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端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9)02-0001-14
党的八大根据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宣告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并在各项文件和党章中要求继续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未竟之业，以达到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现在理论界约定俗成地认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结束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皆始于1956年9月党的八大。怎样把这几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问题放在当时政治经济的历史和环境中，理性地解读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这一重要时段的大事，得出贴近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这是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社会主义在什么基础上诞生的一个基本问题，关系到如何全面学习和运用八大各个主要文件中共同的思想观点分析认识历史的问题，关系到如何评价党的八大产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关系到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关系到是否以历史唯物史观分析历史的问题。总之，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要根据求真、求实的精神进行探讨、厘清，提出新认识，形成共识。本文意在抛砖引玉。
一、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1957年底确立的
党的八大在宣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建立起来时，还提出要有一个政治思想上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毛泽东创立了中国化社会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石。在取得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党中央在1957年底宣布在我国已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一)毛泽东创立的《正处》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巩固的理论基石
党的八大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系统回答过。党的七大宣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是“将来纲领和最高纲领”，是“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1]毛泽东曾予以说明：“在我的报告里已经提到了，但是没有强调。为什么不强调呢？如果要强调，就要列出共产主义的纲领，可是我们认为现在还是不列出的好，因为共产主义的纲领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把这些东西写上去，只有一点好处，就是对教育党员是有利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志还不晓得什么叫共产主义。”[2]建国后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所阐发，但它是围绕总任务进行的，基本观点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据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3]由此可见，全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八大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准备不足的。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对不对呢？比如北京市，我说进入是进入了，你说还没进入？比如北京这么一个城，火车从天津开进了城没有呢？进了城了，完成了没有呢？还没有。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是不是这样？全国都是这样。”[4]1959年北京站建成使用前，前门火车站是进京的终点站。那时，北京的古城墙还在，进京火车驶入东便门，便是进城了，而东便门至前门站还有近五里的间距。毛泽东用火车“进城了”“尚未完成”到站的道理，清楚形象地告诉国人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上建立”等同于初步建成社会主义是不正确的。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谈社会主义的书出了那么多，教人们怎样去具体地搞社会主义的书，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也有些书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什么都写出来，但那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有些事情还没有出现，虽然可以预料到，却不等于能够具体地提出解决的方针和办法。”这表明，搞社会主义不能从书本出发，而是要从实践和经验出发制定方针和办法。这次谈话他批评了当时一些干部不顾各地本身具体条件急切地要求进入社会主义的行为：“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5]自1956年1月上旬北京率先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在此后的20多天里，天津、西安、沈阳、重庆、武汉、广州、上海等118个大中城市和193个县，也相继宣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第一季度末，全国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基本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6]，陆续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这虽然不是毛泽东曾批评过的不是在“一天早晨”进入社会主义，但表明中国实际上是“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
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发表讲话说：“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7]这段话表明了八大之后不少人对社会主义的幼稚认识和社会主义发展状况。
先进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起于十月革命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创始人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原则的经典论述介绍到中国来，党内有少量骨干目睹过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对新中国建立后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党内外广大的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已不是遥远的理想追求，也不是一些抽象的真善美的观念形态的集合体，人们已生活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初生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形态是什么呢？是不是马上就进入幸福美好的境地？这些，实践中的人们都还不甚了了。无产阶级的领袖只能站在前头引导，率先从理论上回答中国要到达和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它应实行什么样的原则、方针、办法。在文明社会里，人是离不开理论的。一个人如此，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社会大变革时代更是如此。一个社会要实现历史性的跨越，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不能没有新的文化形态。中国要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变革，必须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学说作理论支撑和思想引领。
1957年2月27日，作为最重要的国事活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发表讲话，后又经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月讲话，两个月修改成文”[8]，于6月19日《正处》正式问世。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考察，人们会发现《正处》蕴涵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怎样建成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思想观点。
《正处》中蕴涵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任务、目标的观点。第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组织制度的思想观点：社会主义(1)是六亿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2)是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制度的社会；(3)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4)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5)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社会。
