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诗学到修辞学再走回来：文学与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诗学论文,再走论文,话语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6)04-0028-05
本文① 的撰作目的，在于说明有两门课题如果能加入教程，在教学上裨益不浅。在西方，那两门学问分别源于公元前4世纪亚理士多德的两部著作《诗学》和《修辞学》。② 从文本现象的层面而言，这两门课题给分派到两部作品问世，诚属不幸，导致人们以为亚理士多德大概有意拨归二者到不同的知识范畴。笔者认为这种见解有碍往后对文学和话语的思考，起码在西方而言是如此。
要了解文学，亚理士多德的《诗学》当然不能不读，此书两千多年来一直给奉为经典，确立了西方文学研究的范畴，也即是以解释亚理士多德的作品来寻求和探究文学话语的类别、元素和技巧，以至诗歌体式的本质。嗣后的西方文学批评史大抵沿袭《诗学》的路径，着眼于作品、题材和各种元素的关系等；相对而言，较少注意文学文本作为一种交际行为，如何在听者身上带来转变，文学于是给视为自成国度，与现实的种种无大关涉；另一方面，用于人际交往的、又或是用来产生某些效果的语言则由修辞学来处理，意即“仅”靠修辞技巧已足应付。浪漫主义批评学派带来新的注视点，注重文学文本表情达意的性质，视文本为作者思想感情的媒介来加以研究，这是基于这一学派的论者认为作者的情思都独具创意、澎湃恢宏。尽管如此，评论界还是不大注意文学之效之用，即在读者、受众身上产生效用。
无庸讳言，亚理士多德所言的诗之“效”，集中于谈悲剧，且仅寥寥数语又语义不清，以至学者至今还在苦思亚理士多德所标举的“陶冶净化”(katharsis)究竟意何所指。
亚理士多德对交际话语的研究见于他另一部著作《修辞学》，谈的主要是演辩之术，这是当时雅典民主政治环境中最重要的修辞功用，原因是政事的决议之权归于一个由身份自由的公民所组成的全体会议，于是某人劝说技巧之高下，其后果当然可以判若云泥。在亚理士多德的时代，出现了一批诲人以修辞之道的专业导师，在不少人如柏拉图等的眼中，这些导师从事的不过是在教人把假话说得动听，致饰于外，务以说人，实在是要不得的。柏拉图认为辩证法才是求真的工具，而真理倒往往正是给经过修饰的言辞所掩。亚理士多德却认为，公民不能不学好修辞，懂修辞固能出语畅达，更重要的是能鉴辨他人的言辞孰是孰非。因此，亚理士多德在其《修辞学》诸讲中辨别分析劝说及交际话语中的各种类别、技巧和辞格。
修辞学和诗学这两门学问旨趣各异而又相隔久远，实在教人惋惜。本文的撰作，希望指出亚理士多德所谈到的修辞问题实有助于文学研究。接受过文学训练的学生更能发挥技巧来改善话语，应用范围超越文字和戏剧，更涵盖社会交流。现代社会的种种发展，诸如在公共界域、通讯技术、经济、人口统计、教育等领域，几乎无一不令我们成为种种形式的劝说的对象。我们正步向后读写的时代，这样的情况只会愈见——而不是愈非——明显。据估计，在一个现代的城市，每人每天接触到的广告达三千个，社会上正有一门精微巧妙(也可说是巧言令色)的行业，专注于向人陈述讯息，从事杜撰宣传、公共关系、改善形象风格等工作。正因如此，我们固然有必要教晓学生如何言辞便给，更要令他们善于阅读劝说性的言辞。现代社会的氛围正弥漫劝说之风，能身处之而无所失，正是文化上得到民主的表现。人文学科的学生都接受过阅读的训练，在此时此刻正要肩负大任，抓紧机遇。而况中国的公共界域正急剧演变，情况尤其如此。
透过了解修辞手法有利于研究文学，为了说明此一看法，下文举出莎士比亚剧本中以修辞精练著称的名篇，选取的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这是莎翁惟一以古希腊特洛伊战役为题材的剧本，此处所引的是俄底修斯(Ulysses)的一大段演说。这一场戏乃围攻特洛伊城的希腊将领正举行会议，主持者是国王阿伽门农(Agamemnon)，会议缘于全国最英勇的将领阿喀琉斯(Achilles)与国王争吵后不受王命上战场。俄底修斯这位将领在希腊举国上下以务实睿智而闻名，他的一番演说把阿喀琉斯的叛逆行为置于自然界、全人类、全宇宙的背景来审视。整段话以五步格写成，共六十行，颇堪玩味。其中心思想在发挥政府犹如宇宙之理论，俄底修斯力陈：人皆依“等位”而立，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等级秩序，每一分子安其位、尽其本，下位者听命于上位者，秩序才不会乱起来。以下是其中一部分：
