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压力、城市适应、倾诉渠道与性别差异——女性并不比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更严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心理压力论文,心理问题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农村流动人口呈直线式增长，流动频率和流动的城市较之以前更加灵活和频繁。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快速增长，农民工群体的构成也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在年龄方面，青年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核心，16岁至30岁的农民工占农民工群体总人数的61.6％；在性别方面，男女农民工比例为65.1∶34.9，较之以前女性农民工的数量开始增加（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①。
面对城市融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则表现出更多的迫切性，并且他们在精神文化生活、知识技能、住房保障、劳动权益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更多的诉求。然而，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农民工面对这些诉求产生的问题则更加突出，女性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面对社会排斥、职业分离、思想“污名化”等方面的压力时，相比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弱势处境尤为严重，即在城市融入进程中女性农民工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但从性别角度看，富士康近年来发生的悲剧事件中，男女农民工的比例为12∶5，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农民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因过大压力而导致的过激行为却明显少于男性，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这一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现实背景，旨在通过微观数据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入手，以其心理压力为研究视角，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是否真正存在“心理压力过大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反而更适应城市”这一悖论，并通过回归分析对该悖论做出进一步的机制解释。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间性别差异及其心理压力等若干思考。
二、文献综述
纵观已有研究，农民工问题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1984年，张雨林教授将非农忙时期选择到附近乡镇企业做工的农村劳动力称之为“农民工”，此后学术界普遍使用农民工这个概念来研究在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京华时报，2008）②。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王丽霞，2010；成艾华、姚上海，2005；刘传江、程建林，2007）。经过调查研究，王春光（2001）从社会认同和城市融入的角度来区别于第一代农民工而率先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王春光，2001）。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学者各持己见，为了更全面地概括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结合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课题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指年龄在16到34周岁，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城市且户籍留在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动机和社会特征较之第一代农民工呈现显著变化的青年农民工③。
国内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关注过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王春光（2010）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中存在着三种张力，如果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徘徊在这种张力的漩涡中，将会带来更大的结构性张力即‘半城化’的问题”（王春光，2010:8）。李爱芹（2009）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还存在着“身份认同危机”、“制度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和“心理认同危机”等社会认同危机性问题（李爱芹，2009）。邱利（2010）认为青年农民工虽然作为文化公民的组成部分，但并没有获得合法的、正当的文化公民身份，在城市生活中主动排斥与被动排斥的双向因素，减少了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邱利，2010）。何雪松等（2006）通过对上海市195名青年农民工调查发现，他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社会保障等层面压力比较明显，且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何雪松等，2006）。廖传景（2010）认为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与社交回避及苦恼高度正相关，与社会支持高度负相关，并在对温州市408名城市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实证研究中发现，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廖传景，2010）。
“性别差异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被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安·奥克利认为性别分工并不是由男女生物学上的差别决定的自然体，而是社会有意造成的性别不对等的社会规范”（林红，2004:118）。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普遍性和规模性，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的比例也逐渐上升，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农民工性别差异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程名望、史清华（2006）分别在2000年、2004年和2005年共对1423名农民工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显示男女农民工在进城阻力和进城务工成本等方面存在同一性，但也表现出一些差异，相比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处于弱势处境更加突出，承担着更大的风险性（程名望、史清华，2006）。沈渝（2010）认为进城女性农民工比例有所上升，且其经济社会地位和社会期待有所提高，但由于受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女性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仍然是弱势群体（沈渝，2010）。王峥（2008）通过对山东济南、青岛、临沂和聊城四城市制造业青年农民工调查研究发现，虽然不同性别的青年农民工在就业年龄、职业技能、收入水平和劳动保障方面存在差异，但相比之下女性青年农民工处于更加弱势地位（王峥，2008）。