第二，社会主义人民权益的思想观点：社会主义(1)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2)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社会；(3)是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又受纪律约束的社会；(4)是保护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的社会；(5)是全体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社会；(6)是生产不断扩大、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逐步得到满足的社会。
第三，社会主义矛盾的思想观点：社会主义(1)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矛盾存在并仍是基本矛盾的社会；(2)是既充满矛盾又要正确处理各类矛盾、使其内部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的社会；(3)是存在着敌我之间矛盾和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4)是大量矛盾为非对抗性、可以经过制度本身不断地解决的社会；(5)是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社会；(6)是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没有完全结束的社会。
第四，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近期发展目标的思想观点：社会主义(1)是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的社会；(2)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但又很不完善的社会；(3)是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4)是向自然开战、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的社会；(5)是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6)是开辟达到理想境界道路和靠辛勤劳动实现理想境界的社会。
以上思想观点，第一次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一般，属于认知观念，回答了即将到达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
《正处》中蕴涵着在“一穷二白”的中国怎样建成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第一，处理政治建设方面的思想观点：(1)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2)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伟大事业服务；(3)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4)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5)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6)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7)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8)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以利于民族团结；(9)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10)人民内部的争论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11)我们不赞成少数人闹事，对少数人闹事要弄清发生的原因，要克服官僚主义，改善工作，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12)对煽动群众或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人必须给予法律的制裁；(13)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第二，处理经济和社会建设方面的思想观点：(1)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2)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3)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4)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农业的日益现代化，工业才有原料，才有市场，才有资金；(5)农业有更大的发展，轻工业有更多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有好处；(6)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7)逐步建立生产和交换的适当形式、合理解决积累和消费分配问题；(8)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依照社会主义原则，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9)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10)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要经国家计划调节解决；(11)不要把一切人一切事情都由政府办下来，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和群众想办法，政府应指导社会团体和群众这样做；(12)要不断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同人们主观认识之间矛盾；(13)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14)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些，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出的代价那么高；(15)学习外国的东西不要教条主义，适用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要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16)中国的穷国地位会起变化，穷国将会变为富国，决定的条件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的团结；(17)我们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政变这种状态，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才能使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
第三，处理文化思想建设方面的思想观点：(1)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2)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不应当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3)帮助知识分子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积极发挥他们的才能；(4)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5)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6)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7)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这可以帮助科学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8)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9)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劳动；(10)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11)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细微的工作把闹事群众引向正确道路；(12)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3)乱子有两重性，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
第四，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思想观点：(1)美国操纵联合国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中国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会起变化，无权将变为有权；(2)要向一切国家的好经验学习，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3)要同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4)要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团结；(5)对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6)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要有精神准备，也要分析，我们坚持和平、反对战争，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
上述基本思想观点回答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党和国家要有什么样的实践观，实行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应当怎么做。这些思想如毛泽东1957年4月8日会见波兰政府主席西伦凯维兹所评价的，有些话是“过去的经典理论家没有说过”[9]的。
