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以经济结构为透视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结构论文,近代论文,中国社会论文,透视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是以经济结构的变动为启动点的，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整个社会转型的性质、趋向及归宿。转型期的经济结构是由新旧、中外诸种因素和二元混合机制构建而成的。这种构成机制赋予中国近代经济结构明显的中介性质，而这种中介性恰恰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过渡性的特色。近代中国经济二元混合结构于本世纪初成型，它标志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的完全无序化。这种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的无序化和发展变革的多元取向，给近代中国人民的选择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困惑和迷惘。
近代中国社会是被外力强行从中世纪的宗法农业社会卷入世界一体化的滚滚洪流中的。因此，中世纪宗法农业社会的低起点和外来力量的强制性，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具有极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以经济结构为透视点，说明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及转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转型，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一
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起点，中间经过几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和国内的农民战争，以及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至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持续过渡型的定型，即达到了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的完全无序化。
在社会结构的持续过渡以及完全无序化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子系统的量变处在积累状态，它们还未能接近质变以完成向新的社会结构的飞跃。因而社会结构的基本属性具有难以确定的中介性，即我们常说的“不中不西”、“不新不旧”、“非官非民”等特点。社会结构中的各个子系统由于同处这一无序化的运作过程中，因此它们也同具这一中介性的特征。下面我们试对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进行具体的分析。
关于社会结构，依据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式理论，[①]可分为五大部分，即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我们习惯上把它们称之为经济基础，另外三部分我们称之为上层建筑。这里我们只将前两项合并为一，其他则分别按关系罗列说明。根据五项式理论来考察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可以看到如下变化：
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中央皇权的高度集中与小农经济的散沙状分布是通过封建专制制度的刚性强制和宗法关系的柔性粘合而统一起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残暴统治正好被贯彻在儒家礼教思想中的体现血缘亲情关系的宗法伦理精神所遮蔽。因此，即便是专制统治由“苛政”导致政权危机，以至于出现农民战争甚至改朝换代，但只要代表宗法精神的儒家纲常伦理存在，像马铃薯一样分散又封闭的小农便会很快地适应新的封建王朝的统治。所以，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分散的小农经济与高度集中的大一统专制王权，加上植根于血缘关系的宗法伦理观念，形成了刚柔相济、随时调适的修补机制。这一特殊修补机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然而，外来势力强行介入中国社会之后，中国社会结构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经济基础看，由过去单一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外来殖民主义经济、中国新生资本主义经济和原有的宗法农业经济三种成份的复合体；从政治制度看，由过去的权力等级制与权力中心制相结合的中央集权皇权专制官僚制度转变为外来政治势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势力和旧封建官僚政治势力三种政治力量的相互制约与共存；从社会心理来看，除了原来的双重民族性格外，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又产生了双重的民族心理和新生资产阶级的特殊心理；从思想体系看，除了过去传统的儒家思想外，又有外来的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和新生资产阶级的思想及其他社会思潮。
将新旧结构加以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外来侵略势力介入中国社会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各个子系统分别成为双重二元结构，即新因素与旧内容并列的结构；而新因素中又包括外来的和中国内部新生的两个部分。[②]另外，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有四个方面的变化最为显著。
其一，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经济结构农工结合体，即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构成方式，在外国资本主义介入后开始解体。尽管不是总体上、大面积的解体，而是只限于东南沿海开埠通商的若干地区，但其趋势尤其是它所造成的后果则意味着自然经济一统天下的结束。中国被强行卷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之中，这使中国社会结构的运作、变化和发展，都无法摆脱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刺激和影响下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从中国整个经济成份的分布看虽然处于“汪洋大海中的若干小岛”的地位，但作为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异质成份，它是前者的对立物和替代者。
其二，传统社会结构中的皇权强制力大大削弱了。外来侵略势力对中国的政治干预，使皇权几乎居于傀儡地位；地方汉族地主势力的崛起，又使中央皇权潜隐下太阿倒持的危机；资产阶级力量的成长壮大，更预示着皇权临界寿终正寝的末路。
其三，由于宗法观念在资本主义力量的冲击之下逐步淡化，以致使作为社会意识初级形态的社会心理呈现出分裂型的双重构成状态，即既有传统心理的特色，又有面对掌握先进文化的强大敌人时进退维谷的矛盾心态。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与取舍，困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导致他们从一种心态困境步入另一种心态困境，即便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也避免不了这种心态上的双重困惑。