“托马斯·霍姆斯等（1967）认为任何形式的生活环境的变化都需要调整机体的应激资源去做新的适应，由此在心理上便产生了压力”（转自李鑫，2008:317）。新生代农民工由乡村迁移到城市，在生活、文化习俗、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都由原来的熟悉变成陌生，加之融入城市过程中遭受到的社会排斥，导致他们在认知、情绪及行为反应等心理发生变化，做出新的调式（Jon K.Maner et al.,2007:42－55; Leary et al.,2004:14－28）。因此，在城市适应过程中其心理压力不言而喻（徐丹，2008）。而相关研究又进一步表明，女性职业人群的工作压力大于男性（尚莉等，2008）。那么面临不同大小压力的男女其应对方式又如何呢？张炼、张进辅等（2003）认为，由于生理上的差别男女在面对压力时行为反应方式存在差异性（张炼、张进辅，2003）。孙朝阳（2009）认为女性青年农民工对城市生活融入的愿望比较强烈，面对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压力和挑战在行为上更体现出主动性转变角色，提高自身竞争力，适应城市生活（孙朝阳，2009）。廖传景（2010）在《青年农民工心理健康及其社会性影响与保护因素》中将性别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比较检验研究得出女性的恐怖心理高于男性，说明了女性青年农民工对工作环境、生活稳定性和安全感有更高的诉求和需要，而男性青年农民工其偏执心理显著高于女性，不容易与群体其他成员融合（廖传景，2010）。从侧面可以体现出，在城市适应方面女性青年农民工相对更易构建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倾诉和求助对象。
农民工群体基本完成了代际更替，青年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核心组成部分，农村大量的青年农民在城乡之间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动，对农村和城市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对此，学术界和政府对新一代的农民工从经济、政策、文化、心理特征、城市融入等方面进行研究和分析，随着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逐渐把性别差异引入研究范围，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探讨农民工群体在城市融入中所遇问题的性别差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男女农民工在心理压力、城市适应以及寻求社会支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且从以上学者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心理压力、城市适应和倾诉渠道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然而，一方面，学者仅仅将性别差异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引入研究模型（姚先国、胡凤霞，2009），并未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即便研究显示男女青年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进程中差异显著，但由于在数据处理方面分析度不够深入，缺乏对结论的检验。基于上述原因，本文结合文献和实证分析方法，尝试着探索男女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压力、城市适应和倾诉渠道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三、现象、数据与变量
（一）现象：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显著高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
在中国，一般认为，男性心理压力大于女性。因为男性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生活压力更重，此外，社会赋予男性“刚强”、“男儿有泪不轻弹”等角色期望，使得男性既有的压力得不到合理释放，所以，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大于女性。为了验证男性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对男女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均值的差异比较，结果如下：
由表1的分析结果可知，女性和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均值分别为28.164、26.887，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显著高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t＝2.038，P＜0.05）。而这一统计结论与我们日常的认识存在冲突，女性心理压力显著高于男性，而社会中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却更可能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甚至是过激事件。这是为什么呢？本研究将从社会适应、社会倾诉与社会帮助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
（二）数据与变量
1.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对我国典型地区的抽样数据，来源于2010年7月华北电力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队开展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现状调查”。其调查内容覆盖了有关心理压力、工作单位状况、家庭关系、居住环境、社会关系和社会人口学特征等诸多层面的信息，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该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根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分布的集中程度，同时兼顾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在我国北部、中部和南部三大类型区的四个省市进行实地调研。向新生代农民工共发放问卷500份，实际回收457份，其中，有效问卷452份，有效回收率为90.4％。
2.变量选择与描述分析
根据研究需要，考虑各方面的代表性问题，本研究选定因变量和自变量，具体见表2。为了便于进行回归分析，本研究使用了由中文版知觉压力量表（DPSS）测得的心理压力得分为因变量。“CPSS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适合中国人的文化和国情，适用于一般人群”（周丽丽，2009:10－11），由它测得的心理压力得分，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状况，具有科学性。
此外，自变量方面，根据研究需要，选出分别代表个人人口社会特征、企业、家庭、社区和社会关系五个方面的自变量。其中，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代表新生代农民工人口学特征；教育年限、工作经验、技术级别、工作时间和工资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经济特征；企业管理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反映新生代农民工所在企业的状况；家庭期望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情况；居住环境代表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社区的状况；同事关系、社会排斥、城市适应、诉说倾向、有人诉说和有人帮助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
由表2可知，心理压力得分是一个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大小的连续变量，CPSS得分的理想临界值为25分，其中大于25分的被视为对健康具有威胁性的过大压力（杨廷忠，2004:202）。表2中心理压力的均值约为27.6，表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过大，心理问题值得关注。
性别是0、1分组变量，0表示女性，1表示男性。其均值为0.46，表明样本中46％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54％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男女比例几乎相当。
