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创新规律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设社会主义论文,规律论文,理论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1-0013-14
有一位老同志说，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现在讨论这样的问题，觉得不是滋味。殊不知这其中的原因。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关于它的讨论“往往由于个别领导人的干预转化为批判乃至政治迫害，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教训’。”②那时有的理论权威高举着意识形态大棒守候着，这些过敏的问题，使人不敢过问。这在一定情况下增强了个人迷信。那时，听得见的则是“一句顶一万句”。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之后，这才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开始研究。
一、关于“什么叫社会主义”、“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反思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1985年提出来的，也是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时距离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将近30个年头；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6年多了。现在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主要是指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深入发展的时候，一些人对我们以前的搞法是对是错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个问题，邓小平在1984年6月30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谈话中就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③这也包括毛泽东。毛泽东自己也说过。毛泽东在1960年回答美国记者斯诺的提问时，斯诺请毛主席谈谈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毛泽东说：“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懂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④如果这是就国内的情况说的，那么，到1989年，邓小平在一次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时又一次提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⑤“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国当时的实践提出的问题。
邓小平说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不只是“认识不是完全清醒”和“讲了许多空话”，而是在于它包含着许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反思：“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⑥这里“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可以理解为这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即你对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如何理解的，你的实践就是什么样的。因此，这里的要搞清楚的就是反思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关系。
纵观我国30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可归结为三种不同的关系。
第一种是以《联共党史》为模式：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后，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当成建立了社会主义。我们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就以这样的模式来理解社会主义。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是这样理解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⑦当时的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大都是这样认识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实践上，就是1953年体现在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1953年10月15日在与陈伯达、廖鲁言谈话时进一步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⑧基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党的八大正式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以后在实践上长时期实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
第二种是生产关系越“公”越是社会主义，越能发展生产力。这即工商业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农业的“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的要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的获得解放。”⑨这种思想在农业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同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提出“龙岩是山区，县委拟将现有的七百多个社合并到三百个左右，平均一百二十户左右。”毛泽东批示：“转发各省市党委作参考”⑩。在这样的认识下，人们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农业社纷纷合并组成人民公社。到1958年毛泽东发动经济建设“大跃进”运动，同时在农村建立起“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农业社合并组成人民公社以后，取消自留地，组织公共食堂。在生产力还极其低下的条件下，把吃“大锅饭”，看成是已经找到了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基于对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这种认识，在实践上，就是工商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农业的“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计划经济。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从1958年到1960年，有资料显示，三年“大跃进”的时间，造成的损失达5000多亿元人民币，在三年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3000多万人口。这时，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开始对这一问题提出质疑而受到批判。这时的毛泽东又是怎样认识的呢？他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11)同样，在这时，即1962年3月20日，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报请毛泽东批阅。毛泽东批示：“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并批示给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看一遍。“此件”是什么内容呢？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党的工作”。林彪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12)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林彪讲话稿的批示，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生产关系越大越能发展生产力的观点不仅不动摇，而且更坚定了。