《正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苏为戒”，总结了前苏联的一国经验和我国暂短的执政和建设经验，结合20世纪50年代世情、国情、民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一穷二白”的中国怎样建成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完整地回答了属于当时时代的问题，开启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境界，是继《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是扎根于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宣言，是新社会文化形态的标识，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的奠基性工程。建立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工程，我们不应当藐视、贬低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系统理论，那种认为毛泽东在建国后“一度提出了一些的思想和思路”，“没有形成系统理论”的观点是欠妥当的。像任何传世的科学著作都具有局限性和需要与时俱进一样，《正处》不是一切都准确无误、至善尽美的，也有时代的历史的局限性。它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奋斗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新社会、新生活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启动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航母，是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兴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法宝。这本中国共产党人的传世佳作，有着强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吸取认识和改造社会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武器。
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对《正处》连续数个月的调研和宣讲，毛泽东当时称自己“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10]，以及全国开展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学习、宣传《正处》活动，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最深入的思想理论建设活动，它理论上哺育、引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中国人民树立社会主义意识提供了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遏制了当时在一定范围一度出现的非社会主义思潮的蔓延，给人民和党为社会主义奋斗增强了信心、力量，给襁褓中不满周岁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为“一穷二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固的理论基石。没有《正处》科学理论天才的创立，没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化社会主义系统理论，及对党和人民的哺育、引领，一定范围的非社会主义思潮就会泛滥，社会可能要在迷茫中徘徊、动荡，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建立恐怕还要走很长的路，很难在短期内被确立起来。
(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标志着在中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党的八大文献蕴涵着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11]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党在目前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12]八大党章规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是“继续采取正确的方法，把资本家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个别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二是“党必须继续注意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克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影响”，“以争取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完全胜利”。邓子恢在党的八大发言中指出：“农民虽然已经参加了合作社，但是他们原来的思想观点和传统习惯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完全改变过来，为使这些思想观点和传统习惯不致损害集体事业，党就必须继续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13]李维汉在党的八大发言中指出：“民族资本家和他们的代理人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从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改造；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需要继续努力使自己的政治立场完全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14]这表明党的八大文献没有宣布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束，而是提出了进行政治思想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要求，蕴涵着继续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
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困难和问题设想得不那么充分、深刻。党的七大时毛泽东设想了十七条困难，并提出了解决的一些预案。党的八大时全党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是乐观的，对潜在的矛盾和困难看得不多，一心只想集中精力解决过渡时期总路线另一项任务即工业化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不是在欢庆锣鼓声中确立，不是神州大地上自然生长，不是上天慷慨奉送，而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新制度的思想逐步增长，使旧制度的残余逐步减少，经过复杂艰辛的坎坷之途，才能使自己巩固确立起来。这是历史的规律。
社会主义改造引起了阶级关系大变动，再加上改造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使国内社会矛盾呈频发、激化趋势。1956年9月至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有一万多人；河南、广东、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连续发生了部分农民退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哄闹等事件一万一千多起，广东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有些学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贴很多标语，喊反对社会主义的口号。这反映大变革时期，不稳定因素骤增，是社会矛盾激化期和高发期，国内少数人期盼匈牙利事件也在国内发生。早在1956年初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曾乐观地估计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15]潜伏的上述社会矛盾突然爆发是八大时党未曾预料到的。毛泽东分析道：“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有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象(像)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16]党在城乡大张旗鼓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泛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大讨论，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这是过渡时期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和宗旨。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党的八大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所领导和进行的一场重要革命。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1957年关系中国要向哪里去全局的两件大事。党中央要求，整风运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题，在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要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整风运动中人们提出的各种意见，绝大多数是诚恳的，但确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他们竭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还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他们还主张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之外，另成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之类。有的人甚至散布煽动性言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上街闹事。显然这是一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思潮。它极大地冲击着刚刚诞生在神州大地上的幼嫩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党把反右派斗争纳入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
