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世纪之交的探索与前瞻——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第六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传播学者Tim O'Sullivan，John Hartley，Danny Saunders，Martin Montgomery，John Fiske 合著的传播研究领域最为通行的工具书《传播及文化研究主要概念》中，“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 ）被赋予了这样的涵义：
广泛地看，传播有两种定义。一是将传播看作是一种过程；二是将传播看作是在协商和交换意义。 （注：O'Sullivan,Hartley,Saunders,Montgomery,Fiske,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AND CULTURAL STUDIES,1994）
就1999年11月7日至8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而言，“传播”作为一种过程和作为意义的协商和交换这两重涵义，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和来自英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的海外传播学者嘉宾70余人，本着沟通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应用领域的前沿问题，增进相互了解的宗旨，在两天的研讨会期间，进行了一场大会主题报告和十五场专题讨论。无论是参加研讨会的学者人数，还是涉及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研讨会体现出的以学者为主体、以学术对话和交锋为中心的基本精神，或者不同话题和视野相互碰撞的活跃状态，都超过了历届研讨会。
在本世纪末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社会背景之下，国际传播学研究越来越体现出这样的特点：针对不断变化的现实，丰富、深化和拓展传统传播理论；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与共享，形成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的传播观；注重差别、张力、对话，在二元对立的张力地带寻求传播的价值和意义。（注：陆晔，潇湘：《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国际传播学会年会综述》，《现代传播》1999／3 ）世纪之交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也由于同样的社会背景，不仅越来越认识到与国际传播学研究共处于同一个研究平台，进行平等对话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且也越来越关注在中国的社会现实环境之下，传播学研究从理论来源到研究对象、从传播观念到研究价值的现实意义和理论贡献。因此，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定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信息与传播：中国与世界”，正是为了置身于国际化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宏观背景之下，寻求中国传播学研究在新世纪健康发展的广阔前景；与此同时，就象传播学大师威尔伯·施拉姆将传播视为人类社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动态过程，（注：施拉姆，波特原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内容和良好的研究契机。“传播学”作为一个外来学科，自70年代末引进中国，到今天被国家正式确认为一级学科，其间的20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者在学习和吸收西方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随着中国新闻传播的不断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支专门的研究队伍，初步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也形成了一定数量有理论和运用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不少业内人士对此进行了总结和分析，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在方法上已变定性研究为定性、定量相结合，在内容上已从单一媒介研究走向综合性研究，在视野上已从封闭走向开放；（注：孙旭培：《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1 ）但若站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全局看来，就会发现我们对整个学科的全面了解仍然很不够，研究对象过于单一，对新领域的探索亟待加强。（注：黄旦，韩国彪：《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新闻大学》1997／春，韩纲：《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回顾和分析》，《新闻大学》1998／秋）在此背景下，这次研讨会和以往相比，在组织方式、理论话语、关注焦点和探索方法诸方面，都体现出一些特点和进步，同时也反映出目前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局限，值得深思。
研讨会的组织和活动方式
