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满铁“综合调查”与日本战争国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国策论文,战争论文,论满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5-0248-09
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其存在的近40年间，调查情报活动始终是其“社业”运营的重要一翼。尤其在1939至1943年的所谓大调查部时期，满铁调查情报活动达到极至。① 当时满铁调查部在阐释其自身的“使命”时，将自己定位为日本“唯一调查机关”；并由此而引申出满铁调查的三大特征，即“调查的国策性”、“调查的现地性”和“调查的综合性”。显而易见，居三大特征之首的“国策性”，是满铁调查之魂，其解释是：“基于满铁是负有国家使命的特殊会社的事实，其调查业务自身即带有国策性”，包括其“社业”调查，也不得“有悖于会社的性质”[1] 16-17。而另外两大特征，即“现地性”和“综合性”，说到底，无非是实现“国策性”的可能条件。那么，在满铁存在的近40年间，日本的基本国策是什么呢？不言而喻，就是以中国和亚洲为对象的侵略与战争政策。满铁调查的“国策性”，则意味着在调查目的、过程和成果中，都必须贯彻、体现这一日本既定国策；只能有利于国策，不得有损于国策，更不容改变这种国策。可是在原满铁调查员中却有部分人认为，大调查部时期则非耶，因为该时期“开展综合调查，明确指出战争计划是错误的”，尤其是综合调查的“客观分析的结果，可以成为对日本战争政策毫不妥协的批判”，且“对于战争政策的批判立场构成了调查部调查工作的基础”②。其实际状况到底如何呢？如此将大调查部时期别具“象征”意义的“综合调查”，说成是与日本战争政策对着干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性调查，是关涉到对满铁调查部根本属性和日本侵略战争政策制定推行的原则性大问题，故不可不分辨认识清楚。
一、“中国抗战力调查”无力回天
所谓“综合调查”，按满铁人员解释，“就是对一定的调查课题，从‘日满华’的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等进行多方面科学分析和科学综合”[2] 前言。这本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在满铁调查部，它又是一种调查课题类型。1939年4月，满铁调查部扩大伊始，就标榜“综合调查”，将之置于超越于地方性“一般调查”和现地有关方面提出的“委托调查”等之上的中心地位，并为此而强化了作为“综合调查”支柱的各现地调查机关。其目的自当是为扩大侵略战争，即日本版的所谓“东亚新秩序”服务。
然而，大调查部的头一年——1939年度的“综合调查”仅仅是各地进行的单个调查项目的简单罗列，丝毫没有收到综合调查的实效。[3] 1-2原因不单是“各机关人员不足和大连方面（指调查部）联络欠佳”。[4] 1-2根本问题在于，对形势严峻性缺乏清醒认识。而满铁调查部非但对“当前的中心问题缺乏认识，还不善于运用基本调查与政策调查的微妙关系。因而无论是基本问题还是当前对策，也无论技术观点或经济观点，全部混淆在一起，做成了调查项目”[3] 2。
不过，大调查部自认为，1939年度“中国抗战力调查”和“物资供需调查”还是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前者“成功地实现了基本调查与政策调查的结合，发挥了满铁调查的真面目”③。可是，“中国抗战力调查”作为满铁调查机关统一进行的“综合调查”而得以立项，多少有些偶然；关于项目的提出和组织的成立，说法上也不尽一致。不管怎样，据称调查部综合课职员具岛兼三郎和野间清在其间起了重要作用。具岛是勇于表明观点而深受领导层信赖的调查员。④ 野间清称：“该调查的实际发起者是具岛兼三郎，而不是上海方面。”⑤ 野间清说到自己时称：“当时虽然没有什么社会变革的想法，但是在头脑里经常想对军部的战争政策怎样才能遏制呢？所以，感到重庆抗战力调查是个好主意。”野间清还指出，他和具岛在满铁上海事务所商谈此事时，对方之所以不太积极，主要是考虑进行占领区调查。[5] 61-63其实，如果上海方面果真表现踌躇的话，原因也不在于调查力量，而在于调查的必要性。因为自“七七”事变起，伊藤武雄所长及其上海事务所从未间断以“和平工作”为名的对华谋略活动，且在1939年上半年正值日汪谈判和对重庆策反诱降的关键时刻。惟其如此，后来当伊藤武雄谈及此项调查时，没有说自己是发起者，而只说“中国抗战力调查”是以上海事务所为中心进行的，并称赞中西功“做出了突出成绩”[6] 224，这是事实。