党中央对反右派斗争认识是始终如一的。周恩来在1957年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刻指出：右派分子“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他们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出发来攻击我们的国家制度；他们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根源；他们企图用否定成绩、夸大缺点的方法来诋毁我们的国家制度”。“他们的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17]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鲜明尖锐地揭示了反右斗争的重要性、必要性、目的和实质。对这些“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18]的错误主张和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回顾了反右派斗争的历史，严肃、郑重、明确地指出：“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19]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也明确指出：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表明反右派斗争关系到“中国向那里去”的方向性问题，向社会主义还是向资本主义，在当时帝国主义势力掀起反共反华的大气候下，对一个以农民成分为主、长期生活在农村和山区进行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不久，执掌全国政权才五六年，一心一意要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果不在发生问题的范围内鲜明地击退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不在全国人民中间用相当精力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会形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社会就会出现大的动荡、动乱或大“地震”，出世不满周年的嫩弱的社会主义制度幼婴将不能很好地成长发育。这不是耸人听闻。
当然这场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在发展进程中被扩大化了，由于经历28年夺取政权的党对阶级斗争有经验，碰到新的问题，就联想起敌人来了，所以没有很好地在实践中贯彻《正处》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思想，把本是属于人民内部范围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升到敌我性质，把属于反社会主义的“一股势力、一股思潮”的矛盾上升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本是一定领域、一定地方突出的激化的带有一定程度对抗性的矛盾上升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像社会生活中的“正当防卫”一样，防卫有些过当，出拳有些过重，打击面太宽了，打击的分量太重，大批人确实处理不适当，太重，他们受了多年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给不少人造成了历史伤痛、悲情和怨愤，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人民共和国国家的损失，这是要深刻记取的；党在执政条件下，再使用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的方法是断乎不可取的。列宁曾告诫人们：社会主义导师们强调新社会诞生时的那种“长久的阵痛”也不是没有缘故的，新社会“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20]。面对国际反共反华的声浪，对反右派斗争我们应采取扬弃的态度，而不应全盘否定。
通过整风反右派斗争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当时世情、国情、党情的条件下，在政治思想上解决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问题，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树立起了四大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理念：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的政治领导理念[21]；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社会发展理念[22]；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价值理念[23]；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社会发展目标的理念[24]。四大理念的提出和在全国人民中的树立，稳定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大局，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根基，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的精神之魂。
时任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在1957年12月7日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严隆重宣告：“接着一九五六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在一九五七年又通过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这个伟大的运动，开展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更加巩固了。”[25]他斩钉截铁地宣布：“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同时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26]，“我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铺平了道路”[27]。这是八大后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主抓的第一件大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标志性的伟大工程。李富春代表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宣告向世人表明，既要牢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建立的历史，又要永远铭记1957年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历史。后者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虽有悲情和阵痛，但却难以避免，它标志着一个社会新制度在世界东方的诞生，这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继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错误的，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诞生之际，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成果是必要的，对此我们不应否定。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需要指出的是，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无论是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都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点与马列经典作家笔下解决敌我矛盾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同的。在中国，党领导的夺取政权的任务是民主革命，是敌我性质。毛泽东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28]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党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实践证明，超出《正处》的这个理论定位，在实践上就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关于这一点，我曾撰文指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始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29]因为建国后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是一定范围一定区域的敌我矛盾，不构成全国范围的主要矛盾，抗美援朝不是国内矛盾，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
1982年以来党章载明：“建国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正像1981年《历史决议》重申“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的论断是对八大精神的确认一样，党章和宪法使用的“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命题，实质上是对1957年底党中央昭告的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历史性判断的确认和升华。
1982年党章宪法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命题，当时未作说明。理论界还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混同和通用。[30]术语的厘定，是理论发展的必要前提。“基本上建立”和“确立”不是同义反复，两者存在着同中之异：“基本上建立”是开始成立或开始产生之义，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大部分建立，是不完全建立；“确立”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基本制度稳固地建立或牢固树立之义。从中外历史规律看，任何一个新社会制度的“确立”比“基本上建立”内容更丰富更宽泛更生动。“基本上建立”是“确立”的前提，“确立”是“基本上建立”进一步发展的结果。1956年9月，党的八大宣布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是经济战线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1957年底党中央在全总八大宣告的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两者社会前提条件不同，历史过程不同步，具体内涵不同。这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时间，从1956年的八大移至1957年底，1年3个月的时差在社会发展史上仅是弹指一挥间，作为史学问题还是宜细不宜粗为好，精细化些好。这涉及评价历史的标准及基本理论问题。
