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汉文化”化与接续中华文明之统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洲论文,化与论文,中华文明论文,汉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2)04-0019-13
满洲“汉化”问题，历来是中外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至今看法各异。美国“新清史”学者的观点否定“汉化”，更强调满洲的“独立性”，似乎与中国无干系。他们将清朝视为“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皇帝。”乃至把满文档案等当做清史研究的“唯一”资料。将“清朝”与“中国”之间画一条线，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满洲从中国历史上割裂出去。①这种极端的观点促使我们对满洲“汉化”问题进行再思索。以往一提某些少数民族“汉化”，给人们的直观认识是“汉族化”。其实汉族是多民族混血而成，汉族文化也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华夏文明，而“汉化”的实质是“汉文化”化。满洲贵族为了适应中原的统治环境，以汉文化作为国家主导文化，采取积极的措施，接续中华文明系统，这是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早在关外时，建州女真的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向汉族农耕经济转化，“耕田渔猎，什倍本土”，人力耕种，“田谷大获”，实行农牧渔猎多种经营，并接触中原传统文化。努尔哈赤自幼就喜欢阅读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从英雄人物身上和典型战例中汲取聪明智慧，用以开国实践。皇太极格外注重汉文化的研习，从中借鉴治国之术。他深知古代帝王“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之理。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设置文馆。命巴克什达海、刚林等，以清文翻译汉文典籍《明会典》、《素书》、《三略》等书告成。崇德初年，他又担忧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再命达海翻译《国语》、《四书》、《三国志》，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1][p.397]皇太极认真地接纳汉文化，调整治国方略，发展了清朝开国基业，对后世子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兵入关之后，满洲贵族面对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汉族，如何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一方面，以强行汉人薙发、易服等，将此作为顺逆的标志，迫使他们“满洲化”。另一方面，正如鲜卑建立的北魏君臣所认同的那样，“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2][p.2744]接续“正朔”，以“中国”自居，保持中原文明的连续性。满洲贵族也不例外，他们更广泛地吸取中原传统文化，不断充实治国之术，实现“陶熔满汉之第一要务”，[3]力求尽快地融入中华文化脉系，以接续明朝之统绪。这样就加速了满洲民族整体“汉文化”化的进程。清朝实施这样的国家战略文化大转移，既丰富了满洲文化的内涵，又调整了适应新环境的治国之道，使本民族特征得以保存，并屹立于诸民族之林。
一、“汉文化”化与接续中原王朝脉系
满洲“汉文化”化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是伴随着其战略和政策的不断调整逐渐完善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汉酌金”，承袭明代相关政治制度
后金立国前，满洲社会军政合一的组织结构是努尔哈赤建立的以牛录为基层单位的八旗制度。其管理者的各级额真(头目)均为努尔哈赤的子侄们担任。随着政务的繁多，初设“理政听讼”五大臣，“凡军国重务，皆命赞决”，“有征伐则帅师以出，盖实兼将帅之重焉”。[4][p.9190]任命八大臣守护赫图阿拉城门，“出猎行兵均不使前往”。命十六大臣、八个巴克什“办理记录此项粮食的收发事宜”。又设四大臣负责监督牛录狩猎秩序，“以保证各牛录在狩猎时收获机会的均衡”。由这些异姓官员，分掌行政、诉讼等庶务。后金建国后，努尔哈齐诸子“皆长且才”，故“五大臣没而四大贝勒执政”。后金适应文化建设的需要，出现了“笔帖赫包”(满语为bithe i boo，汉意为书房)，掌管汉文书信、文告等的汉人秀才，被称作“书房秀才”，或“书房相公”。这都反映了后金政权初期职官制度草创的不稳定性。
天聪初年，皇太极将“书房”改称文馆，满汉儒臣分成两班，轮流入值，执掌翻译典籍，记注本朝政事。文馆初设，制度尚未完备，“官生杂处，名器弗定”。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下令设立六部。命贝勒多尔衮管吏部事，图尔格为承政，满朱习礼为蒙古承政，李延庚为汉承政；贝勒德格类管户部事，觉罗萨璧翰为承政，巴思翰为蒙古承政，吴守进，为汉承政；贝勒萨哈廉管礼部事，巴都礼、吉孙为承政，布彦代为蒙古承政，金玉和为汉承政；贝勒岳托管兵部事，纳穆泰叶克书为承政，苏纳为蒙古承政，金砺为汉承政；贝勒济尔哈朗管刑部，车尔格、索海为承政，多尔济为蒙古承政，高鸿中、孟乔芳为汉承政；贝勒阿巴泰管工部事，孟阿图康喀赖为承政，囊努克为蒙古承政，祝世荫为汉承政；六部承政之下均设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其余办事笔帖式，各酌量事务繁简补授。[5][p.124]六部的设置标志着国家政权建设步入了正规化。
