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初期的中法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战后论文,中法论文,初期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探讨的“二战及战后初期的中法关系”，主要是指1940年6月法国沦陷至1946年5月中国受降军队向法国远东军交防并全部撤出印度支那这段时间的两国关系。其间，影响中法关系的核心，主要是日本占领时期及日本投降后的印度支那。
二战期间，中法两国同是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战争初期，抗战救亡已使两个国家无暇相顾，加之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法“南京”和“维希”两个傀儡政府之间及其与日本的合作，使两国间并非十分密切的关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① 战争后期，因某些利益关系，戴高乐和蒋介石之间开始建立联系，并积极谋求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合作，两国关系逐渐恢复。
有关戴高乐与蒋介石各自所追求的利益、他们之间建立关系和寻求合作的动机等，有必要在论述这一时期两国关系之前，做些简单的介绍。
戴高乐毕业于法国圣西尔陆军军官学校，深受殖民主义思想影响，是一名比较典型的老帝国派军人。② 1940年6月中，法国的半壁江山沦于德寇，第三共和国政府支离破碎、几近灭亡。6月16日，戴高乐获知停战派元帅贝当（Phillipe Petain，1856－1951）组阁并准备向德国求和的消息之后，即于次日飞往英国，在海外组织“自由法国”，继续抗德斗争。6月18日晚6点，戴高乐假伦敦BBC广播电台发表《告法国人民书》，呼吁法国人民继续抵抗。这一天，既是戴高乐将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想法付诸行动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戴高乐主义”的诞生。③
其实，戴高乐“大国”思想的基本成分，就是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戴高乐看来，法国失去了殖民地，就失去了帝国的完整，就失去了大国的国际地位，就不能与英、美等大国平起平坐。因此，从法国战败投降德国后，戴高乐在致力于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同时，始终不忘维护法兰西帝国的完整性，即法兰西帝国的殖民利益和法兰西的民族利益。他先后在英国及北非组建了“自由法国”、“战斗法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除了领导法国人民和法国殖民地人民抵抗德国法西斯，解放法国本土，同时还要防御意大利和日本对法国殖民地的侵略，制止殖民地的独立，并重建法兰西帝国。戴高乐就是在日本侵占印度支那并迫使法国维希政府签订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协定之后，开始派代表驻扎重庆，以期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并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当然，他同时也希望借助中国的抗战势力，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印度支那，恢复法国的殖民统治。
那么，蒋介石对戴高乐的兴趣何在呢？二战初期，无论是从政治合作还是从军事合作的角度看，蒋介石对法国都远不及对美国和英国的重视。只是到了战争后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国际关系和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蒋介石才开始注意到戴高乐。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后来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承认戴高乐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是基于对法国维希政府与日本及汪伪政权相勾结的愤慨而宣布与维希政府断交之后，援美、英之例做出的决定。因此，中国在承认该民族解放委员会之初，没有任命和派遣外交代表。直至1944年10月23日国民政府才正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并于11月28日任命钱泰为驻该临时政府全权大使。
蒋介石对戴高乐及其“海外流亡政府”发生兴趣，是在英、美盟军帮助法国即将获得彻底解放、戴高乐即将成为法国未来的领袖，以及蒋介石与美国的合作出现危机、中国共产党的势力不断壮大、国民党政权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为了摆脱美国的控制和束缚，同时也为了消灭“国内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抗战后期，蒋介石迫切需要得到更多的外国军援，包括物质支持和技术合作。蒋介石知道戴高乐崇仰殖民主义、不喜欢共产主义，相信他迟早要从日本人手中夺回印度支那、恢复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所以，他决定放弃诸如“大哥”计划、“托管”计划④，把印度支那作为争取戴高乐支持与合作的诱饵和讨价的王牌。然而，在法国本土和海外殖民地获得解放后的戴高乐，与二战期间流亡海外、寄人篱下、乞求外援和疲于抵抗的戴高乐，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战后美国对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的态度开始转变的情况下，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还能实现吗？
一 蒋戴关系建立之初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对波兰发动闪电式攻击，迅速突破波兰的军事防线。1940年6月16日，法国主战派总理雷诺提出辞职。停战派元帅贝当出任政府总理后，正式向德国求和，并于6月22日在北部城镇贡比涅附近的车站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7月初，贝当主持的傀儡政府转移到未被德国占领的城市维希，是为法国现代历史上的“维希政府”。
法国被德国战败，更坚定了日本灭亡中国、夺取英法荷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称霸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决心。此前，日本为了实施“南进”计划，彻底切断中国军队从国外获取军需物资的运输通道，以逼迫蒋介石政府投降，外相野村吉三郎曾于1939年11月约见法国驻日本大使，要求法国下令印度支那当局禁止中国假道越南运送进口武器。12月下旬，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还专程前往河内，与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将军（Georges Catroux，1877－1969）进行交涉。⑤ 1940年初夏，日本开始采取武力威胁的手段，迫使印度支那当局停止向中国转运军需物资，并且派军事代表团到河内监督检查越南海防港的货运及封闭滇越铁路的情况。总督卡特鲁虽然不赞同维希政府对日妥协的态度，但迫于日本的威胁，“与日本人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不仅给日本以过境权，而且给日本军官进驻印度支那检查中国政府货运的权力……（1940年）6月末，法国现政府已明确同意全面停止运往中国的一切货物经由印度支那的过境运输，并同意日本就地派驻军官”。⑥ 1940年初秋，卡特鲁被维希政府撤去总督职务。未几，海军上将德古（Jean Decoux，1884－1963）接替印度支那总督职务并兼任法国维希政府代表。德古上任伊始，就对日本侵略者不断屈服、让步。8－9月间，他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方面的协定。⑦ 从此，法属印度支那开始逐步为日本所控制。这种形势让“自由法国”领袖戴高乐十分焦虑，不得不在海外组织抗德救国的同时，关心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
