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科技产业兴起的成因及教育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教育学论文,科技产业论文,意义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以北大方正为代表的一批高校科技产业辉煌业绩的昭彰，人们对高校科技产业的成功已不再怀疑。不仅如此，作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中国高等学校的重要创造”[1]， 我国高校科技产业之路已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然而，就象诸多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事物一样，高等学校自办科技产业也是摸着石头趟过河来的。正因为如此，有关高校科技产业的诸多问题我们还没来得及从理论上搞清楚。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高校科技产业兴起的成因及教育学意义，便是其中的一个本源性的问题，弄清楚这个问题，不仅是搞清诸多问题的前提，而且将对高校科技产业今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高校科技产业的缘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有关统计表明，1978年——1988年这十年中，我国高校数从589所增加到1075 所；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由1979年的102万激增到1989年的208、2万[2]。这主要是因为十年浩劫，人才的培养完全是一个空白，这一时期的高速度带有一种恢复、补偿的性质。然而，与此相关的高等教育经费却并没有也来一个高速增长，从总量看，我国高教经费占GNP 的百分比不仅一直在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线下，而且一直在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线下。从个量看，以80年代高校的生均经费支出为例，日本是中国的3倍还多， 英国则是中国的10倍。如果我们注意到我国高教经费在使用内容上与国外的差异，则会对我国高教经费的匮乏状况有更全面的了解。其一，学费制度不同。国外的高等教育一般实行向学生收取较高学费的制度，从而增加了学校的经费，而我国高校则直到90年代初都不收学费。其二，我国大学办社会的现象十分严重，教辅人员队伍远较国外庞大[3]。 与此同时，高等院校刚从10年浩劫中走出来，百废待兴，陈旧的教学设施、仪器需要更换，破旧的教学用房需要翻修扩充，我们的教师，拿着几乎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工资，却要支撑发展速度为当时世界最快的高等教育[4]，其尴尬处境可想而知。 以至当时社会有“大学教书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说。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校办产业应运而生。1980年，华东师范大学首先提出建立“学校基金”，把对外服务收入和校办工厂的纯利润纳入“学校基金”，用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职工的待遇。教育部和财政部及时总结了这一经验，并在全国推广，鼓励创收。包括校办工厂、印刷厂、出版社以及对外服务的招待所等服务行业的校办产业自此在全国高等院校逐步发展起来。由于科技是高校的长处，故其中也有一些是科技企业。可以说，今日高校科技产业的浩荡之河，其最初的涓涓细流始于创收，或者说，始于高等教育经费的短缺。从这种意义上讲，高校自办产业乃是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这多少带有一种权宜之计的味道。
二、高校科技产业的兴盛及成因
进入90年代后，高校科技产业逐渐从校办产业中脱颖而出，并很快成为校办产业的主流。尤其是近几年来，更是呈现出加速的态势。详见下图：
高校产业发展数据表[5]
销售额(亿元)利润(亿元)
1989年
(含其它产业) 4.70.9
1991年
(含其它产业)17.62.9
1992年
(含其它产业) 29
4.47
1996年
(科技产业)93.87
8.64
1997年
(科技产业)
184.87
18.2
是何原因导致高校科技产业90年代以来的日益兴盛呢？
高校科技产业之所以自9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一方面是其固有的优势得以发挥和高校科技产业自身不断探索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的主导作用；前者因后者而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后者因前者而加大了扶持的力度，二者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高校科技产业的兴盛。同时，这两者既是高校科技产业的兴盛之因，也是国内外特定的背景之果。
我们首先来探究这因中之因——国内外特定的背景。
从国际环境来看，时不我待的国际竞争要求我们加快发展自己的科技实力。
本世纪80年代以后，也就是我国刚刚打开尘封多年的门窗，实行改革开放，开始现代化建设之际，世界却已进入了信息革命的新纪元。一方面，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发展速度和发展过程上具有加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特点”[6]。 进入90年代后，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科学技术更是突飞猛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世界各国纷纷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增加研究与开发（以下简称R&D）投入，扶持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以增强国家在新世纪的竞争力。
面对这股势头强劲的科技浪潮，谁若跟上了其发展步伐，便将加入或仍处先进国家之列；谁若不幸没能赶上，以后追赶的日子，将会充满了艰辛甚至屈辱。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还将面对不久的将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种种挑战。你的市场自己无力占领， 就要拱手相让。时不我待，落后就意味着挨打，这是中国人领悟够了的真理。诚如江泽民同志所言：“本世纪90年代到下世纪中叶，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关键时期。”
紧紧追踪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注重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促使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便是时代传达给我们的明白无误的信息。
