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产关系二维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系统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生产关系论文,理论体系论文,过程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 言
“生产关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①。毋庸置疑，马克思当年创立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在为此不懈努力：既有对劳动价值理论、积累理论、垄断理论、危机理论等原有理论做出的推进，也有根据现代社会实践所做出的创新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但很清楚，这些发展都是在传统的所有制范式②或者所有制理论框架内所做的努力，而他的另一维生产关系理论却被遗忘了。这或许仍是苏联所有制教条影响所致。实际上，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体系并非所有制一维理论，而是一个二维理论体系，它由所有制和依赖关系二维理论构成③：前者是从生产过程中由于人和物两个要素结合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必然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维度，即所有制关系维度，来分析的生产关系；后者是从生产过程中因生产社会性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必然的交往维度，即相互依赖关系维度，来分析的生产关系。由于当年急需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理论武器，马克思生前集中精力完成了所有制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即《资本论》体系的建立，但没来得及研究另一维生产关系即依赖关系范式的经济学。因此，恢复马克思生产关系二维理论体系，并结合新的社会实践，完善和发展他的另一维生产关系理论，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创新和发展的一项十分重大的理论任务。为此，本文在阅读马克思原著基础上，试图系统地复原生产关系二维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和脉络。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标志。之后，马克思把主要精力放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上，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研究，最后以《资本论》的形式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即传统的所有制范式政治经济学。据此，本文第二部分分析马克思早期的生产关系思想，以说明当时他就有了二维生产关系思想的雏形；第三部分分析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二维理论体系；第四部分根据他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写的经济学手稿，分析他的生产关系二维理论体系的完善；最后，以《资本论》为据，说明即使在这一所有制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也能看到他的二维生产关系理论的运用。
马克思早期的生产关系思想
我们知道，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是从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案的辩论中，最早看到了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成了左右国家机构的灵魂，感觉到在国家、法及意志的背后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在起作用。于是，马克思来到克罗茨纳赫，花了五个月的时间研究西欧封建社会末期以来财产制度和政治法律的历史，发现各国的政治法律制度皆依赖私有财产制度的发展而变化，各个等级的政治制度都取决于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关系。正是有了这一研究基础，第二年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著作中，首次提出了私有财产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是国家和法的基础的论断。他说：“在所有这些特质中我们透过所有权听到人心的跳动，这就是人对人的依赖”④；另一方面，“‘真正的私有财产’不仅是‘国家制度的支柱’而且还是‘国家制度本身’。国家制度的支柱岂不是国家制度基础的基础，岂不是原初的真正的国家制度!”⑤
可见，马克思在最初研究中就已经认识到，私有财产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并且是国家和法律的制度基础。之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问题的研究，进一步认为，人在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同时，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⑥这段话表明：人不仅要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人们之间也必然要发生相互依赖的社会联系；没有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就不可能形成人与人的关系，而没有人与人的关系也同样不可能真正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二者是相互关联和制约的。另一方面，马克思还通过考察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历史关系，来探讨私有财产的本质以及异化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劳动异化包括劳动产品异化、劳动活动异化和人类本质异化这样三重关系，从三重异化的结果看，其本质是人与人相异化；而私有财产不过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所以他说：“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⑦。这就是从所有制角度来考察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二维理论，虽然在早期的研究中并没有完全形成，但从形成过程来看，他当时不仅已认识到私有财产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性质，而且还看出了作为现代社会私有制的劳动与资本关系，以及它作为国家和法的基础。这表明，正因为马克思在早期就有了二维生产关系思想的萌芽，他在接下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时，才可能形成生产关系二维理论体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生产关系二维理论的形成
我们知道，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也是在该著作中，他们在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对生产关系理论第一次作了较系统的表达，形成了他的生产关系二维理论体系。由于所有制理论是大家熟悉的而且是最成熟的生产关系理论，一般也没有大的分歧，因此下面我们先简要介绍《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所有制的论述，然后集中笔墨分析他们从人们的相互依赖即交往关系角度论述的生产关系。
(一)所有制维度或生产二要素结合维度的生产关系
首先要严格界定作为生产关系范畴的所有制概念。它是指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或分配)上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及由此引起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因此一切不是从这一角度所说的所有制(英文的“property”和德文的“eigentum”)，严格说都不是所有制概念，而是财产、产权等等概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发展程度上”⑧，因此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言，他们在分工层次上讨论了所有制维度的生产关系。他们说：“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从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⑨可见，他们对所有制的概念，一开始就是在生产资料占有上来界定的生产关系，及由此引起的人们之间在劳动和产品上所形成的不同地位和关系。所以他们说：“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⑩。因此在本质上，“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11)。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根据“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各种不同形式”(12)，专门考察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前，人类社会三个发展历史阶段的不同所有制形式：“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13)