戴高乐对中国同印度支那的远近关系、印度支那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南京汪精卫政权及重庆国民政府与法国维希政府的关系等，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也知道，民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很重视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问题。他尤其清楚，法国能否在战后顺利地重返印度支那、恢复昔日的殖民统治，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态度。因此，1941年初夏，戴高乐把曾经先后供职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法学家爱斯嘉拉（Jean Escarra，1885－1955）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派往重庆，一方面，就近观察和研究印度支那及中国的形势发展，寻找机会并联合中国讨伐印度支那的日本侵略者⑧；另一方面，以商谈“废约、弃权”和“交还租界地”为诱饵，换取中国政府对“自由法国”的承认并建立官方关系。爱斯嘉拉一行于1942年1月抵达重庆，但国民政府出面接待他的不是外交部长宋子文，而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据时任法国驻华使馆武官纪业马将军（Jacques Guillermaz，1911－1998）回忆，尽管当时法国方面的情况很复杂，国民政府最终还是就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派遣军事代表团驻扎重庆之事，于1月22日同爱斯嘉拉签订了一项秘密协议⑨，同意戴高乐派一个军事代表团驻扎重庆，但规定该军事代表团只能由4人组成。当时出任代表的是桂博（André Guibaut，又作“桂保”）。尽管如此，该军事代表团还是很快就超员了。因为，不久又有亚洲其他地区相当一部分拥护戴高乐的法国军官相继来到重庆。⑩
法国维希政府继1940年9月与日本签订封锁中国军需物资协议之后，又于1943年2月17日准许日军进占广州湾。未几，维希政府复与汪精卫政府交涉，先是于2月23日声明决定放弃在华治外法权，放弃在华租界行政管理权，继而，于5月18日同汪精卫政府签订归还租界协定。对此，国民政府忍无可忍。5月19日，外交部向法国驻华使馆发出抗议照会，内称：
……查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现在南京伪组织，乃日本军事占领区内之傀儡……现查贵国代表，竟与伪组织签订关于归还北平使馆界、上海公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及各处法租界等协定，显属违背国际公法之行为。兹特提出最严重之抗议。除保留一切权利外，并郑重声明，所有法国依照中法间不平等条约取得之租界，北平使馆界、上海公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行政权，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特权，已因法国之非法行为，归于消灭，中国政府不再受其约束。(11)
法国维希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抗议置若罔闻。7月22日，维希政府又同汪精卫政府签订了《关于交收上海法国专管租界行政权协定》。维希政府的这些做法，自然引起国民政府的强烈不满。7月26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234次会议根据外交部报告，决议与维希政府断绝邦交，并由国民政府宣布。(12) 8月1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指出：
查自法国政府迁都维琪以后，中国政府为保持中法两国传统友谊及维护两国间彼此利益起见，对之始终予以尊重，并继续维持正常关系。法国在华一切正当利益，亦无一不继续获得保护。无如维琪政府对于中国之不友谊行动，层出不穷，有加无已……中国政府对于维琪政府此种行为，不能再予容忍。兹特郑重宣告，自即日起，中国与法国维琪政府之外交关系即行断绝。除前已先后声明法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在华取得之各项特权及租界与租借地，已因法国自身之非法行动归于消灭外，今后中国政府对于法国人民，仍当一本两国向来友好之精神及国际公法之普通原则，继续予以保护。特此宣言”。(13)
对于国民政府8月1日发表的声明，6月3日刚成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做出的反应是，抗议国民政府单方面宣布废除中法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不承认维希政府以前法国同中国签订的条约无效，并且表示“将保留法国的（所有）权利”。(14) 该解放委员会的抗议似乎没有给自己造成什么不利后果。8月27日，即美、英等国在外交上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15) 贝志高（Zinovi Pechkoff，1884－1968）遂被戴高乐任命为该民族解放委员会驻中国（大使衔）外交代表。当时，国民政府承认该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随大溜”(16)，没有经过认真考虑，也没有通过外交谈判，更没有提出任何条件。所以，在宣布承认之后，国民政府并没有与之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没有及时向该民族解放委员会派遣代表或大使。(17) 直至1944年5月1日，蒋介石才接受该民族解放委员会驻中国外交代表贝志高呈递到任书。(18) 很显然，国民政府不曾对该民族解放委员会抱有任何希望。因为印度支那已落入日寇之手，即使承认该民族解放委员会，也无助于解除印度支那对中国军需物资的封锁和禁运。至于印度支那的前途命运，国民政府既然无意“染指”，自然也就没有“抚绥”、“庇护”之责。
其实，无论是在抗战期间，还是战后初期，蒋介石都无暇顾及中国以外的事情。原因很简单，蒋介石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都集中在争取外国军援，并积蓄力量铲除共产党方面了。(19) 至于战后印度支那的前途命运，如果说蒋介石曾经把它放在心上的话，也不过是准备加以利用，绝对没有加以占据的野心。例如，1943年8月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在伦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一再强调指出：“中国对越南之关系，将一如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决不因中越曾有血缘，遂具有染指越南的心理……关于战后越南问题，在历史上，越南与我们有血缘，但我们不愿乘人之危，对他的领土染指”。(20) 同年11月23—26日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确曾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有关战后不将印度支那交还法国而由中、美、英三国共管的建议，并且表示要帮助印度支那逐步取得独立(21)，但是，当罗斯福问蒋介石是否愿意收回印度支那时，蒋介石当即表示不愿意并声明“印度支那不是中国的”。(22)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遵照盟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派遣军队到河内接受日本投降，行政院为此所定《占领越南军事及行政设施原则十四项》中，就有九项以法国为交涉对象。(23) 完成受降任务之后不久，蒋介石就把受降军队从越南撤出，并把越南的防务交给了法国远东军。有人称蒋介石此举为“变卦”行为。(24) 其实不然。首先，当时蒋介石的心思并不在印度支那，而是在国内，在于如何消灭“国内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其次，他原本就没有认真地考虑过“托管”越南的问题。1944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秘密召见戴高乐的代表贝志高时，就曾不止一次地明确指出，“我再次向您肯定，我们对印度支那及其领土没有任何企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有改变态度。如果我们能帮助你们恢复法国在该殖民地的权力，我们会乐意为之”。(25) 无庸讳言，蒋介石对贝志高讲这番话的时候，是有求于刚刚执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大权的戴高乐，但是，蒋介石所谓“帮助恢复法国在该殖民地的权力”，也绝对不是徒托空言。
蒋介石不想在印度支那的未来命运问题上花费时间、消耗兵力，因为，诸如战后“收回”、“托管”越南等，都需要他在军事、经济等方面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对他发动并打赢内战十分不利。至于他何以不肯果断地放弃印度支那，则是因为他把印度支那视为一张王牌，以便寻求美国或法国给予军事上的援助。美国总统罗斯福一方面因为“反对”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讨厌桀骜不驯的戴高乐，遂极力主张战后绝不将印度支那交还法国。(26) 当时，中国刚被推重并列入四强，而蒋介石又有求于美国，遂对罗斯福的主张应声附和，同意战后共管印度支那。到了1944年下半年，随着美国在政治、军事方面对蒋介石的控制不断加强，以及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1883－1946）与蒋介石之间矛盾的逐步加深（即“史迪威事件”），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日趋紧张。此时，蒋介石深感不能继续单纯地依赖美国的资助，必须扩大外援。思忖再三，他最后把目光转向了罗斯福最不喜欢的人——法国新的当权者戴高乐，开始考虑利用戴高乐与罗斯福之间的个人恩怨、矛盾、嫌隙，甚至考虑利用战后印度支那的前途命运，同戴高乐的法国建立正常关系并开展军事、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8月25日，法国古老的政治、文化中心巴黎获得解放。8月28日，蒋介石致电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四年来，我们始终带着深切的同情和敬仰，关心法国人民在您英明领导下进行的这场斗争。您真正的首都从纳粹占领中解救出来，预示您的祖国即将全面解放，也是您可贵的努力应得的酬劳”。(27)