然而，国内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一是本应在科技进步中起主导作用的企业，其科技实力过弱，难当重任；另一方面，科技与经济严重脱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的R&D应以企业为主体， 尤其是其中的应用研究与开发，更应凸显企业的地位。如美国企业的R&D 支出占全国R&D经费总数的71%，其中的应用研究与开发所占比例则高达80.8 %[7]。相比之下，我国企业R&D支出仅占全国R&D经费总数的30～40 %（路甬祥，关于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思考，新华文摘，1998（7）168～169），实在太低。再看研究开发人员的比例，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4年的资料显示，我国企业拥有的研究开发人员只占全国科研开发人员的37.9%，而美国的同一比例则高达75%。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的科技力量过弱，一直是困扰自身发展的大问题。进入90年代后，这种情况虽逐渐为人们所关注，但由于从整体上积重难返，又面临转轨和结构调整等问题，一直未有大的改观。过弱的科技力量，使得企业不仅缺乏创新能力，也难以吸收与消化现成的科研新成果。如果坐等企业发展壮大并形成具有国家主体地位的创新体系，势必坐失良机，贻误国家的发展。
从国内科技现状来看，科技与经济严重脱节，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过低。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成功率一直在20%左右徘徊，而发达国家的同一比率则高达60%以上；我国高新技术的成果转化率只有6%—8%，而发达国家的同一比率则为40%—50%[8]。至于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更低， 以致人们戏称科研成果的鉴定会为“追悼会”。大量的科技成果被无端地埋没，这实际上是我国资源的最大浪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我国的科技系统结构有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系统结构由于建国初期照搬原苏联模式的影响，以至形成了中科院、企业界、高等学校和政府科研机构四足分立的局面。这种条块分割的状况不仅使力量分散，易造成选题重复的现象，而且其中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远离生产第一线的科技队伍，在科研导向上，往往重学术而轻市场，满足于科研成果的鉴定和评奖，而忽视了其市场化的可能和前景。
——如前所述，企业科技实力普遍不足，缺乏对科技成果应有的吸收与消化能力。不少企业现有的科技人员只能维持企业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的正常运转，缺乏将科技成果进行“中试”直至转化为具有规模效益产品的能力，故往往只对那些拿来不需任何改动的成果感兴趣。同时，由于科技成果（尤其是其中的高技术成果）与常规技术产品是有相当距离的，往往超出了企业技术人员熟悉或足以鉴别的范围，以至不少企业常常与具有极大经济效益潜力的科技成果失之交臂。
——我国目前科技产品的价值与其价格背离的情况较为严重。这主要是科技市场发育不完善，缺乏一定的中介力量对科技成果进行认定和评估所致，加之人们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意识还比较薄弱，以致科技成果这一无形资产极易流失（这只要从充斥市场的伪造、仿制名牌之现象便可见一斑），从而加剧了背离的状况。
——科研与市场脱节。长期以来，不少科研人员偏重于科研的立项、鉴定和评奖，而对科技成果的进一步推广和应用则缺乏热情，更不注意市场的需求和反馈。由于这一原因，有的科研成果从立项之时便宣布了其胎死腹中的必然。
——“冰棍老是捏在手里就化了”。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产品更新换代的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又是如此的艰难，以致往往人们在那里谈来谈去，市场上的同类或类似产品已出来了，结果冰棍未吃成，捏在手里化掉了。
由于上述原因，让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非企业科研单位进入经济领域，以各种方式开展科技服务或自办科技产业，便是势所必然的事了。相对于其它条块而言，高校自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其一，具有人才、科研设施和科技成果的优势。以1996年为例，我国高等院校从事科技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全国总数的37.9%，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教育部直属院校就占47.7%，重大科技成果数占31.5%[9]。其二， 具有多学科密集优势。这主要指那些教学科研型大学，我国大约有100余所。 由于这些大学的学科综合优势，其创新潜力远胜过那些单科性的科研院所。正如老教育家朱九思所言：“办高科技产业的前提，当然必须首先从事高科技研究。大学进行高科技研究，恰恰又是大学非常明显优越于科研院所的地方，可以一举数得：一可以发挥教学科研型大学都是多学科密集于一个校园内的优势；二可以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获得突出的成果，因此从1901年以来，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绝大多数是大学教授；三可以培养出优秀乃至出类拔萃的莘莘学子；四可以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增强极大的实力。”[10]诞生于80年代的高校科技产业虽然发展缓慢，但已显示出特有的优势。
第一，上述几种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情况，在高校自办的科技产业中，则不同程度上得以抵消。由于高校科技产业的产品一般是自己开发研究的，对其性能、发展潜力等情况都是再熟悉不过了，当然也无需他人鉴定其价值，自己改进、更新也较便利。为了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以及追求商品的超额利润，高校科技产业势必要贴近市场，这不仅表现在从市场化的角度，有选择地转化科研成果，还表现在从立项之时就考虑其是否具有市场价值及其大小。出于同一原因，企业也必然加快转化或更新换代的速度。
