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春秋》与章学诚的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学诚论文,史学论文,春秋论文,周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章学诚(1738-1801)“六经皆史”的观点，学界前贤多有探讨，至于其“若六艺本书，即是诸史根源，岂可离哉”①的看法则较少受到关注。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来探讨章学诚的史学。
那么六经中对章氏史学产生影响的有哪几部呢？其知己邵晋涵(1743-1796)曾说“章君自谓引义征例，出于《春秋》，而又兼礼家之辨名正物，斯为《文史通义》之宗旨尔。”②后世徐树兰(1838-1902)，则进一步提出章氏“凡所论著，皆胎原《周官》，脉法《春秋》，归魂太史，以经旋史，以复官师联事之规”③。二人都强调礼与《春秋》对章氏思想的影响。从以下引文来看，二人的论断显然可以成立：
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或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④
盖六艺之教，通于后世有三：《春秋》流为史学，《官礼》诸记流为诸子；论议《诗》教流为辞章辞命。⑤
史学本于《春秋》；专家著述本于《官礼》；辞章泛应本于风《诗》，天下之文，尽于是矣。⑥
《诗》对后世的影响基本体现于文学，章学诚曾称自己对“文辞不甚措议。盖论史而至于文辞，末也”⑦。因此本文略而不论。《春秋》因“流为史学”，自然要重视，但《官礼》对其史学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一、《周官》与章氏史学
1.《周官》与学术源流论
章学诚之子华绂在《文史通义》跋中曾提出：“其中倡言立议，多前人所未发，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⑧此论后为谭廷献(1832-1901)沿用：“先生文不空作，探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⑨章氏对古今学术源流的辨析和认识，固然继承自刘向、歆父子，但最终可追溯于《官礼》。
“官礼”⑩一词，章氏的文中十分常见，但其具体所指，并不完全一致。《文史通义·礼教》中可略窥一二：“今之三礼，乃《官》、《仪》二礼合《小戴记》耳。”“《汉·艺文志》：《官》《仪》二礼与礼家诸记，合为一种。后世三礼所由名也。其实诸记多为《仪礼》，而传《周官》者，非专门之学，即无成书，名为三礼，实二礼也。”(11)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此处的“《官礼》”显然就是《周官礼》，即《周官》，也就是《周礼》。但是章学诚文中所提的“官礼”并非完全指《周官》，如“周末文胜，官礼失其职守，而百家之学，多争托于三皇五帝之书矣。……不知书固出于依托，旨亦不尽无所师承，官礼政举而人存，世氏师传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遗，多存于《周官》之职守，则外史所掌之书，必其藉之别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12)由上文可以推测，官礼的范围比《周官》要广，可惜“官礼”多失传，存留者只有《周官》，且“夏商典礼，其损益者已入《周官》，”(13)因此章学诚认为“诚有志乎《礼经》，不如以《周礼》六典为纲，而一切礼文，皆依条而归附，此则万事得其条贯，万物得其统宗。”(14)于是，他提及《官礼》时，基本上就是特指《周官》。如他宣扬“溯源《官礼》”(15)的思想，在《和州志》诸序例中多有体现，实际上很多篇开篇都是从论述《周官》职掌开始。如《皇言纪序例》提出“《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官师表序例》说“《周官》御史‘掌赞书，数从政。’”《选举表序例》说：“《周官》乡大夫‘三年大比，兴一乡之贤能，献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甚盛典也。”《氏族表序例上》说“《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谱牒之掌，古有专官。”
“推原《官礼》”这一思想的形成，与章学诚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这一实践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在该志的艺文序例中，他提出了“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的见解。
文字是三代的“治法”，圣人设官分职，“《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则已矣。”如此，便“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三代时期学术在观，官师合一，因此形成了以官守为部类的自然分类法，如“《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16)。
三代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官师分职、治教分途：“文字不隶于职司，于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盖泛滥而出于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纷然矣。”(17)官守与学业的分离，导致私家著述纷纷出现。“九流之学，承官曲于六典，虽或原于《书》、《易》、《春秋》，其质多本于《礼》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18)最初的诸子百家之学仍溯源《官礼》，但到汉初诸子，已出现“浩无统摄，《官礼》之意亡矣”的情况，幸运的是刘向、歆父子懂得推究古代的官师合一之法，并追溯其源头，具体体现为：