如果说具岛兼三郎是“中国抗战力调查”的倡议者，那么中西功则是推进调查并使调查获得“成功”的核心人物。而这是中西功独具之革命经历、政治立场和胆识才干所使然。调查开始前，他不但恢复了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还与另外的日籍中共党员一道，充任中共上海情报科战略情报员。就是这位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介入调查后，不独根据其“对日作战的战力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民众力量”的观点，建议将“重庆抗战力调查”改为“中国抗战力调查”，使调查的内涵得以拓宽和升华；而且以其特有身份和政治理论素养，充分获得和利用了其他人难以占有的资料，并将资料提供给每个调查员分享，以推进调查。据载：中西功通过中国同志可以得到诸如《解放》、《文献》、《时事丛刊》、《求知文丛》、《上海周报》等刊物资料，同时还经常与中国同志讨论有关问题，包括与中共地下工作者陈一峰讨论1938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这样的重要文献。⑥
中西功的知遇者尾崎秀实对“中国抗战力调查”的积极作用亦不可低估。作为日本思想界“纯洁无瑕的爱国者和思想家”⑦，他以满铁东京支社调查室嘱托身份，两度出席“中国抗战力调查会”中间报告会，从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方面给调查员以启示。他还精辟地阐述了日本政治形势，并对“中国抗战力调查”成果，做了只有他才有资格做的总评。[7] 1-17他是众所周知的为革命而捐躯的无畏战士，他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历史发展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坚定信念⑧，所以他的总评与调查成果一样重要，亦应视为调查成果的构成部分。
“中国抗战力调查”于1939年7月着手，1940年5月汇总，形成了以《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为名的报告书，共5篇10分册；战后1970年日本三一书房将其合为一册出版发行。
由中西功执笔的第1册“总篇”显系全部调查之缩影与概括，其主要内容是调查的方法论和总结论。方法论实质是理论指导问题，“中国抗战力调查”就是具体地调查分析中国在全民抗战条件下，由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条件与因素的发展变化，从而评估中国抗战能力和战争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故称之为方法论。
第2、3分册是政治篇。尾崎秀实评论称，中西功执笔的第2分册“战时的中国内政”，“是全报告书最高水平之所在”[7] 8。该篇在分析中国各政党动向、社会根基的动摇和社会更加复杂化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众动员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两条道路：一是国民党的方向；另一是中国共产党指导的方向。”前者，包括战时编成的300万新军，都是强制性的，因而不仅难以收到战时动员之效，反而酿成广大农民的离反；相反，后者是根据群众的直接利益组织群众，并以此种组织力将群众向政治（抗日）、军事（游击战）、生产等方面动员。报告书的观点明确：“中国抗战力的据点在农村；动员的基本阶级是农民。”[7] 9而农民动员势必关系到农业改革和土地问题，并进而触及农村政治民主化和中国统一化等政治大问题。