无疑，发展高校科技产业，有利于解决科技和经济脱节的弊端，大大加快高校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第二，高校科技产业开发的产品一般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尤其在高新技术方面颇具优势和潜力。而高新技术作为现代经济最重要的动力，正是我国亟待发展的薄弱环节。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因势利导，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在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有力地推动和加快了高校科技产业的进程。
1989年1月15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改革鼓励教育科技卫生单位增加社会服务意见的通知”下发。该文件指出：“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愈来愈突出。教育、科研、卫生事业单位，是我国科技力量较集中的地方，有数百万专业技术人员，有大量的设备、仪器、图书资料，还有源源不断的科技信息。但是，目前有相当多的单位，这些有利条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潜力是很大的。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从政策、制度上采取措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确引导和鼓励他们以多种形式增加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
1991年8月6日，《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工作的意见》下发。该文件“广泛动员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力量，积极投入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主战场”，并指出：“创办高科技校产，既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又是一项重要改革。有条件的学校要扬长分流，组织部分人员，积极而又有选择地自行创办或与国内外企业联办科技企业，并根据其特点，实行与教学、科研不同的管理体制。”
从1991年开始，国家在继续实行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等）的同时，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大学创办科技产业。高校科技产业也逐步由无序到有序，迅速发展起来，并渐渐成为校办产业的主流。这种快速发展，无疑为政府决策之正确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并促使政府进一步加大支持的力度，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
1992年，上海市率先推出全国第一家高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复旦大学的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从而拉开了我国高校科技产业中的上市公司闪亮登台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帷幕。
1993年，首届全国高校科技产业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李岚清、李铁映、宋健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发表意见，紧接着又于1994年初由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联合发布《关于高等学校发展科技产业的若干意见》，对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作出全面部署，从此揭开了高校科技产业发展的新篇章。
高校科技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几乎与非议始终相伴。政府对各种非议的态度是，既不盲目塞听，也不为其左右，而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如1991年9月至11月，由国家教委、 国家税务局和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特别是校办产业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其结论充分肯定了校办产业对生产发展、教育改革是一个促进，并改善了办学条件。调查报告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后，在北京三家报纸上同时发表，使本来欲罢不忍的高校科技产业自此得到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
如果我们从更高的政策层面去分析，不难发现，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有关指示及其精神，不仅为人们探索发展高校科技产业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高校科技产业的兴起定下了政策的基调。
本世纪90年代前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系统逐步形成。在其影响下，“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1]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勇于实践、敢于探索的风气开始形成。尤其是90年代初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由于“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12]，中央有关职能部门制定发展高校科技产业的有关规定时自然也有了政策依据。
事实上，小平同志对科学技术固有的属性及其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早已洞察，早在本世纪70年代末就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后又多次强调。在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还多次就“高科技，产业化”的问题作出指示，从而增强了人们的紧迫感，也为具有高科技优势的高校发展高科技产业或以高科技为主的产业指明了方向。高校科技产业走向兴盛的90年代，也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际。而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使得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竞争和淘汰的严酷事实对企业的管理要求越来越高。在这种环境下，高校科技产业仅有政府的扶持，显然是不够的。政府的扶持只不过是一个必要条件。从实践的验证来看，高校科技产业的兴盛也是自身固有的优势得以发挥和不断探索发展的结果。