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19)
这有利于了解从官学至私学的传承、演变及各自的利弊得失，可惜这种著录模式除了《汉书·艺文志》外，后继乏人，“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者，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20)“魏晋之间，文集类书，无所统系，专门传授之业微矣。”荀勖、李充等人不能继承《七略》，至于王俭、阮孝绪辈，更是等而下之。《隋书·经籍志》创立经、史、子、集四部，虽成为后代目录著录的不祧之宗，“而天下学术，益纷然而无复纲纪矣。”原因就在于“《七略》承（《周官》）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遗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遗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而四部不能不以书籍乱部次也”。(21)
总的来说，章学诚对汉以后的学术是如此评价的：
学术之歧，始于晋人文集，著录之舛，始于梁代《七录》，而唐人四库因之，千余年来，奉为科律，老师宿儒，代生辈出，沿而习之，未有觉其非者。体裁讹滥，法度横决，汹汹若溃堤之水，浸流浸失，至近日而求能部次经史，分别传志，题款暑目之微，亦往往而失也。(22)
有鉴于此，他提出复“《周官》之遗法”(23)的主张。
通过对《周官》官守体系到《七略》、《隋书·经籍志》等书目分类体系演变的考察，章学诚对学术的渊源流变有了清晰的认识，并通过比较书目著录方式的优劣，得出《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自符体系”的结论，所以他主张“宗刘”。
2.《周官》与经世精神的重建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及其他著作，大多限于讨论学术源流，很少涉及社会现实与政治问题。(24)但是他的思想中并不缺乏经世精神，“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25)“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期于明道，非为人士树名地也。”“学术固期于经世也。”(26)“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27)“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28)其所倡导的经世目标，是对乾嘉考据学风流弊的纠偏，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但其经世精神是如何重建的，并未引起重视。我们认为，章学诚通过探究以《周官》为代表的政典的产生及意义，表达了批判脱离现实的学术研究、谋求经世的思想，因为“明体达用，辨名正物，皆《礼》教也”(29)。
清初以来，三礼学的研究日益兴盛，到18世纪几乎成为儒学思想的主轴。(30)章学诚对当时的礼学研究进行总结，分为五个方面：溯源流、明类例、综名数、考同异、搜遗逸，他承认对它们进行研究的必要，“然以此为极则，而不求古人之大体，以自广其心，此宋人所讥为玩物丧志，不得谓宋人之苛也”，因为当时流行的三礼学只“可以藏往，而不可以知来”。(31)“藏往”与“知来”源自《周易》，(32)章学诚据此划分出两种治学风格：名物制度、繁文缛节、考订精详、记诵博洽等属于“藏往”之学；好学敏求、心知其意、神明变化、开发前蕴属于“知来”之学。那么具体到礼学研究怎样才是“知来”之学呢？他提出“推其所治之《礼》，而折中后世之制度，断以今之所宜，则经济人伦，皆从此出，其为知来，功莫大也。”(33)礼学研究决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应该“折中后世之制度，断以今之所宜”，探讨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政治制度，如此才算“知来”之学。
以《周官》为代表的政典本身就是历史客观需要的产物：“或曰：周公作《官礼》乎？答曰：周公何能作也，鉴于夏殷，而折衷于时之所宜，盖有不得不然者也。”“夫一朝制度，经纬天人，莫不具于载籍，守于官司。故建官制典，决非私意可以创造，历代必有沿革，厥初必有渊源。溯而上之，可见先王不得已而制作之心，初非勉强，所谓‘道之大源出于天’也”。(34)《周官》等政典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一层意思在《文史通义·原道上》中有充分的阐释。
章学诚把典章制度看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无论是职责的分工，长幼尊卑的区别，官员的设立，还是君臣、井田、封建、学校等具体的制度，都是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而逐渐形成。他认为这些制度发展到周公的时代已十分成熟，周公便“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周公为“集大成者”，是因他“有位有德”，集中体现了“君师合一”的理想；而孔子有德无位，故不能担当“制作”的重任，只能成为“立教之师”。因此隋唐以前都是将周公、孔子并祀，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但后世祭祀竟舍弃周公，独尊孔子，“朱子以谓事功有异，是也。然而治见实事，教则垂空言矣”。后人盛推孔子过于尧、舜，导致“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经纶，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35)孔子与周公地位的升降给学术带来的恶劣影响是推崇空论、贬低事功，这正是章学诚所厌恶的现象。有学者指出，章学诚“把二宋以来的心性道德之学经浙东的事功之学的中介又转回到了《周礼》的制度之学”。(36)这是极富启发性的论断。章学诚通过对周公、孔子地位的辨别，申述了事功的重要，并以集中体现周公之道的《周礼》作为事功之学的重要代表，因此他认为孔子所学，“一以言尽之，则曰：学周公而已矣”，(37)孔子“不过学《周礼》一言，足以尽其生平”(38)。