二、社会主义初步建成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结束于1957年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端于1958年伊始
建成社会主义是宪法、党章对过渡时期规定的目标，基本要求是既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要使现代工业领导国民经济，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居优势。“一五”时期工业化的成就，既标志过渡时期的结束，又标志社会主义不成熟不发达阶段工业基础的奠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颁布标志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自行终止，客观上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始。
(一)“一五”时期基本工业化目标的达到是社会主义初步建成的重要标志，是过渡时期结束的根本标志
1954年宪法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1956年八大党章规定：“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社会主义建成的过渡时期中，党的总任务，就是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宪法、党章对过渡时期要达到社会主义建成的目标，是对1953年12月经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有关表述概括的升华。《提纲》第一部分第三条明确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31]这个重要变动或修正，使过渡时期历史下限由毛泽东1953年8月前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变成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和过渡时期总任务统一起来了。这是依据列宁主义原理作出的。列宁1920年曾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32]他认为在俄国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要实现这‘一个’条件，单是完成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上十年工夫”。[33]他还说道：“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一般的原理上。必须把它具体化。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34]斯大林后来对这句话解释说：“要走向共产主义，单靠苏维埃政权是不够的；要走向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必须使国家电气化，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35]列宁当时还把在过渡时期实行的电气化草案称作“第二个党纲”，表明-工业大生产建立不起来，过渡时期是不会结束的。这个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重大发展。
对在过渡时期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刘少奇解读道：“什么叫过渡时期？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教科书认为，所有制改变了，技术改造完成(工业化)了，社会主义就建成了。”[36]周恩来的解读是：“在过渡时期，对国家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还只是基本上实现，而不是完全实现；只要是基本上实现了，过渡时期就算结束了。”“过渡时期的长短，决定于是否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37]这就是说，过渡时期的结束、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有两方面：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变革，二是工业化的水平，即工业生产力基础的初步奠定。在不发达国家，社会制度变革是前提，现代工业是物质基础，这两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工业化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必要基础。毛泽东曾提出：“共产党是要努于中国工业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是机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指出：新中国要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后，党把工业化摆在社会主义主体地位。陈云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深刻指出：“党中央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而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为什么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呢？大家知道，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大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工业化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建立物质基础，所以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38]因此，可以说，没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现代工业作基础，是过渡不到社会主义的。“一五”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具体指导。1952年9月讨论“一五”计划时，他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把五年计划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陈云深情地指出：“把五年的时间作为一个计划的阶段，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39]
“一五”计划的主要点，如陈云所指“是在今后五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40]它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重工业是五年计划的中心环节。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相继访问苏联，谋求苏联对华的政治经济援助。一个工业化的大国，全力帮助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这为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党中央进行了全社会的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公民都要用不同的方法，保证国家基本建设任务的实现。1957年，是建国以来经济建设进行得最好的年份，是“一五”期间重大企业建成最多的一年，差不多每两天就有一个重大企业完工。
1957年12月6日，陈云给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写信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新建的工厂是一种模型，以后可以仿造。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们的机械制造能力大大提高了，我们因此有了充分的信心。除个别部件以外，一般的机器成套设备，我们都能自己制造。只要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就能大干。”[41]这就是说，“一五”时期主要在重工业方面铺摊子建厂，建立现代工业企业，为现代化生产力打基础，“二五”时期大干、再发展。
李富春在1957年12月7日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中指出：我国已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奋斗目标，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机器设备的自给能力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金属材料自给能力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42]这表明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后，我国重工业基础已建立起来，国民经济已经初步建立了现代化工业大生产的基础，这种现代工业上规模、上档次、上台阶的喜人状况，标志着现代化工业面目出现了里程碑式历史性变化，表明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这种新兴的经济体系，不同于传统产业，它聚集了百万计的有组织的优秀的先进的产业工人，聚集了数以万计的有知识懂科学的管理者，是新中国以先进设备武装起来的公有制经济大军，体现了新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有活力的生产关系，孕育着现代化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潜力。它们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最厚重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工业化是个内涵不断发展的概念。在“一穷二白”基础上的工业化发展进程，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前曾提出三个概念：基本工业化，初步地工业化，进一步工业化。基本工业化概念是在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系统地发表过渡时期思想时提出的，他说：“什么叫国家基本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至少要达到百分之五十一，或者达到百分之六十吧。”[43]初步地工业化和进一步工业化，是他在起草八大开幕词中提出的。初步地工业化是指：“一九六七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样我国就可以说基本上有了现代工业了，就可以说初步地工业化了。”进一步工业化是指“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44]这是毛泽东最早的工业化三步走设想。这说明中国的工业化是相当长历史时期的艰巨任务，需要几代人分几个发展阶段才能完成它。对社会主义的建成可以按其工业化发展程度将它划分成初步建成、基本建成、完全建成等阶段。
