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军事及其他制度。王曾瑜《金朝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是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本书对金代军事机构、武装力量体制、金军编制、金军组成、签军和募兵及若干重要制度作了论述。作者长期研究宋史，兼治辽金史，从中比较、互证，弥补辽金史料之单薄，多有独到之处。皆乣军是辽金元军事史研究中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自清代以来，中外学者屡有考辨与论述。对乣字的形、音、义和乣军涵义等都有不同见解。陈述《乣军史实论证》（《史学集刊》第6期，1950年），系据《乣军考释初稿》略加修改而成）、蔡美彪《乣与乣军之演变》（《元史论丛》第2辑）、贾敬颜《纠军问题刍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分别发表了不同看法。
其他制度研究，有傅百臣《金代法制研究》（《金史论稿》第2卷）、都兴智《金代的科举制度》（同上）、赵冬晖《金代科举制度研究》（《辽金史论集》第4辑）和《金代科举年表考订》（《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刘庆《金代赎身制度研究》（《金史论稿》第2卷）等。
4.东夏史。王慎荣、赵鸣歧著《东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对蒲鲜万奴所建东夏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及与蒙古、高丽的关系等进行系统论述。特别是对东夏的国名、年号、国都、官制以及疆域等存在较大分歧的问题发表了看法。本书是继金毓黻所著《东北通史》中“蒲鲜万奴之东夏国”一章后关于东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讨论东夏国的论文，有张绍维、李莲《东夏年号的研究》（《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朴真奭《论东夏称号》（《延边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李健才《关于东夏几个问题的探讨》（《民族研究》1985年第3期），董万伦《关于东真国几个问题的探讨》（《蒲峪学刊》1988年第1期）等。
（三）社会生活与文化
1.社会生活。宋德金著《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关于这个专题研究的第一本专书，概括叙述了金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各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衣食住行，婚丧礼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文娱体育，岁时杂俗等，还考察了金代汉族与女真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2.文化。张博泉《论金代文化发展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论金代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两文指出，金代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中原文化北移；儒道释三教合一；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发展了各民族文化。金代文化的发展起着“上掩辽而下轶元”的作用。陈学霖《金国号之起源及其释义》（《辽金史论集》第3辑）透过这一命题探索女真与汉文化的接触和交融及其对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宋德金《正统观与金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认为正统理论推动了金代文化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董克昌《大金统治思想主体的儒家文化论》（《辽金史论集》第5辑）论述在金朝统治思想中，儒家主体地位的确立原因、过程和特征。前述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有一章为“女真文化”，叙述女真语言文字、生活习俗、伦理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体育游艺等。
以下介绍进展较大的几个方面的研究情况。
文学。周惠泉多年专事金代文学研究，发表一系列文章及专著《金代文学学发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此书为第一本金代文学研究史，或曰金代文学批评史。此外，他还参与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撰写，承担《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之金代文学部分。最近又出版了《金代文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詹杭伦著《金代文学思想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年）对金代文学思想（包括文学创作、批评和理论）的发展状况及规律进行探讨。前述张晶《辽金诗史》金代部分揭示了金诗发展的独特轨迹。这部分占全书37万字的4/5篇幅，是迄今最为详实的金代诗史。张松如主编《辽金元诗歌史论》有多篇论述金诗。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编“金元文学批评”设有章节论述金代文学批评。