“章学诚确有把‘三代’及其‘经典’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却克服了一些儒者‘厚古薄今’的意识，而接受了儒家适时应变的观念”。(39)《周礼》作为三代适应社会需要而出现的政典，是时代的产物，而任何制度都会因时而变，因此，对制度予以改造转化也就有了必要和可能。
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40)
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41)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42)
“礼，时为大”出自《礼记·礼器》，是指礼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这是其首要任务。因此治礼学应重视“时王之制度”、当代典章，以切实用，而不是动矜博古，昧于知时，甚至“以文为鞶帨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学术成为玩弄之物，乃至个人争胜的工具，这如何能够有用于国家社会呢？这些都属于“藏往”之学，虽是乾嘉学术的主流，却无一例外地“无当于实用”，章学诚正是通过对以《周礼》为代表的政典产生意义的探讨，及礼学研究中应侧重实用、注重“达时王之制度”的倡导，表达了对流弊日益严重的考据风气的批判，倡导重建以经世为旨归的学术路向。这正如其自己所表达的：“学问经世，文章垂训，如医师之药石偏枯，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43)
二、《春秋》与章氏史学
章学诚曾反复申述“《春秋》流为史学”，“史学本于《春秋》”，“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可见，其史学思想还深受《春秋》的影响，这大概缘于他的如下认识：“古无史学，其以史见长者，大抵深于《春秋》者也”。(44)
《礼记·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章学诚将其视为史学的渊源：“史家渊源，必自《春秋》比事属辞之教。”(45)“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46)按照通常的看法，属辞，指遣词用字，重视褒贬书法；比事则指按一定体例编排历史事件；综合起来，“属辞比事”就是指《春秋》树立了编年体史书的记事方法。章学诚选取韩愈与欧阳修作为代表，阐述了他对“《春秋》比事属辞之教”的相关看法。
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重要倡导者，地位得到了章学诚的充分承认：“韩氏道德文章，不愧泰山北斗”，“其文出于孟、荀，渊源《诗》、《礼》，真六经之羽翼，学者自当楷范。”但是章氏认为其不足在于史学非其所长，因为“史家渊源必自《春秋》比事属辞之教，韩子所不能也。”(47)“春秋家学，递相祖述，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而昌黎之于史学，实无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辞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属辞，心知其意之遗法也。”韩愈对“属辞比事”的理解仅限于文辞，以致将《史记》与司马相如、扬雄的辞赋同观，对于规矩方圆如班固，卓识别裁如陈寿，竟然不屑予以顾盼，这充分体现出其“特不深于《春秋》，未优于史学耳。”(48)不仅如此，章学诚还进一步提出：“至六朝古文中断，韩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传亦始韩子。盖韩子之学，宗经而不宗史，经之流变，必入于史，又韩子之所未喻也。”(49)韩愈不懂得“经之流变必入于史”，因此不擅长史学，导致古文自此“失传”。此后，欧阳修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步趋昌黎”，亦“不愧为千古宗师”，虽有史作，但其史学在章学诚眼中，也是毛病百出：
欧阳步趋昌黎，故《唐书》与《五代史》虽有佳篇，不越文士学究之见，其于史学，未可言也。(50)
第其生平见解，不能出韩氏之范围，《唐书》与《五代史》，非不竭尽心力，而终不可与语史家之精微也。(51)
虽欧阳手修《唐书》与《五代史》，其实不脱学究《春秋》与《文选》史论习气，而于《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则概未有闻也。(52)
欧阳名贤，何可轻议！但其《五代史记》，实无足矜。盖欧阳命意，则云笔削折衷《春秋》，而文章规仿司马，其说甚得其似而非其是也。盖笔削自当折衷《春秋》，而欧阳所见之《春秋》，乃是村荒学究之《春秋》讲义，非《左》、《国》经纬，贾诂杜解之《春秋》。(53)
《新唐书》、《新五代史》反映欧阳修没有超出文士的见识，谈不上“史家之精微”，不仅未能领会《春秋》的“比事属辞”宗旨，甚至对《春秋》文本的选择都出了问题：“村荒学究之《春秋》讲义”，如此一来，笔削折衷于《春秋》岂非有些根基不稳？当然，章学诚也曾说：《新唐书》“笔削谨严，乃出迁、固之上，此则可谓善于师《春秋》者矣。”(54)“本纪笔削，深得《春秋》法度，实马、班以来所不能及，此其质于尹师鲁氏而有得者；较之列传标题之误法《春秋》，相去远矣。”(55)但他认为功劳并不在欧阳修本人，而是受益于尹洙（师鲁），“欧阳于史学本无深解，而本纪折衷于尹师鲁，最为能得《春秋》例义矣”。(56)
章学诚如果仅仅从编撰形式的角度论述《春秋》对史学的影响，显然是缺乏新意和深度的。实际上，他在强调《春秋》“笔削”编撰形式的同时，更重视《春秋》之“义”对史学的积极意义：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57)