其四，皇权式微本是以宗法观念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思想走向衰落的根源，皇权的寿终正寝更使传统儒家思想失却了它过去的中心地位。新生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各种社会思潮的产生与发展，使思想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外来的奴化思想在多元化的思想体系中惟恐落后，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扩大其影响，发展其地盘。尽管传统的宗法观念衰而不亡，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但是作为曾经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充当重要的调适、修补角色的宗法观念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特殊功能。
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如马敏博士在其“过渡形态”理论中分析的那样属于“非稳定过渡型”。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子系统内部要素和各子系统相互关系尚处于不断生成、构造的极端活跃期中，控制调适功能尚不健全，因而呈现出非稳定特点”[③]；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演化的总趋势是朝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目标靠近，但由于封建历史传统的巨大惯性力量和外来殖民势力的干扰，这种不断地接近运动又始终不能顺利完成。新社会的诞生陷于痛苦的难产，与之相伴随的是长期社会动荡和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反复”[④]。这也恰如梁启超的那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⑤]
事实上，这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完全是由社会结构各个子系统中的双重二元结构对峙以及三重构成因素的互相依赖、互相矛盾造成的。首先，在三重因素中，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代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它要建成的近代工业社会，也正是由传统宗法农业社会向前过渡的彼岸。然而，与之对峙的两种因素，即外来的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则竭尽全力地对其进行压制和束缚。传统的力量十分顽固，外来的侵略势力又极其强大，相比之下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则十分孱弱。两强对一弱的夹击，从客观上造成了近代工业化社会只能是近代中国在离开传统宗法农业社会之后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近代的社会转型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其次，土生土长的中国资本主义，其本身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两面夹击和两厢依傍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当它向近代工业化社会努力迈进的时候便无法克服这种与生俱来的粘连性。它既割不断与宗法农业社会连结的脐带，也无力排除外来的殖民势力，从而建成工业化的近代社会。总之，从主观力量和外部环境来说，要中国的资产阶级担负并完成一种由此岸到彼岸的稳定过渡和既彻底又完整的社会转型不啻于一种奢望。也正因如此，近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无法避免的选择就是这种“非稳定的持续的过渡形态”[⑥]。
我们一般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开始于鸦片战争以后，主要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强行楔入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使传统的社会结构坍塌解构，近代的社会结构逐步确立。同时，在这个旧的解构和新的建构过程中，中国社会由过去的有序运作过渡到无序化状态。实际上，从1840年至1900年这60年间，中国社会结构的各个系统还没有充分地无序化。换句话说，作为二元结构对峙和三种因素并存的局面还未完全形成。如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了，但它的力量还未获得大的发展，因而还不能与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形成对峙局面；相应地新的阶级力量也就不能与专制皇权和外国侵略势力构成一种实力相颉颃的对立。又如皇权削弱了，但是直至1900年以前清政府并未完全附首听命于洋主子；国民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但与政府的矛盾还未完全激化。总之，新旧对立、三方矛盾还未进入胶着状态。只有到了1900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才真正完全地无序化了。
二
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结构主要包括生产力结构、生产关系结构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具体又可分为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赋税结构、金融政策结构、各部门与各地区各种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各种经济成份之间的比例结构等等。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中生产力发展相对停滞，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性异常突出。1840年以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虽然楔入了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因此而引发出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但是直到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新增成份所占比例依然很微小。据统计，从1872年至1894年的22年间，中国先后创办了72家新式企业，其中商办企业53家，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19家，资本总额为2090.7万元[⑦]，仅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4。这表明中国资本主义还处在萌生的初级阶段。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洋务运动的破产和战败的刺激，清政府被迫向民族资本做出某些让步，资本主义经济曾经一度活跃起来。1895年至1898年4年间，开设新式工矿企业80多家，资本1781万元，然而不久便出现了衰退。中国资本主义真正获得长足的发展是20世纪初。首先，20世纪初年清政府举办新政，推行了一系列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接着，资产阶级发动了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外货运动；其后更有辛亥革命，中国资本主义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机会。据统计，1895年至1913年18年间，中国新设厂矿共549家，资本额达12029.7万元，与其初期发展阶段相比，无论规模还是技术实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1895年至1913年18年间，中国万元以上厂矿的资本总额是前一时期的5.75倍。其中民族资本的发展速度更为惊人，超过官僚资本的17.18倍。因此，二者在中国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前后两个时期恰好相反。
