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万无灭亡之理——重评林纾与新文学倡导者的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倡导者论文,论战论文,古文论文,之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林纾(1852～1924)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翻译家而颇受推崇，同时，又被视为封建文化的卫道士而备受指责。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他既具有传统的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开放维新的情怀。林纾通过他的翻译小说，向国人介绍世界文学名著，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意识，并在客观上提高了小说，尤其是翻译小说的地位。同时，他还创造了一种有别于传统语文的新文体，促进了语言和文体的变革。他对于新文学倡导者们的批评与攻击，进行了毫不示弱的猛烈还击，甚至是无情地影射与谩骂，以一种卫道者的坚定信念与殉道者的悲壮情怀，力图拯救古文即将衰亡的命运。值此先哲逝世80周年之际，缅怀林纾对于翻译小说以及西方文化传播的重大贡献，并重新评价他与新文化倡导者的激烈论战。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等，福建闽候人。光绪壬午年(1882年)中举人，后因会试屡败而绝意仕途，以教书、著译和绘画为业，先后任教于杭州东文精舍、北京金台书院、京师大学堂和孔教大学等处。林纾是一个深受传统儒家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积极投身于爱国和维新运动，决心“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1]。然而民国建立之后，目睹政局动荡，国是日非，他于是转而眷念光绪，并以清朝遗老自居。以后又以“圣人之徒”自命，以“卫道匡时”为己任，拼命反对新思想，从一个晚清时期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蜕变成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挂帅人物。
林纾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文章大家，著述多达40余部，涉及散文、诗歌、小说、剧本、文论、笔记和绘画等多种，其中以古文《畏庐文集》全三集最为著名，外加他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180多种，可谓著作等身。林纾的古文创作，直接受到桐城派的影响，虽不能完全摆脱“文以载道”观念的束缚，但也少有梁启超等人的“工具论”思想，较少涉及社会变革等重大题材。其作品主要以小品文为主，多描写凡人琐事，叙述亲情友情，善于“叙悲”，情真意切。他的游记摹山范水，写景状物，独特不俗。钱基博说他“工为叙事抒情，杂以恢诡，婉媚动人，实前古所未有”[2]。
由于林纾终其一生都是研读、教授和写作古文，于是古文便流进了他的血脉，铸就了他的灵魂，成为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独特的嗜古情怀，无疑决定了他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时代突飞猛进、思想剧烈变革之际的悲剧命运。他认为：“天下之理，制器可以日求其新，惟行文则断不能力掩古人。”主张作文要以桐城派所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强调“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3]。然而，戊戌维新之后，梁启超等人创立新文体，桐城派古文逐渐失去了往日独霸文坛的地位，这使他感到十分痛苦，“亦戚戚然忧”。面对古文日益衰败的现实，林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古文之弊久矣！”可是，他并设有认识到这是古文不能适应时代需要而将走向衰亡的必然趋势，反而指责“俗士以古文为朽败”，“轻蔑左马韩欧之作，谓之陈秽，文始辗转日趋于敝，遂使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一旦黯然而熸”，认为“斯则事之至可悲者也”[4]。待到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主张废弃古文，改用白话，这在以“圣人之徒”自命，以“卫道匡时”为已任的林纾看来是无法忍受的，于是他挺身而出，向新文学的倡导者们猛烈宣战，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场激烈论战就此展开。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明确提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同年2月8日，林纾即在上海《国民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批驳胡适的观点，反对废止古文。胡适从美国致函陈独秀说：“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不亦既明且显耶？”此信公开发表于同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三卷第3号，但林纾并未予以反击，而且此后两年，或者因为真的说不出所以然，或者因为不屑与青年人争论，林纾只是在文学讲习时会讲授古文，或者编撰《古文辞类纂选本》等，企图以实际行动“力延古文之一线”。
但是，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并没有因此而忽略他。为了鼓吹“文学革命”，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发展，以胡适、陈独秀为首的革命阵营对历史上的古文家无不痛施攻击。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就把“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称为“十八妖魔”，钱玄同更是直斥其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林纾作为当时著名的古文大家，自然就被视为旧文学的代表，钱玄同的《寄陈独秀》、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都指名或不指名地批评林纾。其中，以钱玄同和刘半农所演的那场双簧戏最为著名。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了一篇《致〈新青年〉编者书》，装模作样地把林纾吹捧了一番：“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所叙述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辞，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岂寻常文人所能企及？……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意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香钩情眼’之名，若依贵报所主张，殆必改为‘革履情眼’而后可，试问尚复求何说话？”刘半农则在《复王敬轩书》中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实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以林纾作靶子，其目的在于批评今人而作古文的文学现象，进而为推行白话文扫清道路。