史书的撰写在“事具始末，文成规矩”的基础上，还需作者在史料的详略选择、史事的轻重安排上都有“独断于一心”的卓越见识，不为前人的成例与牢笼所束缚，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达到“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的宏伟目标，这就是章学诚所极力倡导的《春秋》家学。
章学诚论述《春秋》家学时，基本是指纪传体正史，虽然他批评自唐以后，目录著作以荀悦、袁宏等书列为编年，次于马、班等正史之后，违背《春秋》本旨：“《春秋》体本编年，荀袁之书，(58)与马班本纪，同源异流。特以纪传承用者多，又于学者讲习良便，故世相与宗之。然必标名正史，岂《春秋》之学，转以编年者为非正史耶？(59)”他强调二体本无轩轾，各有所长，不可偏重。不过，他的论述对象仍集中于纪传体正史。如他曾表示：“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学也。……《春秋》家学，虽谓今日不泯可也。”(60)只是，他更倾向于将唐以后官修的正史排除于《春秋》家学的范围之外，“纪传之史，自迁固以迄梁陈，皆《春秋》家学，……惟《晋书》《隋书》以下，凡集众官修之书，非复专家之学，不过整齐故事，以备要删”。(61)而且他对前四史与此后正史的评价还略有差异：
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纬六经，缀道纲，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学，递相祖述，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62)
陈、范以来，律以《春秋》之旨，则不敢谓无失矣。然其心裁别识，家学具存；纵使反唇相议，至谓迁书退处士而进奸雄，固书排忠节而饰主阙，要其离合变化，义无旁出，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初不尽如后代纂类之业，相与效子莫之执中，求乡愿之无刺，侈然自谓超迁轶固也。
陈寿、范晔以后的正史，虽不完全符合《春秋》旨趣，但仍然体现了著者的别识心裁，并“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与后来的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他断言“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于是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矣。”(63)陈陈相因的积弊，扼杀了史家的创造力与见识，即使有极个别的学者深思向学，能师法前贤，并能有所突破，“标一法外之义例，著一独具之心裁”，竟被群起而攻之，如郑樵的《通志》。
章学诚源于《春秋》的史学思想，其积极的方面主要在于借助《春秋》家学，表达了对别识心裁、独断之学的倡导，及对积弊日深的官修史学的大胆否定。
三、“《春秋》、《官礼》，意可互求”(64)与章氏史学
章学诚将古今的著述分为记注与撰述两类，为人所熟知，但其划分的依据源自其《春秋》、《官礼》“意可互求”的认识，这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章学诚认为三皇五帝之书由《周官》外史掌管，但这种制度后来消失，书籍缺乏管理，大量散失，流传到后世的仅有虞、夏、商、周数代典籍而已。这些原始的文献被孔子删减整理为《尚书》。《尚书》是谈不上什么体例的，因为“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65)后世的儒生竟然视其为史家的始祖，予以模拟，在章学诚看来是非常可笑的。《尚书》并非史学之祖，那么《春秋》呢？历代很多学者都根据孟子“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66)推演史学的产生，章学诚表示孟子的话不过“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要了解《春秋》之体，还必须追溯到《周官》：“《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
三代前后的史书，其同异就在于《周官》记注成法的有无，“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67)记注无成法，就需要撰述有定名，侧重比事属辞的《春秋》也就应运而生。
《春秋》《官礼》“意可互求”的认识，还被章学诚运用于探讨史书的体例。他多次提出如下类似的看法：“史家书志之原，本于《官礼》”。(68)“史家书志一体，古人《官礼》之遗也”。(69)“尝议书志一体实《官礼》之遗，非三礼之谓也”。(70)即纪传体虽源于《春秋》，但其中的书志则是源自《官礼》。这个认识大约受到刘知畿书志出于三礼说的影响，章学诚对其作了修改，指出“刘氏《史通》知书志为三礼之遗，不知《史记》之《天官》、《平准》名篇，乃是官名。”《史记》的《天官》、《平准》等书，犹以官职名篇，但其余的书志没有体现《官礼》之意，到班固撰写《汉书》，则将《天官》改为《天文》，改《平准》为《食货》，“全失《官礼》之意矣。”(71)章学诚认为这给后世的史书记录制度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后果：“自司马八书，孟坚十志，师心自用，不知六典之文，遂使一朝大典，难以纲纪。后史因之，而详略弃取，无所折衷，则弊之由来，盖已久矣。”如《新唐书》书志类名目竟达十三个，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宋史》、《金史》、《元史》三史繁猥愈甚，“是殆欲以《周官》职事，经礼容仪，尽入《春秋》，始称全体。”这必然导致史文繁芜，体例旁杂，史事反而隐晦不显。章氏认为都是“不知以当代人官为纲纪，其失则散。”(72)而且典章的记载昧渊源而详名数，典雅不如班、马之可诵，实用不如掌故之详明，正所谓驴非驴，马非马。