天聪六年正月，刑部承政高鸿中奏刑部事宜，指出：“近奉上谕，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6][p.1]对太宗的主张非常赞同。次年八月初九日，参将宁完我又奏《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提出“参汉酌金”，因地制宜，变通后金的政治制度。[7][p.71]这些建策为皇太极所接受。十年(1636年)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分任职掌。内国史院职掌，记注皇上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纂修历代祖宗实录，编纂一切机密文移，及各官章奏等，六部所办事宜可入史册者，邻国往来书札俱编为史册。内秘书院职掌，撰与外国往来书札，辑录各衙门奏疏，辩冤词状，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各官文。内弘文院职掌，注释历代行事善恶，进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颁行制度。[8]内三院的设置兼顾了明朝内阁与翰林院等职司，使文官制度相对规范化。
同年四月，金国汗皇太极即皇帝位，将国号更名“大清”，改元“崇德”，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政治制度革新。早在天聪时期，汉官马国柱、马光远、宁完我等就力荐设置言官，组建监察机构，健全政治体制。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正式设置了都察院，掌管监察。三年(1639年)，又将“蒙古衙门”更名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后定与六部地位等同。清初设立内务府，掌上三旗包衣事宜。顺治时期，又设十三衙门，复裁，再设内务府。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仿明旧制，把内三院改为内阁，分立翰林院。十八年六月，又罢内阁，恢复内三院。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仍改为内阁，设满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并加殿阁衔。为了适应统治全国的新形势，清廷定内外文武官制，“略仿明制而损益之，兼用满汉人”，[9]建立起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官僚体制。
以上可以看出，清初所设立职官有三个特点。一是突出“首崇满洲”，官员多民族化。后金组建六部，每部皆由贝勒一人管理，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满、蒙、汉等并用，各部人数不一。[5]顺治元年，承政、参政改名尚书、侍郎。后定每部尚书满、汉各一人，而实际权力则由满员掌握。随着蒙古势力的削弱，满汉联盟取代了满蒙联盟，在职官设置上也体现出来。二为内三院名称数次更迭，反映了满洲贵族在“满洲化”与“汉化”上的斗争。皇太极为了防止满洲汉化，多次下令，摒弃明代官爵、城邑等名号，后金官职及城邑名，应当易以满语。否则是“不奉国法”，“察出绝不轻恕”。[10][p.237]顺治康熙之际，内三院与内阁名称多次互易，恰是清朝内部“满洲化”与“汉化”斗争的产物。三系蹈习明代制度，又不失本民族特色。宁完我曾建议，根据后金实际，斟酌损益，“《大明会典》虽是好书，我国(后金)今日全照它不行”。[7][p.71]后金主要仿照明制，设立了六部、内三院(内阁)、都察院等衙门，又将蒙古衙门扩大为理藩院，专门掌管民族事务。后金特设的民族管理机构，是历代王朝所没有的。
(二)接续中原王朝法统，认同古代帝王政治文化
作为“夷狄”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他们逐步地认识到，要维系全国统治，就必须采取措施，“纉禹之绪”，认同与接续中华文化脉系，方能得到经济发展、文化先进的广大汉族人民的认可，其统治方可长治久安。他们的举措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编纂《明史》，接续正统王朝。“国亡史作”，一个新王朝建国伊始，必为前朝编修国史。这既适应改朝换代的政治需要，又表明新王朝是一个接续“正统”的皇朝。清朝入关之初，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世祖福临即下令开设明史馆，编纂《明史》。又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九十余年，一批著名的学者如尤侗、朱彝尊、毛奇龄、汤斌、汪琬、方象瑛、施闰章等，以及以布衣身份的万斯同，参与修明史，完成了一部体例严谨、材料翔实的“正史”。在“二十四史”中，《明史》是一部被称之为编纂体例精善、史料翔实、行文简洁、比较完善的史书，大受后人褒奖。在《明史》编修期间，列帝多次降旨，指导修史，并披览样稿，“钦定”全书，这是以往朝代少见的。这也充分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编纂《明史》的高度重视。满洲贵族继承新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表明清代已经成为明朝之后的续统之新王朝。
2.尊崇明朝，肯定其功绩。清入关伊始，就打起为汉族官僚地主“报君父之仇”旗号，追剿大顺农民军。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四日，清兵进京的第三天，摄政王多尔衮即晓谕故明官员、耆老、兵民：
流贼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纠集丑类，逼陷京城，弑主暴尸，括取诸王、公主、驸马、官民财货，酷刑肆虐，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11]
七月，订立守护明朝诸帝陵寝与祭典，每座陵设置守陵太监、陵户加强管理。八年(1651年)六月，命礼部将与清朝“有嫌”而不祭祀的明神宗定陵，照十二陵例，以时致祭。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十七日，世祖巡幸畿辅，道经昌平，目睹明朝陵寝殿宇城垣，倾圮已甚，近陵树木，多被砍伐。指示工部：“向来守护不周，殊不合理。尔部即将残徽诸处，尽行修葺。现存树木，永禁樵采。添设陵户，令其小心看守。责令昌平道官，不时严加巡察。尔部仍酌量每年或一次，或二次，差官察阅，勿致疏虞。”[12]并将此道“上谕”立碑长陵。尔后，世祖、圣祖、高宗、仁宗诸帝多次谒祭天寿山明陵，亲自爵酒。清朝以“敌国”身份，以皇帝礼仪，厚葬崇祯帝，保护十三陵，诸种迈越历代新朝的举措，反映了清朝对前朝的莫大尊崇。
清前期列帝非常注重总结明朝兴亡的教训，同时，充分肯定明朝开创的历史功绩。顺治十六年十一月，世祖驻跸三营屯，指示礼部：“前明崇祯帝，励精图治，十有七年。不幸寇乱国亡，身殉社稷。考其生平，无甚失德，遘之厄运，殊堪矜悯，宜加谥号，以昭实行。今谥为庄烈愍皇帝。尔部即遵谕行。”[12]为崇祯帝上谥号，这表现了世祖对明朝的崇敬。圣祖、高宗祖孙二人各6次巡幸江南，每一次南巡至江宁(今南京)，他们都要亲祭祀明太祖朱元璋孝陵。以圣祖为例，第一次南巡抵达江宁，先遣官至孝陵，读文致祭。后率部院大臣等往谒孝陵，至大门前，下辇步行。进前殿，行三拜九叩礼，奠酒三爵，行三口头礼毕。第三次南巡谒陵后，圣祖命修缮孝陵，并御书“治隆唐宋”匾额，悬挂享殿，高度评价明太祖的功德，以表满洲贵族接续前朝正统的虔诚之意。