本次研讨会的组织工作，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第一次按照较规范的国际会议的操作方式进行。首先，在会议筹备前期，大部分提交的论文都经过了专家组的匿名遴选；其次，在会议日程安排上，除一个半天的开幕式外，其余三个半天各分为两个单元，计六单元。再除去一个单元的大会主题报告，另外五个单元分三个会场同时研讨，共计十二个场次，然后将内容相近的论文加以整理、归类，按以下十二个专题展开：“传播学研究现状与发展”、“传播理论与传播哲学”、“西方传播学与媒介理论研究”、“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传播与文化研究”、“中国传媒的制度与结构研究”、“中国新闻改革研究”、“中国传播学研究”、“海外媒介与传播研究”、“新媒介技术与传播、“传播法”、“媒介文本与符号研究”等，每个场次（小组）在一个单元时间内进行专题论文报告和研讨；再次，在研讨议程上，每一小组设一主席或嘉宾评议人，掌握每篇论文演讲的时间，对该组宣读的论文（通常每组三到四篇）进行点评，并安排一定的自由问答时间，让参与该组的学者对宣读的论文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问题，以形成对同类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的良好氛围。
同时，提交研讨会的论文，大多数能够比较明确地归入相应的专题小组，表明我国传播学者的研究领域，已经从以往比较宏观和单一的话题，开始分化、细化和深化；另一方面，尽管这些专题的划分还存在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但分类这种做法本身，就有助于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主题和领域进一步集中和深入，以接近国际传播学研究的类别划分。
大会主题报告：两岸三地的研究视点和风格
研讨会于11月7日下午一点三十分正式开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致开幕词并阐述自己对中国新闻传媒独具特色的反馈机制的理解。接着由陈桂兰院长即兴讲话。此后即转入大会主题报告活动。
在研讨会唯一的一场大会主题报告活动中，京、沪、粤、港、台新闻传播学者的代表，从各自的视点出发，为与会者提供了来自两岸三地的不同议题和思维架构，充分体现了中国传播学界正在不断呈现的对于异质性体验的理解、沟通和包容的多种可能性。清华大学传播系教授刘建明博士在肯定传播模式作为一种研究中的简约化思维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提出质疑，探讨机械传播模式用于人的传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把握反馈是克服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对于效果不明确控制的混沌要素的有序之本的研究结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陈韬文博士在其论文《文化转换：中国花木兰的迪斯尼化与全球化》中，从文化全球化的批判理论出发，通过“文化转换”这一概念， 将迪斯尼新动画片《MULAN》作为个案，通过分析“一个文化为了自身需要而改造其它文化、据为己用”的过程，详尽探讨了文化转换的动机、转换带来的文化杂交、影响文化转换的全球化的因素等，提出杂交文化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双重界限——地区与全球间的界限及本国与外国间的界限——的跨越；该研究除结论本身的理论意义外，无论阐释架构还是研究范式，都为大陆的传播与文化研究，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照。暨南大学新闻传播系吴文虎教授从新闻传播的符号系统和符号象征意义两方面，强调了符号学研究之于传播学研究的意义。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张咏华教授以90年代因特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的崛起为背景，对以媒介技术的社会作用为研究焦点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重新审视，认为麦氏理论一反西方媒介理论大都围绕媒介传播的信息内容及其影响展开的传统，发展了传播学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技术史为主线的研究领域，其关于媒介技术与人类文化／文明进程关系的一系列观点的预见性和前瞻性，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他再受瞩目的重要原因，并探讨了麦氏理论的局限性。会议特约嘉宾、台湾文化大学郑贞铭教授则对传播教育的理想和取向，提出了热忱的希望。
分组研讨：关注焦点及其学术意义
一、受到普遍关注的中国传播学研究
整个研讨会期间，无论分组研讨还是学者们在会间不同场合的交流，最受到普遍关注的中心话题，是中国传播学的现状与发展前景。所思考的向度，一是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现实以及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思想和社会价值背景出发，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程、现状进行总结和概括：二是用西方现有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范式观照中国的现状，并探讨发展前景。本次研讨会在这两方面都提出了相当有价值的观点和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徐耀魁研究员认为，中国引进并开展传播学研究的最大收获，在于媒介工作者思想观念和社会对媒介的态度的转变，这包括受众概念的确立和对传播效果的重视，以及来自受众研究的定量分析和调查方法的兴起；但现存的误区影响到这个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明确传播学研究的领域和范畴，集中精力打好基础；所谓“传播学本土化”的提法不准确不科学，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都具有普遍意义，但传播学应该与中国传播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传播实践服务。