(二)交往维度或相互依赖维度的生产关系
首先，他们认为，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14)，这种生产中的合作，实际上就是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而“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15)。容易理解，生产中的合作关系即物质联系，就是人们之间在生产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相互结合在一起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而生产活动便成为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这一物质利益而产生的必然的联系方式。可见他们的生产只能是相互依赖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生产，从而不可能有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只不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还没有明确提出依赖关系概念，而是把这种合作的依赖关系，称作“物质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等。因此，我不同意那种把“交往关系”概念视为不成熟的生产关系用语的观点，而认为交往关系是和所有制关系不同的另一维度的生产关系。其理由有三：
一是，交往关系并非是作为一般的生产关系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出现的；而那种作为一般概念的“不成熟”(如果说有不成熟的话)的生产关系用语，他们当时大多是用社会关系概念来概括的，即“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16)。所以，交往关系是作为一般概念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维度，即与所有制关系不同维度的另一种社会关系。
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写完后不久，马克思在回答瓦·安年柯夫关于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评价时还说过：“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17)这就是说，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即经济社会，还可以从人们的交互关系即交往维度来定义。
三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最后一节目录中，是把“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并列的(18)。虽然我们无法断言，前一个“生产关系”在马克思当时的心目中，就是指作为所有制维度的生产关系(但有根据猜测，可能如此，因为该项目的前一项，是把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并列的)，但至少可以说，在马克思心目中交往关系是可以和另一维度生产关系并列的。
其次，他们在比较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时，明确从依赖关系角度分析了二者在生产关系上的区别。他们说：“前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的、部落的或者甚至是地区的联系而结合在一起；后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个人互不依赖，联系仅限于交换”，即“采取物的形式，通过第三者，即通过货币”(19)进行联系的。由此可见，他们在这里讨论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显然不是所有制的生产关系，而是与所有制不同的另一维度的生产关系，即依赖关系：前者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直接的联系和依赖关系；后者是物与物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关系。
所以很清楚，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标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是从交往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两个不同维度展开对生产关系理论体系创建的。实际上，马克思接着在回答瓦·安年柯夫的信中，仍在生产关系两个不同维度上批判了蒲鲁东。起先，他在批判蒲鲁东先生不懂得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时说，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交往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20)之后，他在批评蒲鲁东先生不懂得经济范畴的社会关系性质时则说：“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21)不仅如此，第二年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仍然运用了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得到的二维生产关系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历史进步意义，以及得出了它为什么又将产生对自身否定的结论。一方面，他们运用依赖理论方法评价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2)另一方面，他们运用所有制理论方法指出：“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对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23)显然，前者论述的生产关系，并非所有制维度的生产关系，而是封建社会中人格化的生产关系，即家庭、宗法和封建式的人的依赖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生产中非人格化的生产关系，即物的或金钱的依赖关系；后者论述的，属所有制关系无疑。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生产关系二维理论体系的完善
现在公认，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虽然是手稿，但它是如同马克思自己所说的，自打1843年“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24)以来，为了使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科学的经济学基础及创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而花了“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25)，其思想和内容是比后来正式出版的《资本论》更为丰富和宽广。对我们这里而言，更重要的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完善了他的生产关系二维理论体系，并且是从过去的哲学层面转向到经济学层面，例如交往概念严格说是哲学范畴，而在这部“手稿”中则转变到经济学的“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范畴上来，因而生产关系二维理论体系更具有经济学特色，也显得更为精细。
(一)所有制维度的生产关系理论体系的完善