样本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约为10年，其中最大值长达20年之久，说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并有少部分具有大专及本科以上文凭，其教育水平比上一代农民工大大提高；平均年龄约为25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34岁（本研究将18－34岁定义为新生代）；健康状况是取值为1到5的定序变量，表示健康状况由非常糟糕到非常好的序列变化，其均值为3.84，说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状况都不错；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工作经验时间为4.2年；技术级别是定序变量，取值为1到4，表示从没有级别到高级，均值描述显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技术级别不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日工作时间约为9.5小时，表明大部分日工作时间仍然超过了8小时，工作时间较长；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达到了1895元，比老一代大大提高，但通过均值比较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收入差距较大；企业管理水平是1到5的定序变量，表示管理水平由非常粗暴到非常合理的序列变化，其均值为3，说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所在企业的管理水平一般；企业社会保障水平是虚拟变量，0表示社会保障水平差，1表示社会保障水平好，其均值0.16说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所在企业的社会保障水平较差；居住环境是定序变量，取值从1到5，表示对居住环境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由均值可知，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其居住环境不太满意；家庭期望是取值1至5的定序变量，表示家庭期望由非常高到非常低的序列变化，均值描述显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感觉家人对自己的期望较高；同事关系是取值从1到5的定序变量，表示与同事的关系由非常糟糕到非常好的序列变化，均值3.69，说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与同事保持较好的关系；社会排斥为取值从1到3的定序变量，1表示排斥严重，3表示无排斥，2表示排斥一般，均值描述显示，与老一代相比，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感觉到的社会排斥并不是非常严重；城市适应是定序变量，取值从1到5，表示对城市生活从非常不适应到完全适应，均值显示，与老一代相比，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都较为适应；诉说倾向是取值从1至4的定序变量，表示由从不向他人倾诉自己的烦恼到主动倾诉自己的烦恼的序列变化，由均值描述可知，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诉说倾向上处于被动状态，不会主动倾诉自己内省的问题；有人诉说是取值为1到6的定序变量，1表示当需要倾诉时，从来找不到朋友倾诉，6表示当需要倾诉时，总能找到朋友倾诉，均值显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是总能找到朋友倾诉自己的烦恼，其倾诉渠道缺乏；有人帮助是取值从1到6的定序变量，1表示从来找不到人帮助自己处理难题，6表示总能找到一些人来帮助自己处理难题，其均值为3.91，说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难题时缺乏帮助，其求助渠道受阻。
四、经验分析
T检验发现，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显著高于男性，然而现实生活中，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却比女性更易出现过激行为，如富士康“十二连跳”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就为男性。因此，为了验证和解释这一悖论，本部分将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有序probit（Ordered Probit）回归方法，进一步考察男女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和城市适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机制分析。
（一）心理压力性别差异的回归分析
本部分以心理压力为因变量，以性别为自变量，以年龄、健康状况、教育年限、工作经验、技术级别、工作时间、工资、单位管理水平、单位社会保障水平、居住环境、家庭期望、同事关系和社会排斥为控制变量，采用逐步进入法进行一般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回归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性别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女性的心理压力显著大于男性，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这可能是因为，作为新生代的女性农民工，她们不再局限于家庭主妇这一角色，她们也追求自己的事业。但是，中国传统的男权观和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使其在就业上受到歧视，因此，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承受着更大的就业压力；此外，在就业之余，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还得继续负责家里的家务，家庭中传统性别角色的延续使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承受着社会、家庭的双重工作重压。
进一步对回归结果进行描述。模型2的结果显示，健康状况显著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健康状况越好，心理压力越小；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年限越长，心理压力越大；工作时间通过了模型3、4的显著性检验，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工作时间越长，心理压力越大；家庭期望显著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家庭期望越高，心理压力越大。
（二）女性心理压力大但为什么却更适应城市生活
据上述回归分析，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心理压力大，那么，按照此逻辑，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适应过程中应该存在更多心理问题，女性更可能出现一些过激事件，如跳楼、自杀等。加之以往的大量研究也表明，男性农民工比女性更适应城市生活。因此，为了进一步考察男性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适应上有无差异，本部分以城市适应变量为因变量进行Ordered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放在表4模型2中；同时，将城市适应视为连续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作为对比参考。回归结果见表4。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女性和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适应上确实存在显著差异，但与一般预期相反，女性比男性更适应城市生活，而且，在控制了各层面相关变量的基础上，这一结果非常显著且稳健。这表明，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即女性虽然在城市中承载了比男性青年农民工更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女性却比男性青年农民工更能够适应城市生活。此外，心理压力变量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越大，其越不能适应城市生活，在城市的适应感更低，这是符合预期和常识的。
进一步描述回归结果。技术级别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技术级别越高，城市适应性越好；居住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具有正向影响，即居住环境越令人满意，新生代农民工越能适应城市生活，这一结果非常显著且稳健。从而说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性、帮助其市民化的关键；同事关系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同事关系越好，越能适应城市生活；社会排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影响是正向的，即社会排斥越大，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越差，这一结果非常显著且稳健。从而提醒人们，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有助于其更好地融入城市。