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看，前一时期22年的资本总额仅占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4，而后一时期平均每年的投资额（668.3万元）就占政府年财政收入的8%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据许涤新、吴承明先生的统计，“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就占到14%的比重，在整个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总产值中占15.4%的比重。这就是截止到1920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⑧]20年代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上保持曲折上升的势头。1936年，资本主义近代工矿企业的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加上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产值共占20.5%。1949年，资本主义近代工矿企业的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加上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产值共占23.1%。
若将政府财政收入与工农业总产值在计算方法上的差异忽略不计，根据1900年至1949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情况可得出如下结论：尽管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20世纪上半期的发展情况不令人乐观，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至本世纪20年代已逐步发展到它在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平均发展水平线以上。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完全取代封建自然经济，因此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也就不可能达到人们企望的目标。反映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增长幅度上，就是由8%→14%→10.8%→17%这样一种持续发展、曲折上升的过渡性取向；从资本主义工业与传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比例构成看，也只能是1∶9→1∶5→1∶4的逐步接近，[⑩]而终不能完成新旧更替，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结构彻底而又完整的转型。由于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不可能像统计学的量化分析所显示的那样资本主义恰好与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成1∶1的平分秋色的对峙，因此我们不妨从这个意义上说，“半封建半殖民地”是一个模糊概念，是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化的一种诠释。它只显示质量而不显示数量。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也就只有是向这种非新非旧、新旧混合型的社会转变。
由上述情况可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是从20世纪初开始呈现出这种二元化的混合结构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虽未能与传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平分天下，但它已成为整个经济结构中异质的对立因素和不可忽略的子系统。这种二元化、混合型经济结构的成型，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完成。
三
中国近代经济结构的无序化，是通过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体现出来的。它突出地表现在地域结构上。地域结构上的不平衡，既有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又有各城市之间的不平衡，还有农村中各地区的不平衡。
城市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大多分布在城市，尤其是沿海、沿江一带的城市。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最先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落脚，又因为沿海、沿江一带的城市在交通、资金、技术、进口机器、与外国的联系以及对外出口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便在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广大的内地与之相比则远远落后。从1895年至1913年的统计资料看，这18年所建立的549家厂矿企业中，沿海城市占61.35%，内地仅占38.65%，[(11)]至于西南、西北边疆地区则几乎没有新式企业。沿海、沿江等开埠通商地区城市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率先发展，一方面是近代化所带来的城市化的必然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使然。若将近代中国各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忽略不计，而从整个城市经济的总体趋势看，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进程是相当可观的。城市中资本主义经济与传统自然经济岂止是平分秋色，而且前者大有取代后者的趋势。首先，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官僚资本主义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三面夹击，传统的城市手工业濒于破产，那些失业的小手工业者大多成为近代工矿企业的雇佣劳动者。其次，传统的商业也在中外三种新经济成份的渗透下，开始对地权、对官僚表示出一定的分离或对立倾向，并逐步向新式商业转化。再次，作为旧式金融业的钱庄、票号，其职能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蜕变。然而，城市的近代化并没有给整个经济结构带来彻底的改观，因为城市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毕竟有限，近代化的城市充其量只是作为传统的落后的农村所瞩目的楷模而已。
与近代化的工商业都市相比，农村的情况迥然不同。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全国80%的人口是农民，国民经济的主干仍是农业经济。传统的农业从沿海至内地虽然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但是，历千年而仍其故的农工结合体并未彻底解构。商业性农业在东南沿海及长江的中下游流域有一定的发展。20世纪初，黄河上游和华北地区的农村也仅有少数的农业专业化区域，其他边远的山区农村，自然经济的破坏程度微乎其微，因而仍占主导地位。