“手稿”的核心和主体部分，实际上就是后来《资本论》的初稿。除导言外，它由Ⅱ.货币章和Ⅲ.资本章，以及对二者的增补和后来写的但马克思将它列在货币章之前的Ⅰ.价值等内容所构成。包括Ⅰ.价值的《货币章》和《资本章》的内容和逻辑结构，大体上与《资本论》三卷本一致，其研究对象，也就是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在这里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6)，其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即所有制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我认为《资本论》以及其初稿的“手稿”的主体理论是属于马克思创立的所有制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呢?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手稿”和《资本论》理论体系的逻辑红线或核心一样，是资本及其剩余价值。我们知道，三卷本《资本论》的标题，分别命名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即剩余价值流通过程，“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即剩余价值生产总过程(“手稿”《资本章》的三篇结构和内容安排也是如此)。而所有制维度的生产关系，讲的就是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关系及其所引起的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作为私有制生产关系，简单说就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及其所引起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占有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表现为资本，而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关系则表现为剩余价值。所以说，《资本论》是所有制范式的政治经济学。
第二，马克思早就说过，“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27)，在《资本论》中，他更明确地说：“资本不仅……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因此，“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28)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的叙述逻辑中，没有把“工资”这一更具体的现实的范畴跟利润、利息、地租等现实范畴一起放在第三卷，而是在第一卷中与更本质的范畴如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等范畴一起进行叙述的。这一明显的与叙述的逻辑不相合，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原因就在于，这是所有制范式的理论逻辑要求。因为所有制理论的逻辑，在于揭示一部分人如何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占有他人劳动的生产关系，即不平等的剥削关系，所以在叙述完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后，为了在这里彻底而不留“后患”地揭示剩余价值产生的来源，《资本论》必须接着对“工资”这一现实范畴进行分析，以证明工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表现形式。
第三，正如早期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样，“所有制……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29)，因而“给资产阶级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30)。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做的工作，就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全部的生产关系及其总和描述一番，唯其如此，才能建立科学的所有制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上。
不仅马克思在“手稿”中第一次系统地在总和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全部的生产关系，而且他还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31)中比过去更为系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几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如部落共同体所有制形式、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古代公社所有制形式、日耳曼所有制形式等(32)。所有制关系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且没有大的分歧，因此这里从略，也不引用原文。
(二)依赖维度的生产关系理论体系的完善(33)
虽然“手稿”是为《资本论》而做的准备，但由于其手稿性质，马克思写起来是比较“随意”的，也就是说，马克思经常在写作的不同进度和阶段中随当时涌现出来的思想及思路而即兴阐发，例如他在分析货币起源和本质的问题时，针对蒲鲁东先生的以发放小时券替代货币的空想，即兴且集中系统地论述了他的依赖关系理论，虽只有7020个中文字(包括标点和空格)。据此，这里尝试对他的依赖关系理论体系进行概括。为了完整而系统地展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依赖理论体系，我们在这里将较多地引用原文，也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读和分歧。
1.关于人们在生产中必然的相互联系即交往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在《导言》中一开始就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把抽象的个人作为出发点的做法，他说：“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34)所以，“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35)
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明确讲，任何生产都是个人与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性生产，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摆脱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的诸如血缘、家庭、氏族等等形式的自然联系即人的依赖关系而显得独立，但并没有摆脱与他人的“社会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表现为外在的东西，并成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就是后文所说的“物”如货币等物的依赖关系。所以他才说，“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是罕见的事，并用语言为例说明，这“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一句话：交往是生产的前提(36)。这就是说，生产和语言一样，离不开人们之间的交往。所以，个人在生产中必然是与他人相互联系的，只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这种“社会联系”的生产关系形式不同而已，即如后文所说的，表现为“人的依赖”、“物的依赖”等形式。
2.关于依赖关系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论述
在《货币章》里，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等人之后，笔锋一转，集中展开对生产关系依赖理论的阐述。一开始他就说：“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37)
这里的“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的社会，显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但在马克思看来，它的产生“既要以生产中人的……依赖关系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所以，马克思在这里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另一维度的生产关系范畴，即交往维度的“依赖关系”范畴。如果这还不足为据的话，他在后文更是明确无误地说：“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38)。
3.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依赖关系形式、特点和意义的论述
(1)人的依赖关系表现为血缘、家族、等级等等固定的特殊的个人身份形式。