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国良教授指出，中国传播学研究这20年主要是学习和应用阶段，创造很少，即使学习，对海外传播学经典著作及新进展的介绍也很不够；在研究方法上，定性、定量都需要，但目前中国传播学应该把重点放在定量研究和实证材料的积累上，只有在此基础上，定性研究才有希望突破；就定量研究而言，效果分析是最重要的领域，而我们做得太少；为此，他呼吁加大这项研究工作的力度，尤其应当重视采用实证方法测定中国主要传媒的传播效果。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徐小鸽以《亚洲传播手册》1987—1997年十年间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参考书目为样本，分析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结果表明，整体上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不多；华人学者比非华人学者课题的领域较传统、狭窄，有关中国的传播理论、传播历史、传播道德与法律、媒介政策和公共关系等领域几乎被冷落；他认为国内学者要尽快在研究哲学、方法和动作方面与国际接轨，力争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国际核心学术期刊介绍到国外。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青年教师、在职博士研究生廖圣清等通过对《新闻战线》、《中国记者》1989—1999年的论文进行内容分析，探讨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与传媒实践的互动关系，认为只有找到与新闻界的结合点，将从传媒实践中获取的资料进行理论阐释，再返回到传媒实践中，才能形成良性互动，促进双方发展；其中应用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方法，去分析传媒所传播的信息，可视作传播学研究与新闻界理论研究的首要结合点，用传播学理论为媒介发展研究提供不同视角也大有可为。
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黄旦博士梳理了美国传播学的发展阶段，认为其必要性不仅因为我国的传播学主要来自美国，更在于通过这样的梳理，可以为深入认识和科学规划我们自己的传播学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提供一个参照系。他在发言中着重分析了从以杜威、库利、帕克和米德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早期传播思想中传播是人类关系本质的认识，经过李普曼《舆论学》所触及的从人的价值体系出发、有关媒介与社会现实关系的论述，到大众传播学的确立，认为这一过程体现出的变化主要在于传播由本体意义的“关系”演变为应用的工具或技巧；传播功能由建立互动关系，变为线性的单向劝服；研究视野从人类关系向功能主义转化；而我们的研究不仅在于只以大众媒介为对象，而更在于全盘接受了“工具”和“功能主义”的研究传统，至今状况似未根本改变。面对新世纪，回顾我们走过的路程，我们有必要思考：如何选择研究传播现象的切入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关世杰教授回顾了与信息跨国传播相关的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的研究概况和与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关系，介绍了90 年代该领域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加强了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环境下的国际传播研究，出现了学术界、政界与传播实业界联合研究的势头等方面；探讨了将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视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扩大研究视野，加强人才和学科建设的现实意义。上海广播电视局总编室沈莉博士考察了日本大众传播研究的现状，对以消化他国既成理论为其主要方法论的日本传播学界，在转向社会信息学后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目前正在美国华盛顿进行访问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怡红，向研讨会提交了书面论文《向着21世纪——论美国传播教育的发展、目标与结构的自我认识》，目的均在于通过考察域外的传播教育与研究，以期对中国传播学教育与研究在未来的发展有所借鉴。北京大学国际传播系龚文庠教授探讨了国际关系演变中国际传播的信息主权问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吕新雨博士在考察台湾传媒生态的基础上提出对媒介社会责任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瑞明对“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及意义进行了评介与分析，他们的论文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北京广播学院朱光烈高级编辑则从哲学思辨的高度，提出以下推测：21世纪的传播学将成为最大显学，而中心消解、边界难以确定将表明传播学的前卫学科性质。
从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和价值体系出发，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现象和传播观念的研究课题，一度是不少学人感兴趣的问题，并被视为“传播学中国化”的途径之一。这方面的重要论著当数1997年出版的《华夏传播论》。本次研讨会也有少量论文属于这一领域，这种探索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就本次研讨会而言，无论从概念和范式的使用还是从结论的理论价值看，其与传播学这一学科的有效契合程度尚体现得不够充分。
二、形成热点的新媒介技术研究