由津金常知和小仓音次郎执笔的第3分册“八路军与新四军”，总结性地指出：“华北形势的发展，是日中战争整个形势发展的缩影，并先行于其他地区近半年”；“华北游击区的发展，已经由对日作战的意义，正在逐渐转向对内革命的意义”。[8] 160-163至于新四军，报告书则指出了其在牵制日军进攻、扰乱日军后方、配合正规军作战、破坏伪政权、牵制国民党中途妥协、牵制日军向西北进攻破坏共产党根据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报告书中经济问题占最大篇幅：第4—7分册是“经济政策篇”，第8、9分册为“内地经济篇”。因而，由中西功执笔、编在第1分册“总篇”中的“总结报告书”，内容全部是关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国民党管辖区经济政策与经济状况的论述。作为最后结论，他从战争以来的发展中，把政治力与经济力联系起来，考察两者相结合的消长变化。中国为了持续抗战，必须强化军事、统一政治和重组经济。中西功认为，内地经济虽极困难，但“重庆政权无论如何还未达到毫无办法的地步”。问题是“其政策极其恶劣”。如果能对“表现为五千年传统的农业经济”，拥有把它们适当组织起来的智慧、意志和手段，“即使是极原始的方法，在量的方面也是相当大的”。所以，政治重组是前提条件。“然而，这种重组的内容，不是既有统治阶层的统一或重组，而是以阶级性的组合为内容。也就是，其本身是深刻的阶级斗争，所以，是中国抗战力的最大问题。”中西功指出：“中国政治上动摇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共决裂，其次还有民族资本与地主的分裂，这方面‘已由南京[指汪伪]同重庆的对立表现出来”⑨，至于前者，即国共之间“并非没有分裂的可能性，不过现在还是存在着继续合作的可能性的”⑩。而在1940年末，中西功稍带乐观地表示，中国事变再次显现出持久的局面，真正的政治优越于军事的局面出现了。
上述调查成果，经过三次中间报告后，从1940年6月1日到7月末，向诸多方面广泛地做了报告。“在满铁的综合调查中，将汇总的成果用活版印刷形式得以作为文书保留下来，同时从东京、奉天、新京，到上海、南京、北京多次举行报告会，大规模口头报告其内容，这恐怕是独一无二的”[5] 60。许多日本军政高端人物，诸如满铁总裁大村卓一、关东军参谋长饭村中将、上海武官府岩村武官长、阿部大使、中国派遣军板垣总参谋长、华北派遣军多田司令官等，都曾坐在那里洗耳聆听满铁调查员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的报告。
满铁调查报告居然如此受到青睐，固然与报告别开生面的内容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报告所揭示的中国抗战力，恰是战局发展关键时刻战争决策者和推行者们判断形势的需要。因为，武汉战役后，日本的“速战论”破产，他们不得不接受战争长期化，即日方所谓“大持久”的现实。可是，日本还是妄图采取军事压力与政治谋略相结合的办法，尽快征服中国。1940年1月1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提出的《关于解决事变的极秘指导》要求，“以至昭和15年[1940]秋季左右为目标，特别努力解决事变。在强化促进汪工作的同时，进行对重庆工作。适时捕捉对重庆停战时机，并指导汪、重庆合流。”[9] 583当满铁调查员们进行如上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时，日本侵华军部正积极推行其方针：一方面，派遣军今井情报部长进行对重庆的“桐工作”[即1940年5至9月在香港与蒋方宋子良秘密谈判]；另方面，配合进行“宜昌作战”等军事施压，图谋使重庆方面降服。所以，满铁调查报告比较强调“政治解决”，是同当时日本侵华战略策略相一致的。满铁调查部曾理直气壮地声称，中国抗战力调查是在“与总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密切联络下”进行的。[1] 32
