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耦合态势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重心论文,态势论文,其对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提出
人口流动是产生区域经济均衡过程的重要因素，而区域经济非均衡是导致人口流动的重要驱动力。在统一市场、信息对称等条件下，区域均衡发展的结果应当是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在空间上趋于一致，而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的分离程度则体现了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因此是衡量人口流动、区域格局变动驱动力的重要指标。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分布在空间上错位严重。30年来，中国东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由1975年的42%增加到2005年的56%，而人口比重仅从34%增加到36%，经济集聚并没有在同期产生相应的人口集聚过程，这成为导致当前我国存在显著的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
关于中国经济、人口等各种资源分布重心的研究，近年来已经开展了许多工作[1-2]。樊杰和W.陶普曼率先用重心分析方法研究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工业重心的变动[3]，此后，徐建华等[4]、许月卿等[6]、冯宗宪等[6]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变化分别进行了描述和研究，乔家君等[7]和王欣等[8]也对50年来中国经济重心的变化开展了研究，从这些成果来看，重心计算的基本模型已经较为成熟，对20年至50年时间尺度上中国经济、人口重心各自的变化态势也做出了基本的刻画。
本文在计算53年来中国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同时，进一步构建了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空间耦合态势模型，以此为依据刻画出中国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空间耦合态势，并进一步探讨其变化的原因及其与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关系。本文认为，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分离与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具有重要的联系，因此提出3项假设：
(1)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空间耦合态势与区域发展差距具有相关关系，具体体现在：两个重心的距离越大，区域差距越大，同时重心靠近的过程亦是区域差距缩小的过程。
(2)理想的发展阶段中，也就是在经济因素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空间耦合态势应符合倒U形库兹涅茨曲线，即两个重心经历先分离、后靠近的过程。
(3)现实中，存在非经济因素打破上述理想发展阶段中的平衡，导致两个重心的空间耦合态势及区域发展差距出现更复杂的变化过程。
2 经济重心、人口重心的计算及其变动轨迹特征
本文选取自1952年“一五”计划开局之年至2005年“十五”期末53年间每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年份作为时间节点（另选取1965年作为三年调整时期结束的标志），采用分省数据测算中国内地地区1952年来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及其变动轨迹。
2.1 重心的计算
经计算得出12个时间节点的经济重心、人口重心经纬度坐标，图1给出了1952年以来中国经济重心、人口重心位置。
图1 1952-2005年中国的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
Fig.1 The center of economic gravity and population gravity of China from 1952 to 2005
2.2 经济重心变动轨迹的基本特征
(1)东西发展失衡是中国区域差距的核心问题。中国经济重心在东西方向上始终偏向东部，而在南北方向上则基本处于国土的中间位置，因此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失衡主要体现在东西差距上，即沿海和内陆的发展差距是我国区域差距主要问题[9]。
(2)由内地向沿海移动是经济重心变动轨迹的主要趋势。53年来沿海地区对经济重心变动的牵引最为明显，东南沿海、东部沿海对经济重心的贡献持续增强，东北、华北和中西部地区持续降低，因此，经济重心由内地向沿海移动成为经济中心变动轨迹的主要趋势。
(3)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重心出现大幅向南移动的过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大幅向南移动，其中，1990年前持续向南偏西移动，1990年之后向东南移动。东南沿海地区在全国经济比重的迅速抬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差距格局变化的突出表现[10]。
2.3 人口重心变动轨迹的基本特征
(1)人口重心移动的幅度相对较小。中国经济重心在53年中移动得地域范围达4800k
，位于安徽、河南两省交界地带；而人口重心的变动范围仅限于河南省泌阳、确山、桐柏三县之间方圆约430k的范围内，移动幅度相对较小。
(2)人口重心变动轨迹呈现出先向东北、再向西南的态势。建国初期由于经济、政治中心北移，引起了人口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1962年以后，受“三线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南方地区对人口吸引力的增大等因素影响，在30多年间人口重心持续向西南方向移动。
(3)近年来人口重心出现向东南移动的迹象。2000年至2005年间，中国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重庆、四川、湖北、湖南、安徽、广西、河南、贵州等中西部省市的常住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中国的人口重心转向东南移动。