第三种关系，是在以上理解的基础上再加上阶级斗争，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甚至于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由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得出来的。这样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就是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的一些“左”的理论和政策不时的受到一些不同意见的抵制，毛泽东没有很好地对待，而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再加上当时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开始注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13)1963年毛泽东在“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14)1963年11月，毛泽东在对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写下了如下的话：“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和对工人革命运动的经验的总结，通过同敌对思想的论战，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剩余价值的学说，发现了阶级斗争是人类自从进到文明时期以来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发现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15)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为什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认为它既是要点，又是方法。毛泽东1963年在中央二月会议上介绍湖南和河北社会主义教育的成功经验，他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些地方原来没有注意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或者没有抓着要点，或者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但在二月会议以后，也抓紧了，也抓着要点了，找到好的方法了。”(16)
以上主要还是在理论方面，在实践上主要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上。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的这一论点，就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17)毛泽东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源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他搞“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
以上三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理解，是一次比一次更“左”。在这里，社会主义大方向是认准了，其中的错误会变为我们的财富，这要我们深入地反思。从理论上说，对社会主义的各种理论形态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需要作出进一步的理论理解。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李嘉图式的各种社会主义
在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主义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各个阶级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它们各自产生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也各有其阶级和历史的渊源。下面我们来分别进行研究。
(一)现代各种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
这里有两个重要文献：一个是恩格斯的《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以下简称《洛贝尔图斯》；一个是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恩格斯在《洛贝尔图斯》一文中指出：“现代社会主义，不论哪一派，只要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发，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相衔接。李嘉图在1817年他的‘原理’中，一开头就提出两个原理：第一，任何商品的价值仅仅取决于生产这个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二，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分配于土地所有者(地租)、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这三个阶级之间。”(18)这里说的各种现代社会主义都产生于剩余价值的分配理论。恩格斯这篇文章是为马克思的《哲学贫困》德文版写的序言。恩格斯的《洛贝尔图斯》论述的是两种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不同的道路。《哲学贫困》是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理论的著作，这里孕育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发。可是，这里为什么和洛贝尔图斯发生关系了呢？是因为洛贝尔图斯状告马克思剽窃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1893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写序的时候，又一次反驳洛贝尔图斯的马克思剽窃论。恩格斯说：“在这里，我要乘便反驳一种对马克思的攻击。这种攻击，最初不过是个别人的窃窃私语，但在马克思死后的今日(指1885年5月5日马克思生日。恩格斯注，引者)，德意志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之流，竟当作确定的事实喧闹起来，说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因译文不同，即指洛贝尔图斯。下同，引者注)。”(19)
洛贝尔图斯何许人也。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的鼓动者。最初，有人说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出自30年代的洛贝尔图斯，后来，1870年他亲自出场，说他1842年的著作“已由马克思极美妙地……利用了，可是没有提到我。”1881年，更直截了当地说：“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从何处发生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社会书简》中，本质上和马克思一样予以论证了，不过更是简单明了得多。”(20)
也正是有了洛贝尔图斯的攻击，我们才有可能来深入了解社会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的关系，以及洛贝尔图斯“国家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等各种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二)洛贝尔图斯的社会主义就是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
洛贝尔图斯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社会主义都是从他那里剽窃来的。恩格斯为了驳斥他关于对马克思剽窃的攻击，特别指出马克思学习政治经济学，是1843年在巴黎从英法经济学开始的，在这之前，马克思并不知道洛贝尔图斯的剩余价值理论。于是，恩格斯着重分析的是洛贝尔图斯的社会主义就是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
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是剩余价值分配的社会主义。在李嘉图那里，剩余价值被分为不同的三个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古典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至多，不过研究了劳动生产物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间分配的分量比例。”“现代社会主义，不论哪一派，只要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发，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相衔接。”这种衔接点，就是剩余价值在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理论。这种分配的不同形式，就表现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理论。
(三)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就其类型来说，我们着重指出以下四类
第一类，即我们熟知的寻求公平分配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者，“就发觉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手段，要把这种不公平废除。”(21)