有的日本人士认为，中国抗战力调查的结论是：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中国却能在战争中实现革命性变革，这种看法并不错。因为，中西功等主导调查的少数左翼调查员，他们的理论和贯穿在报告书中的观点确乎如此。不过，调查报告所传达的中国“敌情”信息，和从中国情况中可以引申出来的某些思想观点，是两回事。况且，一、站在帝国主义立场的人们，不可能认同报告书中的观点；二、在天皇制专制主义下推行的军国主义侵略路线，在其营垒内无以产生足以使形势逆转的力量。所以，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书不具备遏制战争的回天之力，也谈不上是对战争政策“毫不妥协”的批判。倘如报告书果真主张从中国败退，他们所面临的就不单是冷眼和微词，而是坐牢和杀头了。日本决策者们饶有兴趣地关注报告书，就是因为它是情报，且系战略情报，至于报告书中所渗透的思想观点，他们没有兴趣。因而，“中国抗战力调查”只是“火”了一年，其地位即被其他调查项目所取代。
二、“战时通货膨胀调查”逼进死巷
1940年度满铁调查部综合调查中心项目，由政治性的“中国抗战力调查”，转为经济性的“战时通货膨胀调查”。导致如此转换的因素，与其说是调查部的主观自觉和认识改变，毋宁说是客观形势剧变与恶化之所致。其实，前此的1939年情势已经生变：侵华战争长期化，欧洲战争爆发，战时经济出现破绽，等等。
满铁调查部于1940年1～2月召开会议，讨论因应当时紧迫形势之当前基本调查课题时，得出的看法是：“我国[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由于事变的长期化和内外形势的激烈变化，暴露了根本性矛盾，遇到了巨大障碍。如不迅速制定根本对策，不要说成为处理事变的大理想的东亚新秩序建设，就是推行现在规模的战争都将是困难的，形势发展是紧迫的。”[10] 15-29因而满铁调查部的调查研究应该对预计在1940年下半年即将发生的国际禁运危机，尽快提出具体对策，这是其一；其二，日本战时经济矛盾不限于个别层面，业已扩及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生产下降，流通混乱，物价高涨，生活恶化，且事态已扩大到“日满华”全域，互相影响，从而更加剧了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的矛盾，形成恶性循环。有鉴于此，1940年3月的调查部首脑会议决定，将“日满华通货膨胀对策调查”，作为1940年度综合调查中心课题，因为，通货膨胀成了战时经济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根据调查部计划，除调查部综合课担当“日满华各地区通货膨胀相互关联性及其对策”的项目外，日本、“满洲”、华北、华中等地的“通货膨胀及其对策”，分别由东京支社调查室、新京支社调查室、华北经济调查所、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分头进行，最后的“结论”汇总，由各机关合作进行。
计划要求，“必须将各地区的政治经济特殊性，和以此为基础的通货膨胀特殊表现的阐述作为重点”；至于调查目的，“不止于研讨通货膨胀发展过程及其原因”，还要“认清最近将来通货膨胀的发展，并为抑制通货膨胀提出政策方向，为政策的制定揭示基本条件”[11]。
3月份敲定的项目，计划9月末完成，实际上8月才开始调查工作。因而主要利用既有调查资料，并将会议交流作为推进调查的重要环节。不言而喻，调查的根本企求，在于获致遏制通货膨胀对策，且调查系在马上就要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紧急关头开始的。故在调查开始仅仅1个月后就召开了中间报告会议，并将议题中心放在政策制定方面。在9月9日至14日为期6天的会议上，调查部和各地代表讨论了各地通货膨胀的诸多方面和调查成果汇总问题；但至关重要的是，根据调查部综合课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日满华通货膨胀对策制定方法》的备忘录，以期“制定政策时避免不必要的混乱”，而其内容则是“制定对策的前提条件和界限”，即：“实行原有规模的军事支出，即事变继续进行”；“不得回避为确立高度国防力所作的投资”；“政治、外交方向一应置之度外”。[12] 简言之，就是战争继续，和军事开支与现行政策不变。这是拟定对策时必须绝对遵守和不得逾越的底线。