章学诚认为“书志之体宜画一”，如太宰、太史、宗伯都掌管邦国的六典；但各有职事之轻重详略，因此，他建议“史家书志，自当以一代人官为纲领矣；而官守所隶，巨细无遗，势难尽著，则择其要者。若天文、地理、礼乐、兵刑，略如八书、十志例，而特申官守所系以表渊源；而文则举其梗概，务使典雅可诵，而于名物器数，无须屑屑求详，听其自具于专门掌故之书，始可为得《官礼》之意，而明于古人之大体者也。”(73)史家书志以当代职官为纲领（纲纪），以官守所系追源溯流，至于名物器数，则不必过于详细完备，这是他就正史书志积弊所提出的革新方案，“叙事溯典，当取一代人官为纲领，而重轻详略，则作者自为权衡，此义明。则诸史书志不致参差矣。”(74)
纪传体书志，应以一代人官为纲领，侧重追源溯流，那么名物器数等掌故自然不能过于详细，如欲详备，自当另立门户，如杜佑的《通典》，王溥的《唐会要》，即“史志存其纲领，而掌故别具其详，后史自宜师法其意，庶不至于繁简失当矣。”(75)“政教典训之大，自为专书；而人官物曲之细，别存其籍，其义各有攸当。故以周孔经纶，不能合为一也。”“史家纲纪群言，将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数，拾给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礼》，意可互求，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76)《春秋》、《官礼》，意可互求，典制体与纪传体两类史书在内容上可以互相补充，但体例不可混合，自唐代刘秩的《政典》及杜佑《通典》诞生，就表明“唐人已有窥于典章制度，不可求全于史志也”。他们二人已认识到君臣事迹，纪传可详，制度名数，书志难于赅备，故创立专门的典制体作为弥补。五代两宋，会要体出现并有大的发展，与刘、杜之书，同源异流，大要皆综核典章，别于史志，义例昭然。“纪纲唐宋制度，使与纪传之史相辅而行；则《春秋》、《周礼》，并接源流，弈世遵行，不亦善乎？”(77)
注释：
①《章氏遗书》卷十三《论修史籍考要略》，载于《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②《章氏遗书》卷十三《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附录。
③徐树兰：《文史通义跋六》，载于《章氏遗书附录》。
④《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立三书议》。
⑤《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
⑥《文史通义》内篇七《立言有本》，《章氏遗书》卷七。
⑦《章氏遗书》卷十三《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
⑧华绂：《文史通义跋一》，载于《章氏遗书附录》。
⑨谭廷献：《文林郎国子监典籍会稽实斋章公传》，载于《章氏遗书附录》。
⑩学术界对章学诚“官礼”一词的理解似乎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如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中将其标为“官《礼》”；胡适《章实斋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版）与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及刘巍的论文《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韵》（《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中则直接为“官礼”；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中标为“官、礼”，并解释为“古代典籍”；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为“官‘礼’”，是著者还是译者的意思，不得而知；就笔者目前所见的范围，将“官礼”标为《官礼》，大概只有何晓涛的《〈周官〉与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发展》（载《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一文，他在具体论述中，直接将《官礼》等同于《周官》，但是没有对二者的关系展开讨论。
(11)《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章氏遗书》卷一。
(12)《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中》，《章氏遗书》卷一。
(13)《文史通义》外篇一《〈述学〉驳文》，《章氏遗书》卷一。
(14)《章氏遗书佚篇·清漳书院留别条训》。
(15)《章氏遗书》卷二十九《与严冬友侍读》。
(16)《校雠通义》卷一《原道第一》，《章氏遗书》卷十。
(17)《章氏遗书外编》卷十七《书第六·艺文》。
(18)《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上》，《章氏遗书》卷一。
(19)《校雠通义》卷一《原道第一》，《章氏遗书》卷十。
(20)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上晓徵学士书》。笔者将原文中的“溯源官礼”改为“溯源《官礼》。”
(21)《章氏遗书外编》卷十七《和州志二》。
(22)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外第三《上晓徵学士书》，第523页。
(23)《文史通义》内篇六《文集》，《章氏遗书》卷六。
(24)杨念群的《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构建》（《社会学研究》2008，5）是关于此问题的代表性论文。
(25)《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章氏遗书》卷二。
(26)《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章氏遗书》卷四。
(27)《文史通义》外篇三《答沈枫墀论学》，《章氏遗书》卷九。