诸天的星辰，在运行的时候，谁都恪守着自身的等级和地位，遵循着各自的不变的轨道，依照着一定的范围、季候和方式，履行它们经常的职责；所以灿烂的太阳才能高拱中天、炯察寰宇、纠正星辰的过失，揭恶扬善，发挥它的无上权威。③(Palmer,1.3：85—94行)
这番雄辩的陈辞公认为莎剧中写得极出色的一段演说，但教人奇怪的是，较为传统的莎学评论竟无视引文中饶富兴味的修辞特色。修辞之道，正如亚理士多德提醒他的弟子时所说，非仅止于美言辞、合逻辑，更要求说话小心经营以“切合”现场的时、地、人等因素，说话的环境自然令所说的话带有真实世界的导向。有些论者正因为忽略了此一场景中的这个层面，于是便不能体味到话中的戏剧特点。换句话说，由于不曾注意话中如何修辞，于是便看不出话中重要的诗学特色。兹举蒂利亚德(E.M.W.Tillyard)和威尔逊·奈特(G.Wilson Knight)的意见为例来说明，他们都是20世纪中叶杰出的莎剧论者。
蒂利亚德其实也看出那是一篇精彩的演辩，申明宇宙秩序之论，并力称此论反映于人世，于是人人应安其位、尽其本。然而蒂利亚德却有意把这篇演说从它的语境中抽离，略而不谈其居中调停的作用而指出这段话是“莎士比亚的‘等位’说”。事实上，此话并非出于莎翁之口。(Tillyard:82)④ 蒂利亚德视之为一篇有趣的陈辞，说的是广为人所宗奉的宇宙秩序论，也就是“伊利莎白女皇时代世界图像”的缩影。从这里可以看出，话语的一个现代意义——即是社会上广泛的意识形态正统观念(此处甚至可说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封建论)——排斥话语的另一个意义，那就是语境中的话语。矛盾之处在于：如果我们因为这段话有力地说明莎士比亚时代的秩序观而视之为修辞，那么便会忽略了探究这些观念为何出于剧中人之口，又如何在听者身上产生效用。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如此这般来视之为修辞，便不会再问从语境上来看这番话怎样透过修辞产生效用。倘若我们认为这是“莎士比亚的‘等位’说”，那么俄底修斯此人以至剧中的独特场景都变得不重要了。
威尔逊·奈特的《火轮》(The Wheel of Fire)采用较辩证的手法，他以布拉德利(A.C.Bradley)把莎剧视为“戏剧性诗歌”的观点为基础，认为《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剧中包含直觉与知性，又或情感与理性的激烈对立。他坚信，“我们要注意到《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一剧中的各篇演说，大体而言是分析性而非戏剧性的”，又有可能区别出“纯戏剧性与哲学性的意义”。(Knight:50—1)基于此，威尔逊·奈特指出剧中人物中，尤以俄底修斯在那篇演说中可见出是理性观点的代表，而其他角色，尤其是特洛伊罗斯则以直觉和情感的角度来看世界。
蒂利亚德和威尔逊·奈特是20世纪的莎学巨擘。他们的论著到今天可能会给人旧派的感觉，部分原因是我们经过“话语转向”(discursive turn)之风的吹拂，已惯于接受对话语较成熟的看法。我们一方面认同那篇“等位”演说道出了某些广为人知的意见——Arden版莎剧的编者称之为“一派老生常谈”(Palmer:321)——也同时该明白这些老生常谈是由戏剧性及历史性的语境而来的。俄底修斯说秩序要恪守这番话，矛头不仅指向不听王命的阿喀琉斯，还有力地针对国王阿伽门农，或多或少声称阿伽门农(我们不要忘记俄底修斯发言之际他正坐于议政堂前)因为无视纲纪已经丧失为君的天命。我们有必要从戏剧架构中来了解他的话，那可不是学术文章，其语境是希腊阵营中汹涌躁动的政局，俄底修斯是局中的热衷分子，自有心中的盘算。台上的希腊角色心怀异志，莎翁的英国观众何尝不是如此。蒂利亚德指出：“如果说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的英国人相信人世的秩序应如理想的秩序般，那是因为他们害怕秩序会乱起来，看到任何秩序崩离的迹象都恐惧不已。”(Tillyard:13)然而，蒂利亚德这种人民抱意识形态保守共识的说法，正如他呈现出来的“世界图像”般静止和单一，⑤(Heidegger:129)都不能解释为什么此剧面世后仅数十年，英国便陷入内战，还爆发革命，英皇更被人民斩首。从意识形态的脉络来读这篇演说既读不通透，且问题迭出，不免受到质疑。要能把这番话解构来读，方能看出俄底修斯力陈维护秩序，就是同意(并引进)一套看来本来是要加以排斥的不稳定秩序。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在当时政局紧张，正处皇朝更替的不安日子(1602—3)，当日的观众对这一场景的修辞有何反应，都是我们应该深究的课题。⑥ 这样来思考这番话，便能把动态的历史和思想背景重新附于文本，再次肯定文学不是孤立的、自足的一项活动，而是文化的话语。