基本工业化，我们理解，一是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目标，即“一五”计划所要求的建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它的基本要求如陈云所指出的：“不是现代化的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如果落后些，生产很快，也是好的。我们是在自己的力量基础上发展和扩大生产的。”[45]也就是多兴建些厂矿，先解决厂矿有无问题，品种齐全问题，生产能力快的问题。二是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至少达到51％。根据这个理解，“一五”时期的工业化成果，已达到基本工业化最低目标。1957年工业总产值784亿元，农业总产值604亿元，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6.4％(1949年为17％)。因此，我们有条件认为，社会主义初步建成了，可以认定过渡时期结束了。当然，在此基础上确立和起步的社会主义根基很浅，现代化工业起点很低，因此邓小平把它称之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1956年党的八大把“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建立是可以的，但它并不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不是工业化的结果，而是为工业化创造条件，把它作为不发达的中国过渡时期的结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始，条件很单薄。所以，除了社会经济制度外，还必须有必要的相应的现代工业化生产力物质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下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论述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时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46]理论界常常有同志认为毛泽东心中的总路线就是改变所有制，这是一种误读，或者说不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1953年9月，他提出：“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7]10月他又指出：“总路线，总纲领，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48]，“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49]。这些论述表明，发展工业生产力，基本工业化完成是毛泽东过渡时期理论及其总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是不重视生产力，或者不要工业化的发展。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又说：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黑体为引者所加)，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推进，以至共产主义的实现，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黑体为引者所加)。”[50]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确立都是以一定水平的生产力为基础，其发展进步也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的。我们不应当离开“一五”时期工业化的基础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成果，离开必要的、一定限度的物质基础，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端。离开工业化发展的一定规模、一定水平诞生的社会主义是畸形的社会。若此，党的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将不能被科学认识和总结，历史将会被扭曲。
理论界的权威专家在分析我国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界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建成”是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新提法，因而不主张用它作为过渡时期结束的标志，认为这样会“延长过渡时期的时间，扩大过渡时期的概念，把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同起来”，主张“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就应该宣布过渡时期结束”。[51]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它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可以不以现代化大生产为基础。由于现在理论界没有遵循50年代宪法、党章规定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反复重申的过渡时期内涵，界定过渡时期的结束，因此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端的认识就存在着偏颇。权威的党史书上说：就社会主义改造而言，“到1956年已经基本上完成。就这一方面而言，过渡时期已经完结，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实现。按我们现在的分析，这个情况表明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2]。把毛泽东已放弃的1953年8月前的两次表述，作为政治标准，离开工业生产力发展规模、水平，离开现代化大生产，离开了党的文献中使用频率最多的“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要求，急于判断过渡时期的结束、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端，这显然是对历史方位的误判，缩短了过渡时期的时限，缩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忽视了1957年社会主义革命的存在，忽视了一定范围人民内部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的激化状态。
历史上，中俄两国原来都是资本主义欠发达国家，现代工业在旧中国比俄国规模更小技术更落后。因此两国无产阶级各自掌握政权后虽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目标是一致的，既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还要大力发展现代工业，但在具体步骤上是不同的。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先没收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达到70％，其间伴随着农业集体化逐步展开和推进，在消灭富农阶级之后，宣布过渡时期结束，历时近20年时间，到达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而中国提出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执行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计划用18年时间进到社会主义。鉴于工业化对资金和工业资源的迫切需要，党不得不把社会主义改造放在首位，加速推进。我们只用七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即在八大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没有条件宣布过渡时期结束，此刻还第一次将过渡时期总路线载入党章，要求全党作为纲领来贯彻，把主要精力放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未完成的工业化任务上，解决建立先进工业国和落后农业国矛盾的历史任务。
建国后的八年特别是“一五”时期工业化的伟大成就表明，社会主义初步建成，可以宣布过渡时期结束，但当时党没有这样做。对此，毛泽东解释道：“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53]刘少奇则解释：“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当作过渡阶段，就容易把社会主义定型化。”[54]周恩来也曾说明：“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55]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宣布过渡时期结束，初衷可能是好的，意在鞭策全国人民保持昂扬的斗志，防止产生松劲情绪，将工业化的进程推进到新阶段、新水平，但这为延长过渡时期、提出大过渡理论开了方便之门，为阶级斗争依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并且定型化提供了立论依据，使阶级斗争“动力论”长期成为指导思想，党和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根据《正处》理论，我们认为“阶级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不符合国情。事实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内部矛盾已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因为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夺取政权的革命，其后开始的过渡时期是阶级尖锐对立、阶级激烈对抗到逐步趋缓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革命是党执政条件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定范围的革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没有激烈的阶级对抗。过去把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当作过渡时期全局范围的主要矛盾是犯了对俄国经验的本本主义错误，这是由认识的局限性造成的，今人没有必要一味责怪先人，只要总结好经验教训，转化成自己的精神财富就是了。