3.敬天、法祖、亲政、爱民，传承历朝治国纲领。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治国的共同政治纲领。从先秦时期起，这种政治思想基本形成。《尚书·大诰》中提出，“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绍述祖业；主张“裕民”宽政，“保民”养民等。《虞书·尧典》记载，“钦若吴天”，“敬授人时”。《周书·召诰》亦载，“上下勤恤”，“受天永命”。这样一些典籍均包含了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思想理念。秦汉以降，帝王逐渐地接受了这一政治准则。东汉永平二年(59年)正月，孝明帝指明：“百僚师尹，其勉修厥职，顺行时令，敬若昊天，以绥兆人。”[13][p.100]唐朝君臣尤重爱民之事，方有魏征“君如舟，民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著名论断。宋代君臣亦重视敬天问题的讨论，翰林学士禹建言哲宗，“诚于事天，诚于畏天”。“夫天之于人君，亦犹人君之于臣下也”。[14]绍兴年间，进士虞允文建议高宗赵构，“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15][p.11791]经过长期的实践，这种政治观念又不断完善，已经成为各个王朝传承的治道圭臬。[16]
清朝完全继承了历代治国的衣钵，并发扬光大。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监察御史匡兰兆奏请朝祭之时宜再用衮冕。世祖指出：“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17]十年正月，世祖与大学士陈名夏讨论“何以使国祚长久”?他说：“人君之有天下，非图逸豫乃身。当孜孜爱民，以一身治天下也。若徒身耽逸乐，又安望天下治平。惟勤劳其身以茂臻上理，誉流青史，顾不美欤。”[18]他的言论和举措颇得汉臣赞誉，给事中王启祚称道：“仰睹我皇上自有敬天、法祖、勤民之要务，而非小臣所能赞一得者。”[19]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圣祖因废皇太子允礽，诏告天下，指出：
朕承天眷命，绍祖宗弘图，四十八年于兹，宵旰孳孳，不敢暇逸，所敬惟天，所重惟民。每念天生民而立之君，无非欲其爱养黎元，俾无失所，故于四方闾阎情形，周咨博访，纤悉罔遗。凡有可以厚民生、拯民困者，不惜数千万帑藏，以溥施济。累岁减免谳狱，所全活者，不下数千百人。良以君道，在于爱民，此帝王之常经，祖宗之家法，亦用以垂示后人，使知所则傚也。[20]
世宗继承其父传统，在从事政务与起居之所的养心殿东暖阁书写的圣训，首列“敬天法祖，勤政亲贤，爱民择吏，除暴安良”四句话，这是他执政的准则。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世宗指示内阁：“屡年以来，朕以天人相感之理，谆谆晓谕内外臣工，盖朕切实敬天勤民之念，于寤寐之中而确见其感应之不爽。尤愿各省督抚有对疆之重任者，体朕此心，至诚致敬，各尽其道，以为感格上天之本，惠我蒸民，共登衽席。”[21]
高宗弘历发展了父祖的治国理念，更加强调其实践。乾隆十五年(1750年)五月，他指出：“十五年来，无时不以敬天法祖为心，无时不以勤政爱民为念，无时不思得贤才，以共图政理。此可无惭衾影者。”[22]六十年(1795年)九月，高宗对其一生具有总结性地说道：“朕临御六十年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及拓土开疆诸实政，彰彰可考。”[23]他又训政三年，对仁宗耳提面命，“每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四大端为诲”。仁宗指明：“我皇考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实心实政，薄海内外，咸所闻知，方将垂示万年，永为家法”。并“告之子孙，以为心传家法”。[24]将“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定为“家法”，这充分地说明满洲贵族完全认同中原王朝的治国理念，成为接续正统的王朝之一。
4.祭祀历代帝王庙，以示认同正统。对历代帝王及配飨名臣的庙祭，是古代王朝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从先秦时期起，对“有功烈于民”的圣帝明王，例如，尧、舜、禹、黄帝、颛顼、契、汤、文王、武王等进行祭祀。汉唐以来，对先代帝王祭祀香火不绝。唐代在帝王“肇迹之处”分别建庙立祠，予以祭祀。天宝六年(747年)，唐玄宗又在京城敕建三皇庙和五帝庙。次年，又建一庙，合祭“三皇以前帝王”。[25]元朝延续了唐宋的传统，于大都及地方建立三皇庙，奉祀伏羲、神农、黄帝等。明洪武六年(1373年)太祖朱元璋令于都城南京钦天山南，仿太庙同堂异室之制，建造历代帝王庙，“为正殿五室，中一室三皇，东一室五帝，西一室夏禹、商汤、周文王，又东一室周武王、汉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每岁春秋仲月上旬甲日祭祀”。永乐迁都北京，仍遣南京太常寺官行礼。嘉靖十一年(1532年)夏，新建历代帝王庙于都城西竣工，“岁以仲春秋致祭”，凡十五帝，从祀名臣三十二人。[26][p.1291—1294]千百年来，祭祀历代帝王，已经成为古代王朝正统认同的共识之一。
满洲贵族深谙接续中原正统王朝之道，对历代帝王的祭祀格外重视。定都北京之初，清廷建立历代帝王庙于阜成门内，“南向，正中景德崇圣殿，九楹，东西二庑，各七楹，燎炉各一。后为祭器库，前景德门。门外神库、神厨、宰牲亭、井亭、钟楼、斋所咸备。”[27][p.2525]并依明制予以祭祀。根据国家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满洲贵族调整了明代历代帝王庙祭祀的帝王及从祀诸臣，增祀辽太祖耶律亿、金太祖完颜旻、世宗完颜雍、元太祖铁木真、明太祖朱元璋等诸帝。康熙十四年(1675年)，圣祖车驾至庙，躬祭列帝，入殿上香，于三皇位前，行二跪六拜礼，奠祀帛爵，初献时行。6次南巡途中，他亲往浙江绍兴会稽山麓，隆重祭奠古圣王大禹陵；御舟停泊山东济宁，遣官祭祀历代帝王庙。如同随行臣僚所言：“今皇上圣不自圣，推隆往代帝王，厚自谦抑，以尧、舜、禹、汤皆前古圣王，欲亲诣致祭，此真圣主，崇古重道，万世之令典。”[28][p.1834]六十一年(1722年)，再次调整庙祀帝王及从祀功臣，确立庙祀帝王143位，功臣40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重修帝王庙。高宗将正殿原用的青绿琉璃瓦，改覆黄瓦。[27][p.2528]满洲贵族提升了帝王庙的等级规格，完善了自古以来的一套祭祀制度。“中华统绪，不绝如线。”[29]这表明清朝绵延了古代王朝的统治体系，在认同中原“正统”上无疑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二、尊孔重道，“心崇正学”，作为文化的基本国策