根据第一次中间报告会决定，于10月28日至11月9日在东京召开的第二次业务报告会议，虽然讨论了各地区通货膨胀情况与对策，但因各地所提出的资料不足，综合对策“未能具体化”。于是，调查部长田中清次郎亲自出马，于11月13、14日召开通货膨胀调查委员会会议，最后审议各地总括报告和“日满华”集团遏制通货膨胀综合对策。可是，调查委员会中岛干事长却强调称：“从现阶段的认识看，有许多困难问题，特别是各地在制定综合对策上不能不说是难中之难。调查、结论、对策等方面都留下不充分之处，特别是对策，就是指出今后方向都特别困难。”[13] 6-7满铁甚至承认：推出充分的调查成果，拿出具体对策，“以满铁调查部这样调查机关之力毕竟是不可能做到的”[14]。满铁的调查行动碰壁了，认输了，承认局限性了，也对自己一贯标榜的“国策”产生怀疑了。原因何在呢？
且将野间清等编《满铁调查部综合调查报告集》中关于日本经济情况的一段话展示如下：
一方面，依靠缩减和平产业，强制实行大规模的用于军事消耗的生产力扩大；另方面，为此而膨胀财政，放出无限的资金。此种消费资料与货币购买力的不平衡，表现为物价的全面上涨。因而，在现阶段，消费资料部门再生产缩小、生产资料部门全面停滞和部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劳动生产率下降、国民生活变化、社会不安等等，已陷入所谓的恶性循环。[2] 39
恶性循环也同样发生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华北以至华中南。中国各沦陷区无不为日军提供军需，无不向日本供应战略资源。战争经济资源掠夺给沦陷区造成的社会再生产、经济流通、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困难、矛盾与危机，远比日本国内严重。总之，侵略战争和战时经济体制与政策，是导致“日满华”全城通货膨胀的根源。而通货膨胀调查就是面对这种严峻事实，分析矛盾实态，找出遏制对策。可是，如前所述，调查时特别是提出对策时，都不得踏过第一次中间报告会所规定的前提与界限，即不得否定现有规模的军事开支、建立高度“国防力”和现行政治外交政策这条底线，一句话，不得质疑和反对侵略战争。这就将通货膨胀调查逼进了死胡同。
事实表明，不单关于“日满华”全局的“综合对策”难产，而且各地区勉强提出的各该地区对策，也都是无法操作的敷衍性纸上谈兵。
由于满铁各现地调查机关不约而同地都将无法兑现的对策当作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拿出来，所以，日本学者原觉天称其为“理论矛盾”。[15] 其实，哪里是什么“理论”问题，完全是调查失败和应对失败的无奈。满铁调查部自知其通货膨胀调查的分量，故与“中国抗战力调查”不同，进行了低调处理，只在兴亚院和企画院举行了两场极其简短的报告座谈会。
三、“战时经济调查”半途而废
迫使受挫的满铁综合调查继续再走一程的也还是客观形势。原来预料的1940年下半年开始的严重危机，果然发生了。9月“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后，10月起美国对日本实行废铁禁运；1941年3月美日谈判破裂，7月日本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英荷等国随即冻结日本财产，停止供应石油等战略物资。日本由于缺乏资源，钢铁工业主要实行废铁炼钢法，石油等战争物资非常紧张。上述这一切，是致命地捏了日本战时经济运行的脖子。日本当权者为了继续侵略战争，支撑战时经济，处心积虑强化殖民地占领区的掠夺，打造“日满华”“为一体的经济态势”，同时开始谋求战时经济改组。1940年12月7日日本内阁推出《确立经济新体制要纲》。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战时经济改组，重组国民经济再生产结构，是使“国家”掌握战时经济体制，推行侵略战争。满铁调查部正是在如此紧迫的形势下，放下未能寻觅出具体对策的通货膨胀调查，或者说绕过通货膨胀调查无法找到对策的困难，而着手以“战时经济调查”为名的经济改组调查。
这里所说的战时经济改组，不仅是以“放弃过去的依靠英美的方式，必须主要通过对大陆把握的方式来实现”为前提，而且还要把调查放在对“日满华各该社会结构的深入分析上”，以查明改组经济的各种条件。故此次经济改组不同既往，它不是“主要通过流通领域战时统制政策的推行以求实现的措施”[16] 40-41。这谈何容易！可调查部首脑决定：“多么困难和需要多长时间都必须进行”，要求“半年内得出结论，一年内拿出成果。”[16] 6在1941年8月18日起为期三天的临时干事会上，终于推出名为《为确立日本重工业自主性的调查要纲》的战时经济调查课题。结合“要纲”所附“说明书”（11），我们可以了解到调查的核心问题之所在：