（三）悖论的机制解释：心理倾诉与社会帮助
基于表3和表4的回归分析，我们知道，女性比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大，但相对而言，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能力却更强，这是一个矛盾，也是一个悖论。那么，这个悖论后面存在一个什么机理呢？为此，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倾诉与社会帮助两方面入手，采用Oprobit回归模型，分别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烦恼时向他人诉说的倾向、是否能找到人倾诉以及是否能得到帮助的状况，回归结果见表5。
结果表明两种回归方法的结果具有一致性，都发现女性和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诉说和社会帮助两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两方面显著优于男性。在遇到麻烦时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向人诉说，也常常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诉说渠道，同时，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倾向于寻求帮助，也更可能得到帮助，而男性新生代农民工这些方面均劣于女性。性别角色差异理论也指出，在人际交往与求助上，女性优于男性（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2003:82－83），此外，还有研究证明，较之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更愿与城市人交往（谢华，2009），其外倾型的社会交往有利于其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更好地缓解压力，适应城市生活。所以，虽然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相对较大，但她们拥有较好的缓解方式和求助渠道，这就是上述悖论的原因。也说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可能更需要关注和外界帮助，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出现心理过激事件的可能性相对更高，应是心理辅导、社会关注的重点对象。
进一步描述回归结果，年龄越大，倾诉意愿越强，但是，年龄在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找到人倾诉以及是否能得到帮助方面并不显著，所以，年龄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容易出现心中苦闷无处可诉的现象，值得关注；健康状况越差，越缺乏向别人倾诉的倾向，也越难找到这样一个倾诉对象，同时，越难寻求到帮助，于是，健康状况差的人，从倾诉意愿到求助行为都不利于其压力缓解，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心理倾诉意愿更强，更易找到倾诉对象，有更好的心理倾诉意愿和渠道，同时，教育水平越高，更易寻求到他人的帮助，这可能是因为高教育带来的高社会资本所致，不过回归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管理水平越差的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越不愿意向他人倾诉自己的烦恼，同时，也越难得到他人的帮助。管理粗暴的企业易形成一种冷漠的企业文化，员工之间彼此不信任，不愿向他人倾诉烦恼，更不愿伸手援助他人，所以，管理水平较低的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应是心理问题关注的重点；与同事关系较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可能向他人倾诉，也更容易找到倾诉对象，同时，同事关系越好，就越易寻求到他人帮助。表明一个良好、和谐的共事氛围将会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形成较好的社会互动和社会交流，从而建立起较为广泛的社会支持网；遭受社会排斥越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心理倾诉的倾向越低，也越难找到倾诉对象，另一方面，遭受社会排斥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成功寻求到他人帮助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所以，遭受社会排斥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应是关注的重点。
五、研究结论与若干思考
（一）研究结论
对上述回归结果进行总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男性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存在显著差异，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显著大于男性，结果具有稳健性；健康状况、教育年限、工作时间和家庭期望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健康状况越差、受教育年限越长、工作时间越长、家庭期望越高，心理压力越大。
第二，男性和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存在显著差异，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比男性更能适应城市生活，结果具有稳健性；技术级别、居住环境、同事关系和社会排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具有显著影响，结果具有稳健性，技术级别越高、居住环境越令人满意、同事关系越好、社会排斥越小，新生代农民工越能适应城市生活。
第三，回归分析发现，压力较大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更能适应城市生活，原因在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诉说和社会帮助两个方面显著优于男性。在遇到麻烦时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更易于向人倾诉，也常常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诉说渠道，同时，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时倾向于寻求帮助，也更可能得到帮助，而男性新生代农民工这些方面均劣于女性。所以，虽然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相对较大，但她们拥有较好的缓解方式和求助渠道。也说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可能更需要关注和外界帮助，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出现心理过激事件的可能性相对更高，应是心理辅导、社会关注的重点对象。
第四，年龄越大，倾诉意愿越强。但是，年龄在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找到人倾诉以及是否能得到帮助方面并不显著。所以，年龄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容易出现心中苦闷无处可诉的现象，值得关注；健康状况越差，越不愿向别人倾诉，也越难找到这样一个倾诉对象，同时，越难寻求到帮助。于是，健康状况差的人，从倾诉意愿到求助行为都不利于其压力缓解，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第五，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心理倾诉意愿更强，更易找到倾诉对象。同时，教育水平越高，更易寻求到他人的帮助。
第六，管理水平越差的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越不愿向他人倾诉自己的烦恼，同时，也越难得到他人的帮助。所以，管理水平较低的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倾诉与社会帮助两方面都不利于其压力的缓解，此类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应是心理问题关注的重点。