在关外时，努尔哈赤就接受孔孟之道，祭拜孔子。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四月，即后金建国的前一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始建三世诸佛，及玉皇庙，共建七大庙，其中之一就有孔庙。”②天聪六年九月，书房秀才王文奎上《条陈时宜奏》，指出：“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显明者详诸史籍。宜于八固山(旗)读书之笔帖士内，选一、二伶俐通文者，更于秀才内选一、二老成明察者，讲解翻写，日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汗于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30][p.21]皇太极在汉臣的启发下，已经深知，“要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有孝经、学庸、论孟等书”。[31][p.62]他建学宫，修文庙，祭祀孔孟，将尊孔重道作为治国的政治理念，向中原传统文化逐步看齐。
清朝迁都北京后，按照明朝礼遇，授予孔子65代孙胤植袭封衍圣公，恢复孔子“至圣先师”位号，重新修缮京师文庙，并依明制，在经筵日讲前，皇帝于弘德殿祭祀孔子。圣祖玄烨第一次南巡回銮途中，专程曲阜，祭拜孔子，行三拜九叩礼，“异于前代”。他特书“万世师表”4字，悬挂大成殿中。还将此次隆重祭孔的活动全部记录下来，编纂成《幸鲁盛典》一书，御制《序文》指出：“朕惟自古帝王，声教翔洽，风俗茂美，莫不由崇儒重道。”[32]圣祖认为，孔孟之后，“以朱子之功，最为弘巨”。亲自主持和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书。利用陆陇其、汤斌、熊赐履、李光地、陆世仪、张伯行等一批理学名臣，鼓吹君臣大义，“厚风俗，正人心”，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世宗则追封孔子先世五代王爵。他用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循之则君子，悖之则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兴，失之则乱”的思想，打击朋党，加强君主专制。高宗将北京孔庙大成殿上的灰瓦更换成金黄色琉璃瓦，以示孔子与帝王同尊的地位。他说自幼读书，研究性理，“至今朱子全书未尝释手”，从政则随时随事，“以义理为权衡而得其中”。并三番五次地强调，要以“重儒重道”、“稽古右文”和维护“纲常名教”作为自己的执政使命。
清朝定鼎中原后，在太和门西廊下，设立翻译房，拣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专门翻译汉文经史，诸如，《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等，“以为一时之盛”。户部郎中和素译的《西厢记》、《金瓶梅》等文学名著，翻译绝精，“人皆争诵焉”。[33][p.397]顺治初期，完颜氏阿什坦平素精通经学，笃於践履，将《大学》、《中庸》、《孝经》诸书，译成满文刊行，“以教旗人”。当时稗官小说颇为流行，旗人也多有从事小说翻译者。阿什坦奏言：“学者宜以圣贤为期，经史为导，此外无益杂书当屏绝。”他奏请严禁旗人男女之别，拟定部院官员九品之制，均得到批准。康熙初年，阿什坦退闲居家，当时正逢鳌拜专权，欲令一见，他始终不从。圣祖亲政后，曾召见阿什坦至便殿，问节用爱人问题。他对答：“节用莫要于寡欲，爱人莫先于用贤。”圣祖环顾左右侍从，说：“此我朝大儒也。”[34][p.362]雍正中期，初建皇子读书之所上书房，在“皆极词臣之选”鄂尔泰、张廷玉总师傅指导下，六龄皇子就攻《五经》、《史记》、《汉书》、策问、诗赋之学，打下坚实的国学根基。[35][p.397]皇帝崇尚儒学，致使儒家学说在满洲社会逐渐传播起来，旗人则以名教的思想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尊孔重道的另一层意义，表明“夷”即“华”，以此来笼络广大的汉族士人，使他们倾心于清廷。康熙十八年(1679年)、乾隆元年，两次举行“博学鸿儒科”、“博学宏词科”，延聘人才，就是典型例证。由于满洲上层社会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达官贵人特别仰慕汉族的著名学者，积极参与学术讲会活动。康熙年间，以“布衣”身份参修《明史》的万斯同又“深于经”，受礼部侍郎徐乾学之邀，编纂《读礼通考》，又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当时京师才彦云集，万斯同谦和淡定，“然自王公以至下士，无不呼曰万先生”。[36][p.519]像这样的事例在清前期的文化活动中必不为少，它充分地反映了满洲各阶层人士对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敬仰。清代不断深化崇儒重道、“心崇正学”的举措，这就说明从皇太极开始，满洲贵族已经将清朝战略规划逐步地调整到中原王朝发展的传统轨迹上来。
“立学以隆教育”。[37]学校之设，“所以广造士乐育才也”。满洲贵族在入关后就积极效法中原的先进制度，汲取千百年的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寻求治国平天下的良策。为了适应统治需要，提高满洲的文化素养，皇太极开始兴学，收学肄业，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作养人才待用。入关后，清廷广设学校，国子监、八旗官学、八旗宗室学、觉罗学、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八旗义学等，招收八旗子弟入学，培养人才。除了教授“国语骑射”外，仍讲授儒家经典。满洲官员子弟“有愿读清书，或愿读汉书”，汉官子孙“有愿读清汉书者”，俱送入国子监。又令满洲文官三品以上各荫一子入国子监读满汉书。顺治十八年(1661年)，规定八旗官学，满洲、汉军，每佐领各增官学生一名，共送子弟二人，“一习清书，一习汉书”。雍正时期，八旗官学进一步扩展，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王大臣子弟年18岁以下，或在家，或在官学，教授清书，或汉书。七年(1729年)闰七月，设立觉罗学，“读书骑射，满汉兼习”。[38]