3 人口、经济重心空间耦合态势及其与区域发展差距的相关性
3.1 重心的空间耦合态势
中国的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在空间分布上是分离的，人口重心相对于经济重心始终分布在偏向内陆的地区，两者的分布高频区不相交叉。本文采用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在空间分布上的重叠性及其变动轨迹的一致性为指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考察两个重心空间耦合的态势。
空间重叠性。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空间重叠性用两者间的距离表示，距离越近则重叠性越高。空间重叠性的计算公式如下：
变动一致性。对于其变动轨迹的一致性，则以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相对上一时间点产生位移的矢量交角θ来体现，θ越小则变动越一致。由于θ取值范围在0°～180°之间，因此可以用它的余弦值作为变动一致性指数(C)，该值越大则表示变动越一致，当C=1时表示完全同向，C=-1时表示完全反向。设重心较上一个时间点经度和纬度的变化量分别为Δx和Δy，根据余弦定理：
空间耦合态势的测算结果（图2）表明，中国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空间耦合态势经历了6个阶段，具体特征见表1。
图2 中国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距离(a)和变动一致性指数(b)比较
Fig.2 Comparison between the overlapping of CEG and CPG(a) and consistency of their movement(b)
3.2 重心的耦合态势与区域发展差距的相关性
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分离意味着产出较高GDP的地区未能吸纳同样多的人口，用人均GDP衡量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便趋于扩大，两个重心耦合态势与区域发展差距应当具有很高的相关性。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判断，计算1952年以来各省人均GDP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刻画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将其与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的重叠性（距离）曲线叠加（图3），再采用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法，计算两个重心的重叠性与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93和0.792（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它们之间都存在非常强的线性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53年间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在空间上的分离态势与区域发展差距水平基本是同步变化的。
4 经济、人口重心空间耦合过程的作用机制
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分离与靠近是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现象。一般而言，区域发展差距的存在造就了区域发展势能差的形成，由此便产生了推动人口由低经济发展水平向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迁移动力，驱使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趋于靠近，区域差距缩小，这就是区域发展空间均衡的基本过程。区域发展均衡过程是市场驱动和政府驱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市场机制的效益最大化和政府意愿的效益最大化是均衡过程走势的基本动力。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机制和作用程度不同，也由于市场和政府、中央和地方等对区域发展价值取向及目标的不同，已经或将要形成相对均衡的区域发展格局，在新的发展阶段演变路径被改变，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呈现出分离的变动趋势，从而导致区域差距形成和扩大，由此产生新一轮的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这里，均衡点跃迁、区域经济发展势能、势能差的转化在探讨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4.1 均衡点跃迁
区域发展的均衡状态是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趋向一致，我们把两个重心趋向一致的点位称作均衡点。均衡点的具体位置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发展阶段驱动经济和人口空间配置的因素、机制、需求和目标是不同的，新的发展阶段可能出现新的经济区位及新劳动力配置模式，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迁移轨迹随之发生改变，均衡点的位置也将可能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在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中，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点将发生跃迁。均衡点的跃迁一般发生在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空间耦合轨迹的转换点上——从趋于均衡转变为趋于非均衡的转折点，因此，均衡点跃迁是导致经济分布和人口分布空间格局发生质变的重要原因，是引发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暂时分离的驱动因素。
均衡点跃迁主要成因和产生的结果都是经济活动区位的改变。农业社会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格局、农村人口分布、农业自然资源条件等形成了相互适应的区域格局，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基本吻合，这是初始的均衡点。进入工业化时期之后，工业经济活动的区位因素同农业社会时期的区位因素是完全不同的，在矿产资源、交通地理位置、市场、劳动力等影响区域发展因素的作用下，各区域的区位优势度重新排序，经济格局发生变动，经济重心出现移动。
