈判。三周后延安给予了肯定答复，并邀请“七公”前往延安访问。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等6位国民参政员，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应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之邀，飞抵延安。毛泽东及中共中央30多名领导人，亲临机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在延安的五天当中，黄炎培和毛泽东促膝长谈达10几个小时，特别是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诚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做客，毛泽东和他老师的老师——徐特立的恩师黄炎培推心置腹，纵论天下，宾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主席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68岁的黄炎培直言：“我生六十多年，耳闻姑且不论，凡亲眼所见，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起之时，虽艰难困苦，大凡聚精会神。无一事不用心，无一人不尽力，力求万死中觅取一生。故而无不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稍佳，精神便随之懈怠。于是惰性发作，渐趋日下。逮乎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以扭转，且补救无计。抑或天意使然，抑或功业驰驱，致使疆域扩充，良材竭蹶，无韬略以应对，少贤德于景从。但逢突变，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致家国以倾覆，陷生灵于水火。是故周而复始，几成定率。”“吾观中共诸君，前仆后继，探求真谛，希图一条新路，欲摆脱此周期轮回，敢问主席可有良方治世？”[2]157
黄炎培诤言耿耿，掷地有声。毛泽东闻言，慨然而论：“民为政本，国为政体，新路在幄，是为民主。民主立国，人人尽责，唯政当察于百姓，为党方得尽心敬事，秉政施德，固不会蹈前车之覆，亦可免人亡政息之祸焉。”[2]157
对53岁的毛泽东独特、深刻、睿智而又机敏的回答，集教育、经济、政治“三栖”人物于一生的黄炎培，当即表示赞同：“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3]“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157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更胜于《隆中对》的“延安对”或“窑洞对”。历史的“周期率”就这样被经历了反清、民国与共和国，亲眼目睹了清朝垮台、共和肇建、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蒋介石政权风雨飘摇的黄炎培描述出来了。黄炎培和毛泽东的一番著名的窑洞对话，虽然不是直接对未来历史发展的预测，虽不能称是全面科学地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但其洞察了历史发展的周期律，表现出来了对现实、未来的深邃忧虑。60多年来，这个历史周期率始终萦绕于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头脑之中，让中国共产党人视为言若警钟，长鸣不已，成为他们思考和探索的共同课题，即中国共产党人怎样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怎样跨越和超越这个历史周期率。这个历史周期率更令世人喟然叹服，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嬗变，20世纪90年代初所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等都曾先后失去了执政地位，中国国民党在经历了蒋氏父子两代人励精图治，苦心经营之后，政权也曾落到怀有严重分裂倾向的台“独”分子李登辉手中，后治理权被民进党所取代……历史与现实所发生的政权更迭，国家兴衰存亡，使历史周期率具有政治谶语般的魅力。在它的警视与鞭策下，中国共产党人仍需不断地自警与自省，毛泽东肃然相答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仍需中国共产党人去验证、去践行、去兑现那铿锵的承诺。
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警视了历史周期率
所谓历史周期率，一般是指在私有制社会中，剥削阶级所建立的集团、政党、政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始兴终亡”的历史周期现象。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周期律，也可以说是反映荣辱、盛衰、兴亡的一部历史、以暴易暴的历史、成王败寇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周期演变表现得十分明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就表现了这样一个200年左右的周期，前几十年稳定、发达、兴旺，进而达到鼎盛阶段，之后开始走下坡路，直至腐败灭亡。一个新的朝代通过政策调整给社会注入新的活力，继而，新的朝代就如同旧朝代一样经历扩张、过度膨胀和衰败，又被下一个朝代所取代。
对如此一部兴衰成败、盛衰荣辱的历史，自古以来，从不缺乏帝王将相、仁人志士的思索、践行、验证与探讨，以期跳出周期循环的“周期率”。嬴政大帝“奋六世之余烈”，横扫群雄，一统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并鉴于春秋之乱，战国争雄的教训，推行郡县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改王称帝，个人专制，自称始皇，试图从他开始，“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鉴于历代王朝的经验与教训，刘邦建立汉朝后，采取以政富民，以德化民，“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维护稳定，社会和谐等无为而治的措施，经过55年的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4]刘秀，以“柔道”治天下，采取“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简化机构、裁减冗员，提倡儒学、表彰气节，注意民生、与民休息”等一系列措施，于东汉前30年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缓和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长的“光武中兴”。唐太宗李世民居安思危，招贤纳士，励精图治，广开言路。他要求上至君王，下至小吏，都要廉洁自律，忠于职守，于唐朝前30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清军入关后，也曾在清朝立国60年前后创造了“康乾盛世”……仁人志士、墨客骚人也曾用《阿房宫赋》、《过秦论》、《隆中对》、《甲申三百年祭》等，对农民起义、朝代更替进行剖析，对由开始的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到夺取政权后的迅速腐败、分裂，进行了深入的描述、感叹、思索和探索……
所有这一切的描述、感叹、思索、践行、验证与探讨，都未能使历史上的任何王朝兴盛衰亡跳出周期率。对此，历史学家们的分析结论是：历代王朝之所以沉沦在历史周期率中，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受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君权至上的专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一个封建王朝早期的统治者对“人心背向”的决定性意义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有着深刻的感悟。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下层劳动人民实施“减轻负担、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让步政策”。然而当一个王朝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统治之后，那些生长于皇宫内院的王公贵族及其后代，对国计民生缺乏真知灼见的认识，对君王与臣民百姓关系的领悟僵化、浅薄，贪图享受，奢侈腐化的统治者，其治理结果必然是误国误民、劳民伤财，或不思进取、无所事事，或官宦强人左右国政而无可奈何……
对历史的这种周期循环性，在国外也有类似的分析与研究。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就曾通过其《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从理论上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兴衰更替的“真正原因”。奥尔森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完成历史的周期性任务，进入下一轮循环。”[5]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则从科学的层面宣告：“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6]169，但“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6]181，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肯定的因素保持事物的存在，否定的因素促使事物的灭亡，正是这两种因素的矛盾与统一，推动着事物的产生、发展与灭亡；任何具体的“统治”也是一种事物、一种存在，“某种统治”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产生它的历史条件来说，它的存在是合理的，是一种肯定因素；但当“这种统治”内部所包含的肯定因素走完自己的历史进程时，被新的肯定因素所否定就是一种必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物质不灭的绝对性，决不等于简单承认具体物质形式的永恒性。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只有跳出“决定论”式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支配，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当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分析，还有一种结局，那就是作为历史景观的“统治”退出历史舞台时，“历史周期律”也会自动失灵。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种阶级、国家乃至民族自行消亡的未来理想景观。因此，在阶级、国家、民族尚未消亡之时，从实际出发弄清何者兴、何者亡，何者盛、何者衰，何者荣、何者辱，顺应历史的发展，站在时代的前列，推动社会的进步方为已建国60周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急所思、急所为。