八旗学校重视汉文及儒家经典的教授，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国语骑射”课程。如成安宫官学，设“汉书十二房，每房设汉教习一人；清书三房，设满教习一人，再设教射三人，教国语三人”。[39][p.7147]可见清廷对汉学的重视。将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早在关外，皇太极就考童生，考生员。顺治八年(1651年)六月，确定考试满洲、蒙古翻译秀才之制。同时，规定八旗子弟可像汉人一样考取生员、举人、进士。凡遇应考年份，“内院同礼部考取满洲生员一百二十名，蒙古生员六十名，顺天府考取汉军生员一百二十名”。乡试“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二十五名。”会试“取中满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汉军二十五名”。考试时，满汉分榜，即满洲、蒙古一榜；汉军、汉人一榜。满洲、蒙古识汉字者“翻译汉字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文字一篇”。汉军“文章篇数，如汉人例”。[40][p.18432]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取消了满汉分榜制度，八旗子弟与汉族一体乡试。又将朱熹的《四书集注》重新作为科举命题和作八股文的依据。科举考试推动了清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带动了满洲人学习汉语文字和研习儒家经典的热情，进一步提高了满洲整体的传统文化素质。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获文武科举功名者106人，考取生员(亦称秀才)者60人，中举者36人，中进士者4人(文武各2人)，副榜者6人。其中满洲旗籍的汉人取得功名者仅有3人。而绝大多数为满洲包衣旗人考取，内务府上三旗包衣60人，下五旗包衣34人。上三旗包衣比下五旗包衣人户数多出一倍。4位文武进士，3位出在内务府上三旗，即镶黄旗包衣旗鼓人崔铎进士，正白旗包衣旗鼓人金汝相之元孙穆腾格武进士，同旗包衣旗鼓人李世昌之曾孙李潮武进士。另一位则是镶蓝旗包衣管领下人塞柱之孙骚达色进士。③除了三旗包衣人中举多外，还有大家族获取功名者多，其曾孙、元孙、四世孙等辈分中亦然。他们通过科举考试，一方面提高了家族的整体文化素养，另一方面取得功名，“以勉旗人上进之阶”，[41][p.19]跻身社会上层，以此改变本家族在满洲社会偏低的地位及待遇，而后者尤显重要。
满洲贵族与官员处理的各项政务，不识汉字，不懂汉语，必然会有诸多不便。满洲人等学习汉语汉文，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清朝统治者面对现实，也逐步地调整其文化政策。自顺治中期到乾隆初叶，衙署、官名满汉并称，渐以汉名为主。例如，汉名叫内阁，满语称“多尔吉衙门”；汉名叫翰林院，满语则称“笔特黑衙门”。《康熙会典》吏部类目中还散见一些满语官名，如“法克师大”(满语faksi da，汉意为工匠头目)、“阿敦大”(满语 adun i da，汉意为牧长)、“物林大”(满语ulin i da，汉意为司库)、“布大衣大”(满语buda i da，汉意为典膳)、衣杭大(满语ihan i da，汉意为牛群牧长)等。而后在《雍正会典》内满名之称谓多数不见了。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高宗从总理王大臣奏请，定世职满名改汉语称谓，“精奇尼哈番，汉字称子；阿思罕尼哈番，汉字称男；阿达哈哈番，汉字称轻车都尉；仍分一等、二等、三等。拜他拉布勒哈番，汉字称骑都尉；拖沙喇哈番，汉字称云骑尉”。[42]官修典籍修辞的满汉变化，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洲在文化上的“汉化”加深了。[43]
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吏部议覆，各省奏报命盗案件及刑部咨稿，俱系汉文，“满洲官员如不识汉字，必被滑吏欺隐，以致误事”。嗣后，“刑部满洲司官缺出，请拣选通晓汉文人员补授，庶案件易于料理”。“满洲习汉文字者，愈加勉励矣，应如所请”。[44]六年(1728年)八月，世宗针对南方一些省份乡音过浓，官场不易交流，影响政务实施，于是“上谕”内阁：
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而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制，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语音，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见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其敷奏对扬，尚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于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致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皆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为编氓，亦必不能明白官长之意，是上下之情，捍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改易，必须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引见殿陛，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于通达矣。[45]