图3 重心重叠性、人均GDP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的变化曲线
Fig.3 Curves of overlapping of two centers of gravity,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Gini index of GDP per-capita
4.2 区域发展势能
如果采用一个虚拟量
—区域发展势能—作为分析区域发展格局变化驱动力的指标，那么，当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分离时，经济分布与人口分布之间会产生势能差（Δ）。我们借用引力势能的概念，即区域发展势能永远为负值、无穷远处势能为0，因此，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相距越远，势能差越大（图4）。
图4 经济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区域发展势能差
Fig.4 The regional potential energ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y and population
4.3 势能差的转化
(2)类型Ⅱ：政府的干预抑制了经济人口分布趋向一致。这类政府作为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抑制人口自由流动，或者将经济重心引导向更远离人口重心的区位，也就是说政府采取维持区域差距的管制行为。
4.4 区域发展差距的“多阶段倒U形”演变规律
一般认为，区域发展差距呈现倒U形的演变规律，即区域发展差距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形变化（图5）。在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中，区域发展势能差的产生与转化交替出现，由于存在均衡点跃迁以及外部作用的影响，使得区域差距起伏变化，呈现多个倒U形阶段相连续情形。
4.4.1 单个倒U形的发生过程
区域差距扩大主要是区域发展势能差累积的过程，区域差距缩小主要是势能差转化为其他效应的过程。而区域差距开始扩大的时机、扩大的程度、转向缩小的时机以及缩小的程度等均取决于均衡点跃迁及外部作用（政府作为）所引起的效应综合。
(1)区域差距的扩大。在发展阶段的初期，均衡点跃迁是扩大区域差距的主要原因。均衡点跃迁既影响到经济分布、也影响到人口分布。前面已经论及，两个重心的空间分离就导致区域差距扩大。除了两个重心空间分离是均衡点跃迁导致区域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之外，两个重心变动的非同步性也是另外一个原因。通常而言，人口分布的空间变动与经济区位的变迁在时间上是错位的，人口不能随着经济布局的变迁而同步迁移。首先，不同发展阶段实现单位产出所需的劳动力的数量是不同的，比如工业社会中只会有少部分比例的人口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大部分劳动力在工业化初期仍然会继续在原地从事相对效益低下的农业生产；其次，个体对于区域经济格局变迁的估计和判断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从个体掌握的知识、经验以及决策能力来看，其不可能对经济区位变迁的效应迅速做出反应；再次，从社会的角度看，在生存无虞的前提下，无论经济结构发生如何重大的改变，任何一个以定居为习惯民族在短期内都不大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迁徙或移民浪潮。综上所述，即使是在信息对称且不存在人为阻碍人口流动的状态下，相对于经济格局，人口格局对发展阶段变化所做出的反应也存在合理的滞后。因此均衡点跃迁所产生的效应是使得经济与人口的空间分布产生分离，这对于区域发展的整体效益来说是最大化的，因此这样的分离态势会持续一段时间，区域发展势能不断积累，但同时也造成相对少的人群享受到相对多的发展成果，从而新的主要经济产出区域的发展水平要大大优于其他地区，形成不断扩大的区域差距。
(2)区域差距的缩小。区域差距持续扩大到一定程度后，经济人口分布相分离的区域发展空间格局的边际效益大大降低，经济分布与人口分布之间的作用力越来越强，在区域发展效益最大化的驱动下，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趋向重新融合，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区域间的分配更加有序，区域发展势能差通过转换得到释放，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正像“势能差的转化”中论述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作为的效应(
)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4.4.2 倒U形周期性变化的发生过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经济活动区位指向不断发生变化，经济人口的空间分布很难实现稳定，区域发展差距演变过程在经历一个完整的倒U形阶段或者尚未完成一个完整阶段之前，就进入到下一个倒U形阶段，呈现周期性变化（图6）[11]。
5 中国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周期性变化
中国进入工业化发展时期以来，早期因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发展过程受外部影响十分强烈，最近半个多世纪又因我国长期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治效果较西方国家更加显著。因此，中国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较多地体现了外部作用效果()的影响。
根据中国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空间耦合态势的测算结果（图2）以及区域差距数据（图3）分析可见，在1952年至2005年这一时间范围内，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体现出若干个起伏演变的过程，与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多阶段倒U形假说”相符，归纳其阶段划分、均衡特征、均衡点跃迁、政府效应如表2所示。
5.1 区域发展空间均衡的阶段特征
