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状态的历史碎片——读影印本《钱玄同日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影印本论文,碎片论文,状态论文,日记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是遮蔽历史的尘埃，时间愈长，被遮蔽的历史愈多；文献是还原历史的碎片，文 献愈充足，被还原的历史也就愈清晰。在众多历史文献中，日记无疑又是最毛茸茸的一 种，因为从时间上看，日记写于当天，往往是最为接近历史原初记录的一种；而从文体 的特征看，“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少有 点做作的痕迹。信札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 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注：周作人：《日记与尺牍》，《雨天的书 》第1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所以前人的日记对于我们还原历史或解读历 史，无疑有许多文献所无法替代的功能。
中国文人写日记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说早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前的唐代，日记就已出现 。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作家的日记更是数量惊人，有的在作者生前就已结集出书，有 的去世以后也由亲朋友好陆续整理出版。单就五四那一代作家而言，我们今天能够看到 的就包括了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叶圣陶等人写下的日记。但是，尽管出版作 家日记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蔚然成风，也还是有不少历史文化名人的日记被束之 高阁，长期未能与世人见面，有的还有可能(或者已经)因天灾人祸而消散流失。正因为 上述种种原因，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的12卷本、近7600页的 《钱玄同日记》才特别值得人们关注。
据《出版说明》和陈漱渝先生为该书所作《序言》介绍，这次影印《钱玄同日记》， 底本包括了钱玄同一百多本日记的全部。这些日记有的是专门的日记本，有的是硬皮本 或普通练习簿，还有的是自订的宣纸、毛边纸本，其中大多数的封面上都有作者生前亲 自标注的年份和序号。这批日记原本作为遗物的一部分珍藏于作者后裔处，1966年8月 红卫兵大破“四旧”时，他们紧急致电鲁迅博物馆，请求派员将钱玄同遗物中有价值部 分取走。“鲁博”副馆长迅速带少数工作人员推着双轮车奔赴钱宅，慌忙中运回一批文 物资料，其中包括90本日记。文革后，这批珍贵文物经钱家后代同意由鲁迅博物馆收藏 。这次影印出版的日记除这90本外，还包括目前仍保存在钱玄同后人处的24本。附录则 包括钱玄同生前整理手抄的一部分日记(1905.12.9.～1906.1.19.)、1925年自编的日记 目录一份，以及自撰年谱稿一册(1887～1905)。
钱玄同日记始于1905年12月9日，迄于1939年1月14日，共历35年，其间除1911年阙如 外，其他年份均有所记。就时间跨度而言，钱玄同日记并不太长，但就起始时间看，其 记事却明显早于其他五四文化名人的日记。在目前所公开的文献中，胡适日记始于1911 年1月，叶圣陶日记始于1911年8月，鲁迅的日记始于1912年5月，周作人日记始于1917 年1月(周的日记开始于这之前，但目前被整理发表的从这开始)。日记上限的提前，使 得《钱玄同日记》为我们保留了其他日记少有的历史细节。如1905年11月，日本政府颁 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引发留日中国学生大规模的抗议，著名革命者陈天华为激励大家“ 共讲爱国”，写下绝命书，于12月8日在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尽。钱玄同日记中对这一 历史事件就有如下几处的记载：
1905年12月13日：“午后，忽有神坂领事馆东西文翻译王万年者来见大哥。云：‘留 学生为“取缔规则”事(近，日本文部省新定苛例，约束清、韩留学生，名“取缔规则 ”)，聚众造反，约有三千余人，逢人便杀。切勿前往，致遭不测’云云。实则留学生 不过要求去此苛例，行动稍激烈耳。而官场竟(?)如此云云，可笑极矣。”
14日：“闻留学生有陈天华者，为取缔规则事，愤而投海死。呜呼，烈矣!”