马克思说：“如果考察的是产生出不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的制度的那种社会关系……那么一开始就很清楚，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39)。这就是说，人的依赖关系即人们在生产中的生产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可能是由血缘关系规定的，也可能是由主奴关系规定的，还可能是由封建等级关系规定的，等等，总之，都是属于有特殊的、具体的个人身份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如果用现代经济科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所谓的“人格化”的生产关系。这种人的依赖关系形式和特色，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形容的那样，具有“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和“田园诗般的关系”(40)特点。
(2)人的依赖关系是靠家庭血缘的或直接统治的或从属的力量和方式维持的。
首先，马克思在这里把维持个人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力量概括为共同体力量。他说：“交换手段的力量越小……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41)其次，他还把这种共同体的力量具体概括为：“统治和从属的性质”即“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力量(42)。所以，马克思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维持人们在生产中的依赖关系秩序，“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43)。
(3)在人的依赖关系下，个人是不自由的，人的能力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马克思在《导言》中就说过：“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4)。所以，他后来进一步论证道：“人的依赖关系……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45)。虽然不能否认古代社会有人会比较全面，但马克思说：“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而“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46)这或许就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缓慢的根源所在。
4.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物的依赖关系形式、特点和意义的论述
(1)物的依赖关系表现为交换价值、货币、行情表等抽象的一般的物的形式。
马克思说：“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47)，因此，“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并“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48)问题是，为什么在这种社会联系的生产关系中，“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马克思进一步解释道：“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49)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生产中的这种物的依赖关系，还进一步扩展到行情表、汇率等等更复杂的形式上。马克思说：“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个人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50)为什么说行情表等形式是物的依赖关系发展了的形式?他解释道：“行情表、汇率、商业经营者间的通信和电报联系等等(交通工具当然同时发展)，通过这些东西，每一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51)进一步说就是，这种物的依赖关系形式，使得人们之间更加“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52)，但是互相联系的依赖关系不仅没有弱化，反倒更加紧密和自由了。如果用现代经济科学的术语说，它就表现为“非人格化”的关系；也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形容的那样，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纯粹的金钱关系”。(53)
(2)物的依赖关系是靠抽象的、观念的力量和方式维持的。
马克思说：“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54)这就是说，现在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联系”，即社会经济秩序，不再依靠个体之间具体的特殊的血缘关系或从属关系或上下等级的统治和服从关系等等来维持，而是靠抽象的一般的交换价值或货币等物来维持了。所以，马克思形象地说，通过货币，“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55)
(3)在物的依赖关系下，个人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人的能力发展得到极大扩展。
马克思在分析人的依赖关系下人的生产能力受极大限制后，笔锋一转地说，只有在物的依赖关系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及全面能力的体系”(56)。当然，马克思也看出，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各个人看起来似乎”是独立的、自由的(57)，但只是形式，“因为单个人不能摆脱自己的人的规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关系，所以在第二个场合他的自由看起来比较大”。(58)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理解，在人的依赖关系下，每个人在生产中都固定地与共同体内的其他人发生关系，虽然他也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能力，但显然深受这一固定的狭小范围的限制。例如，你只能是属于这个地主固定的农奴，相反也一样，他只能是属于你这个农奴固定的地主，你和他之间固定不变地在生产中发生属于特殊个人身份的社会关系；再如，你只是这个大家庭中固定的某一成员如妻子，你与这个家庭中其他成员如丈夫固定地在生产中发生这种特殊身份的社会关系，等等。所以，你的自由和能力的发展便受到生活其中的共同体范围限制。相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个人凭借和控制外部的东西即物的关系，比如劳动力商品和货币等物的关系，便可以自由地成为任何一个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以及自由地在不同企业中与不同的工人发生关系。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马克思通过所有制范式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工人虽形式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并不自由，因为他只有出卖他的劳动力这一条路。如果撇开这一剥削关系不论，相比而言，人的自由和能力发展，是比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依赖关系要前进了很大一步，因为个人(当然是个人而不可能是整个阶级)有可能凭自己的努力和运气等等，而改变自己不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的社会地位；相比而言，前资本主义社会，则完全没有这一可能。也就是说，在物的依赖关系下，个人的自由和能力发展空间，不再受他人的特殊权力如家长、主人等权力的限制了，而只取决于“他在衣袋里装着…的社会权力”(59)的大小。
5.关于马克思预测的未来社会依赖关系的论述
由于这一形态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出现，因此马克思是根据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规律，并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对未来社会依赖关系所做出的预测，并无直接论述，而是在论述两大经济社会形态中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时，按其逻辑展开的，内容不多，仅有三处。现集中把它们引述如下：
第一处，是在论述三大社会形态时说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处，是在比较分析物的依赖关系的一个特点即全面的交换关系时说的：“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既同以个人相互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又同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第三处，是在批判脱离历史性而谈论个人的自由和能力发展时说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到达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60)