自近代至今我国一共经历了3个倒U形发展周期（表2）。第一次区域差距极大值出现在建国后不久的1952年，此后，前两个五年计划有效的缩小了区域差距，到1962年是区域差距的极小值。在“三线建设”时期，区域差距开始重新扩大，至1975年前后达到极大值，改革开放之后，区域差距迅速缩小，至1990年，无论是经济和人口重心的距离还是区域差距都达到了53年以来的最小值。此后15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期中区域差距再次扩大，但不再有以前那么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区域差距基本没有继续扩大，有缩小的趋势。
5.2 经济与人口重心均衡点跃迁分析
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均衡点在上述3次周期的交替阶段都经历了重要的改变，每次改变都体现了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因素和区位取向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开始向下一个周期转变。①导致第一周期的均衡点跃迁。过去千余年我国经济与人口的均衡位置大多位于中国中部的大平原地区。近代以来我国逐渐进入工业化时期，而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完全是被动的，近代工业体系大多是列强出于掠夺的目的建立的，因此空间分布极端靠近沿海一线及东北，少数的民族工业也严重依附于列强的空间布局，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经济特征。②导致第二周期的均衡点跃迁。建国后，中国一方面要扭转工业过于集中于沿海的空间布局，另一方面要改变重工业严重落后的局面，因此致力于建设独立自主的、轻重比例得当的现代工业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与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点相比之前要更偏重于内陆地区，因此1952年以来的若干年经济重心向西移动较为明显，这一移动的过程先使得经济人口分布的错位态势得到了缓和，其后拉动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进入新的周期。③导致第三周期的均衡点跃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区位条件优越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首选地区，其中犹以东南沿海地区地位最为突出，1975年中国经济重心大幅向东南移动就是这一变化的体现。
5.3 外部作用对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的综合效应
1952年以来，中国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虽然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政府仍然对国民经济和区域发展实施着有力的调控措施，因此政府对经济和人口分布所施加的影响直接左右了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变化。在中国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3个周期开始和结束的阶段，政府对区域发展的能动作用均产生过变化，进而对经济、人口的空间分布产生重要的影响。
图6 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多阶段倒U形演变规律”
Fig.6 "multistage inverted-U-curve evolution law" of the spatial equilibrium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5.3.1 第一周期
这段时期自1952年之后，中国政府的作为致力于缩小区域差距，其均衡发展的产业政策对区域差距的缩起到了重要作用，属于外部作用第Ⅲ型。建国后在建立自主、健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背景下，中国在内地布局了大量的工业建设项目，与此同时同步的引导人口向内地迁移，并带动了内地的城市化和区域发展。如在我国在“一五”期间提出了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向东北、华北和西北的“三北地区”倾斜，迅速推动了内地的工业化发展，并且带动了中西部一系列大中城市的发展，并涌现出大量重要的新兴工业城市，推动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城市化发展，促进了经济分布和人口分布空间格局的同步变化，缩小了区域差距。
5.3.2 第二周期
这个周期内，我国政府采取过两种不同的作为方式，对区域差距的扩大和缩小都产生明显效果。
(1)1962-1975年。 这一时期延续了前一个周期的均衡发展的区域发展政策，但是自“二五”计划之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政府作为的正向效应减弱，特别是“三五”“四五”时期，中国过高估计了潜在的战争危险，将重工业疏散到“三线地区”，并将新增的投资大量用于国防工业建设，“三线建设”未能带动起“三线地区”的区域发展，对该地区的投资未能发挥合理的效用[12]。因此虽然这段时期政府对区域发展采取了相当的作为，但是效果很不明显，没有起到缩小区域差距的作用。
(2)1975-1990年。这段时期中国政府采取了维持区域差距的管治方式，转变为外部作用第Ⅱ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将开发建设的重点转移到发展基础较好、投资回报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先后在东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口岸，给予东部地区特殊的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的优惠发展政策使得东部地区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高地。与此同时，中国在1980年代逐步取消了与户口挂钩的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人口离开居住地的限制，所以从整体效果上来看，这10余年中国的区域差距是缩小的，但其表象之下仍体现出非均衡发展的本质：一方面经济人口重心的靠近其实是对之前一段时期由于国民经济混乱、政府投资低效所造成的区域差距扩大的修正，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区域政策已经为东部沿海地区积累起足够的发展优势，为之后区域差距的扩大打下了基础。