第二类，洛贝尔图斯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另一种分配法。国家社会主义迷信国家，企图依靠国家政权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国民经济的职能，即依赖国家政权对剩余价值进行或调节分配。这一理论，首先是把资本家和资本所有权分开；其次，资本所有权的本质是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的活动只不过是执行生产剩余价值这一职能。“最好是把企业主资本家的活动理解为资本所有权委托给他的国民经济职能，把他的利润理解为一种薪俸形式”；最后，“薪俸是可以调解的，如果它过多地侵占了工资，还可以降低。”(22)洛贝尔图斯吹嘘他从剩余价值得出了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批判说：“如果说洛贝尔图斯自己在1842年从上述原则引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至多只是在德国才算一个新发现。马克思在批判有类似妄想的蒲鲁东时已经证明，这样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是毫不新奇的。”之后，恩格斯援引了1821年英国“就有人已经从这两个原理中做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23)洛贝尔图斯的确看到了剩余价值产生的事实，但用它的分配来美化普鲁士国家。不仅如此，他还用他的剩余价值分配理论来攻击马克思的理论是对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入侵”。洛贝尔图斯说：“马克思对社会的入侵——我要这样来称呼他的著作……总之，马克思的著作与其说是对资本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现代资本形式的攻击，他把现代资本形式和资本概念混为一谈了，这就是他的错误的根源。”(24)
第三类，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后，借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把英、法社会主义文献混合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它标榜一种以“人类本性的意识即理性为基础”的真正社会，鼓吹人类普遍的“爱”，认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之中”。它的代表人物是卡·格律恩。他论证说：“当人们谈到费尔巴哈时……同时也指出哲学所要求的是什么，它归根到底意味着什么；指出人是世界历史的最后结果……我们找到了人，即找到了已经摆脱宗教、已经摆脱僵死的思想、已经摆脱一切异己的东西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实际后果的人。我们就找到了纯粹的、真正的人。”(25)这种观点曾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由上看出，就是这最抽象的人也离不开英、法社会主义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
第四类，是蒲鲁东式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有些像空想社会主义，他看到了剩余价值分配的不合理性。他采取抛开资本家的方法，让小生产者建立生产合作社，用银行贷款，无货币交换，从而建立起一种合理性的“绝对自由”的理想社会。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好的，但由此带来的两极分化则违反平等的原则；共产主义实现平等是好的，但否认了个人的独立。他要建立的是一种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制度，是小私有制普遍化，不用商品交换，消灭了财富不均的现象，实现了永恒的自由和平等。在当时的欧洲工人运动中，尤其是小生产者人数众多的法国有很大的影响。蒲鲁东式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刚刚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的劲敌。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定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二律背反”
恩格斯在《洛贝尔图斯》中指出：“李嘉图理论的上述应用，……认为全部社会产品，即工人的产品属于唯一的、真正的生产者，即工人，……直接引导到共产主义。但是，马克思在上述的地方也指出，这种应用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这只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而已。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么这句话同经济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们不过是说，这些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感有矛盾。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26)这里说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前者，即对李嘉图理论的社会主义的应用，都是“把劳动、资本、价值等等经济学范畴，按经济学家们传授给他的那种粗糙的、只看表面现象的样子盲目地接受下来，而不研究它们的内容。这样一来，他就不仅切断了自己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道路……而且为自己开辟了通向乌托邦的大道。”(27)
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的社会主义，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得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成就者是李嘉图，而李嘉图的理论也就成为争论的焦点，从而也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破产的开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说：“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经济学界发生争论自然就集中到他身上。”(28)这种争论，马克思归结为四点责难。这四点，马克思指出，他将在以后《资本论》各卷的有关问题中去解决。这里不是讨论所有这些问题的地方。这里我们着重指出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破产的两个“二律背反”。
第一个“二律背反”是劳动决定价值这个公式。马克思指出：“如果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一个劳动日的交换价值就等于一个劳动日的产品。换句话说，工资应当等于劳动的产品。但是实际情形恰好相反。因此，这种非难(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引者)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29)这是马克思在1859年1月至1860年2月写下的。李嘉图的这一“二律背反”引起了两种后果。第一种，是“被社会主义者抓住了”。恩格斯援引马克思的话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的这种非难，后来被社会主义者抓住了。他们假定这个公式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责备实际与理论相矛盾，要求资产阶级社会在实践中贯彻它的理论原则的臆想的结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至少就是这样把李嘉图的交换价值公式倒转过来反对政治经济学。”(30)第二种后果，是使“善良的资产者”“感情深受伤害”。“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个认识已经确立，善良的资产者必然会因世界的邪恶而感到自己最高尚的感情深受伤害，这个世界，虽然名义上承认公平原则，但是事实上时时刻刻都在肆无忌惮地抛弃公平原则。”(31)
第二个“二律背反”，是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同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的矛盾，这是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引出的。按照李嘉图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决定的，可是，商品的出售时而高于价值时而低于价值，并且这不只是竞争的波动所产生的结果。利润率也具有一种对所有资本家保持同一水平的平均化趋势，正如商品价格具有借供求关系把自己恢复到劳动价值的趋势。“如果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利润率就不可能是平均的，如果利润率平均了，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就不能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所以我们在这里遇到两个经济规律的矛盾，两个经济规律的“二律背反”。(32)
两个“二律背反”在经济学上产生了对它的责难；与此同时，在历史观上促使了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
(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实现的革命