我们倘能更详尽地从戏剧的架构来描绘修辞的语境，便会注意到这篇演说发表于议政之堂，发言者正在谋求私利、排挤政敌。福柯教晓我们怎样形容动荡及多元层面的意识形态气候，另一位话语转向的主要推动者巴赫金在这方面也居功不少。且让我们全面来了解这番话的修辞语境。俄底修斯接着向议会报告，说叛逆的将士阿喀琉斯和爱人帕托罗斯(Patroclus)以模仿逗笑的把戏来讥讽阿伽门农和他的元老谋臣内斯特(Nestor)。俄底修斯不顾大体地令国家的领导人物坐在堂上，听他不必要地绘形绘声地交代他们如何给人歪曲、模仿来嘲弄。试问这场面令当权者的地位受到巩固还是打击？俄底修斯的对话者国王当时的窘态可以想见。如果说阿喀琉斯给人的印象是幼稚低俗，阿伽门农和内斯特便显得荒诞无能。只有俄底修斯一人在性格(ethos)方面有所提升，⑦ 只见他口若悬河，一派政治家的风度，坦率持平。他说什么人们便信什么，整篇演说精彩地建构出一个“面目”来。⑧(Schiffrin:102—5)出人意表的是，被视为修辞细致有如法医行事般一丝不苟的这段话，(Palmer:321)竟未受到20世纪批评界巨公如蒂利亚德和威尔逊·奈特以修辞学的角度来审视。他们执于一偏，将从剧中听到的话视为莎士比亚向我们这批当今甚至来日的读者所说出来的文本。我们如果能帮助学生一方面了解到莎剧的场景形式，又明白到这种形式与早期有关权力与合法性的争辩之间那层层互迭的关系，便能知道修辞学怎样有助于诗学，也能进一步明了在话语转向之后，话语怎样由批评及理论的探讨中豁然展现。
本人在此提出的是，从诗学和修辞学来延续出话语的研究，这是人文学科的责任。我认为人文教育加入这两门学问，至关重要，也不应将二者判然划分。大家都不难认同文学研究不可缺乏修辞一门，但愿人们也同样明白到，文学研究的经验有助于分析语言在各个社会语境的应用。
要举出最直接的例子无过于广告文本。我在课堂上用过一个报章上的全版广告为例，那是刊登于《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及其他英语报刊的高价楼房广告，这个房地产项目提供豪华住宅、私人会所、健身中心等，且邻近香港大学。⑨ 这个楼盘叫宝翠园，号称“顶级的豪华居所”。广告的文字详列出住宅及设施的资料，并附一大彩色照片：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两名子女正在家中享受天伦之乐，发展商要出售的大概就是一如这一家四口置身的那所豪华舒适的房子。
这是公共界域中出现的一篇话语，我们该怎样入手来分析呢？我想以下的术语应可派用场：描绘、意象、叙述、情态、质询、比喻、吸纳、借代、前景、空间形式、布局、互文性、性别、互通闻问的社区、象征式秩序等，当然还有欲望。这些用词不是全都由文学研究而来，有些是借自符号学、语言学、社会科学等，但它们全都已彻底归化驯养(容许我暂借这个比喻来用)于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的家宅之中。这些用语已融入现代诗学的词汇。我们训练学生思考和谈论文学文本，便赋予了他们分析的工具，令他们有能力进行对任何文本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然后，如果我们能向学生举出更多纯文学性的用语，例如神话、牧歌、“实相效果”⑩、内在性、传奇、封闭、家庭生活、乌托邦等；那样的话，我们可以说，经训练后能好好地阅读诸如这篇广告的学生，就是那些研读过19世纪小说、探究过其中所描绘的家庭生活、并注意到其中所述的个人满足与社会及物质环境的关系的学生。广告有如小说，建构出一个装出来的社会实相，以大量物质细节包装而成，透过选取重要的意象并加铺排来说故事。你可能会反对这样的比拟，指出小说可没有教唆你买些什么；可是这篇广告又何以见得叫你买房子，文中没有一处叫读者花钱去买照片中的房产，只是以标题叫人“投资于家庭”，这样的一句话大可以出现于狄更斯的小说如《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的对白中。