5.3.3 第三周期
这个周期内同样经历了政府作为方式的转变，大致以2000年为界。①1990-2000年。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延续了之前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政府对经济分布和人口分布两方面的影响都有所体现，但人口政策在其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了出来。1990年以后，东部地区的经济实现了更快速度的腾飞，而与此同时，中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一方面，经济发展带动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发达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日益增强；另一方面由于户口的限制，大量的劳动力无法在其工作地点安家落户，无法与本地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或者只能潮汐式的在家乡与工作地之间往复移动，因此从发展的最终成果来看，经济与人口的分布仍然是脱节的。经济与人口分布的分离，从客观上充分利用东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培育了能够带动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有利于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但同时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也日益明显。②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中国采取了多项措施旨在缩小日益扩大的区域差距，实施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为外部作用第Ⅲ型。一方面，国家先后于2000年提出西部大开发、2002年11月提出东北振兴、2004年12月提出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并配套了相关的项目建设和资金投入，牵引经济重心向内地移动；另一方面，也开始尝试逐步的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阻碍。从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距离的变化可以看出，目前这一政策已经初步取得成效，区域差距的总体趋势已经在缩小。
6 结论与讨论
(1)人口与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靠近与疏离既是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过程的内在动力，又是其核心表象，而考察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空间耦合态势则是认识这一过程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的空间耦合状态与区域发展差距存在高度的相关性，重心愈靠近，则区域差距愈小。
(2)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的分离与靠近是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重要体现，两重心的分离会产生区域发展势能差，区域发展势能差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各类区域发展效应，从而引起人口流动、导致经济人口分布格局重新配置，这其中还受到外部作用的显著影响。因此，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其实就是区域发展势能差的累积与转化过程。
(3)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经济分布和人口分布会周期性的出现错位与回归，因而区域差距也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而根据外部作为的三种作用类型，区域差距变化的态势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随着发展阶段的不断递进，区域差距扩大和缩小的态势会周期性持续出现，形成多个“倒U形”发展阶段相连缀的情形。
(4)从1952年至2005年，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体现出若干个起伏演变的过程，大体呈现3个周期，并且可以根据这个结果还原出3个完整的“倒U形”发展阶段，通过考察这三个发展阶段的区域差距变动过程，可以看出外部作用的类型对中国区域发展空间均衡过程的影响非常明显，在不同时期中国政府的区域政策、投资重点以及人口政策等均在当时对区域差距的扩大和缩小产生了重大作用。
(5)现阶段对中国区域均衡发展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是人口流动的自由度，而中国的户籍制度大大影响了人口流动的自由度，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在过去很长时间内都是阻碍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当今的发展形势下，任何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都会加剧部门、城乡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必须加大人口管制制度的改革力度，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以保障经济发展对人口流动的合理需求，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
樊杰，陶岸君，吕晨.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耦合态势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87-95.
收稿日期：2009-07；修订日期：2009-11.
注释：
①地区生产总值为当年价。
②1990年以前的数据大部分为户籍人口，1990年之后大部分省份的数据逐渐变为常住人口，2000年之后的数据全部为常住人口。
③坐标数据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