面对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一阵阵的猛烈攻击，林纾实在忍无可忍，决心予以反击。他很快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荆生》，在1919年2月17、18日上海《新申报》的《蠡叟丛谈》专栏上发表。小说描写“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和“不知何许人”的“狄莫”(影射胡适)同游陶然亭，对孔学、伦常和文言肆意攻击。这时，住在陶然亭西厢的“伟丈夫”荆生破壁而出，指着三人先是一通大骂，然后痛打一顿，赶下山去。林纾在跋语中假意埋怨荆生“多事”，说道：“禽兽自语，于人胡涉？”但他也知道心目中盼望的“伟丈夫”荆生实际上是难以出现的，于是又无可奈何地说：“如果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有人据此考证说，林纾写这篇小说“大有深意”，是希望当时安福系的军阀徐树铮出来大兴“文字狱”，将提倡新文学运动的人物一网打尽，但此说未必是真。即便林纾真有此意，那些识字不多的军阀们也领会不到如此“深意”，那岂不枉废了他的一片苦心？
随后在1919年3月19日至22日，林纾又在同一栏目发表短篇小说《妖梦》，讲述他的门生郑思康作了一个怪梦，梦见一个长髯人请他往游阴曹。他们来到一座城市的广场上，见一门上大书“白话学堂”，门外有一联云：“白话神通，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入第二门，见匾上大书“毙孔堂”，又一联云：“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和副教务长秦二世(即胡亥，影射胡适)出来相见，并咒骂孔丘，攻击伦常。郑思康愤而告辞，忽见金光闪处，罗目候罗阿修罗王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并化为臭粪。林纾最后大笑说：“快哉！……果如是者，国家承平矣！”在这里林纾就是以小说来发泄他与新文化运动不共戴天的激愤之情。
这两篇小说显然只是图一时之快的泄愤之作，真正能够代表林纾思想的是他的《论古文之不当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以及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一封公开信这三篇文章。早在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不久，林纾就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当废》，反对废除古文。两年后，即1919年他又写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对古文的衰落感到十分无奈，悲哀之情溢于言表。也许林纾觉得这两篇文章没有任何分量和影响，于是就特地致函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公开表示对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的强烈不满和责难。此信最先刊于1919年3月18日的《公言报》，后遍登于京沪诸报，反响甚大。尝有一议论说：清朝举人林纾上书清朝进士蔡元培，状告清朝秀才陈独秀，互相攻讦，斯文扫地矣！更有古文家严复对此也不屑一顾，在致友人的信中说：“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论较，亦可笑也。”
在这篇《致蔡鹤卿太史书》的长信中，林纾以一种忧国伤时的情怀，痛陈历次革命而中国却毫无进步的现状，责难北大的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并在教学上尽废古书，专用白话。蔡元培随后发表《答林琴南书》，主要作了两点申辩与反驳：在北大并无“覆孔孟、铲伦常”之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是由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北大教学也并未尽废古书而专用白话，而且提倡白话之人均“博极群书”，“能作古文”。同时，他还公开声明：“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5]。蔡元培的回答似乎软弱无力，但敢于公开强调“兼容并包”，对新思想的传播毕竟起到了一定的庇护作用。
林纾以近古稀之年，“拼此残年以卫道”，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坚韧的人格力量。就在致函蔡元培的第二天，他写完了反对“家庭革命”的小说《演归氏二孝子》，并在跋语中表白：他之写小说攻击某些人，既不为名，也不为利，非故意跟年轻人过不去，“盖所争者天理，非闲气也”。“至于将来受一场毒骂，在我意中，我老廉颇顽皮憨力，尚能挽五石之弓，不汝惧也。”[6] 果然不出其所料，他的小说和公开信一发表，顿时舆论大哗，招致了更猛烈的抨击。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林纾不得不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过听传闻和“有过激骂詈之言”等过错，但内心深处并未服气。1919年4月5日，林纾在《公言报》上发表了《腐解》一文，流露出作为一个落伍背时的“殉道者”的孤独和无奈之情。尽管如此，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林纾仍在坚守着他的孔孟之道和古文阵地。1924年5月，他已经病入膏育，但还亲往孔教大学讲授最后一课《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课后有一首《留别听讲诸子》诗云：“任他语体讼纷纭，我意何曾泥典坟？驽朽固难肩此席，殷勤阴愧负诸君。学非孔孟均邪说，话近韩欧始国文。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7] 逝世前一个月，他写下了《遗训十事》，勉励其子林琮说：“古文，万不可释手，将业必为世宝贵！”逝世前一日，已不能言，犹以指在林琮手掌上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忽怠尔修！”林纾的临终遗嘱，显示出了其作为一个古文家的坚定信念。