对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给予了最高的评价：“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33)这主要表现在恩格斯指出的两个原理上：“第一，任何商品的价值仅仅取决于生产这个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二，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分配于土地所有者(地租)、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这三个阶级之间。”这就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它的分配比例。这里也正是他理论的极限，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大卫·李嘉图——他十分清楚地作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同时指出，“李嘉图的研究只限于价值量”(34)。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的“二律背反”从他同时代人的责难中已可以看出其中的矛盾，但还不致于是致命的。他的致命之处是在于他的“研究只限于价值量”。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他称之为批判。这种批判主要表现在对劳动价值质的剖析上。这种剖析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是第一个从这几条六十年被反复背诵的原理中得出一些东西的人”，这些东西的集中表现，就是“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指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引者注)，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崩溃上。”(3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崩溃，可以说表现在如下经济学范畴的逻辑关系之中：商品—货币—资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资本积累—收入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由量到质的变化—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之否定。以上的逻辑关系可分为三个部分：从商品到资本(这时资本分解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可看作商品流通部分；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到资本积累可看作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从收入的两极分化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之否定，可看作资本主义自身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和自我否定。这个逻辑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在这三个部分中，对于剩余价值质的理解，我们可以指出两个关键：一是资本与劳动(力)交换。这是在商品流通中进行的。当进入生产过程后，资本这时被分解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开始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只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生产这个事实；在马克思这里，剩余价值表示的是剥削的根源。二是资本积累，这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不可抗拒的趋势。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它看到的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在马克思这里看到的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内在原因。
(三)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在历史观上的根本对立
历史上产生的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几乎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相衔接。这种社会主义在历史观中都是形而上学的。为了容易理解起见，我们先把马克思的结论引述如下：“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36)这段话是马克思在《哲学贫困》中写下的，后来在《资本论》中又重申了这一结论。这里表明的是为什么马克思不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上的原因，而且根本和它相对立。
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在历史观上根本对立的内在原因在哪里呢？主要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形而上学性质，又把这种形而上学方法带到历史观中来。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37)把这些说成是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的永恒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则相反，他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是：“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8)以上可以看出，这是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这里不难看出，这种历史观上的对立，表示的是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根本对立。归根结底，由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引发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的对立，最终表现为是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根本对立。
四、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创新规律
(一)以往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关系上产生的失误是有原因的
这原因，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缺乏理解。诸如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越“公”(如“大锅饭”)越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等等。在这种理解中透视着由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痕迹：一是过分重视社会产品的分配，即剩余劳动量的公平的分配；二是特别痛恨私有制，认为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威胁，认为只有同它斗争才能保证公有制的发展；三是缺乏对市场经济的历史功能性的理解，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不理解市场经济在一定条件下对增加财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作用。另一个方面的失误，是对《资本论》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教条式”的理解，不理解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因此，必须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抽象到具体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和它在理论上的表现形态是有区别的。它在理论上有三种形态：第一种是初始形态，或假设的形态。这一形态，最初以不同于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在《哲学贫困》中表述的；之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则以社会形态“演进”，即由低到高的发展形态表示出来。第二种形态即科学形态。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由《资本论》的论证，使其由假设变为了科学。第三种形态，即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形态。关于这一理论形态我在《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的制定》(39)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证。