（一）日本重工业自其诞生起即带有军事性质，在负担大量军需的情况下，之所以还有可能继续相当迅速的积累，主要是利用了以落后农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积累，和从“第三国”进口重工业所使用之机械设备及原材料。这称之为农业、轻工业劳动者的“旧型负担”，“大陆把握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外延”。而日本社会再生产与流通结构的此种特殊性，则导致重工业之对英美依赖性，依赖的结果，又形成重工业原料结构的脆弱性、低品位资源利用滞后、技术水平低下，和由于机械工业幼稚而造成的重工业自身结构的脆弱性。于是，“随着日中事变进行而形成的军需激增与对第三国贸易关系的淡化，上述结构便面临解体危机，呈现出日本国民经济及满华经济全面缩小再生产的态势”。为了断绝对美英的依赖，确立日本重工业自主性，“必须克服如上结构性制约，建立新关系下的积累方式”。这就是战时经济调查要纲规定的第一个调查重点，即查明“日满华战时生产、流通结构特性及其平衡条件”的缘由。
（二）日本重工业现状也明显影响着企业经营，即：随着缩小再生产的持续而带来的利润率下降和积累停滞愈益加剧。因为推行战时生产力扩充计划，导致固定资本迅速增加、成本提升和价格遏制，等等，上述重工业结构矛盾，在这里成为企业经营问题而存在。因此，第二个调查重点置于“把握日本重工业资本集中的特性、重工业与其他产业以及大陆落后的价值补贴关系，和重工业利润下降实态”。
（三）第三个调查重点，主要分析“作为实现日本重工业自主性基础条件”的农业生产关系，掌握生产手段中属于中枢地位的资本和劳动者的形成，以及伴随战时经济进展，生产诸关系的变化，和在变化着的实体中，怎样表现为使日本重工业得以自主的新体制细胞。所以，称作是“综合性把握”。
总之，战时经济改组调查，是解剖现有经济关系，从中找出“新体制”萌芽；或者说是图谋改变现有社会再生产结构，重组所谓“自主性”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战时经济体制。问题是实现的可能性何在？
光是对调查实施计划就进行了四、五个月讨论，到1941年才着手调查，其间形势又生剧变。同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先是妄图趁火打劫，决定“北进”，即“在德苏交战进程对帝国有利时，即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12），并开始了以“关特演”为名的空前军事大调查；旋又鉴于远东苏军并未大量西调，乃又改为“南进”，特别是9月6日的御前会议决定，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对美、英、荷等国的战争准备。（13） 在如此紧张局势下开始的战时经济调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即11月和12月，在日本企画院接连举行两次中间报告会。
在会上，各现地调查机关虽都提出了各自的调查中间报告，但惟以“新京”支社调查室的中间报告最受关注。该报告书明确指出日本经济“支配”满洲经济的特殊三形态，即：（一）“通过农产品与消费资料交换而显现出的不等价交换”；（二）“依靠政治权力征用农产品和劳动力的现地自筹”；（三）“日本资本通过劳动力使用实行吸取价值的近代生产方法”。（14） 三者间，特别是（一）（二）同（三）构成了“满洲经济的本质矛盾”。因为，“满洲”重工业是殖民地性质产业，主要靠满铁的铁路运输业发展而形成，而以铁路为主导的诸产业，如车辆制造、煤炭及燃料生产、金属原料生产等，都是通过对低工资工人的使用，和以铁路收入为担保，或用铁路收入直接投资而发展起来的。至于重工业的低工资劳动，实际体现的是高额地租生产关系和农产品与消费资料不等价交换关系。由于此种关系，农村分化出现扭曲，即不是富农与农业工人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而是土地耕种零细化的普及，农民只靠农业无法维持生计，于是成为外出打工的劳动者流向工矿业。这样农家经济才得以维持，企业使用低价工人成为可能。可是，流向工矿业的劳动力质量低下，因而成了“满洲”难以发展精密机械工业等重工业的重要因素之一。报告书的结论是：日本经济“把握满洲”的“新方向需要从不等价交换为基础的把握，向立足近代生产方式的把握推进”。