二 蒋介石密会贝志高
如果说蒋介石1944年8月28日的贺电是向戴高乐发出的修好信号，那么，同年10月10日蒋介石秘密召见戴高乐驻重庆的代表贝志高，则标志着他最终决定同戴高乐密切关系、加强合作，同时也不排除蒋介石在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方面，以及在“中美合作”和召回史迪威等问题上，借此对罗斯福施加压力。
对于戴高乐来说，与电贺巴黎解放相比，蒋介石召见他的代表，似乎显得更为重要，更有实际意义。而蒋介石之所以要选择在“双十节”这个特殊的日子，并且以所谓“秘密”的方式召见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驻重庆的代表，也正是要以此向戴高乐表示他对发展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时要以此感动戴高乐并开启法国合作的大门。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一天起，中法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对于肩负促进中法关系、维护法国在亚洲利益使命的贝志高来说，能够受到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召见，无疑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28)；而能够在“双十节”这个特殊日子里受到如此特殊的召见，更是他的莫大荣幸。何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在即，解放印度支那及如何处理战后印度支那的问题，即将被提上盟国的议事日程，此刻，不失时机地密切中法关系，并为战后恢复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铺平道路，应该是他作为驻华代表的首要任务。(29)
蒋介石非常清楚，日本侵占印度支那以来，戴高乐一直很担心战后印度支那的命运，而开罗会议及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有关战后不将印度支那交还法国等主张传出之后，更使戴高乐忧心忡忡。因此，蒋介石在秘密召见贝志高时，为了彻底打消戴高乐的疑虑并赢得他的好感、信任和支持，开诚布公地指出：中国政府不拟按照中、美、英、苏四国先后在开罗及德黑兰会议期间达成的共识，“收回”或“托管”印度支那。蒋介石的表态，确实让贝志高感到喜出望外。会见之后，贝志高随即向共和国临时政府做了如下汇报：
10月10日3点，蒋介石元帅会见了我。会见是在特别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长达一个多小时。主席非常轻松自由地就中法关系的各个方面，谈了他自己的看法……
他很自然地同我谈起了印度支那。因为这段谈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引述一下他的原话。他对我声明：‘我再次向您肯定，我们对印度支那及其领土没有任何企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有改变态度。如果我们能帮助你们恢复法国在该殖民地的权力，我们会乐意为之。如果驻扎在印度支那的军队迫于日本的压力，不得不撤退到中国境内，他们会受到兄弟般的接待。我会为此下达一切必要的命令’。(30)
蒋介石利用“双十节”这个特殊的日子并以“秘密”方式召见戴高乐的代表贝志高，收效显著，基本上达到了他的预期目的。
一方面，肩负调节和疏通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关系使命的美国大使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1883－1963），在得知蒋介石秘密召见贝志高并探讨中法合作问题之后，立即于10月11日早晨致电罗斯福，强调：如支持史迪威，势必失去蒋介石。同时，请罗斯福速将史迪威召回，另派高级将领充任参谋长。(31) 10月13日，赫尔利再次电促罗斯福下定决心，并且重申：“如果您在这场争论中支持史迪威，那您就会失去蒋介石，而且可能同他一起失去中国”。在蒋介石与美国之间矛盾空前尖锐、中美关系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罗斯福终于在10月18日致电蒋介石，宣布同意立即召回史迪威，由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yer，1897－1989）接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官职务。(32) 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正式命令，20日即离渝经印度返回美国。至此，美蒋关系破裂的警报暂告解除。
另一方面，蒋介石与贝志高的这次会谈之后，重庆国民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频繁，两国在政治、军事、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也很快取得了实质性，甚至是突破性的进展。
贝志高在会晤蒋介石之后，很快回国述职，向戴高乐做更详细汇报并商讨今后如何加强和发展中法关系，以及如何在有利于法国的情况下解决两国间长期存在的问题，如废除旧约、撤消法国在华治外法权、议立新约等。贝志高在从法国返回重庆后接受记者采访并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至于治外法权问题，当与中国政府谈判，务须达到使双方满意之结果”。(33) 后来的一系列事实充分证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非心甘情愿，而是与中国讨价还价，使自己得到补偿。
戴高乐了解了蒋介石在印度支那前途命运方面态度，及其对发展中法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合作的高度重视之后，感到无比畅快。于是，他决定趁热打铁，立即派遣代表团访问重庆，就密切两国之间关系、开展两国之间合作等问题，与国民政府做进一步的磋商和落实。
1944年12月初，著名外交家和实业家乔治·皮科（Georges·Picot，1898－1981）奉戴高乐派遣，率代表团访问重庆，旨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法关系恢复正常的大好形势下，通过与中国领导人会晤和交流，促使国民政府履行诺言，在恢复法国对印度支那殖民统治方面，给予切实的支持和帮助。乔治·皮科代表团此次重庆之行，受到了国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但没有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在该代表团结束访问返回法国之前，写信给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请乔治·皮科团长转递。宋子文在信中说：
本人已向贵国大使保证，我们准备以最诚恳的态度解决中国和法国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我确信您必然也有同样的良好愿望，我认为根据这些条件，我们之间任何问题都是可以圆满解决的。
戴高乐在给宋子文的回信中写道：
我特别重视您向法国大使保证的关于处理中法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诚意。在我们方面，您也会看到同样的诚意。
顺此谨向阁下表示我对中国即将取得的胜利的祝贺，中国的胜利也就是所有盟国的胜利。请您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34)
为了进一步密切同蒋介石之间的个人关系，戴高乐还为蒋介石准备了一枚“法国一等大绶荣誉勋章”，并委托刚刚转任驻华全权大使的贝志高在向蒋介石呈递国书之时转授。据1945年1月10日《中央日报》报道：“此项勋章盖为法国总统赠予友邦元首之最高荣誉勋章。”贝志高在呈递国书的颂词中说：“主席阁下，余蒙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将军任命为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本日向阁下呈递到任国书，得以重觐威仪，实为无上之光荣。……吾人之完全胜利既经确定，余敢以充分之信心展望所负之使命，法兰西于不久之将来，必能建立和平，且在重建和平之大厦中，一切友邦均将得其应有之地位。异日议定新约，以谋确立中法两国之关系时，余深信必能仰仗阁下之友谊、明断与崇高之品德也。”蒋介石在答词中只是讲了一番客套话，没有涉及任何具体问题。(35)
三 中国收容败退法军