在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通商大埠的周边农村，由于该地区的资本主义萌生早并且发展快，便给这些地区的农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因素，如农副产品的专业化与商品化、出现了新式的富农和经营地主、形成了城乡商品市场等等。由此而造成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即发达的沿海、沿江农村与迟滞的内陆及西部农村并存。这种不平衡除了沿海省份对于内陆省份在由传统农业向商业性农业转变中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外，负面效应则比较大。首先，这些地区的商业性农业完全依赖于国际市场，直接受帝国主义及中国买办商人的控制与操纵，因此其商业化的过程便是日益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其次，帝国主义不失时机地在这些地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竭力将其纳入自己的殖民市场，从而使这些地区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蒙受了极大的打击和摧残。另外，这些地区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以及与内陆落后地区的经济差别，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在地域上的不平衡也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如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南北差异。另外，就城乡发展不平衡而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也是如此。19世纪的工业革命“虽然改造了旧城市，也建立了新城市，但广大农村很少受触动。这些变革深刻地改变了城市中等阶级的面貌，而且产生了由工厂工人组成的整个新阶级，但对农民的影响却不怎么明显。特别是南欧和东欧，绝大部分农民仍然生活在工业化前的世界里，很少接触到近代工业的气息。住在乡下小城镇的人，在这个新兴的物质进步浪潮中只不过沾上点边儿而已。他们仍然保守、因循守旧，对城里滋生的新思想抱怀疑态度”[(12)]。可见，资本主义发展在城市与乡村这种地域上的不平衡是转型期社会结构的一般特征，中国也不例外。不过，中国又多了一种沿海、沿江地区与内陆、西部地区的不平衡。
四
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产业结构上也很突出。产业结构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一般的近代产业结构是三种产业并存，在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无形操纵之下，三种产业在各个经济区域按一定比例的常态分布，呈网状模式，如下图所示。[(13)]
一般资本主义近代产业结构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初期阶段若将第三产业略去不计，而把第二产业分成重工业与轻工业的话（以轻工业为第三部分），产业结构则呈倒金字塔型。因此，产业结构的发展过程便是由倒金字塔型向正金字塔型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由主导产业变为基础产业；工业作为第二产业由新兴产业变为主导产业、骨干产业。
中国近代的产业结构从一开始便呈畸形分布，而且截止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一状况始终未能改变。它缺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的位置转换。1900年至1920年，农业和手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6%，近代工业只占14%。[(14)]1949年，农业和手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3%，工业产值只占17%。[(15)]新中国成立之初，农、轻、重三者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仍不过是70∶22.1∶7.9。[(16)]中国近代的产业结构与传统的农业经济结构相比，还未超出重农的传统模式，基本上属于典型的近代农业国产业结构，相当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初期的倒金字塔产业结构。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在地域和产业结构上的这种不平衡性，使我们看到这样一幅特殊的经济景观：“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17)]资本主义程度较高的沿海、沿江及开埠通商地区与封闭的内陆省份以及落后的西部地区同时存在。另外，中国虽然有了自己的第二产业，但传统的第一产业仍作为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因为在第二产业中只有一个发达的第二部类，作为近代工业主干的第一部类则几乎是付之阙如，而必须依赖于外国帝国主义。
这种特殊的经济景观从定性分析看是二元结构与三种经济因素并列、对立的产物。在诸因素既互相依存又相互矛盾的运动过程中，它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各种经济因素基本属性的含混与模糊，从而引起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的无序化和发展取向的多维性。因为这种在外国帝国主义干预下，自身又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内部整合过程而形成的非资非封、亦资亦封的经济结构，其中过渡性的中介特质因素很多，而且很难把握。在它居中协调下的经济的无序化运作既可以向近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趋近，又有被殖民地经济吞噬的可能；同时也可以成为封建官僚和大资产阶级的经济联合体；此外，它还可以在民主力量的引导下向社会公有制经济过渡。从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看，它的基本取向是在曲折迂回的发展中向着高于起点的彼岸迈进。然而，多元性的取向以及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迂回，不知给近代中国人带来了多少迷惘、失落和悲怆！
注释：
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95～196页。
②吴承明：《二元经济》，《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王翔：《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
③④⑥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2、12页。
⑤《梁启超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267页。
⑦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93页。
⑧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1053页。
⑨⑩黄逸锋、姜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
(1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
(12)H·斯图尔特·休斯：《欧洲现代史》（1914～1980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页。
(13)夏振坤主编：《中国农村经济学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4)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1053页。
(15)黄逸锋、姜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
(16)胡珲、刘斌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与实践》，华中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419页。
(1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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