第七，与同事关系较好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可能向他人倾诉，也更容易找到倾诉对象。同时，同事关系越好，就越易寻求到他人帮助。表明一个良好、和谐的共事氛围将会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形成较好的社会互动，从而建立起较为广泛的社会支持网。遭受社会排斥越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心理倾诉的倾向越低，也越难找到倾诉对象。
第八，遭受社会排斥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并没有显著较大的得到他人帮助的可能性。所以，遭受社会排斥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应是关注的重点。
（二）若干思考
1.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间性别差异
随着农村流动人口的比例呈直线增长，农村女性青年农民工的数量也开始增加，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所呈现出的差异不再仅仅是与市民之间的差异，农民工群体内部差异也逐渐显著，即性别差异。男女青年农民工面对城市生活的心理和行为反应差异显著，本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进程中男女青年农民工都存在心理压力，但女性显著大于男性，然而在城市生活的适应性方面，承受着较大心理压力的女性青年农民工却更能适应城市生活。可见，考虑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性别差异，是重新审视人力资本、社会适应，针对性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必要变量要素。
2.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问题
研究发现，男女青年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进程中都存在显著的心理压力症状，“如果导致心理压力的外界刺激得不到缓解，人的身体和心理的紧急反应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则会引起异常反应，甚至引起病变，在持续不断的心理压力影响下，则会感到紧张不安、失去热情、孤独抑郁。而长期的精神紧张还会引发心脏病、胃肠疾病等多种疾病，精神不振、多病会导致工作效率低下，人际关系不良，难以适应工作与生活”（耿兴永，2006:3）。目前一些城市开始试点帮助进城农民工解决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但这些都局限在外部机制的解决，要想让进城农民工能够真正融入城市，加强其内部机制问题的解决是必不可少的，即要关注他们的心理问题，缓解农民工心理压力。
3.应当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问题
“按照新的健康观，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城市提供给他们的政策环境决定了该人群仍存在着诸多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传染病、生产事故和职业危害、心理健康以及社会适应等各个方面”（叶旭军等，2004:563）。而健康状况与个人的倾诉意愿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研究发现，健康状况良好的新生代农民工倾诉意愿表现的积极主动，而健康状况比较差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容易封闭自己，不情愿与外界沟通。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健康问题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不生病，而是涉及到心理、城市适应、倾诉渠道等各方面问题。
4.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知识教育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高，只是相对老一代而言，如果扩大对比群体和对比内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仍存在较大的缺陷。从扩大对比群体来看，进城新生代农民工其教育水平除了与老一代农民工比较之外，还要面对城市居民群体的比较，在这种对比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经历的不足无疑会逐渐明显。从对比内容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过去所接受的教育内容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综合素质方面欠缺。而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与其倾诉意愿存在显著的关联性，受教育水平越高，倾诉意愿越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上存在缺陷，文化的差距引起心理上的自卑，导致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倾诉意愿比较低，不能够主动扩大自我的社交网络，而封闭自我。因此，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和社会需求层面分析，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知识教育水平，对其构建健全的心理和社会生存都是必要的。
5.企业管理要注重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和心理问题
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同其他职业群体一样，也存在着马斯洛所提出的五个层次的需求，当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便会产生情绪波动，进一步加剧心理压力，导致像富士康跳楼事件这样的悲剧。同时，本研究也证实企业管理水平同新生代农民工的倾诉意愿相关，可以预见，在一个管理水平较好的企业，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向别人倾诉，来缓解工作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因此，企业首先提高管理水平，融入人本管理理念；其次，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问题，及时解决他们的基本需求，提供实现更高层次需求的帮助和途径；最后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及时帮助他们调解工作、生活压力，提供人文关怀。
6.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支持网络
本研究发现，倾诉和社会帮助对缓解心理压力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适应城市生活。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进程中由于受到严重的社会排斥，与市民处在差异性的网络架构层级上，缺乏与弱社会关系网络（如社区、其他职业群体、市民等）之间的互动。当他们遇到生活、就业、情感等方面的压力时，会寻求基于血缘、地缘形成的初级强社会关系网络。然而，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在提供倾诉与帮助上劣于规模较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可见，拓展新生代农民工的倾诉和受助渠道，要注重修复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社会关系网络和弱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漏洞。
注释：
①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00319-402628281.htm）
② 《京华时报》，2008，《改革开放30年：记录关于我国农民工政策变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1/18/content-10373615.htm）。
③ 目前学术领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各持己见，为能够较为全面科学的概括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本课题组在综合了各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后，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并在新生代农民工系列研究中都使用了相关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