1944年8月22日，即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两个月之后，贝当元帅被德国人逮捕并从维希押解到德国南部小镇西格马林根，法国维希政权随之灭亡。不久，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从阿尔及尔迁入巴黎。此时，印度支那虽然在日本侵略军的占领之下，由日本监控下的法国总督实行直接的殖民管理。但是，驻扎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军（约5万人，其中欧洲人约1.2万）却始终没有完全接受日本军队的指挥，而且，随着印度支那法国殖民军和法国殖民当局逐渐倒向戴高乐临时政府，及其与日本占领军之间矛盾的不断出现，日本人越来越感到惶恐不安。于是，日本开始陆续向印度支那增兵。截止1945年1月，日本在印度支那的兵力已经从3.5万人增加到6万人。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觉得法国殖民军是颗定时炸弹。为防止法国殖民军配合盟军登陆，免除腹背受敌之虞，日本人先是支持保大（Bao- Dai，即阮永瑞，阮朝末代皇帝，1925—1945年在位）成立“安南帝国”，以实现越南“独立”为名，要求法国印度支那殖民军服从日本军队的指挥。紧接着，日本人又于3月9日晚7时，向印度支那总督德古发出最后通牒：鉴于美国随时可能登陆，法国殖民军必须接受日本军官的指挥。这道最后通牒发出之后不到三个小时，日本军队就对法国殖民军发动了突然袭击。法国殖民军及殖民当局由于得不到国内外的及时援助(36)，武装抵抗很快被镇压下去。法国驻扎在印度支那的军队和法国殖民当局全部被解散，被俘虏的法国军政人员及其他法籍居民，统统被关进集中营。至此，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彻底被日本所取代(37)，法国人在越南已经没有立锥之地。这就是二战结束前，发生在印度支那的三九事件。之后，越南、柬埔寨、老挝虽然宣布独立，但在日本投降之前，仍然受日本的控制。(38) 5月间，驻扎在越南北部靠近中国边境的约6000名法国官兵，弹尽粮绝，走投无路，在日本军队的追击之下，大部分由法国驻越北殖民军司令亚历山得利（Marcel Alessandri）率领，撤退到中国云南境内，另外一小部分则逃入广西境内避难。中国陆军总部得报后请示国民政府，法国驻重庆代表亦极力请求中国政府收容这一部分败兵。国民政府不顾云南省政府主席、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陆军副总司令龙云等人的反对，很快同意日军追击下的法国残兵败将暂时留驻云南境内，并命令陆军总部就地安顿，给予盟军同等待遇。(39) 由此可见，法军进入中国避难之事不仅被蒋介石言中，蒋介石还履行了半年前对戴高乐及其代表许下的诺言。
四 法国交还广州湾租借地
蒋介石慷慨收容并热情款待走投无路的法国殖民军，戴高乐也没有忘记感谢，并希望能借此密切两国关系。于是，戴高乐便做出了“投桃报李”的表示。
1945年夏，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在即，戴高乐因收复印度支那心切，即于7月7日中国抗战八周年纪念日，致电蒋介石。内称：“再次向您表示，法国更加坚定地拿起武器，与你们和我们的盟友肩并肩地与我们的共同敌人战斗，直至取得彻底胜利。”(40) 戴高乐电文中所谓，其真正寓意不难理解。当时法国全境已经解放，非洲殖民地已无丢失之虞，戴高乐的唯一忧虑，便是如何使法国顺利地继续保有印度支那，真正使法兰西帝国恢复完整。因此，他一方面声称要重新拿起武器，与中国人及其英、美盟友肩并肩地同中国和法国的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战斗，直至取得彻底胜利；另一方面，他又暗示蒋介石：法国已经腾出手来，准备立即向印度支那派出远东军。即如《中央日报》（1945年7月10日）刊载戴高乐贺电译文中所说的，“法国决随时加强军事合作，与贵国及其他盟国并肩与我共同敌人作战，以迄获得全面胜利之诺言”。
“七七”抗战八周年之际，法国方面除了戴高乐致电蒋介石，共和国临时政府还积极支持、配合中国驻巴黎使馆，举办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纪念活动。“七七”前一星期，从6月30日到7月6日，法国电台每天都安排播放有关中国抗战的节目。其中的演讲节目内容大致为：钱泰大使讲“中国革命及其意义”、法国情报部远东司司长讲“中法将来之邦交”、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参事桂博讲“中法文化之沟通”。7月7日当天的纪念活动，可谓形式隆重、内容丰富。巴黎凯旋门前悬挂法国三色旗和中国青天白日旗；法国议会、外交部等国家和政府重要机关，也悬挂了中国国旗。上午，钱泰大使带领中国使馆人员、国民党代表、留法学生、旅法华侨等来到凯旋门，并在巴黎卫戍司令的陪同下，向无名烈士敬献花圈。之后，队伍编成四队，分头驱车前往巴黎圣母院（天主教教堂）、圣神堂（基督教教堂）、大清真寺和犹太教教堂，举行祝福教仪。傍晚，中外人士聚集夏乐宫（Palais de Chaillot）。纪念晚会由共和国临时政府副总理让倪（Jules Jeanneney，1864－1957）主持，外交部长皮杜尔（Georges- Augustin Bidault，1899－1983）、前殖民部长孟德特（Marius Moutet,1876－1968，又译“穆岱”、“莫堆”）、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著名科学家郎之万（Lanngevin Paul，1872－1946）等，应邀出席并讲话，“称颂我国奋斗之英勇，赞扬我国文化之悠久，誉我抗战八年位列五强之一”。钱泰大使致答词。出席纪念晚会的还有，各国驻巴黎使馆代表、法国情报部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将军的代表等。(41)
7月7日法国朝野名流及文化界人士还发起成立了中法协会（又称“中法联谊会”），会长为法国政治家赫里欧（édouard Herriot，1872－1957，又译“赫礼欧”），副会长分别是科学家郎之万、汉学家伯希和及前殖民部长孟德特。(42)
二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其政府为了实现战后控制法国的目的，不仅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扶持、利用“顺我者”，如曾与纳粹德国相勾结的海军上将达尔朗（Franccois Darlan，1881－1942）、吉罗等，还时刻不忘贬低、排挤“逆我者”，如戴高乐。因此，一切有关法国的盟国会议、盟军行动等，罗斯福都不让戴高乐参加，甚至不让他知道。例如，1942年11月8日盟军登陆北非计划（即“火炬行动”计划），就是背着戴高乐实施的。1943年11月22—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协调对日作战和战后如何处置日本及被日本侵占领土等问题，以及11月28日—12月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会晤，讨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战后成立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国际组织、波兰问题及苏联对日作战等问题时，也把戴高乐甩在了一边。1944年6月6日盟军的诺曼底登陆计划，有意对戴高乐隐瞒。1945年2月4—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秘密会晤，商讨如何处置战败德国和战后欧洲事务以及协同作战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等问题时，再次把戴高乐晾在了一边。1945年4月12日，戴高乐的“冤家对头”罗斯福去世，杜鲁门（Harry S.Truman，1884－1972）出任美国总统，戴高乐与美国的关系并没有出现明显转机。因此，1945年7月17日—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举行会议，讨论如何肃清德国法西斯并确立战后和平等问题时，还是把戴高乐撇在了一边。连续几次重大国际会议，甚至是与战后法国密切相关的国际会议，都没有邀请戴高乐参加，这不免让戴高乐越来越感到羞愤。紧接着，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10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4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8月15日，中、美、英、苏四国同时正式宣布日本投降。此时，如何处理印度支那的问题已然被提上了同盟国的议事日程，可是，盟国在议定有关接受日本投降事宜时，与印度支那相关的法国，却依旧被冷落一旁，似乎盟国处理战后印度支那问题，完全与法国无涉。特别是从风闻到最后证实盟国决定责成中国部队到印度支那接受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段时间，戴高乐始终如坐针毡。他一面指示驻美大使游说美国政府阻止中国部队人越受降，并积极准备亲往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杜鲁门(43)，试图说服杜鲁门改变印度支那受降决定(44)；一面致电蒋介石，祝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争取蒋介石的同情。但对中国政府将奉命派军队到越南受降之事，戴高乐在贺电中却只字不提。他在8月16日致蒋介石贺电原文如下：
致驻华盟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元帅
伟大的中国人民刚刚又一次砸碎了侵略者的枷锁。元帅先生，如果您对您的同胞说，“你们的法国战友，特别是法兰西帝国的战友，你们的邻邦法属印度支那分享你们的无比快乐，为你们感到无比自豪”，我会感激您的。光荣的日期来到了。正如盟友所希望的那样，我们两国共同并肩，走向和平，走向繁荣。
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