无须讳言，就单纯办产业来说，高校是绝无优势可言的。然而，高校科技产业是以高校的人才和科技优势为依托的产业，而高校的人才和科技优势如前所述，又是一般企业远远不及的。如果说，在我国经济增长率主要靠外延扩大来推动的80年代，这种优势尚难以显现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后，随着外延扩大之路越走越窄，高校科技产业所依托的高校人才和科技优势便日益凸显出来。人才优势自不待言。就产品来说，高校科技产业的产品一般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而且这种含量以高新技术为主，故一般企业很难与之竞争。在1997年高校科技产业中的产值过亿元的18家企业中，有16家以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为主，北大方正更是汉字照排领域世界顶尖级的技术。
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高校科技产业也有一个探索发展、由小到大、由不会到会的过程。综观其发展轨迹，可概括为以下特点：①由小型、分散逐步走向“集团化”、“规模化”。高校科技产业创办初期，企业林立，有校办的产业，有有系、所办的产业。经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效益也不高。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人们认识的提高，各高校纷纷对科技产业进行合并、重组，一批具有相当规模的集团公司渐渐形成。截止1997年末为止，我国高校科技产业中年收入过亿元的就达18家之多。②由“单打一”向多品种发展。③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由于我国高等院校本身就是科技产品的源头之一，故高校科技产业的产品大都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不少产业的创办本身就是因为某项极具市场潜力的科技产品的开发成功。如北大方正集团始自于“北大方正排版系统”的研制成功。上海交大昂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缘出于“昂立一号”的诞生。④在管理体制上由原来在课题组或实验室的基础上，以导师或课题组负责人为领导核心的“师徒制”逐渐向现代企业制度化过渡。一批优秀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如虎添翼，更加发展壮大起来。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为政府的进一步扶持提供了现实的依据，政府的进一步扶持又加快了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两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从而使高校科技产业在走势上由渐进向激进转化，成为我国教育、科技领域独有的一道亮丽风景。
三、高校科技产业所体现的教育学意义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创举，高校科技产业面对其发展过程中的一路非议，它是否确有悖于高等教育的自身规律呢？换言之，如果发展高校科技产业仅仅只是出于当前利益的驱动，而并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那这种举措无异于杀鸡取卵，并最终将遗害于中国的长远利益。
众所周知，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的三大职能。同时，这三大职能应是有机结合而非根本对立的，应最终统一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这一高等教育的最根本任务。在这个问题上，中央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1985年5 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效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紧紧掌握这一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
发展高校科技产业无疑是高校科研这一职能的延伸，亦涵盖了社会服务这一职能。直观地来看，研究者将其研究成果直接投入生产，省去了诸多中间环节，应该是有利于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高校科技产业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对人才的培养和学科建设，发展高校科技产业也是有积极因素的。这里择其要者列举于后。首先，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两者的脱节，可谓我国人才培养的老问题了。尽管这一问题目前已得到广泛的重视，然而，限于经费等原因，这个问题一直解决得不好。高校自办科技产业，无疑为相关学科的师生提供了真刀真枪的实践基地。如华中理工大学对工科本科生提出要求，毕业论文的选题不能是凭空想象，一定要来自于实践的需求。一些科技产业办得较好的学科对此根本就没问题。
其次，有利于学科的改造、发展。随着产业向纵深发展，势必不断地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改造提供来自实践和市场的新课题。而随着这些信息的接收及诸多难题的解决，势必为学科改造、教学与研究理念的飞跃带来动力。
再次，有利于改变高校科研与市场脱节的倾向，前面已述，这里不再赘言。
一般来说，高校科技产业更有利于研究生的培养。如北大方正的创始人王选教授所言：“大学直接创办高新技术产业不仅缩短了商品化、产业化的进程，也促进了新技术和思想的不断涌现，促进了教学和人才培养。北京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中的大多数人参与了方正系统的开发，由于感受到市场需求的巨大压力，因而比一般的研究生付出了更多的劳动，也得到了更多的锻炼。”[13]，北大方正的实践证明，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也有利于产品的开发。如第六代照排系统的“心脏”（栅格图像处理器）、飞腾排版软件等，都是王选的博士生或硕士生主持研制成功的。
然而，我们不仅要看到高校科技产业对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二者相悖的一面。不管政府、学校的意图如何，产业的原动力毕竟是为了赚钱，这与人才培养必定是有一定冲突的。倘若像王选那样，放手让他的博士生或硕士生干，不定也会出现北大方正那样在造就今日辉煌的同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的良性循环。反之，一味的让教师搞开发，而把学生的培养晾在一边或放在次要的位置上，那样难免出现二者若即若离的尴尬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