1924年10月9日，一代古文宗师林纾在北京溘然长逝，死后归葬故乡。在林纾逝世之后，新文学的作家渐渐对他有了“恕词”。郑振铎不久便在《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11号上发表长文《林琴南先生》，不仅从人格上称赞他是“热烈的爱国者”、“一个很清介的人”，而且对他的白话诗《闽中新乐府》、小说创作和翻译等都作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郑振铎此举的目的，明显是想矫正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对林纾“不很公允”的批评。胡适于1926年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中说：“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8] 郑振铎、胡适对于林纾的肯定，是因为他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先驱及译界泰斗的地位，是谁也无法抹煞的。然而长期以来，在一些文学史家的笔下，他竟成了封建文化的“卫道士”和妄图阻挡历史车轮进步的小丑。显然，历史对林纾是很不公平的，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对林纾的学术思想及其与新文学倡导者的论战重新进行认识与评价。
综观林纾与新文化倡导者的激烈论战，其基本内容主要涉及到伦理道德和文言、白话这两大主题。新文化的倡导者主张用西方的伦理观念来取代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思想，而林纾则强调“孔孟不可覆，伦常不可铲”。尽管“五四”时期过于偏激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对于解放思想，开启民智，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时至今日孔子依然活在国人的心中，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究竟孔孟思想是好是坏，历史早就作出了定论。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应是现代人的明智选择。
文言与白话的问题，这是林纾与新文化倡导者所论争的焦点。胡适等人主张“言文合一”，废弃文言，使用白话，建立“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林纾则主张文白并存，“古文不当废”。他在《致蔡鹤卿太史书》中，主要阐明了如下理由：(1)“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9] 意思是古文与白话可以并行不悖，这和当年刘半农、蔡元培等人的观点并无二致。(2)“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10] 林纾认为，作文应讲究“意境、识度、气势、神韵”，主张用“雅语”来写作，而白话文使用“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自然属于反对之列。林纾的这一观点，现在看来的确有点片面和偏颇。其实，无论是“雅语”还是“俗语”，只要情真意切、生动感人即是佳作。(3)“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书，不能为古文，亦不能为白话。”[11] 这与他曾说过的“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是同一意思，这是从文学语言的发展史上立论，而不是评说文学与语言的关系，因此，也是有一定道理的。(4)“使人读古子书，须读其原书耶？……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12] 林纾从传授知识的角度，指出在教学上也不能全废古文，而代之以白话。除此之外，林纾还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中说：“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13] 意思是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没有将其“古文”拉丁文废除，而中国传统的古文又何以一定要废呢？林纾又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说：“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此古文一道，已属声消烬尽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14] 林纾已经说得很清楚，古文早就快要烟消云散了，何劳再来倡导“革命”，多此一举呢？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林纾所反对的只是废止文言，而非反对白话文。他与新文化派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是否提倡白话就一定要废除古文。林纾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新文化对古文传统彻底废除的姿态。他希望在白话文学蓬勃发展之时，也能够为古文留下一片生存空间。过去许多论者都认为，林纾拼死捍卫文言文，反对白话文，其实这一观点是十分片面和错误的。事实证明，林纾不仅不反对白话，而且还写过一些白话诗。他在翻译外国小说时所使用的语言，决非像周氏兄弟翻译《域外小说集》那样，使用更为古奥的魏晋古文，而是使用较为通俗、随便，且富于弹性的文言，并杂以口语和外来语，甚至还包含有欧化的成分，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古文的独特的新文体，即“林译小说体”。这类文字与梁启超的“新文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林纾并非是拘泥古文不能自拔的人，而是一位为新文学的发展劈山开路的伟大先驱。
当历史的车轮迈进21世纪之际，回眸上个世纪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面对如今当代文学江河日下、萎靡不振的现实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感到有太多的遗憾。当年新文学的倡导者所追求的白话文理想早已实现，但现代白话文学的创作实绩，同被打倒的文言文学相比却不可同日而语，这简直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莫大的黑色幽默。究其根源，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文学革命”惹的祸，否则何以又要“告别革命”呢？假若如林纾所言，既不“尽弃古文”，而又“行以白话”，文白并存，语体多元，岂不是能为中国新文学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这总比只用一种白话语体要更胜一筹吧！林纾曾哀叹道：“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15] 恐怕他当年的预言，如今却有成为现实的可能。随着当年维新派、革命派希望利用白话开启民智、变革社会的特定的时代背景的消逝，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的来临，当代文学及其语言的变革也一定会随之出现。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打破白话文和普通话的话语垄断，通过倡导文言的复兴、方言口语与欧化语的独立，以及网络语言的崛起等，促进文学语体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繁荣昌盛。这既是重新审视林纾与新文化倡导者的论争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对这位伟大的古文家和翻译家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