在东京的报告会和与企画院的座谈会上被讨论的该报告书，虽非决定性报告，但却揭示了日本“把握满洲经济的新方向”。然而，根本疑问在于，历史上一贯实行的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榨取关系，有可能在战时为建立重工业“自主性”，而一朝一夕骤然废除吗？况且，战争已在太平洋全域展开，满铁调查部已经认为“在现有体制下，重工业自主性已无希望实现，可是除经济重组之外即资本主义重组之外，日本战时经济没有存续之路”[2] 前言。可是调查却继续进行。1942年3月，各现地调查员齐集大连调查部进行汇总；4月初推出《为确立日本重工业自主性调查——汇总整理目次及资料》。① 1942年5月，在企画院官员全部参加下，举行了报告会，当时调查所得的结论如下：
1.日本官营企业设备、技术，和以巨大重工业资本为中心的技术实行重组，及优秀劳动力培养。
2.作为对日本重工业基本原料供应者，确立以满洲炼铁业为中心的利润补偿体制，并转换补偿源泉；把握华北采煤业生产过程，并为其引进资本与技术。
3.为向日本重工业提供劳动力，和向外提供大量移民，以哺育中农为中心，改善日本农业生产。为向日本提供粮食，向满洲重工业提供劳动力和粮食，向华北重工业和产棉区供应粮食，以富农为中心，改善满洲农业生产，并与重工业补偿源泉转换相结合。
4.对于日本战时经济、亦系满洲经济牺牲转嫁集中点的华北，为排除因通货膨胀发展给它增加的向日、满供应煤炭、棉花、劳力的障碍，增加满洲农业生产，增多对华北的补给，日本增加对华北必需品的供应。同时，从政治上确保华北农业生产地区，并以中农以上为对象，从搜货条件考虑推行增产对策，依此创建一种阻止中共进入的条件。
5.由于日本经济原来的大陆把握方式，向以农业为中心的满、华转嫁牺牲，造成大陆开发的停滞，和因不等价而受阻，以及轻工业原料被切断，故应以纺织业为中心向华北及华中转移资本，和为确保原棉，创造日本轻工业对农业的新的把握形态。[17] 15-16
显然，这里只是展示战时经济改组的大致方向和粗略设想，客观可能性和主观性具体举措，全未触及。调查仍处于中间状态。且因太平洋方面正在酣战，还要策划如何“战胜美英”，和“向南方地区转嫁牺牲”等问题。故于1942年5月调查部仍将战时经济调查列为该年度综合调查中心课题，并将调查目标从“日满华”扩大为“东亚共荣圈”；调查重点置于“查明在东亚共荣圈中以确立日本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基础条件”[17] 10-12。可是，华北经济调查所在审议1942年度战时经济调查时，即对满铁调查机关从事战时经济调查之类的调查提出质疑；实际上，是调查员们在战时法西斯高压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继续从事势必触及日本对殖民地占领区“把握方式”等颇具敏感性的调查，感到畏惧了。特别是同年9月数十名调查员被捕的调查部事件发生后，虽然事件不是因综合调查而起，也并非是针对战时经济调查项目，但战时经济调查却由此而终止。10月中旬在大连举行的战时经济调查“中间碰头会”上，只有几名调查役露面，实际调查担当者们全未出席。至此，战时经济改组问题毫未找到出路，也没有人再找出路，而且出路也是没有的。
满铁综合调查课题还有其他项目，例如“中国惯行调查”等，也颇重要。但是，如上三大课题是作为综合调查中心课题而举调查部全力进行的，且系直接关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前途的重大调查。此等调查系为适应形势需要所做，也因形势多变而难以为继。调查结果虽都程度不同地触及战时经济本质甚至痛处，但却无一开出可以解除战时经济困境的良方妙药。一位满铁资深调查员曾经指出：综合调查自始就是无意义而不会得出结果的，更侈谈对“国策”的“反抗”。“不能否认，在调查部的综合调查中，包含着在正确认识现状的基础上，思考出合理的政策向日本领导者进言的意思”。可问题正在这里，因为军部和政府隐匿真相、歪曲现实、垄断资料，要想“正确而详细地把握现状，自始就是不可能的”，“而且作为调查结果而提出的结论，可以说自始就是明摆着的。简言之，再继续进行战争，从经济方面说已无可能了，很明显经济上的破绽已达到部分修补无济于事的地步。而将这样的结论置于军的面前，有什么效果呢”？[18]