持有八大作为过渡时期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初段阶段始点的同志都认为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需要讨论的。《矛盾论》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在过程的主要矛盾亦称根本矛盾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阶段的主要矛盾：“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黑体为引者所加)对此，毛泽东用了大量篇幅和翔实的材料作了论证。他告诫：“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56]为此，我曾撰文，对“根本矛盾(即过程主要矛盾)与阶段主要矛盾的关系”作了阐述。[57]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它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各阶段有本阶段的主要矛盾，各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不决定社会性质。我们党是靠总结历史经验吃饭的。党过去长期搞民主革命，八大时只有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还没有来得及写出一本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希图他们在过渡时期进程中高瞻远瞩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不现实的。学者们未从过程的主要矛盾还是阶段的主要矛盾的视角来鉴别八大主要矛盾，误将过渡时期新阶段的主要矛盾，当作社会主义社会新过程的主要矛盾，这是不妥当的。这有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为证：“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58]这段论述告诉人们：一是八大之后与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即还处在过渡时期，不是结束了过渡时期；二是这时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而是过渡时期新阶段的主要矛盾。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59]这段论述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论十大关系》有渊源。下面对上述论述作些分析。
第一个矛盾要求加重农业的发展。针对工业化以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大家都工业化，毛泽东提出要改变一下。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要在保证工业重点的同时，“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60]，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改变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落后的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保证工业化的实现。
第二个矛盾要求关注民生，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工业化建设开展以来，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搞基础工程，民生与建设矛盾逐渐突出。为此，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时，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有所改进，让企业有一定独立性和机动余地，使之发展得更加活泼；要关心农民的福利，反对只要母鸡下蛋、不给它吃米的倾向；国家、集体、工人农民的需求要兼顾，只顾那一头，都不利于社会主义。这些是一个关系六亿人口的大问题。中国社会的现实是“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61]。提出人民对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同供给不足的矛盾，意在合理调整民生与建设的关系。
第三个矛盾要着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新制度的物质基础与之相适应。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新建的公有制的社会制度是先进的，但它的物质基础很薄很浅，为此大力发展现代化工业基础和现代化农业基础，使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62]。
综观八大主要矛盾，从社会阶段看，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到建成社会主义的新阶段矛盾，多个矛盾并存或叠加，体现过渡时期的特点，因而不是过渡时期结束后新社会的矛盾；从社会发展看，要注重解决民生和建设的矛盾；从发展根本要求看，处理好相关矛盾，加快工业化历史进程，推进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达到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从矛盾特点看，它是共处相生型矛盾，而不是冲突相克型矛盾，不是如同阶级对抗那样，一方吃掉一方，而是对矛盾双方要两手抓、两方面都要出成效。
总之，八大主要矛盾要求，要统筹兼顾各类事业发展的关系，既要现代工业发展，又要现代农业发展；既要处理好人民对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又要解决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短缺的状况；既要使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起来，又要使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物质基础厚实。一句话，按照总路线规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推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
党的十三大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它与八大的主要矛盾相比有质的飞跃。其共同点，即都否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社会主要矛盾。不同点：理论依据上，一个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历史任务，一个源于过渡时期总任务；内涵上，一个高屋建瓴，矛盾双方宽泛、包容性强，在发展的成长过程中，矛盾性质和本质不变，但激化的方面和形式是会变化的，一个具体、多元、针对性、现实性强，着力解决过渡时期总路线尚未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及当时激化的社会矛盾；时空上，一个是以百年为计的历史大过程，属根本矛盾范畴，一个是以年为计的过渡时期中的新阶段，仅限一时激化或要突出解决的主要矛盾。
(二)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颁布客观上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端
1958年5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仅有的一次常任代表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指出：“一九五八年的春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全面跃进的春天。”“鉴于经济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获得胜利的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刘少奇的报告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的主要内容为五个基本点和“三个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对这条总路线我们要有理性认识，实行两分法。一方面，提出这条总路线时，如毛泽东所说，党“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63]，把社会主义理想化、绝对化，因而把社会主义看“易”了，看“近”了，如邓小平所说：“我是总书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64]因而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中粗放性发展，急于求成，搞“大跃进”，给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它毕竟是八大选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树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帜。这面旗帜反映了党的工作重心由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转变，反映了人民要求摆脱国家落后的迫切愿望。这条总路线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基本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是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我们判断社会性质根本转变的基本依据。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虽然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里是“基本上建立”不是“确立”，因而没有宣布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结束，没有宣布过渡时期总任务全面完成，只表明过渡时期总路线两项任务中一项任务的基本完成。作为党的八大纲领性主体文件的刘少奇政治报告继续强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提出要继续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完成国家工业化，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可以全部完成”[65]。这表明，八大还在继续高举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初步建成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旗帜。1953年我们党就宣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团结全国人民的政治基础和旗帜。”[66]1958年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颁布，表明党举起了一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旗帜，向世人昭示：1958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元年。如果说1958年前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手抓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颁布表明要一心一意抓建设了。这表明1958年伊始，既是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又是一个新社会的开始，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元年。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从五十年代中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67]这给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元年留下了空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对“五十年代中期”革命和建设两阶段划分有明确论述。