我们注意到，关于未来社会人们之间的依赖关系形式和特点，马克思在这里并未明言，也就是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概念，而是在个人自由和能力发展的意义上提出了两个相关概念：一是“自由个性”，二是“自由交换”，也没有展开。这应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它毕竟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顺便说一下，我在2007年那篇论文(61)中，为了追求概念体系的美感，把马克思给出的这两个概念：“自由个性”、“自由交换”，合而为一，“杜撰”为“自由依赖”概念，以便和“人的依赖”、“物的依赖”概念相对称。其理由如下：人是社会动物，因此，即使未来社会情形如何不可知，但有一点可知，就是人与人之间总是要相互依赖的，也就是说要互相发生关系，只是依赖的性质和形式与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不同而已。同时我还指出，现代社会已有了这种自由依赖的社会关系雏形，比如国际绿色组织和行动、网上的各类社区等。
6.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三个阶段或三大经济社会形态的论述
根据生产关系依赖理论，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概括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或三大经济社会形态。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62)
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根据生产关系的所有制理论，把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划分为四大经济社会形态，即“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63)如果加上马克思预测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五大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第一阶段)。同理，马克思在这里根据生产关系的依赖理论，把人类社会(包括他预测的未来社会)演进历史阶段划分为三大经济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自由依赖关系基础上的未来社会。由此可见，中国哲学界的所谓五大社会形态与三大社会形态之争，实属风马牛不相及；而两种划分，在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体系中是并行不悖的。
7.关于经济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依赖关系论述
虽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形式，是人的依赖关系，但马克思并不否认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物的依赖关系事实。他说：“对于封建时代的‘纯粹人的关系’等等的错觉，一刻也不能忘记：(1)这种关系本身在自己的范围内，在一定的阶段上具有物的性质……但是(2)由这些关系没落而转变成的物的关系，其本身具有狭隘的、为自然所决定的性质，因而表现为人的关系”(64)。这就是说，在封建社会，甚至奴隶制社会，由于商品及其生产和交换已出现，人们也通过商品、货币等物与其他人发生社会联系，尤其在共同体之间，虽然共同体之间物的依赖关系会反过来影响共同体内部的生产关系，但由于它不占主导地位，不具有普遍性，因而并不影响和改变整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性质。所以，马克思说，前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物的依赖关系，“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决没有征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65)显然，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关系才成为“普遍交换”、“全面的关系”，从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并完全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性质。
《资本论》透露出的依赖关系理论
前文已证明，《资本论》的主体理论，就是所有制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目的是要揭示最后一个对抗阶级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理论武器。所以，我们在这里是想说明，即使在所有制范式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能读到马克思关于依赖关系的论述，当然是附带的、即兴的、零散的论述。它们比较集中地出现在第一卷第一章和第三卷第四十七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揭示由物的依赖关系所产生的商品拜物教性质时，以欧洲中世纪社会人的依赖关系为例，说明那时人与人的关系还没有披上物的外衣。他说：“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66)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个人之间在生产中特殊的身份关系，即人格化的关系。不仅如此，他在这一章还指出了前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人的依赖关系所产生的简明特点及经济秩序维持的基础。他说：“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67)
马克思在第三卷第四十七章分析封建社会地租形成时，再次强调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依赖关系所形成的人身依附性、从属统治性和人身不自由性的特点。他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关系和地租，“必然同时表现为直接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因而直接生产者是作为不自由的人出现的”(68)而对于地租来说，“必须有人身的依附关系，必须有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对土地的依附，必须有真正的依附农奴制度”(69)为前提。这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劳动者都必须有对土地，从而对封建诸侯、牧师、地主等等特殊身份的个人依附关系，而不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样仅通过物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与任何人发生经济关系。
为了进一步证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体系中，除了所有制理论外，还有另一维度的生产关系，这里我还将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在现代产权经济学意义上，论述过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物的依赖关系。马克思在讨论工作日的界线时曾说：“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可是另一方面……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权利同权利的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70)可见，在市场经济物的依赖关系这一普遍原则基础上，资本家与工人是平等的依赖关系，虽然这一平等只是形式上的(背后的或本质上的不平等关系，则是要靠另一理论力量即所有制范式力量才能剖析出来的)，但现实就是如此。所以，马克思才说“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因而没有高下贵贱之分。那么如何解决之?马克思认为，“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71)。因此，随着工人力量的增长，最后实现了8小时工作制。这就如同在现实的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中，买者与卖者各自产权实现的大小，取决于他们之间讨价还价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由多种因素如信息、市场地位、供求甚至政府等等因素决定的。或者用更现代的产权案例来讲，在股东与经理之间平等的物的依赖关系即产权交易关系中，虽然在市场上他们之间的(法律意义上)产权界定清楚了，但实际上产权界定并非都很清楚(而这将导致经理对股东权利的侵犯)，所以，双方各自产权实现程度的大小，仍取决于各自力量(如监督和反监督能力)的对决。我在这里指出这些，是想进一步强调，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体系中，除了所有制理论外，还有依赖关系理论也很重要，即使在所有制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即《资本论》中，也是如此。