1945年8月16日于巴黎(45)
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友邦致电表示祝贺，应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戴高乐这份贺电却非同一般。值得注意的是，戴高乐在贺电中特别强调：“你们的法国战友，特别是法兰西帝国的战友，你们的邻邦法属印度支那分享你们的无比快乐，为你们感到无比自豪”。很显然，其中的“法国”，是指法国本土，“法兰西帝国”则是指法国本土和包括印度支那在内的所有法国海外殖民地。而在提到印度支那的时候，戴高乐还着意在印度支那的前面冠以“法属”二字，惟恐中国人忘记了印度支那在被日本侵占之前曾是法国的“属地”，是法兰西帝国的组成部分，并且提示中国人：日本战败后，印度支那仍属法国，应该归还法国。
1945年8月17日，即戴高乐向蒋介石发出贺电的第二天，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命令：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应向蒋介石投降。
对于改变有关责成中国派军队入越受降的决定，戴高乐没有抱太大希望，他也没有指望中国会在受降之后能及时地把越南交给法国。因此，他在确信罗斯福之后的美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态度将会发生彻底转变，法国针对印度支那采取的行动不再受“盟国束缚”的情况下(46)，毫不犹豫地按照原计划，向印度支那派出了自己的远东军，一方面为了阻止印度支那的独立，恢复法国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也准备在无法改变有关受降决定的情况下，在受降仪式结束之后，迫使中国军队及时交防并撤出越南。当然，也不排除戴高乐一心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目的。(47)
早在巴黎刚刚解放的时候，戴高乐就开始积极筹划将“非洲和马达加斯加整装待发的军队运到远东去”。(48) 1944年11月，即欧洲战事尚未停止，戴高乐再次放话，准备派远东军与中国协同作战。(49) 1945年3月9日，法国驻印度支那殖民军遭到日本军队的突然袭击，法国的殖民统治被彻底取代之后，美国依然极力阻挠戴高乐向印度支那派遣军队。(50) 直到1945年初夏，戴高乐有关派遣远东军的计划才得以落实。1945年6月15日，戴高乐任命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亲信勒克莱尔将军（Jacques Philipe Leclerc，1902－1947）为法国远东军总司令；8月17日，任命文武双全的海军中将达尚礼（Thierry D Argenliei，又译“达让吕”）为印度支那高级专员，同时任命勒克莱尔将军为印度支那最高军事司令官。8月18日，勒克莱尔奉命离开法国，麾军远东。9月2日，他由戴高乐指派并应美国政府的邀请，代表法国出席了在日本东京湾海面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并且继美、中、英、苏、澳、加等国代表之后，代表法国签字。(51) 10月5日，他率领远东军到达越南西贡。此后的3个月里，他按照戴高乐在他临行前给他的指示，率部先后登陆并平定了柬埔寨和交趾支那（南圻）。1946年2月2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和法国驻华大使梅理蔼（Jacques Meyrier，1892－？）在重庆签署并互换了四个重要国际文件：《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和《关于法国供给中国驻越北军队越币之换文》。其中，《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虽然规定“中国军队交防，于三月一日至十五日期间开始，至迟应于三月三十一日完毕”，但照会刚刚互换还不到一星期，双方还没有来得及就一系列交接防务事宜做出具体安排，3月6日法国远东军驻越南舰队就迫不及待地在海防强行登陆，并袭击中国军队，企图迫使中国交防并将军队撤出越南，结果遭到中国军队的迎头痛击。(52) 最后，这场武装冲突还是以法国舰队大败而告终。
在感谢中国收容法国殖民军方面，戴高乐所做的一件比较实际的事情，就是通过谈判和签订专约，把广州湾租借地交还给中国。
在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清政府于1899年11月16日被迫同法国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租期为9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维希政府在日本所谓“交还中国租界”的压力下，从1943年2月23日委派驻南京领事向汪精卫政府送交有关撤消在华治外法权并交还租界的声明起，通过互换照会及签订协议，先后将包括广州湾租界在内的法国在华租界，交给了汪精卫政府。
如同重庆国民政府不可能承认和接受南京汪精卫政府与法国维希政府签订和互换的《鼓浪屿公共租界行政权交还换文》（1943年4月8日）、《交还天津、汉口、广州法租界的实施细目条款》（1943年5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交还换文》（1943年7月22日）等一样，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也不可能承认汪精卫政府与维希政府之间的这些协议和换文。原因是，一方面，1943年春，戴高乐在与吉罗谈判联合组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时，双方达成的几点共识中，第一、二点就有这样的规定：“贝当与德方签订的勒东德和约(53)，应在法属北非与西非殖民地正式宣布无效，法国全国对于这个和约拒绝承认负有任何义务”。“共和国的法律应予恢复，维琪伪组织的一切措施，完全宣布无效”。(54) 另一方面，戴高乐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始终极力维护的，就是法兰西帝国的海内外一切利益。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戴高乐是不会轻易放弃法国在华权益的。
自1944年初，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就开始考虑进一步同重庆国民政府接近的问题，并希望从解决两国间诸如撤消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权、废除不平等条约、交还租界地等悬案入手，通过谈判和签订协议，以给予中国在越南的特殊经济地位，换取中国对法国恢复其在越南的殖民统治的支持。(55)
1945年春夏之交，戴高乐指示驻重庆代表根据两国于1945年3月13日达成的《解决两国悬案之换文协定》，与国民政府谈判交收广州湾租借地问题。双方代表经过反复磋商之后，议定《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七条并“附件”两款(56)；8月18日，由法国使馆代办戴立堂（Jean Daridan）与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在重庆签订。
戴高乐有关解决中法两国之间悬案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其他国家的影响和形势的逼迫。因为，从1943年1月到1944年4月，已经先后有美国、英国、比利时、卢森堡、挪威、加拿大等6个国家与中国签订条约，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1945年4—5月，又有瑞典、荷兰与中国签订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事件的条约。
戴高乐指示其代表与中国谈判交还广州湾租借地，其实也不是什么单纯的报答行为，还有另外一层目的，即为法国将来能够顺利地返回印度支那聊做铺垫。
中法《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签订半年之后，两国才于1946年2月28日议定《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由于戴高乐临时政府始终不甘心放弃法兰西帝国的任何权益，法国在谈判和签订这项条约的过程中，“漫天要价，落地还钱”的场面在所难免。
由于蒋介石与戴高乐在解决两国悬案问题，特别是在解决印度支那的问题上，各自怀有不同的想法和目的，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至于迅速破裂，但也很难维持长久。
五 宋子文拜访戴高乐