关于金代作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元好问的研究上。有郝树侯、杨国勇著《元好问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国元好问学会编《纪念元好问800诞辰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降大任《元遗山新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等。降大任《且莫枉罪元遗山——重评元遗山的气节问题》和《元遗山气节问题诸说评议》两文对有关元好问名节问题的议论提出新见，认为元好问大为金哀宗一人而死的动机和表现，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愚忠观念，反映出他具有进步的气节观。韩志远《元好问在金元之际的政治活动》（《元史论丛》第5辑，1993年）说，元好问不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夸大他在当时的政治作用；在学术上也并未创立一个学派、把金代诗文推进一个更高的阶段。对元好问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有姚奠中主持校点的《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凡60卷，包括《遗山集》、《新乐府》、《续夷坚志》，还据有关本子作了增补，整理者称，“遗山存世之作，可能已尽于此”。还有贺新群辑注《元好问诗词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元好问的诗歌选本有多种，如郝树侯选注《元好问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陈沚斋《元好问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金代诗词总集，有唐圭章编《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共收录金元282位词人，7293首词作。其中金代70人，3572首，大大超过了前人所辑金词。蒋瑞兆、郭明志编纂《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是在元好问《中州集》和清《全金诗》基础上广搜博采，网罗散佚，编纂而成，为迄今辑诗最多的金诗总集。是书以诗人生卒年代为序编次。它不仅为研究金代文学提供了极大方便，而且对研究金代社会也很有价值。
对金院本、诸宫调等也有人进行整理与研究。杨万里于1957年发现《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并为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此书撰写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凌景埏校注《董解元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朱平楚校点《全诸宫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其中有金代作品《刘知远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孙逊著《董西厢和王西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语言文字。以金光平、金启孮父子的研究成就最大，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成果集中反映在他们合著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和金启孮编著的《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两书中。前书对女真文字的创制、构造、读音，女真语语法以及女真文字对史学的贡献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后书在前书基础上编次而成，是研究女真文及女真史、金史的重要参考书。此外，还有学者发表了考释女真文字、探索女真文构制规律的文章。
宗教。专著有张践《中国宋辽金夏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论文有陈俊民《略论全真道的思想源流》、郭旃《全真道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陈智超《金元真大道教史补》（《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等。由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英校补的《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是一部大型的道教碑刻资料集，所收文献按时间顺序排列，金元部分数量最多，凡882通，是研究金元全真派、真大道派、太一派、正一派道教的重要资料。
（四）民族、民族关系、金宋关系
1.民族。干志耿、孙秀仁著《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书有约7万字篇幅叙述辽金时期女真族的历史。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认为，单纯以金代皇室的起源作为金代女真族起源是不正确的。金代加入女真族中的除生女真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女真部落，乃至在辽代还不属于女真部落的。孙进己等著《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叙述了从女真先人肃慎至辽金元明女真的发展史。赵振绩《女真族系源流考异》（《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主张金代女真属东胡族系，来自北魏初之奴真、唐之拏（奴真）、五代之女真。蒋秀松《女真与靺鞨》（《民族研究》1992年第3期）认为女真族的主源不是黑水部或狭义的黑水靺鞨，而是源于渤海统治下的靺鞨部落。王禹浪《“女真”称号的含义与民族精神》（《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认为“海东青”是女真称号的真正含义，女真称号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2.民族关系、金宋关系。邓广铭、王曾瑜、周宝珠等均有专书或文章对宋金战争的人物、史实等进行论述和考辨，这在有关宋史研究的综述文章中都有介绍，不再赘述。这里仅举几篇作为民族史和金史研究的论文，有岑家梧《金代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吴泰《试论宋、辽、金对峙时期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1982年第3期）、张博泉《宋金和战史论》（《史学集刊》1984年第2期）、任崇岳《略论宋金关系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4期）、赵永春《关于宋金“海上之盟”的几个史实问题》（《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宋金交聘制度述论》（《辽金史论集》第4辑）、《宋金关于“受书礼”的斗争》（《民族研究》1993年第6期）、董克昌《宋金外交往来初探》（《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2期）等。