28日：“伯恒、界定来访余及稻孙，谈及学生风潮事，始知彼等因……”
1906年1月17日：“闻大兄说，此次为取缔规则事，有多数留学生归国。驻日本公使杨 枢急电满政府，云学生此次归国咸带凶器，意图革命，请速派兵舰至吴淞口截剿云云。 满清政府虽不谓然，然亦命两江总督周馥调查。馥遣提督萨某往搜，一无所得。萨归云 ：‘遍查不见所谓凶器，惟张之洞之孙携有拳铳一，未知是凶器否?’馥笑曰：‘这一 定不是的!’细玩馥此语，真妙，真有趣。”
这些记载虽然文字不多，但既有海外的场景，也有国内的反应；既有社会的传闻，也 有官方的态度。外交官员的耸人听闻，满清政府的草木皆兵，以及青年学生的愤慨之情 都跃然纸上。透过这些记录的片断，我们也能从一个侧面更为具体、更为真切地感受到 某种历史丰富。
和五四时期其他文化名人相比，钱玄同的突出之处在于其激进的姿态和坦荡的个性。 他于1917年初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即率先明确抨击“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与刘 半农合作“双簧信”，给旧文学阵营以沉重的打击。在具体主张方面，他率先提倡“左 行横移”的书写方式、应用标点符号、数目字改用阿拉伯号码、采用公元纪元，这一切 也很具建设性。当然，他的一些偏激主张在当时以及后来也很令人诧异，如主张废除汉 字而采用罗马字母，宣称“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等等。五四期间激进或 偏激者大有人在，但钱玄同格外引人注目与其率真坦荡不无关系。他思想活跃，常今日 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且喜欢公开直截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十分话常说到十二分”(注 ：陈漱渝：《钱玄同文集·序二》，《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99年。)。这种率真的个性，使得钱玄同日记充分显示出历史碎片的原生态特点 。如：
1907年1月10日：“凡英雄必多情，彼六亲不顾之人断不能称为英雄。至于父子之情， 根于天性，东方学者提倡孝悌，实极有至理，断不能以‘旧道德’三字一笔抹杀之也。 吾见今之维新志士及秘密会党，大家习标‘家庭革命’四字，而置其父母于不顾者，其 尤甚者，有以父母为分吾利之人，为社会之蟊贼，可以杖逐可以鞭驱者，而开口辄曰‘ 四万万同胞’，是真所谓‘世界有同胞，家族无伦理’矣。”
十余年过后，当年大发感慨的钱玄同俨然已是抨击旧文化、旧道德的健将，是为新文 化冲锋陷阵的先锋，所以他的日记又有了这样的记载：
1919年2月10日：“蓬仙今日在大学中和我大大辩论。他不以我做《新青年》为然，又 不以我抵斥纲常为然。我和他十多年的老友，也不和他使气……。总之，人各有志，各 行其是便了。”
不论是前面的大发感慨还是后来的我行我素，寥寥数语的日记都是情伪毕露的。
中国传统的“排日记事”的日记往往是从年头记到年未，且记事格式固定。钱玄同的 日记却时有中断，有所记时也不拘一格。其内容涉及读书写作，接待出访，信札往来及 日常工作等方方面面；也经常记录饮食起居，身体状况。除了一般记事，还时有细致描 写、私下议论或内心抒发。有时洋洋洒洒三四千字，有时简明扼要三言两语，有时则干 脆写上“某日某日无日记”。率真的个性使得钱玄同的日记充分显示了私人化记忆的特 征。其中颇据代表性的如1923年1月6日的日记共八页约一千五百字，开头较为详细地记 录上午校勘三本音韵学著作的情形及感受，此后依次简要记录中午看病、回家、午后三 时访友及在朋友处见一音韵学著作的新版本、五时访友、十时回宿等事项。从第三页末 尾开始即转入午后三时访友途中所想到的问题：“坐在人力车中忽然起了一种不快之感 ，我觉得雇佣奶妈，这是最不合人道主义的一件事情”，接着从几个方面抨击了“雇佣 奶妈者的罪恶”，最后由奶妈亲生婴儿的啼哭联想到自身：
1923年1月6日：“你静听!静听!那个可怜的婴儿因为没有奶吃，发出极怨叹的‘啼饥 ’之音!你听见了吗?唉!清平世界，荡荡乾坤，何来如此可叹的景象，可叹的声音!唉! 玄同!说什么废话!你的小儿子——秉雄——的奶妈是怎样雇来的?那个奶妈的儿子已经 死了，你记得吗?我×天想到这里，今日写到这里，两次都有些毛骨悚然!然则如之何而 后可呢?以往的事只好不说了，——有时忽然想起，弄得内疚神明，以至脸皮火热，眼 泪直流，这还是无法消灭的，——今后惟有时时警惕，绝对的实行生育制裁之一法而已 ，——然而这能可算消灭从前的罪恶了吗?……”
钱玄同这种与传统“排日记事”模式截然不同的日记从某些方面看来可能有所遗憾， 但正是这种率性的随意书写才使得其体现出个人化、隐私化特征，从而也才保留了作为 原初历史文献本该具备的本真面目。