文学研究法肇始于亚理士多德的《诗学》，有助于培育学生的阅读技巧，广泛施用于读不同范畴的各种文本，也教晓他们自觉又有技巧地撰作劝说话语。我想我未至于说互文性的训练属有志投身社会公职者所必需，但也要指出，不少文化都觉得有此需要(当然包括古代中国文化)。我要指出的是，这种训练有助于了解公众话语的各种表达，正是步向有承担而民主地参与国家社会事务迈出的第一步。试问2004年媒体上所见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和辩证法有什么关系？依我看来关系不大，倒是读过诗学的人却看出其他关联：例如“性格”，这非仅指道德方面，也包括模仿的含意；又如心情(pathos)，即在听众身上鼓动起适合的情绪；又如文化身份，形成于排他主义和命运所包含的叙述；又尤其与美国式的英雄主义和虔诚之心有关，源于数十年来在文学、电影、体育及民众间的各种叙述。更重要的是，我们透过电视上的候选人辩论和竞选广告目睹的这次大选，就是亚理士多德所谓的“仿真”(mimesis)，是现实的一个反映，正有待吾人去好好评析。
注释：
①本文的初稿曾于2004年10月在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所举办的“第一届国际话语及文化转换会议”上宣读。作者对施旭教授及其学院同寅的邀请，致催生本文，深表谢忱。
②亚理士多德大概是西方的俗世思想家中影响最深远的一位，作品的译本甚多。《修辞学》的英译本可以用Theodore Buckley的Treatise on Rhetoric(New York:Prometheus Books,1995)和H.C.Lawson-Tancred的The Art of Rhetoric(London:Penguin,1991)，后者的引言和注释都很有用。至于《诗学》最新的英译本，是Malcolm Heath的Poetics(London:Penguin,2004)，书中的引言和注释也都做得很好。
③整段“等位”演说见第75—137行。此处所引的散文体中译取自朱生豪译、吴兴华等补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见《莎士比亚全集》第七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140页。
④蒂利亚德这部写于大战时期的论著是重要的学术著作。
⑤海德格指出；“什么是世界图像(Weltbild)？……这个名字不限于指宇宙和自然。历史也属于世界。然而甚至自然和历史——即使二者有互相包含又超越的彼此渗透关系——也不能说涵盖了世界。在此所标举的世界图像也意指世界的地面，不管人们认为这概念和世界有何关系，都可以这么说。”
⑥伊丽莎白女皇一世在1603年驾崩，她年老无子嗣，皇位归谁在她生前死后都引起焦虑。她死后多铎皇朝告终，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英皇位。《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剧本注册记录日期为1603年2月，就在女皇逝世前一个月，至于首演日期大概是1602年年底。
⑦亚理士多德：“由演说提供的或然式证明分三种。第一种是由演说者的性格(ethos)造成的，第二种是由使听者处于某种心情(pathos)而造成的，第三种是由演说(logos)本身有所证明或似乎有所证明而造成的。”(亚理士多德：24—5)
⑧话语中“面目”这个概念由Erving Goffman提出，意指某人在一个与人接触的环境中，令人以为他采取了某一路线，因而成功地给人具有正面社会价值的印象。
⑨广告中表明地点是一大卖点。文中谓宝翠园位于香港大学所在之区，处于顶级名校的校网；又说子女置身于优秀的学术环境，学习将融入生活，可以忘倦云云。
⑩任何人看了这广告都不会真的相信照片中的一家人(四人是否一家人也成疑)真正住在宝翠园，这好比我们不会相信真有唐吉诃德此人策马踏遍西班牙的乡郊。然而，语义重复而又逼真的重要细节的确有助提高巴特所说的“实相效果”(the reality effect)。(Barthes: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