社会跨越发展理论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是指人类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都可能发生的。这一方面我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有详细研究。狭义的是指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这是指后进的民族或国家跨越原始资本积累这种苦难的过程，通过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等使自己跨越到更高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跨越“卡夫丁峡谷”出于古代罗马一个战役的典故，指一个战败的军队从战胜军队枪架之下通过的羞辱或痛苦。马克思借用来形容后进的民族或国家通过跨越一定阶段而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一种道路，即不同于《资本论》的另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二)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主要内容
为了说明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我们对马克思的这一跨越理论作如下简要说明：(1)先决条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是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伟大的理想、不能动摇的奋斗目标。在马克思那里，因为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才会制定出在一定条件下跨越发展的道路。在邓小平这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是我们从来为之奋斗的目标、重要的精神力量。在中国，谁对社会主义发生动摇，谁就会被打倒。(2)客观条件。这一理论所需要的国际条件，即后进的民族或国家与发达的国家同处于统一的国际环境之中。这一条件要求的是跨越发展的主体国家，必须自觉地实行开放的政策。这一条件是马克思特别强调的，这就是把本国的发展放到国际条件下去思考，即通过国际市场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连接。(3)这是一条不同于《资本论》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演进的发展道路。它是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道路的研究，得出的一种社会主义可以跨越发展的理论。这一理论两次载入《共产党宣言》序言中。这就是说，《共产党宣言》中有两个“幽灵”，一个在欧洲游荡，一个在东方游荡。(4)认识论基础，或哲学方法论基础。理论的存在与现实的存在。理论的存在指逻辑的存在，这是要通过概念的内在关系或逻辑推演才能实现的。现实的存在指客观的、基本事实的存在。前者要通过一定的教育和训练才能达到的一种逻辑或理论思维能力，得到的是一种理性的理解，即概念的清晰明了；后者达到的是一定时间、地点存在的客观事实。这里，主要的不一定经过更高的训练和教育，主要的是肯定自己的主体性。(5)这一理论自身具有不断理论创新的能力和巨大的理论空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都是理论创新。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伟大理想，要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由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来实现，这是要有一系列主客体条件为中介的。这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6)可以有利于突破以往在封闭条件下的各种旧的观念，这是因为它要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思考问题。
(三)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规律
这规律具体表现为：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理论创新—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图式或轨迹是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总结。其中理论创新的意义在于，正如马克思说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之谜”。在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开这个“谜”的钥匙就是马克思的跨越发展理论。
第一次理论创新表现在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之中。这就是要改变闭关自守的、演进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里理论创新体现的是两个改变：一是闭关自守，二是改变《资本论》的演进道路。“卡夫丁峡谷”就是把后进的中国放到已经发展了的国际环境中去思考。马克思分析说：“它(指俄国“农村公社”，引者注)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40)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第二次理论创新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往，私有制、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这主要是受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前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资本论》关于社会主义演进发展的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就是突破这两种传统观念的一种理论创新。这一创新理论符合马克思的跨越发展理论。马克思对否定社会主义可以跨越发展的人说：“他们(指否定可以跨越发展的人，引者注)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41)这里说的就是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问题。后进的民族和国家，本来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就不发达，现在要和国际市场接轨，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不仅不是可怕的，而是非常需要的；不仅不是取消的问题，而是要提升它们，为它们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这就是通过我们对内的改制，使之能够达到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要求。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矛盾的争论，产生于邓小平时期，而其解决是在邓小平之后江泽民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实现的。这既表示着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又表示着跨越发展理论与时俱进的性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在理论创新方面还表现在对市场经济形而上学观念的突破。在以往，总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相联系。其实不然，市场经济产生于封建经济的夹缝中，是在封建制度下，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商品交换中产生的，它曾是封建经济的补充。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以竞争这一无形的手推动财富的增加，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不是工业资本家发明的，它们是受益者。工业资本家从资本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中获得剩余价值，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获得的是国民财富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都是这样论证的。用李嘉图的话来说：“我们用这种方法(应理解为资本与劳动力交换，引者注)不仅增加国民财富，而且还扩大将来的生产能力”(42)。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既能存在于手工磨生产的社会，也存在于蒸汽磨生产的社会，怎么就不能存在于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内呢？在这里，公有制之间、集体所有制之间、个体所有制之间、私人资本所有制之间以及与外资或合资之间，它们之间都需要一个无形的手来联结，这种联结仍然服从竞争的原则。这种竞争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历史证明，市场经济存在于各种不同的所有制之间，它的社会功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增加社会财富和发展生产力。过去，有人把“草”和“苗”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较是很幼稚的。在这里应该探讨一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有人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没有什么新意。这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引起的。当我们从这些观点的来源来看，它没有新意，当我们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视角去看的时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一起成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行和护航的理论基础。从马克思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理论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意义，就在于通过市场经济使我国从姓“资”姓“社”的长时间的辩论中走向了世界舞台。