其实，问题的基本面并不在于调查做得如何。在帝国主义国家，决策者不可能正确对待决策、施策与调查研究的关系。日本帝国主义倒行逆施的侵略与战争政策的实施驱动力，是谋求侵略扩张利益的冒险与投机心理。帝国主义制度和基于制度而产生的政策反动性质，与调查研究所追求的客观、真实、科学性质，背道而驰。满铁综合调查所标榜的是“科学分析”和“科学综合”，可是倘如果真坚持进行科学的分析与综合，则愈是前进愈是对侵略与战争政策的否定，而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更休想直接的“反抗”，和什么“毫不妥协的批判”。满铁“综合调查”实践的挫败教训，从反面昭示一个道理，即：只有顺应人类历史进步要求和代表大多数群众利益的事业，才能达成政策选择与调查研究的真正统一，实现科学的发展。
注释：
①满铁调查部的名称只存在于1907至1908年、1938至1943年，其他时间为调查课、经调会、产业部、调查局等。1939年起的大调查部时期，人员近2500人，并拥有多个现地调查机关。
②1984年2月17日三轮武在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满铁调查部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井村哲郎：《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亚洲经济研究所刊行，1996年，第610页。
③满铁上海事务所：《关于时局和调查部运营的若干考察》，《部报》，第13号（通卷），昭和16年9月，第2页。
④具岛兼三郎在1942年满铁调查部事件中被捕入狱，战后任九州大学教授、校长。
⑤野间清，1941年任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役，后任伪中央储备银行顾问辅佐，1942年在调查部事件中被捕，战后任爱知大学教授。
⑥《中西功讯问调书——贡献给中国革命的情报活动》，亚纪书房，1996年，第288—290页。陈一峰系中共上海情报科南京站战略情报员，掩护身份是中央社首席记者和汪伪特工总部顾问。
⑦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编、那庚辰译：《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9页。尾崎秀实是佐尔格“共产国际谍报国”核心成员，1941年被捕，1944年被处死。
⑧尾崎秀实入狱后曾对世界革命形势做了系统展望，最后称：“我对根本的历史规律的信念丝毫没有改变。”
⑨满铁调查部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1分册，1940年，第3分册，第123页。
⑩中西功：《关于日中事变的阶段性划分》（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参考资料），1940年2月23日，油印本。
（11）《部报》，第13号，昭和十六年9月，第31—33页。以下有关该问题的引语，均出于此。
（12）1941年7月2日御前会议决定《伴随情势推移帝国策要纲》，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1840～1945），下，1955年，第531—532页。
（13）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决定《帝国国策遂行要领》，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1840～1945），下，1955年，第544—545页。
（14）满铁新京支社调查室：《在东京的满洲战时经济调查中间报告概要》，野间清等：《满铁调查部综合调查报告集》，亚纪书房，1982年，第887页。
（15）该报告书共5册，第5册为总结论部分，但迄未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