（五）人物
关于金代人物，以对阿骨打、海陵王、金世宗的研究为多。
1.阿骨打。苏金源《论完颜阿骨打的政治、经济改革》（《史学集刊》1982年第2期），张博泉、程妮娜《完颜阿骨打略论》（《辽金史论集》第1辑）、刘庆《完颜阿骨打》（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等，都肯定了金太祖阿骨打的历史地位。
2.海陵王完颜亮。关于完颜亮，历来毁誉不一，毁多于誉。近20年来，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和蔡美彪《辽金史简说》（《历史教学》1982年第2期）指出，海陵王在其统治期间，展开了比熙宗时期更为激烈的一系列改革。包括严厉镇压女真族的保守派，大批任用汉人、契丹人和渤海人参政；进一步改革政治制度；迁都燕京；使大批女真人南下定居；攻打南宋。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第182页）、《金史简编》（第135-163页）、《论完颜亮改革及其失败原因》（《历史人物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论著指出，海陵王一方面继熙宗之后，采取在北方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各项措施，另一方面发动南侵，加深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导致了自身的最后灭亡。这是海陵王由一个改革派而被称为暴君的历史根源。此外，还有许多文章称完颜亮是女真族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肯定他的改革、迁都及用人政策等。有崔文印《略谈海陵王完颜亮的评价问题》（《辽金史论集》第1辑），刘肃勇《论完颜亮》（《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张克、杨旸《完颜亮论》（《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2期），王曾瑜《完颜亮用人的某些特点》（1985年8月21日《光明日报》）等。有些学者则提出不同看法。肖民《也论完颜亮》（《北方文物》1989年第4期）认为，完颜亮消除女真族军事民主制及其遗风，确立君主独裁专制制度，不值得全盘肯定。罗继祖《完颜亮小议》（《辽金史论集》第2辑）认为，完颜亮过大于功，这从他毁上京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和储庆寺以及其横征暴敛，逼反契丹，妄起南侵战祸，荒淫滥杀，卒到众叛亲离，不得其死，是不难得出结论的。董克昌《怎样评价完颜亮的功过》（《北方文物》1989年第4期）、《谁是小尧舜》（《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认为，完颜亮贡献突出，问题也突出，其历史功绩不能与世宗相比。赵葆寓《略论完颜亮的功与罪》（《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91年）将海陵王在位12年以贞元南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对女真社会的进步起了推动作用；后期大兴土木，扩军备战，刚愎自用，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后果。
3.金世宗。旧史中对金世宗评价很高，称之为“小尧舜”。许多论者认为，旧史记载虽有夸大之处，但在他统治期间的确实行了一些与民休息、整顿吏治等有利于推动社会前进的措施，因此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和有能力的政治家。如刘肃勇著《金世宗传》（三秦出版社，1986年），杨启《略论金世宗》（《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张博泉《试论金世宗的治世思想及其得失》（《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3期），董克昌《试析金世宗的“保境息民”政策》（《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谁是小尧舜》（《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等。崔文印《〈大金国志〉初探》（《史学研究》1982年第7期）对以上评价提出异议。认为《金史》中关于金世宗的记载不足为据，他并不像本纪所描绘的是什么“小尧舜”，远没有海陵王那样的政治抱负和雄心。他的形象是被封建史臣吹捧起来的。朱子方《金世宗简论》（《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2期）也认为金世宗是一个逆潮流而动的失败者。
（六）历史地理与文物考古
1.历史地理。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及《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集·东北卷》金代部分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一书中有《吉黑两省西部地区四座辽、金古城考》、《松花江名称的演变》、《白山黑水考》《鸭子河和金代肇州续考》、《金代东北的交通路线》、《关于东夏几个问题的探讨》等，均是论述金代历史地理的，对前人的一些结论提出补充和修改。此外，景爱著有《关于金代蒲与路的考察》（《文史》第10辑）。王禹浪著《金代黑龙江述略》（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是一本地方金朝断代史。
2.都城。上京：阿城县文管所编《金代故都上京会宁府遗址简介》（1980年）是最早编成的有关这方面的简要材料。朱国忱著《金源故都》（北方文物出版社，1991年），以文献为主，结合考古研究成果，重点论述金上京会宁府的兴废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景爱著《金上京》（三联书店，1991年），根据多次实地考察的结果，结合文献对上京城的营建始末、建筑结构、行政建置以及社会生活等作了论述。阎景全《金上京亲查记》（《辽金史论集》第9辑）公布上京城确切周长为11100米左右。中都：于杰、于光度著《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年）是继周耿《金中都考》（1953年4月18日《光明日报》）、朱偰《八百年前的北京伟大建筑——金中都宫殿图考》（《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以及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等文以后，金中都研究的重要成果。对大城、宫城、园林、陵墓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作了考察和论述。赵其昌《金中都城坊考》（《辽金史论集》第4辑）考述金中都城的营建过程、城墙与城门的基本情况及诸坊位置。