依据世宗的指示，福建、广东府县设立正音书院，教授以北京语的“官话”，一度将《圣谕广训》作为教材，既正音话语，又开启教化，可谓一举两得。有时粤闽两省学政还要亲自对乡试考生面试官话程度，不会说者，录取受到限制。“官话”的推广与普及对满洲的“汉化”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高宗曾说：“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46]满洲的一些贵族“不学习清语，公所俱说汉语”，[47]“近闻在南苑，侍卫官员、兵丁皆说汉语”。[46]留驻关外的满洲人亦如此。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盛京马尔屯地方，彼方汉人“多以马二屯呼之”。盛京所属地名，多系清语，“今因彼处满人不能清语，误以汉名称之”。[49]道光初期，吉林地区也发生类似的变化。据《吉林外记》卷三记载：
吉林本为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亦皆习国语。近数十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然满洲聚族而处者，犹能无忘旧俗。至各属城内，商贾云集，汉人十居八九，居官者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三二十里内，侵晨赴署办事，申酉间仍复回屯。其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内，子孙遂多习汉语，惟赖读书。仕宦之家，防闲子弟，无使入庄岳之间，娶妇择屯中女不解汉语者，以此传家者，庶能返淳还朴，不改乡音耳。[50][p.915]
吉林地方蒙古、汉军的汉化要快一些，而满洲则稍缓。嘉道以来，黑龙江地区的情况也不例外。《黑龙江外记》卷六记录：
晋商与蒙古、索伦、达呼尔交易，皆通其语，问答如流。盖皆童而习之。惟通国语者寥寥，满洲多能汉语故也。布特哈近岁能汉语者亦多，然故作茫然，不先出口，此其狡黠之一端。呼伦贝尔则实不能。土人无问何部，翻译《通鉴纲目》、《三国志》，类能强记，剽为议论，而不知读翻译四书、五经。其习汉书者，《三字经》、《千字文》外，例读《百家姓》、《名贤集》，然于论、孟、学、庸，略能上口即止。间有治一经，诵古文数首者，又皆徒事占毕，不求甚解。是以通者绝少，第能句读部檄，得其大旨，则群起而指目为才人，此英俊者所以不能有成也。[51][p.60—61]
可见，清代中期以后，东北地区满洲等族用汉语沟通更方便，逐渐少用满语，而汉语则成为满洲人等对外交流的语言工具。索伦、达斡尔等在满洲影响下，不断接纳传统文化，也加速了自身的汉化进程。然而，满洲民族在较大程度上容纳中原先进文化，而本民族特征仍存。今日黑龙江富裕县友谊乡三家子屯等地满族聚居屯落，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仍生活在满洲式老屋，从草屋顶，到门窗，再到屋内火炕，以及生产用具，祭祀器具，生活用品，都是满洲的传统样式。当时民间尚流行着《关于老汗王的传说》、《关于伊彻满洲的传说》、《女丹萨满的故事》等口传故事。难能可贵的是，这里年纪大一些的人能说满语，认识满文。[52]这说明从龙入关的满洲部族人，深入中原腹地，汉化程度要深得多，而留居东北边陲的满洲人汉化进程相对滞后一些，因此仍保持比较浓郁的本民族特色。
语言是民族之间进行沟通的主要工具，当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之时，研究周边民族语言文化尤显重要。满洲贵族为了适应统治全国之需，大力提倡习学汉语汉字，提高行政管理效益。但是，国土辽阔，各地方言繁多，朝野官僚难以交流，不免误事。雍正六年(1728年)，世宗指示内阁，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比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而办理无误。每次引见大小臣工，陈奏履历之时，“唯有闽广两省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特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今后引见，殿堂奏对，出任地方，需要语言通达。[45]于是在闽粤地区设立“正音书院”及义学，教授“官话”。尔后，又推广到四川等地少数民族区域。从雍正到乾隆年间，开展了一场以普及北京话为标准的“官话”活动，并设额外正音教职，加强“正音”教育管理。尽管效果并非理想，但是清廷推广“官话”的宗旨十分明确，正音语言，以利统治。
三、满洲糅合“华夷”一体的“中华”认同
应当说，早在关外时期，满洲就开启了认同中华文明的历程。万历十一年(1583年)，因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兵围攻古勒山城(今辽宁新宾上夹河乡古楼村)，误杀了城内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廷颁给他都督敕书，委以指挥使之职。努尔哈赤先后多次率队赴京朝贡，以示对朝廷的忠诚。十七年(1589年)，又授予他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二十三年(1595年)，以“保边塞功”，再授“龙虎将军”，“秩视王台时矣”。[53][p.65]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强势崛起，仍不忘自己是朝廷的边官。天聪三年(1629年)十一月，皇太极说：“我国素以忠顺守边。”[54]作为明朝东北边陲卫所的官员，他们忠实地履行职责，反映了建州女真首领已经认同了中原王朝的统绪。
尔后，其子孙对先祖担任明朝卫所边官之事，均讳莫如深。在编纂《四库全书》之时，高宗弘历下令，将“凡明季狂吠之词，肆意罔悖”的“违碍”诸书，尽力销毁。尤其是万历以前“涉及辽东及女真、女真诸卫字样者”书籍，“一体送毁”。[55][p.59—61]历史事实是任何人都难以掩盖的。当然，此举也并未影响满洲贵族接续中华文明的进程。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八月，高宗下令编纂《满洲源流考》，编修者将清朝自比西周，指出：“我朝发祥基业，媲美豳岐。”[56][p.242]这种所谓“媲美”，实际上，是将满洲先世的发迹与周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示清朝接轨于中原王朝之后。
世祖福临迁都北京，定鼎中原。他们选择了中华文明，在“中国”、“中华”的名义下，整合华夷文化。“中华”二字，很快成为清朝统治者对内对外使用较为频繁的语词，以此表达他们欲实现“满汉一家”、“中外一体”的大一统思想。满洲贵族将汉族的“华夏”与少数民族的“夷狄”，糅合为一个整体，将周边“非汉人”的民族塑造成“中国人”，名之曰“中华”。这样有利于消除满汉等民族之间的隔阂，彼此和睦相处，促进大一统王朝的巩固。清代“中华”一词的普遍使用，不失为清朝统治者的明智之举。
在清代的语境之下，按照历史发展时段，“中华”的含义大体上有以下个三方面。
(一)清初期，“中华”即中国之意