国民政府为了求得更多国家给予同情和经济、军事方面的援助，自1945年初夏起，宋子文即以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名义，穿梭、奔波于欧美之间。8月初，宋子文偕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赴苏联，继续中苏谈判。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仪式刚刚结束，宋子文又急匆匆地从莫斯科飞往华盛顿。(57) 8月21—26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应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邀请，对华盛顿做为期一周的访问。(58) 其间，宋子文会见了戴高乐。双方除了探讨如何密切中法关系，还谈到了法国重返印度支那等问题。或许是双方对此次假第三国举行的会晤感到不够尽兴的缘故，宋子文应戴高乐之约，又于9月19日以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并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钱泰陪同，专程到巴黎拜会戴高乐，双方就印度支那的局势，以及中法经济、军事、技术合作等问题，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会谈，但从中国方面来看，似乎没有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日本投降之前，戴高乐就十分关心法国如何才能作为一个战胜国，派军队到印度支那接受日本投降并收回印度支那的问题。戴高乐的这些考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盟军登陆诺曼底前夕，罗斯福还在“准备把法国作为战败国来处理”。如果不是戴高乐及时地把“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由他本人担任临时政府主席，一面设法阻止盟军对法国的“军事占领”，一面率领部队赶往盟军登陆后解放的第一座城市拜约（Bayeux），并且号召和领导法国人民投入解放自己的斗争(59)，那么，罗斯福就会按照原定计划，把戴高乐彻底甩开，组织“盟国占领军政府”，使法国丧失独立主权，成为美国控制下的附庸。(60) 法国虽然没有出现“盟国占领军政府”，也没有成为哪个国家的附庸，但戴高乐担心这样的悲剧在印度支那上演。他不甘心放弃印度支那，更不能让美国在处置印度支那问题上的阴谋得逞。让戴高乐寝食不安的，还有胡志明于1941年发起建立的越盟（即“越南独立同盟”），以及越盟自日本投降以后的活动——1945年8月19、23、25日越南总起义（即“八月革命”），27日组成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9月2日宣告越南独立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此时此刻，戴高乐无论如何也要让法国出现在战后印度支那的舞台上。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鉴于维希的政策对法国荣誉的损害，印度支那联邦人民的思想情况，亚洲和大洋洲的民族主义沸腾情绪，以及盟国，特别是美国对我国远东地位的敌意，我始终认为重要的是，不让那里的战争在我们没有参战的情况下就结束。否则，所有的政治、所有的军队、所有的舆论，都将坚决地要求我们从那里退出。相反，如果我们参了战（哪怕战争将近结束），那么，法国人洒在印度支那土地上的鲜血将成为最有力的权利”。(61) 但是，三九事件后的法国驻印度支那殖民军，不仅不能在日本投降之前与日军展开最后一战，就连能否接受日军投降都是问题。而且，当时越南人民仇恨法国的情绪几乎发展到了顶点。
盟军最高统帅部有关印度支那受降令下达之后，蒋介石即命国民党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统领全军进入越南，在河内设占领军司令部，接受日本投降。陆军总部还为受降做了若干规定，主要是：“一、接受日军的投降，解除武装，遣送回日；二、组织军政府管理民政；三、驻云南的法越军在原地待命，不准入越，如有个人志愿返回越南者，必须解除武装。”(62) 这些受降规定显然都是本着托管并扶助越南独立的原则制定的，丝毫没有考虑受降之后将越南交给法国的问题。9月中旬，卢汉与陈修和等乘飞机抵达河内，他们发现那里的情况出现了陆军总部原来不曾想到的变化。当时，越南已然宣布独立并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如此一来，陆军总部先前制定的有关设立军政府的办法自然没有必要付诸实施，但其他规定仍可维持不变。
重庆行政院对派军队到印度支那受降之事相当重视，其于受命之后，即开始研究制定受降办法并组织受降顾问团。9月15日，行政院召开赴越南顾问团会议，与会者大都为事先指定的财政、外交、军政、经济、交通、粮食及中央党部等各部代表。会上宣布的《占领越南军事及行政设施原则十四项》（以下简称“十四项原则”），与上述陆军总部所定受降规定之间存在着原则性差别。行政院的《十四项原则》中，有九项以法国为交涉对象。可见，行政院的《十四项原则》是本着在受降之后把印度支那交给法国的原则制定的，根本没有把越南民主共和国放在眼里。
9月22日，受降顾问团抵达河内，并将行政院《十四项原则》交与卢汉。卢汉认为行政院对越南局势缺乏了解，所定《十四项原则》不切实际，且与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之间达成的有关托管印度支那的共识严重不符，遂要求顾问团有关代表回渝汇报并请示。1月25日，外交代表凌其翰与军政代表邵百昌乘飞机离开河内。就在他们途径昆明等候转机时，偶然与蒋介石取得了联系。蒋介石在电话中“要他们（凌其翰、邵百昌）二人立刻回河内转告卢汉司令三点指示：1、牢牢掌握老街——河内——海防运输线；2、对越南当局采取不管态度；3、让法军开入越南，不得予以阻挡”。凌其翰等还没有回到河内，蒋介石又与卢汉通电，下达五项补充指示：“1、对法越纠纷严守中立；2、越军进入我防区即须解除武装；3、对越党不干涉；4、亦不警戒；5、对法人生命财产尽力保护”。(63)
很显然，在对待战后越南的问题上，陆军总部与重庆行政院之间存在严重的原则性分歧。行政院《十四项原则》的制定，主要是受外交部的影响，同时不排除法国驻重庆外交代表恳求的因素。而蒋介石于9月27日命凌其翰等向卢汉转达的三点指示，以及给卢汉的五项补充指示，则与9月19日宋子文在巴黎拜会戴高乐不无关系。
受降部队开入印度支那后，鉴于越南人民仇法情绪激昂，为了防止发生越法冲突乃至中越冲突，卢汉下令，阻止三九事件后逃入云南避难的法国官兵返回越南，并解除从日军集中营释放出来的法国官兵的武装。此外，考虑到越南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卢汉还明令各大街小巷及公共场所，一概不得悬挂法国国旗。(64)
卢汉受降部队在印度支那的一举一动，都被作为最重要的情报及时地汇报到巴黎。戴高乐得知后，又急又恼，遂在9月19日与应邀来访的宋子文会晤时，表示卢汉和中国占领军的态度与宋子文前不久在华盛顿向他所做的保证，以及一年前蒋介石在重庆对贝志高所做的保证不相符合。宋子文立刻解释说，他完全同意戴高乐的看法，中国人是言而有信的，对法国所做的保证，也将会受到尊重。宋子文还说，他在伦敦时，通过报纸了解到亚历山得利将军所遇到的一些麻烦，他当即向蒋介石报告了这件事。宋子文还说，蒋介石已于9月19日给他发回了一份电报。宋子文当即把蒋介石发给他和驻法大使的这份电报念给戴高乐听。宋子文说，蒋介石认为，卢汉推迟法国部队返回印度支那，大概是由于部队作战地区交通梗塞所致。接着，宋子文说，蒋介石已经命令参谋长调查，从速具报。宋子文向戴高乐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正式保证：中国政府不以任何方式反对法国对印度支那所享有的权利。据《戴高乐内阁会谈记录》记载，宋子文在整个会谈过程中，不仅多次重申了这些保证，而且还特别声明：中国希望法国仍然是中国在亚洲的邻邦。他还说，他回到重庆后，就会看到按法国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妥善解决的局面。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他将亲自出马处理这些问题，以满足法国政府的愿望。关于中法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宋子文提出，希望法国政府指派有资格的人士尽早到中国进行谈判。关于中法军事方面的合作，宋子文询问戴高乐法国是否掌握德国无座力野战炮的新技术，希望法国司令部向中国介绍。宋子文强调说，因为中国军队急需机动性很强的炮兵。戴高乐表示，法国司令部将在这方面给中国司令部以一切援助。(65) 戴高乐此言不过是虚应故事，因为他最关心的是法国军队如何迅速返回越南的问题。
戴高乐既不相信蒋介石有关卢汉阻挡三九事件后避难云南的法国军队返回越南的解释，也没有对宋子文信誓旦旦的保证抱任何希望。他比较清楚卢汉受降部队和重庆政府之间在越南问题上的分歧，也知道即使宋子文亲自出马干预也无济于事。事实果然如此。9月28日，卢汉按计划，在原法越总督府举行接受日本投降仪式。“总督府正面楼上，党国旗交挂，两旁遍悬中、美、英、苏国旗。大礼堂正中，党国旗交叉间，悬总理遗像，两侧仍悬中、美、英、苏国旗”。惟独不见法国国旗。会场“上首为中国代表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席，左右坐正副参谋长；下首为日军司令土桥勇逸及海、空军代表席；左为盟国代表席，右为高级将领席”。出席受降仪式的各国代表，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及来宾，约有五六百人。(66) 代表席上，惟独不见法国代表。
有关云南法国军队返回越南及法国所派代表参加受降仪式等，法国驻重庆大使曾多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行政院也曾向卢汉发出指示，但都没有改变卢汉的主张（实际是陆军总部的主张）。卢汉等之所以坚决反对三九事件后避难云南的法国军队在受降之前返回越南，其所谓防止越法、中越冲突及法国人干扰、破坏受降等，仅仅是一个比较次要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阻止亚历山得利带领法国军队在中国受降之前回到越南，从而在国际上造成一个法国业已收复河内的既成事实的阴谋。(67) 这也是9月19日，戴高乐带着怨气责问到访客人宋子文的真正原因所在。至于为什么受降仪式上不悬挂法国国旗，主要还是借鉴英国在西贡受降的经验，防止发生冲突。(68) 卢汉邀请亚历山得利以个人资格参加观礼，原因是不想让他以官方身份出席受降。(69) 亚历山得利拒绝参加观礼，一是因为不能以法国代表身份出席，二是因为所提悬挂法国国旗的要求遭到了卢汉的拒绝。当时，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达尚礼还为受降仪式上中国不给法国这样的大国以应有的位置，要求驻重庆大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70)