3.文物考古。参见前引《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考古四十年》、《黑龙江区域考古学》等。
（七）史料整理、工具书和译著
1.史料整理。关于史料校点、笺证、注释，有中华书局标点本《金史》（1975年），是迄今最好的本子。在金代史料整理方面，以崔文印用力最勤，有《金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80年）、《大金国志校证》（中华书局，1986年）、《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1988年）等。中华书局还主持点校《金文最》（1990年）。罗继祖、张博泉著《鸭江行部志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博泉著《辽东行部志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编纂史料，有董克昌主编《大金诏令释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参考《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的编纂方法，分帝统，皇太后、皇后、妃嫔、公主，皇太子，宗室，典礼，军事，经济，政事，外事等门，汇集了有金一代的诏令，并附有注释和说明。还有李澍田等辑注《金史辑佚》（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赵鸣岐、王慎荣编《东夏史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张中澍、陈相伟等校注《金碑汇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以及前述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
2.工具书。陈述著《金史拾补五种》（科学出版社，1960年）分“金史氏族表”、“女真汉姓考”、“金赐姓表”、“金史同姓名表”、“金史异名表”，是研究辽、金、元史和民族史的重要工具书。崔文印《金史人名杂考》（《文史》第20辑）有所补正。此外，还有前述《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是两本较好的断代史辞书。
3.译著。有金启孮译《金代女真史研究》（三上次男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东源译《金朝史研究》（外山军治著，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以及《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民族史译文集》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等。
四、评价与展望
从以上对辽金史学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从元人修辽金两史到明末的300年间，辽金史学十分沉寂。到了清代虽有所变化，但直至上个世纪末尚未超出史料编纂整理的范畴。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由于大量珍贵史料的发现，包括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各地简牍，敦煌千佛洞六朝和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书籍档案，以及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清华周刊》350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出现了近代实证史学，这在辽金史研究上也有所反映。本世纪上半叶，一方面，辽金史料整理继续有所进展；另方面，有学者开始用近代实证史学方法研究辽金史。在这个时期里对辽金史学（主要是辽史学）及契丹文、女真文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者有陈述、冯家昇、傅乐焕、罗福成、罗继祖等。
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辽金史研究者也努力以此作为指导思想从事研究。不过在50年代初到“文革”以前，以辽金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屈指可数，成果也很少。
近20年来，辽金史研究同许多学术领域一样十分活跃，发表论著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关于辽金史研究的具体成果与进展，已如前面所述。从宏观上看，也有很大改观。
一是辽金史在中国通中编纂中地位的变化。元人修辽金宋三史前，关于正闰问题争论了几十年，最后决定宋辽金“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这在史书编纂史上是一个进步。然而在后来的五六百年间，一些史学家却由此有所倒退，斥辽金史为不足观。直至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通史著作大都将辽金附于宋代部分之后而顺便述及。近一二十年来，这种状况已有改变。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首先将辽、西夏、金史与两宋分别立章叙述，确立了辽、西夏、金史在通史中应有的地位。此后，邓广铭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宋西夏金史》也是按朝代编次的。
二是如何评价辽金两朝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辽金两代流传下来的史料较少，传统正统观念的影响，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辽金史研究薄弱等原因，导致对辽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人们往往是更多地看到契丹女真及辽金两朝的破坏作用，而无视或轻视其成就与贡献。这种认识，不符合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实际。近几十年来，研究者更新观念，深入开展研究，在这方面提出若干新见，已为学术界所认同。如陈述多次强调辽金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朝代，是又一次北朝（见1982年8月30日《光明日报》）。