在提交研讨会论文中，涉及以因特网为主体的新媒介和传播技术的研究，占论文总数的13.5%左右。与以往五届传播学研讨会相比，对新媒介技术的关注，体现出本次研讨会所处的时代背景给研究者的话题选择带来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研究员在其《网络传播学断想》中，从网络传播的独特优势与其为受众带来的巨大变化出发，提出了网络传播学建设之于新世纪传播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及有关其包含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传播报道学等一系列学科内涵的构想。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唐润华研究员从新闻传播格局、公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习惯及方式、新闻采集处理手段、媒介市场等方面，探讨因特网的影响，并对网络传播中目前存在的滥用言论和新闻自由、新闻信息可靠性降低、知识产权得不到保障以及网络传播中的不均衡现象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清华大学传播系教授熊澄宇博士对我国电子出版物和以万维网中的媒体站点为主的基于网络环境的信息传播形式，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从技术角度对网络的速度和带宽、多媒体功能、个性化与人性化等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郭可副教授选择《上海之窗》网站作为调查对象，对该站点一份英文报纸《上海日报》（Shanghai Daily）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由此讨论因特网在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的效果和趋势，认为网上对外传播有较好传播效果，网上读者阅读目的明确，新闻内容则格外重要，网上的对外传播也有部分国内受众，为进一步搞好对外报道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讲师李展对《人民日报·网络版》的个案研究，特别关注其BBS的运作， 探讨了我国大众传媒在新媒介技术的作用下，突破纸介报纸局限，体现出一定的公共论坛功能之可能性的现实意义。南昌大学新闻系刘仁圣教授针对网络传播中的无序性问题，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与此相关，华中理工大学信息学院吴廷俊教授则重点讨论了传播科技在传播发展中的首要推动作用。
三、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和话题的中国媒介改革进程
由于许多传播学者的学科和理论知识背景集中在新闻、大众媒介领域，有关新闻和大众传媒的研究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占相当数量。本次研讨会这方面的论文约占论文总数的28.9%。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以及中国传媒改革的实践，给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主题和内涵。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助理教授陈怀林博士用新经济学派的制度创新理论阐释中国媒介改革的制度演进过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系孟建教授以现代化中的城市化为背景，对城市电视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前瞻性的对策研究；华中理工大学信息传播学院申凡教授分析了我国报业结构演变的社会原因；北京广播学院教授胡正荣博士从广播电视媒介制度、生产、经营等层面，讨论中国媒介管理运行体制的创新。
新闻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系宋新桂教授关于媒介舆论监督的研究，浙江大学新闻传播系李岩教授关于电视新闻现场报道的文本叙事分析，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杨立川、刘建勋有关新闻媒介的不正当竞争的研究，四川大学新闻系副教授董天策关于公共关系对媒介竞争的影响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崔保国博士将媒介视为动态的研究对象探讨人的信息行为，暨南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陈卫星通过一则研究生教学案例讨论媒介的社会功能和媒介话语等，都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里，对中国媒介改革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多元反思和探讨。
与此相关，传播法、传播道德、传播哲学和传播与文化研究也受到一定关注，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魏永征研究员从法学理论和中国新闻改革的具体实践两个向度，从媒介组织、受众、传播者多个层面，着重探讨大众媒介与自然人的法律关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系丁柏铨教授从理论上研究新闻传媒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重点分析了建立新闻媒体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的模式和制衡机制，上海交通大学传播系副教授陈先元探讨了传播内容、传播形式及其共同作用下的传播功能的有关问题，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刘卫东教授以多种学科视野对新闻传播效果进行观照，提出实现理想传播效果的基本原则，山东广播电视厅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李春利、周军研究了符号学之于传播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性，苏州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陈龙有关中国文化宿命论的研究，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此外，新疆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韩强关于乌鲁木齐地区多民族受众的调查报告，从媒介普及程度和接触媒介的目的、对不同媒介的选择与偏好、媒介信誉度多方面，提供了较为详实和具体的少数民族媒介使用情况的丰富材料。