六 国民党越北交防并撤军
1945年9月28日，占领军司令卢汉在河内原法越总督府举行接受日军投降仪式，虽然没有给法国以“应有之大国位置”，但是，受降仪式之后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越南一切有关受降及善后事宜，包括交接防务等，中国无不以法国为交涉对象，确实如蒋介石在1944年“双十节”密会戴高乐的使者贝志高时所说的那样，最终帮助法国恢复了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
国民党受降部队从1945年8月中下旬陆续开进北纬16度以北印度支那境内，到1946年5月自受降区全部撤出，在印度支那驻扎了半年多时间，顺利地完成了受降和交防任务，应该说，这些与卢汉司令“及时转变”对战后越南问题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国民党受降部队能够如期向法国远东军交防并迅速从印度支那撤回国内，则主要是因为蒋介石急于调动和集中全部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
卢汉自受命率部入越受降之日起，就坚持长期占领越南、托管越南和扶助越南走向独立的原则，因此，他不仅拒绝三九事件后逃入云南避难的法军返回越南、拒绝法国远东军登陆海防，而且反对受降后把越南交给法国。对于蒋介石不坚守开罗会议期间有关战后托管或共管印度支那、不将印度支那交还法国等承诺，以及蒋介石违背自己在三九事件后有关“扶植越南革命同盟会，准备于盟军驱除倭寇出境时宣布独立，成立新政权”的指示(71)，卢汉始终感到困惑不解。所以说，卢汉向法国远东军交防并把部队从越南撤出，实属无奈之举，并非心甘情愿。由于卢汉等人态度的“转变”，中法之间有关越南受降、条约谈判、交接防务等事，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并且最终使蒋介石、戴高乐双方基本如愿以偿。
1946年2月28日，中法两国通过反复交涉，最终签订了四项重要文件。其中《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是国民政府自修废不平等条约运动以来，一直渴望从法国手中得到的东西。然而，该条约也成了中国政府承认印度支那为法国领土的条约依据，是法国从中国方面取得的有关在战后继续拥有印度支那的极具法律效力的保证。(72) 换言之，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权，其实是国民政府用牺牲印度支那的独立换来的。中法双方签订的另外一份比较重要的文件，就是《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该换文规定：“法国担负管理日本战俘、维持越南联邦领土北纬十六度以北秩序与安宁，并保护中国人民之完全责任。驻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之中国军队交防，于三月一日至十五日期间开始，至迟应于三月三十一日完毕。”(73)
由于蒋介石急于把受降军队从越南撤出并投入内战，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事先没有就交防时间问题与卢汉司令进行协商和沟通，就与法国大使梅理蔼签订了《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因此，卢汉司令接到重庆军令部有关交防的通知后，甚为不满。因为，中国一旦交防，军队必须立即撤出，而分散几处的20万大军在一个月之内撤退，谈何容易。且不说交防等事，仅辎重一项，就需要相当长的准备时间。但是，换文既已签字，交防、撤退，势在必行，卢汉只能勉为其难。
中法越南交接防务换文刚刚签字，法国方面即迫不及待地催促中国受降军队交防。在法军代表萨朗将军（Raoul Salan，又译“萨兰”）的一再要求之下，3月4日下午，中法双方军事代表在中国受降军队司令部召开交接防务会议，讨论交防日期。法方要求中方准许法国军队于3月6日在海防港登陆，并说这个日期是重庆中法参谋会议商定的。中方以未奉重庆命令及法越谈判未果为由，拒绝法军有关3月6日登陆海防的要求，并且强调法越谈判签字以前不允交防，且中国驻军只能将防务交与法越联合组织的部队，法越谈判没有取得成功以前，中国不能让法国单方面接防。由于双方争持不下，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也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其实，法军3月6日海防登陆，是法国远东军早已制定的“法国军队重返越北”的行动计划(74)，并非重庆中法参谋会议商定。萨朗要求与中方讨论，不过是先礼后兵，因为法国远东军早就想以武力将中国受降军队驱逐出越南。(75)
3月6日上午，法国远东军驻越南舰队司令阿巴努中将（Auboyneau，又译“奥波诺”）在远东军司令勒克莱尔将军的指使下(76)，不顾中国军方的警告，按照原定行动计划，率领海陆大军强行登陆海防港，并对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结果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最后，这场由法国远东军挑起的武装冲突，还是以法国舰队司令阿巴努签署协定，承担一切责任、赔偿一切损失并保证今后不再袭击中国占领军守地而告结束。
中法越南交接防务事宜从1946年3月18日开始，至4月底以前结束。5月底，国民党受降军队全部撤出越南，开赴东北内战前线。
结束语
综观上述，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任何一个阶段的中法关系，都是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任何以相互利用为目的建立起来的关系，都是非常脆弱的，都很难维持长久。因为，一旦其中一方之初衷得到满足，并认为对方再无可以利用之处，或者一方长期被对方利用，而自己的目的却迟迟不能实现，那么，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即将走到尽头，而且，这种关系的最后结局，大都是不欢而散。蒋介石与戴高乐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关系，其在发展到战后废除法国在华治外法权并收回租界，以及中国受降军队把印度支那防务等交给法国并及时撤出之后，继续发展的理由和条件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从中国方面来看，内战爆发之后：国民党因为得不到法国方面的援助，不可能、也无暇继续维护两国关系。从法国方面来看，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对华政策虽然没有在戴高乐辞去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职务之后发生变化，但是，鉴于法国对战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暂时没有可以利用之处，以及中国正处于内战之中，国共胜负难料，两国关系的发展只能听其自然。蒋介石于1949年败退台湾岛之后，国民党同法国的关系基本上处于不即不离和若有若无，甚至是有名无实的状态，而且这种关系一直是靠美国与国民党的关系及美国与法国的政治、经济等关系来维系。直到1964年2月，随着法国对美国依赖关系的结束，台湾国民党政权与法国的关系亦告寿终正寝。
注释：
① 有关抗战初期中法关系，以及中国寻求法国给予军事合作等问题，见陈三井：《近代中法关系史论》，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241－255页。
② 法国统治集团中的“帝国派”也称“海洋派”，与“大陆派”相对立，主张争夺海上霸权、开拓和维护殖民地，并积极追求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帝国派为维护法国的殖民利益，进行了约20年的殖民战争，直至60年代初以失败告终。
③ 周荣耀：《戴高乐主义论》，《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
④ 罗敏：《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与实践（1942－1946）》，《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页。
⑥ 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四分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6－340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卷”，第605－620页；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06－816页。
⑦ 如《松冈－亨利协定》（1940年8月30日）、《日军进驻北越及使用越境机场协定》（1940年9月4日）、《日军海防登陆协定》（1940年9月22日），等。
⑧ Jacques Guillermaz,Une vie pour la Chine- mémoires,1937－1989,Paris,1989,p.104.