三是辽金史研究队伍的形成与壮大。六七十年代以前，专门从事辽金史研究者甚少，而近20年来一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走入辽金史研究的行列，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研究队伍。而且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研究课题有所侧重，相对集中，为取得突破性进展奠定了基础。
不过也应看到，虽然辽金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同有些断代史研究相比仍显薄弱。功力深厚的专家和堪称力作的成果不多。辽金史中还有不少领域有待开拓和深入探讨，辽金史研究还有不少事情要做。
如何把辽金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纵横比较，三史兼治。不能孤立地治辽金史，而应把它置于中国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并与同时期的五代、两宋联系起来研究。特别是宋辽金三史兼治，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同。早在40年代，金毓黻论治本期史的方法时即指出，“治本期史，惟有三史兼治，乃能相得益彰”（见《宋辽金史》，台湾洪氏出版社，1974年），这是不刊之言。
二、减少低层次重复，开拓新领域。近一二十年辽金史论著，特别是文章数量大增，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其中有相当比重属于低层次重复，有的甚至低于已经发表过的同类文章的水准。对于别人论过的题目要有所前进或驳难，否则便失去存在的价值。同时还应努力开拓新课题，关注新领域。
三、充分利用和继续扩大史料资源。治辽金史者深为史料不足而苦恼，因而充分利用现有资料尤显必要，诸如碑刻、考古、诗文、行程录等，对研究制度、文化、社会生活等都有很大价值。至于宋元人的大量笔记、文集和史籍中有关辽金史料，如能充分利用，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将有所改观。
四、调整知识结构，开展多学科研究。为了把辽金史研究引向深入，许多课题除了需要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之外，还要借助其他学科如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尤应成为中青年学者努力的方向。
五、加强学科理论建设。20世纪的辽金史研究曾经是同国际政治相联系的。从本世纪初，日本御用学者就开始对我国东北开展调查，制造了种种涉及我国东北主权及辽金史的若干论调，直至“二战”前后，陆续出现了“南北对立论”、“异民族统治论”，进而又有所谓“征服王朝论”（初由美籍德国汉学家威特夫提出，后为日本学者所接受和发展）、“骑马民族论”等等。这些大体上都出于由白鸟库吉提出的旨在否定我国东北主权的“南北对立论”。几十年来，这些“理论”不仅在国外影响深广，而且至今还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赞同。如近年出版的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中译本的译后记中说，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游牧国家——征服王朝的学术思想体系”，“对我们研究中国北方民族的国家起源问题和社会形态问题，有着带启发性的参考意义”，“没有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学术是难以避免错误的”。可见我们对这一学术思想体系不可掉以轻心。虽然近些年我国已有学者对上述体系进行清理，予以批驳，如张博泉积数十年研究地方史、辽金史和北方民族政权史的心得，撰写《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为建构我们自己的辽金史学术体系开了先河。但此事任重而道远，并非一两本书或几篇文章可以解决，以后应继续进行更多有分量的评说。加强辽金史学的理论建设，乃是我们今后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最后，我要对本文的写作作两点说明。一、以上评述虽然力求全面、准确、公允，但因所见资料及笔者学识有限，难以如愿，欢迎批评指正。二、第二三部分关于20世纪下半叶辽金研究的介绍，限于大陆出版的书刊。本时期台港地区，特别是台湾的辽金史研究有不少成果。如《姚从吾先生全集》（正中书局，1976年）中有辽朝史、金朝史及辽金史论文多篇；还有王民信著《契丹史论丛》（学海出版社，1973年），陶晋生著《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女真史论》（食货出版社，1981年），赵振绩著《契丹族系源流考》（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杨树藩著《辽金中央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1978年），叶潜昭著《金律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王明荪著《宋辽金元史》（长桥出版社，1988年）、《宋辽金史论文稿》（明文书局，1988年），陈学霖著《中国历史上之正统论：金代德运议研究》（西雅图，1984年），《宋史论集》（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也有数篇涉及金史等；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各辑亦收录辽金史论文。史料汇编、辑录有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鼎文书局，1973年），陶晋生、王民信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辽关系史料辑录》，谢昭男撰《五代时期各国关涉契丹史事系年》、《澶渊之盟以前辽宋关系史事系年》（分见《辽史汇编》5册和《辽史汇编补》）等。至于散篇论文就更多了。因闻见有限，为免挂一漏万，未作评述，至为遗憾。敬请著者、读者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