顺治二年四月，世祖颁布“恩诏”于陕西等处，指出：“周弘大赉，天下归心。汉约三章，秦民咸悦。流贼李自成，弑君虐民多地悖逆，神人共怒，自速诛亡。知朕诞膺天命，抚定中华，尚敢窃据秦川，抗阻声教。朕悯念斯民，受其荼毒，救饥救溺，久切痌瘝。爰整貔貅，穷摉巢穴。”[57]十二年五月，福临致俄罗斯国察干汗说：“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赐，即俾尔使人赍回，昭朕柔远至意。”[58]世祖的“诏令”提到“抚定中华”、“未达中华”，这就表明清初“中华”一词，是指中国。尔后，列帝也常用“中华”代替中国。例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针对《四体合璧大藏全咒》编纂的问题，高宗指示：“大藏经中咒语，乃诸佛秘密心印，非可以文义强求，是以概不繙译。惟是咒中字样，当时译经者，仅依中华字母，约略对音，与竺乾梵韵，不啻毫厘千里之谬。甚至同一汉字，亦彼此参差，即如纳摩本音，上为诺牙切，下为模倭切，而旧咒或作曩谟，或作奈麻，且借用南无者尤多，皆不能合于正。其他牵附乖离，类此者难以缕数。”修竣一部“悉以西番本音为准，参之蒙古字，以谐其声，证之国书，以正其韵，兼用汉字，期各通晓，使呗唱流传”的《大藏全咒》之书。[59]“中华字母”，即汉字，也是中国字。弘历所指“中华”之意甚明。
(二)清前期，“中华”则为清朝代称
随着满洲贵族统治的日益稳固，边疆的民族也把“中华”作为清朝的代名词，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侍卫阿南达、喇嘛商南多尔济等疏言：“噶尔丹谓七旗喀尔喀，非吾讐也。但土谢图汗、泽卜尊丹巴，杀扎萨克图汗，及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尽俘其国。又侵掠我境，杀我弟多尔济扎卜，弃好构难，诚无地可容之人也。臣等令商南多尔济、滚楚克达尔汉囊素，转说之。噶尔丹曰，汝等谕我以礼法，我甚悦。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60]二十九年六月，乌朱穆秦额尔德尼贝勒博木布疏报：“六月十四日，厄鲁特至乌尔会河东乌阑之地，臣属人民，多被劫掠。臣遣护卫额克济尔往视，见噶尔丹之弟憨都台吉，送之至噶尔丹所，谓曰：我攻我仇喀尔喀耳，不敢犯中华界。”[61]同月，噶尔丹还说：所作所为，“与中华一道同轨”。[61]七月，准噶尔部使者达尔汉格隆奏言：“喀尔喀，吾仇也。因追彼阑入汛界，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不敢妄行。”[62]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将圣祖玄烨视为“中华皇帝”，并称攻击喀尔喀蒙古，“不敢犯中华界”，这显然是将“中华”与清朝等同起来。之后，又噶尔丹等在奏报多次中出现“誓不犯中华皇帝”、“中华皇帝，乃活佛也”等语，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清朝的帝王就是“中华皇帝”，乃中国之君主。
乾隆二年夏秋之间，小琉球中山国，装载粟米、棉花船二只，遭值飓风，断桅折柁，飘至浙江定海、象山地方。高宗指示嵇曾筠等给予救济，并说：“朕胞与为怀，内外并无歧视。外邦民人，既到中华，岂可令一夫之失所。嗣后如有似此被风飘泊之人船，著该督抚，督率有司，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赏给衣粮，修理舟楫，并将货物查还，遣归本国，以示朕怀柔远人之至意。将此永著为例。”[63]十六年(1751年)二月，高宗赐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敕书”，指出：“朕今念尔护持黄教之意，准尔所请，令高等喇嘛，前往教诲。但既命往之后，尔毋得藉称命往之。”“尔再遣来使请，并将不行此等伎俩之处，抒诚具奏，然后令喇嘛前往。此亦有关中华声教，朕岂肯令漫无德行、不能训导之人充数耶。”[64]此处“中华”明显的是为清朝之代称。
(三)清中期以后，“中华”即中国、清朝的混一词语
从清中期起，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纷至沓来，洋务事务繁多。在内外交往中，皇帝的诏书、谕旨等，大臣的奏折等文书经常使用“中华”字样，代表着中国和清朝。嘉庆年间，京师西洋堂人，与旗民往来习教、并私刊清汉字书籍，传播“天主是万邦之大君”等教义，又称“圣人欲乘此机会，传教中华”。仁宗顒琰特此告诫旗民人等，“务当恪守本朝清语骑射，读圣贤书，遵守经常。释道二氏尚不可信，况西洋教耶!”[65]嘉庆十九年(1814年)十二月，蒋攸铦等奏密陈夷商贸易情形、及酌筹整饬洋行事宜一摺。仁宗指出，近来英吉利国护货兵船，不遵定制，停泊外洋，竟敢驶至虎门。其诡诈情形，甚为叵测。“该夷船所贩货物，全藉内地销售，如呢羽钟表等物，中华尽可不需，而茶叶土丝在彼国断不可少”。[66]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七月，仁宗“敕谕”英吉利国王，明确地说：“至尔国距中华过远，遣使远涉，良非易事。且来使于中国礼仪，不能谙习，重劳唇舌，非所乐闻。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67]这也折射出顒琰对外“闭关锁国”的思想乃是承袭了其父高宗的衣钵。
道光十四年(1834年)八月，宣宗旻宁指示军机大臣：“英吉利国夷人，素性凶狡，向与中华不通文移。惟化外蠢愚，未谙例禁，自应先行开导，令该商等传谕饬遵。”[68]九月，他再一次指明：“该夷即犬羊成性，数万里远涉中华，种种受制。历来通市，办理俱有旧章，岂能无故反噬，必当究明原委，庶有以折服其心。”[69]十九年(1839年)四月，钦差大臣林则徐上奏，“鸦片贻害中华，势成积重。”[70]二十三年(1843年)九月，据两江、闽浙疆吏奏报，前因英夷船只驶至天津，此前赴山东等处船只，皆在未定条款之先。现已明定条约，如敢擅往他处游奕，即将船货一并入官。宣宗强调，“并求中华一体，严禁奸民接济”，不准买办食物，如有违禁勾结，私行卖给等弊，即著从严惩办。[71]二十四年八月，耆英等奏，体察“澳夷”实在情形。旻宁指示军机大臣：“澳夷久住中华，素称恭顺。现议以三巴门为界，已于错处之中，示区别之意。炮台民居，均毋庸迁建。澳中房屋，近来多有空闲，自不至于三巴门外，妄肆干求。著即照所议妥为办理。”[72]此处的“中华”即中国之称。