⑨ 葛夫平：《抗战时期法国对于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第34页。
⑩ Jacques Guillermaz,Une vie pour la Chine- mémoires,1927－1989,p.105.
(11) 1943年5月19日重庆政府外交部致法国驻华代办照会，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卷”，第644页。
(12) 《国民党中常会决议由国民政府宣布与法国维琪政府断交案》（1943年7月），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卷”，第646－647页。
(13) 《我政府发表宣言与维琪政府绝交》，《中央日报》1943年8月1日。
(14) 葛夫平：《抗战时期法国对于废除中法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第37－38页。
(15) 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4页。
(16) Jacques Guillermaz,Une vie pour la Chine- mémoires,1937－1989,p.113.
(17) 1944年6月，国民政府才任命钱泰为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并且直至8月份，钱泰才到任。此外，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法兰西临时政府之初，仍在阿尔及尔。
(18) 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2－1949》：“1944年5月1日”。
(19) 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03页。
(20) 《我们的合理愿望》，《中央日报》1943年8月7日第二版。
(21) 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入越受降纪略》，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页；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22) LIN Hua,Chiang Kai-shek,de Gaulle contre H
Chi Minh:Viêt-nam 1945－1946,Paris,1994,pp.68,61.
(23) 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入越受降纪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17页。
(24) 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第88－96页。
(25) AMAE（法国外交部档案馆，下同。）：Série Asie- Océanie 1944－1955.Sous- série Chine,Dossier général,vol.207,Folio 36:Télégramme de Pechkoff,No.371,Tchong- King,le 11 octobre 1944.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第221页。
(26) 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著，曹松豪译：《戴高乐传》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70页；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第314页。
(27) 原文经查未获，兹按法译文回译。贺电法译文见AMAE:Série Asie- Océanie 1944－1955,Sous- série Chine,Dossier général,vol.207,Folio 30:Télégramme de Chiang kai- shek àCharles de Gaulle,le 28 ao
t 1944.
(28) 据说，这是贝志高将军自1943年7月到重庆就任驻华代表以来一年多时间里，第一次被蒋介石召见，原因是蒋介石“不喜欢这个来自黑非洲的白俄”。LIN Hua,Chiang Kai- shek,de Gaulle contre H Chi Minh:Viêt- nam 1945－1946.P.62,note 15.另据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2－1949），“1944年5月1日，蒋介石接见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贝志高”。同日，“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贝志高呈递到任书”。
(29) LIN Hua,Chiang Kai- shek,de Gaulle contre HChi Minh:Viêt- nam 1945－1946,P.63.AMAE:Série Asie- Océanie 1944－1955,Sous- série Chine 1:Ambassade sept.1944－déc.1945.folios 20－25.
(30) AMAE:Série Asie- Océanie 1944－1955,Sous- série Chine,Dossier général,vol.207.folios 35－37:Télégramme de Pechkoff,No.371,Tchong- King,le 11 octobre 1944.贝志高这份电报的内容，与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第311－312页）中所记略有不同。
(31) 杜建时：《抗日战争时期蒋美勾结与矛盾》，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七辑，第218－220页。
(32)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326页。
(33) 《促进中法邦交》，《中央日报》1944年12月19日第二版。
(34)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第382－383、399页。
(35) 《戴高乐赠蒋主席荣光大勋章》等，1945年1月10日《中央日报》第二版。
(36) 法国要求美国给予空援，而罗斯福则认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存在已告终结，遂坚持拒绝戴高乐的再三求助。见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著，曹松豪译：《戴高乐传》上册，第775－776页。
(37)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第217－218页。
(38) Jacques Guillermaz,Une vie pour la Chine- mémoires,1937－1989,p.114; LIN Hua,Chiang Kai- shek,de Gaulle contre H Chi Minh:Viêt- nam 1945－1946.pp.68－69；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第71－72页；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1页。
(39) 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人越受降纪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14－15页。
(40) AMAE:Série Asie- Océanie 1944－1955,Sous- série Chine,Dossier general,vol.209,p.70；1945年7月10日《中央日报》所刊戴高乐贺电译文，与法文原件略有不同。
(41) 《七七在巴黎》，《中央日报》1945年7月16日第二版。
(42) 《中法协会七七在巴黎成立》，《中央日报》1945年7月10日。
(43)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第551－552、559－565页。
(44) LIN Hua,Chiang Kai- shek,de Gaulle contre H Chi Minh:Viêt- nam 1945－ 1946,p.96.
(45) Charles de Gaulle,Lettres,notes et carnets(8 mai 1945－18 juin 1951),Paris,Librairie Plon,1984.p.60.
(46) 所谓“盟国的束缚”，是指罗斯福去世之前，美国一直不同意戴高乐向印度支那派遣远征军。直到1945年8月24日，杜鲁门在会晤戴高乐时，才向他明确表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美国政府对于法国重返印度支那一事决不反对”。见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第160、565页。
(47)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第158页。
(48)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第160页。
(49) 《迎贝志高大使》，《中央日报》1944年12月19日第二版。
(50)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第160页。
(51)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第558、219页。
(52) 王理寰：《抗战胜利后海防痛击法军纪实》，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5－154页。
(53) 即《贡比涅停战协定》（亦译《康边停战协定》）。该协定因在贡比涅之Rothondes（勒东德）车站签字，故又名“勒东德和约”。
(54) 《法国临时政府的成长》，《中央日报》1944年10月24日。
(55) 《顾维钧报告法解放会外交当局对中法悬案交涉的立场致外交部电稿》（1944年8月24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卷”，第650－651页。
(56)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1341－1343页。
(57) 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9页。
(58) 1945年7月3日杜鲁门致戴高乐函，及7月5日戴高乐复杜鲁门函，见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第521－522页。
(59) 陈文海：《法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5－506页。
(60) 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61)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第158页。
(62) 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入越受降纪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16－17页。
(63) 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第75－78页。
(64) 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人越受降纪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23页。
(65) 戴高乐著：《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第221、576－579页。
(66) 朱偰：《越南受降日记》，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9页。
(67) 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人越受降纪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15－16页。
(68) 英国受降军队在西贡登陆后，即释放法国俘虏并重新装备。未几，法军攻占西贡，挑起战争冲突。见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入越受降纪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24页。
(69) 朱偰：《越南受降日记》，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9页。
(70) 戴高乐著：《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第582页。
(71) 罗敏：《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与实践（1942－1946）》，《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78页。
(7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1362页。
(73)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1371－1372页。
(74) 见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第158页。
(75) 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入越受降纪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27页。
(76) 戴高乐著：《战争回忆录》第三卷《拯救（1944－1946）》。第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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