三、强化执政力建设，跨越历史周期率
历史兴亡周期率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历史规律，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矛盾运动，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矛盾运动的结果。历史周期率诠释了任何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建立的政权，决非是永恒的，必然经历一个由兴到亡的历史过程，并蕴涵在由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之中。作为社会规律的历史周期率又不同于自然规律，它带有较强的能动性；历史一再验证这个“周期率”并非绝对的刚性，它的弹性表现为可以延缓发生，至于延缓到何种程度，则要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的行为和意志来决定。一切剥削阶级和由其不同的政治集团所建立的政权都未能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而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是能够跳越出去的。历史的“周期率”之所以还在当代某些共产党、工人党身上重演，除历史周期率本身的惯性作用外，还在于这些党未能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道路或走向偏离这条道路或这些党的性质发生了蜕变。
纵观人类历史，一个新政权建立四五十年左右，即传位到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手中时，原则上就到了其统治的危险的临界点，即“瓶颈”时期。汉唐盛世如此，当代的一些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丧失政权，也都发生在这样的“瓶颈”时期。“瓶颈”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大多缘于倍尝创业之难的新政权的开创者们已经相继退出历史舞台，而继任者又缺乏足够的执政经验，或能力有负众望；或新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了严重背离；或统治者骄奢淫逸，贪污腐败等。
纵观人类历史，历史周期率的发生，根源于统治者与人民群众利益的背离。在历史周期率的发生过程中，腐败则起着名副其实的驱动器作用。一个王朝、政权的垮台速度，总是同其腐败程度成正比的。在中国历史上，暴虐如商、秦，荒淫如隋、晋；在国外，横征暴敛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贪得无厌如韩国的全斗焕家族，最终都是因为腐败加速了它们的灭亡。甚至在中国历史上，如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领导的几次较大规模农民起义，也跳不出以反抗压迫、反腐败兴，以自身腐败而亡的气数。
纵观人类历史，历史兴亡周期率是由社会矛盾运动形成的，这些矛盾是可以通过国家的权力加以调整的。社会越发达，国家的对社会矛盾的自我调节能力就越强。随着社会的发展，因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信息传输速度与能力的增强，特别是随着当代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的交往日益频繁，人们对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也越来趋于准确、真实、及时，当出现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时候，国家则会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及时地加以调整，减少社会动乱或自然灾害，以确保社会正常稳定地发展。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华诞。按历史周期率的一般规律，人民共和国正处于历史的“瓶颈”时期。从政权的阶级本质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走向背离人民群众利益的必然性，但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已在一定层面上略有显露。而人民政权又是在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主观与客观等诸种因素交织构成的特殊背景与环境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人民政权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如果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经不起诱惑与考验，意志薄弱、民主匮乏、贪图享乐、制约失衡，便极易由人民的“公仆”演变成人民的“主人”，甚至会把公有权力用来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当这种现象如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且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历史周期率就会在当代的中国重演。
毛泽东在“窑洞对”中提出的用民主来打破历史周期率的思路，应该说，有着充分的科学理论依据。民主，实质是一种权力状态，是民众运用和实现权力的状态，其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7]依靠真正的民主，就可使国家或政府的决策尽可能地接近于科学、公正，从而使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障，使政权充满生机和活力，防止公共权力被用于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公正、廉洁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权，是没有理由不长期存在下去的，是可以跨越历史周期率的。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其阶级性质，决定了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实现高度民主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只要坚持这个宗旨、目标、任务和最高理想，强化执政力建设，就必然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充分利用所面临的难得机遇、正确应对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从而完成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现实需要，也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为了强化执政力建设，跨越历史周期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依据这纲领性思想为指针，我们能够更加科学全面地理解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我们能够更加自觉地领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我们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总之，我们能够用一切办法使党的执政更透明、更高效，做到真正的“民主执政、执政为民”，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强化党的执政力建设，最终要落实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这是衡量党和政府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也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依然坚信，我们党决不会蜕变为“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草莽英雄，绝不会赴苏联及东欧共产党亡党亡国的后尘；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也决不会重蹈历史覆辙，“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我们有决心通过强化执政力建设，跨越历史周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