(28)《章氏遗书佚篇·与史余村》。
(29)《章氏遗书佚篇·论课蒙学文法》。
(30)参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1)《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章氏遗书》卷一。
(32)《周易·系辞上》云：“知以藏往，神以知来。”
(33)《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章氏遗书》卷一。
(34)《文史通义》内第一《礼教》，《章氏遗书》卷一。
(35)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二《原道上》。笔者按：叶氏所用版本为章氏次子华绂编印的大梁本《文史通义》，与遗书本《文史通义》相比，文字上有较大出入。
(36)杨际开：《评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37)《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上》，《章氏遗书》卷二。
(38)《章氏遗书补遗·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39)王中江：《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载《中国哲学》第二十三辑《经学今诠续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28-629页。
(40)《文史通义》内篇五《史释》，《章氏遗书》卷五。
(41)《文史通义》卷一《经解中》，《章氏遗书》卷一。
(42)《文史通义》内篇五《史释》，《章氏遗书》卷五。
(43)《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章氏遗书》卷四。
(44)《章氏遗书补遗·史考释例》。
(45)《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劄记》。
(46)《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
(47)《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劄记》。
(48)《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
(49)《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汪龙庄书》，《章氏遗书》卷九。
(50)《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
(51)《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劄记》。
(52)《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汪龙庄书》，《章氏遗书》卷九。
(53)《文史通义》外篇一《史学例议上》，《章氏遗书》卷七。
(54)《章氏遗书外编》卷六《永清县志一》。
(55)《文史通义》外篇一《史学例议上》，《章氏遗书》卷七。
(56)《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劄记》。
(57)《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章氏遗书》卷四。
(58)按：原文为“苟袁之书”，误，当为“荀”。
(59)《章氏遗书佚篇·史考摘录》。
(60)《校雠通义》卷一《宗刘第二》，《章氏遗书》卷十。
(61)《章氏遗书外编》卷十七《和州志二》。
(62)《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
(63)《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上》，《章氏遗书》卷四。
(64)《章氏遗书》卷十五《亳州志掌故例议上》。笔者按：鉴于何晓涛《〈周官〉与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发展》一文第四部分为“《春秋》《官礼》，意不互求”，笔者就本段文字核对于《章氏遗书》、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叶瑛校注《文史通义》等，确信何文将“意可互求”误为“意不互求”，文义完全相反。
(65)《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上》，《章氏遗书》卷一。
(66)《孟子·离娄下》。
(67)《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上》，《章氏遗书》卷一。
(68)《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章氏遗书》卷一。
(69)《章氏遗书外编》卷九《永清县志四》。
(70)《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劄记》。
(71)《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劄记》。
(72)《章氏遗书外编》卷九《永清县志四·吏书第一》。
(73)《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章氏遗书》卷一。
(74)《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劄记》。
(75)《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章氏遗书》卷一。
(76)《章氏遗书》卷十五《亳州志掌故例议上》。
(77)《章氏遗书》卷十五《亳州志掌故例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