第三次理论创新表现为科学发展观理论。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是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之后，依据中国变化了的国情和我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变化提出来的。就我们国内经济来说，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遇到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年以来发生和存在的问题，诸如环境污染问题、人均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采掘业技术管理滞后矿难频发的问题、金融危机问题、房地产开发的泡沫和“空世界”等等，这涉及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第一，表示着我国经济发展之快，同时反映出我们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技术水平滞后造成的。就国际环境来说，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成为一些国际事务的利益有关者。如气候变暖问题、核扩散问题，主要的是一些核心技术上的落后影响着我们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后进主要是在科学技术上。这一方面如果没有自觉性，将永远无法摆脱被动落后的地位。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进入世界市场之后发展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实践要求我们用科学技术的观点来审视我们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途径，发展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这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科学发展观理论又是继我们进入世界市场之后，在国内外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的理论创新。
作为崇高的信念和理想，它的实现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实现这一过程，我们是在一个较低的阶段上起步的，即跨越发展。这个跨越过程包含着两层意思：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它又是一个有奋斗目标的自觉的过程，表示的是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都必须有一个瞄着目标自觉的创新理论指导前进。因此，在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它表现的则是跨越发展的一个个理论创新。
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理论创新—科学社会主义，这是后进民族和国家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条客观规律。这一规律是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由跨越发展理论到理论创新规律，作为规律这是邓小平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首先提出新的理论，之后在两次理论创新中确立起来的。这也是对唯物史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唯物史观理论中，只有资本主义以前各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现在，中国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也是可以跨越发展的，使唯物史观理论更加完善了。这同时也是一种与资产阶级历史观不同的开放的历史观。资产阶级历史观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天然合理的、永恒的一种制度。在这种观点下，他们关注的是议会民主，如何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们那里，各党不可能有长远的社会发展规划，有的只是4年一度的竞争纲领。与此相反，在我们这里，关注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地理论创新。
纵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可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它们的关系恰似我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曲折的发展终于找到了它的带路人毛泽东，从此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30年，走的也是一条弯曲的小路。跨越“卡夫丁峡谷”是后进民族或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条符合客观规律的康庄大道。这条康庄大道也是经过曲折的发展找到的。因为前30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条康庄大道就一定会我到。正如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时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没有邓小平，也会有一个什么小平成为历史的带路人，这是社会发展实践的需要。也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只要我们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规律走下去，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越来越兴旺。在这里，目标已经设定，理论创新像接力棒一样，使我们向目标不断接近。
注释：
①这方面我发表的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定义到定位的研究》(《东南学术》2010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不是“三个组成部分”》(《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3期)、《再读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5期)。
②邢贲思、黄楠森、方克立：《当代社会发展的哲学研究与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主编前言”第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④⑤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291、11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03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页。
⑨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53页。
(11)(12)(13)(14)(15)(16)(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2-63、196、280、401、304、194页。
(18)(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6、206-207页。
(19)(20)(21)《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7-8、20页。
(22)(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1页注(17)。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5-576页。
(26)(27)(30)(31)(32)(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9、208-209、208、200-201、210、209页。
(28)(29)(33)(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1、52、51、50页。
(36)(37)(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154、139、143-144页。
(39)冯景源：《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的制定》，《东南学术》2009年第4期。
(40)(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431页。
(42)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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