结束语
诚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相互发生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分为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方面在要素的结合上发生所有制关系，另一方面又在交往与合作上发生依赖关系。它们实际上是混为一体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现象形态上，容易看出的是依赖关系，相反所有制关系是要靠抽象力且不带阶级利益偏见才能揭示出来的。但不能因此说，所有制理论是科学的，而依赖理论就不科学，不值得研究。我在以前的两篇相关论文中已指出，所有制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剖析人与人之间在生产中是不平等还是平等、是剥削还是非剥削的关系，以揭示社会中阶级对立和冲突的经济根源，进而探寻五大经济社会形态更替规律；而依赖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剖析人与人之间在生产中的交往与合作的关系，因而在这种相互依赖性上(即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生产)他们是平等关系，以揭示社会经济运行秩序的根源，进而探寻三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规律。所以，这两大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是并行不悖的。而且，我以为当前急需研究、创新和发展马克思的依赖关系理论。这是因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即制度变迁过程，而现实急需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答(72)：这种转型和变迁中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以及是如何形成的?而这种经济秩序，在本质上就是人们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关系，即相互依赖关系。显然，这样的研究对象，是所有制理论范式所不逮的，相反，它正中马克思的依赖关系理论之下怀。拙文再次发出重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依赖理论的呼声，并为了说明它是正宗的马克思理论，用了较大篇幅，苦心孤诣并不厌其烦地摘录马克思原文，试图系统地复原其本来面目。对于尚有的错误，为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请同仁斧正。
注释：
①现在虽有许多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还应包括生产力及生产方式等，但我认为，即便把研究对象作如此宽泛界定，也不能否定生产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的核心地位，因为经济学毕竟不是工艺学和(生产或工商)管理学，即使强调资源配置对象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们的核心概念如价格、收入(其微观简称为价格理论；宏观简称为收入理论)，本质上即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利益关系。所以，我不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作宽泛理解。
②范式(paradigm)概念，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提出的，它指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即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就是生产关系范式，因而所有制和依赖理论都不构成独立范式。但是，根据库恩另一说法，即“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所有制理论和依赖理论又可以称为两种不同的分析模型或理论框架，故本文在这里使用范式一词。
③见程启智《物的依赖关系与马克思主义产权经济学之当代重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4期；《论马克思生产关系二维理论：所有制和依赖理论》，《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
④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7、133页。
⑥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1、283-288页。
⑧⑨⑩(11)(12)(13)(14)(15)(16)(19)(22)(23)(27)(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73、37、37、26、26-29、34、34、29、72、253、256、37、144页。
(17)(20)(21)(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0、321、324、324页。
(18)(32)(34)(35)(37)(38)(39)(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4)(55)(56)(57)(58)(59)(62)(64)(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465-510、22，25、105、114、113、107、108、111、25、109、112、107、106、110、110、111、110、114、106、107、113、114、106、107-108、115、108-109页。
(2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2页。
(25)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11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37页。
(26)(28)(66)(67)(70)(7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584、94、96、262、262页。
(31)这一标题并非编者所加，而是“采自马克思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为手稿第Ⅳ笔记本第50-53页及其后续部分所加的提示。在这个《提要》中马克思还为手稿第V笔记本的第1-15页加了另一标题：《资本关系形成以前或原始积累以前的过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60页中的注释228。
(33)本人于2007年首次发表该观点后，非常希望有同仁商榷，但遗憾的是，仅有吴小龙和陈必辉合写的商榷文章见诸报刊(《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10、11期)，现在借下面的分析，反驳他们的核心观点：依赖关系是人的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顺便说一下，如果有与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态不同的“人的关系”和“社会主体形态”的话，那么按照唯物史观，它们也要在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态中找本源，因此与之并无本质冲突。
(36)(40)(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253-254、253-254页。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7-108、108-109、112页。
(61)程启智：《物的依赖关系与马克思主义产权经济学之当代重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4期。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68)(6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90、891页。
(72)当然，我们并不排斥用其他理论如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来解答。所以，即使从理论竞争来说，我们也急需重新拾起并发展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依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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