毛泽东有两次重要分析。一次是1958年9月5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道：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去了。搞什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两只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我讲了个抓紧。”[68]这表明，1957年底前，党中央主要抓革命；1958年后，开始“转过方向”，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另一次是1959年5月，他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过去只是一些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们(其后毛泽东说系指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在那里做工作，我们中央的或是地方党委的同志们，他们的主要精力，主要放在革命方面去了。对于经济建设，经济法则，对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如何具体化，过去我们没有得到经验。认真地讲，是从去年起，我们才抓这件事情。这是因为，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手才闲出来了，过去手不闲，阶级斗争把我们的手占了。一直到1957年，我们还有严重的阶级斗争任务。”[69]这里告诉国人，1957年前，中央是部分同志抓经济，从1958年开始，全党上自中央下至地方党委才抓经济建设“这件事情”。这表明：1958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周恩来认为1957年底前仍在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1959年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他回顾道：“第一个五年的后半期，即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连续不停顿地取得伟大的胜利，我们党又根据这种有利形势，及时地提出了和执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62年4月在政协三届三次会议讲话中指出：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设想得太容易一点，以为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我们的社会不是属于全民所有制就是属于集体所有制，好象(像)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就能完成”。“这些想法是不恰当的。”[70]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应该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改革，整个社会的改造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完成的。在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不可能那样快地完整地改造好，总是参差不齐”[71]。这里他鲜明表示：1957年进行的政治思想战线的革命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造任务是在1957年基本完成。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分析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我们也进行了不少的工作，但还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地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了。”[72]这里他把“五十年代中期”历史以“一五”与“二五”计划的交替作为革命和建设之间的界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分别以1957年和1958年作为两阶段的界碑，而不是1956年。其一，以1957年作为建国后前八年历史下限。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指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黑体为引者所加)[73]这里，用“八年时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表明，他将“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实际上锁定在了1958年。1988年5月25日，他对外宾说：“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开始，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我国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74]6月22日，他又讲道：“一九四九年，中国结束了屈辱的历史，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建国后的前八年我们搞得不错。”[75]9月5日，他还说：毛泽东“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五七年，三十六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76]。这些论述，邓小平是把建国后的前八年作为一个历史单元。其二，以1958年作为社会主义历史开端。1985年4月，邓小平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77]1987年6月，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指出：“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78]这里，他把1958年以后作为一个历史单元的第一年，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元年，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端。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五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两个发展阶段分界十分明确、清晰、一致。领袖们是革命和建设先后两个时期重大政策的制定者，重要实践的指挥者、亲历者，他们的真知灼见，以综合历史实践为基础，以历史的大视野为基础，不拘泥于某个决议、某段论述为前提。今人对历史的分界应与党的领袖们的判断相衔接、相贴近。对领袖们的集体智慧的共识，特别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五十年代”历史分期的重要判断，史学界理论界更应当尊重，并作为研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端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依据。
结束语
胡锦涛同志在论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次革命成就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79]。这段精辟论述揭示，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一个是国家政权变革的大事，一个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大事。恩格斯在1890年致布洛赫信中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由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80]根据这个唯物史观，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伟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不单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所致，而是新中国头八年经济、政治、理论、思想多项实践活动交互作用合力创造的最终结果。这些多项实践活动主要有：中国化社会主义理论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引领，“一五”时期现代化工业基础的奠定，经济和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行动纲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颁布。由此，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革命和建设实践产生的“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创造了历史“最终的结果”：1957年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1958年伊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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