近代以来，不少中国读书人开始具备自觉的历史意识，坚持日记的写作和保存正是这 种自觉意识所带来的文化现象。许许多多文化名人留下的日记，给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 供了种种的便利。但是，我们在读一些文化名人的日记，又常会朦朦胧胧感到书写者在 有意无意地省略些什么，感到历史的复杂性或历史人物的丰富性已被一定程度的遮蔽。 这在读简赅凝炼的“排日记事”的日记时感觉特别的明显，就是鲁迅、周作人的日记也 不能例外。如1917年9月30日是旧历中秋节，鲁迅在日记中记道：“晴。星期休息。上 午杜海生来。季市来。潘企莘来。下午得封德三信，廿三申发。洙邻兄来。朱蓬仙、钱 玄同来。张协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铭伯、季市 各致肴二品。”这种记事客观清晰，仅在“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和“月色极佳 ”两句的语气中微露作者的情绪。而周作人的日记就更为简洁、冲淡了：“晴。上午海 生、季茀、企莘来访。下午寿先生来访。草希文史第二章了。二许君送菜各两。玄同、蓬仙、燮和三君来。玄同留饭，谈至十一时去。今日旧中秋。”作者在日记中，似乎是只愿意对当天日常生活过程，作一种谨慎刻板的记录。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恐怕在于，历史意识在促使人们自觉保留文献资料的同时，也在 提醒人们遗留文献所应警惕的某种未知后果。因为“日记或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 先前是在看朝章国故，丽句清词，如何抑扬，怎样请托，于是害得名人连写日记和信也 不敢随随便便”(注：鲁迅：《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 4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而时人作日记，除必须日日防传钞外，大家心中 也很清楚，假使写日记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注：鲁迅：《马上日 记·豫序》，《鲁迅全集》第3卷第3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但钱玄同似 乎没有这些顾虑，这在其同一天的日记中就可见和周氏兄弟有很大的不同：
1917年9月30日：“今天是旧历的中秋节。我这几年以来很厌恶这个不适于实用的阴历 ，因此，遇着阴历的过年过节总劝婠贞不要有什么举动(其实过年过节都是极平淡不足 道的事情，就是阳历年节我也没有什么举动)。所以今天家里一切照常。午后二时访蓬 仙。四时起偕仙同访豫才启明。蓬仙先归，我即在绍兴馆吃夜饭。谈到十一时才回家宿 矣。”
这其中有客观记事，但同时也明显地带上了某种钱氏色彩。有时，钱玄同甚至还记录 晤谈的内容，如1919年1月7日就写道：“和半农同访周氏兄弟。豫才说……”
钱玄同的晚年拒绝伪聘，但也因“环境和外界的刺激增加血管的压力以至右脑血管破 裂”不幸病故(注：秉雄、三强、德充：《回忆我们的父亲——钱玄同》，《新文学史 料》第3辑，1979年。)。关于这种环境和外界的刺激，我们在其最后几天的日记中也能 明显而具体地感受到。
1939年1月1日：“五时许召诒忽来，告以知堂于今日上午十时忽被狙，未伤，沈启无 适在座。亦被狙，伤肺。”
2日：“三时遇炳华，知今日上午×、李、陈、沈均往视知，知仍谈笑如常，可慰也。 ”
3日：“上午秉雄访知，余交一函带去。……知之以后，当少出门。”
4日：“无聊之至，无友可访，无人可谈，亦看不下书去(一看便吃力)。”
5日：“冷，精神甚差(?)。”
6日：“今天还是难过一天，头更胀。盖因阼宵一～五时失眠也。”
8日：“血压178……”
10日：“下午二时访知堂，四时归。他送我右写本文选。”
13日：“竟日心乱，不能作事。”
1939年1月14日，钱玄同病发被送入医院，17日就与世长辞了。
作为那一时代的文化名人，钱玄同一生交游很广，他的日记也因此有了许多关于章太 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黄侃等历史人物的具体文字记录，这些都是研究那段历史 的珍贵资料。钱玄同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学范围涉及经学、史学、文字学以及音韵 学等许多方面，他在日记中也常有自己读书的心得和治学的思考。从他的日记，我们也 可具体地看到一代学人学术观念演变和读书治学的历程，看到转型时期的中国学术发展 史的某些侧面。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原生状态的钱玄同日记手稿都是我们解读或还 原历史的珍贵文献，影印本《钱玄同日记》的出版无疑具有特殊的文化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