咸丰、同治年间，对外筹办“夷务”繁重。中外谈判、往来外交文书，频繁使用“中华”一词。皇帝的“上谕”多有与英吉利、法兰西、俄罗斯等国交涉内容，其“中华”一语，即是清朝的代称。例如，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英吉利在上海任意要挟，大臣许乃钊欲与其首领约期相见。文宗奕詝指示：“果于中华有益，不敢稍存成见。”[73]八年五月，桂良等奏，英夷欲在江路通商，并欲与内地任意往来，当以后患无穷。奕詝明示：“若大有碍于中华者，仍不能允准也。”[74]在《文宗实录》中，经常出现“中华”，诸如，“若该夷仍肆逞强，岂能听其藐视中华”；列强呈递公文，“有欲令中华认咎”；英吉利、法兰西等“与中华和好有年”等。同治元年四月，比利时国公使包礼士，“自称奉伊国主之命，派至中华，进京请立约通商”。[75]闰八月，中俄查勘地界。穆宗载淳指示：“阿勒台、乌梁海等处，均系从前赏给蒙古游牧之地，其为中华旧有。”[76]十一月，恩麟上奏盐茶厅大股回属，悔罪乞降一摺。载淳指明：“该回民等久隶中华，同受国家覆育之恩。”[77]
光绪时期，“中华”就是清朝。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李鸿章奏，筹办法越两国交涉事宜。德宗指示，必须请旨定夺，不准匆遽迁就。“彼族(即法国)议事，尚须议院会商。岂有中华大政，反不集思广益之理?”[78]十月，曾纪泽电称，中华所购有猎药、重焙药，俱十五年前所制子弹，价虽低，易误事等。[79]次年九月，李鸿章面奏，开设官银号以裨国计等事。慈禧太后降下“懿旨”：“惟此事创办非易，中华与外洋情形，迥不相同，若经理不得其宜，深恐流弊滋多。”[80]十三年八月，李鸿章奏报，欲与美国洋商米建威，合股开华美银行。德宗载湉指明：“洋人牟利之心，无微不至，中华与之交涉，稍有不慎，必至堕其术中。合开银行一事，关系甚大，后患颇多。”[81]光绪中期，“开矿为方今最要之图”。朝廷鼓励各直省督抚设法开办，而殖民列强也觊觎中国丰富的矿藏。“比利时议院、谓中华金、银、铜、锡四金之矿，所在多有”。[82]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攻陷北京，慈禧、德宗等仓皇西逃。德宗仍然指示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83]这里君臣所言的“中华”均指清朝，可知“中华”之称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满洲人心中。
清朝迁都北京，满洲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发生了巨变。文化相对落后的满洲贵族面对广袤的疆土，众多的民众，采取何种类型的文明化，方能治理与巩固一统天下?这是他们必须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16世纪中叶，已是世界东西方多种文明频仍交汇与碰撞的时代。满洲入关伊始，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等扑面而来。始创于公元7世纪的伊斯兰文明，以阿拉伯帝国为核心的穆斯林文化迅速地向东方扩展，中经唐朝、蒙古汗国、元朝，内地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往迅猛发展。清初，伊斯兰文明已由西域传播到河西走廊，以及陕西、宁夏一代。我国西部民族大多接受这一文明。东汉时期由天竺传入我国的佛教文明，到了唐朝佛教达到了鼎盛时期，对中原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15世纪初期，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黄教)崛起。尔后，喇嘛教传入青海、蒙古草原。清初，皇太极为了笼络蒙古，建立满蒙联盟，将元朝铸造的“玛哈噶拉佛”供奉于盛京实胜寺。在清朝的大力扶植下，达赖、班禅执掌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在这个历史阶段，一批西方耶稣会士陆续来华，以澳门为起点，由广东肇庆进入内地，沿着大运河，直达京师，传播基督教文明，发展教徒，洗礼了臣僚、宫女、宦官。同时，又以宗教热情，推广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的科学。一些著名的耶稣会士凭借精湛技艺和人格气质的魅力，致使明清两朝的万历、崇祯、顺治、康熙、乾隆诸朝帝王为之倾倒，拜他们为师，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中西文化的交流又推动了明末清初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84]
满洲贵族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在部分地区颇为流行，但是，他们多在边区，受众人口比较少，对以儒家思想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原广大汉族，影响不大。他们充分地尊重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采用“因俗而治”，“易其政，不易其俗”等政策，笼络少数民族上层首领，施恩边疆民众，维系边疆稳定，收到显著的成效。圣祖玄烨指出：“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85]秦始皇修土石长城，防御北方匈奴的侵扰。清圣祖则在外蒙古修筑一座用人构成的永不倒的长城，废除自古以来以长城为边防线措施，将古代国防建设思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清朝统治者权衡了诸种文明的长短，以及实际上治国之道的利弊，毅然决然地采纳了以儒家文化为标识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并迅速地将清朝发展方向调整到中原王朝的统绪上来。在对内对外交往中，满洲贵族始终坚持将“中华”作为清朝的代名词，这就是清朝对汉文化必然选择的结果。
注释：
①参阅〔美国〕欧立德(Mark C.Elliot)《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台北《故宫学术季刊》，2006年，第24卷，第2期；《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印，2010年8月。
②见《满文老档》(上)第四册，乙卯年3《始建庙宇》，参阅傅波等《抚顺地区清前遗迹考察纪实》，考证了儒庙的规制与方位，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参见《通谱》卷七十六《崔铎》，第828页；卷七十七《金汝相》，第837页，《塞柱》，第841页；卷七十四《李世昌》，第8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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