四、日趋多样、成熟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队伍
由于提交研讨会的大部分论文，经过了专家匿名评审和遴选，从总体上看，本次研讨会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国内传播学研究的规范化程度有所提高。尤其是业内的研究人员年龄开始呈下降趋势，而学历则在增高，他们往往具有良好的媒介、传播或文化等相关学科理论背景，相当一部分人有过在国外学习、进修、进行访问研究的经历，研究视野比较开阔，比较重视研究的规范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学者45岁以下的中青年达48.6%（40岁以下25.7%），新闻传播学博士和在读博士研究生约占与会总人数的27.2%。
例如北京广播学院教授郭镇之博士在研讨会上重点介绍了传播学中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法“焦点群体访谈”的研究设计和操作；又如深圳大学传播系教授吴予敏博士关于传播与人的反思性的理论思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展江博士有关新闻媒介介入当代局部战争的方式、角色和特点的研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陆晔博士有关商业音乐电台的受众策略和流行文化关系的研究等，均体现出一定的深度和特色。
问题与展望
从研讨会的现场评议和后期会议资料整理来看，如果按照与国际传播学同行平等对话和奠定中国传播学未来研究重要基础的要求衡量，问题和局限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概念的使用上仍有许多混乱；对于一些基本传播学理论的掌握不全面、理解有偏差；研究的规范化程度仍然很不够，一部分论文缺少必要的研究前提、理论综述、参考文献索引，缺乏对定性、定量研究方法的基本认识，有些论文选题空泛，缺少必要的材料支撑，有些缺少学术论文的基本架构，而是随感式的叙述，等等，几位海外学者作为嘉宾对此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郭振羽教授对于研讨会按照国际会议标准进行分组讨论和论文点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的同时，也希望今后论文本身的规范性和学术性能更强一些。日本龙谷大学卓南生教授认为在传播学的吸收和引进方面，虽然象日本、台湾等的经验和探索值得参考借鉴，但不是一成不变的照搬照抄，而需要具体分析，比如不要简单理解日本所谓从传播学向社会信息学的转向。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助理教授郭中实博士指出今后研究中几个应该注意的问题，如进行传媒研究时注意明确作为某项具体研究对象的传媒的定位；注意规范概念和探讨概念之间的关系；在使用传统经典的传播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媒介或传播现象时，注重寻求是否存在传播理论所不能涵盖的部分——这些偏离之处可能就是该研究的理论意义之所在；在研究中注重寻找事件或变化发生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寻找结果或答案；不要使用容易误读的集合概念，等等。台湾政治大学李瞻教授则对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进一步规范化并形成自身特色，寄予厚望。所有这些看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此外，观照国际传播学界研究人际和小团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三个不同层次，和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发展传播、教育传播、健康传播、传播的文化研究、传播的性别研究等广泛的研究领域，我国的传播学者所涉猎的研究领域仍然十分有限——尤其人际传播、小团体传播和组织传播这样庞大的层面几乎未曾涉及；对于西方传播学理论较新的研究成果的了解甚少。这种状况，势必限制中国传播学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影响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成果进入国际传播学界的学术视野。
对于中国传播学研究而言，面向21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不应该是闭门造车或孤芳自赏，我们对于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前景和未来，也不应该是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我们仍处在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中国逐步建立的“学习、应用、创造”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将传播视作创造社会的重要因素，那么，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正在更加开放和面向世界，这正是中国传播学研究与传播学教育发展的良好契机。中国传播学要加入世界传播学术研究领域的对话空间，有一点是可以想见的，那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中国的——这既是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提供给研究者的巨大宝藏，又是研究者关注现实的着眼点，而我们的理论贡献，则应该世界性的——理论研究的普遍规律将因此而得以展示。正如本次研讨会一篇论文上的一句话：“改善传播，改善世界”，这，或许可以认为是每一位传播学研究者的学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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