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研究的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机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政府慢慢地——非常慢地开始意识到一种制度化的危机管理能力的至关重要性时，危机就开始以各种新的形式出现了。网络恐怖主义、基因工程及健康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公共设施瘫痪以及气候类型变化，不胜枚举。核心问题在于，我们的政府在处理现代危机时是否已经做好了与国际成员密切合作的准备。而且，各类学术研究成果能否被整合从而在增强危机处理能力方面为政策制定者与政治家提供帮助?
我们已经频繁地看到了政府在危机处理方面表现出来的明显不足。现代危机已经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并呈现出分散性和多样性。其复杂性使政府难于掌握它的起因、传播途径以及可采用的应对方法。现代危机没有局限于某个特殊的政策领域(例如健康和能源)，而是跨领域的，引发出新的问题并且重新组合形成未知的更大的威胁。现代危机无法准确预知，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来标明它的开始和结束。周而复始地产生、消失、变异和侵袭使它天生具有易变性。现代危机的这种破坏性不仅仅或者基本上表现在伤亡人数上，而且它还破坏了政府的合法性，降低了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
因此，现代危机对民族国家的政府来说是一个明确的挑战。但是他们处理危机的能力——无论是现代危机还是传统意义的危机，都受到持续变化的环境的影响。日益增长的抱负加上经济的困难促使西方政府采取了激进的改革措施，而这些改革未必能够提高政府介入危机的效力。众所周知，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并进一步降低了政府的能力。由于在地方事务和国际事务治理上缺乏根据，民族国家政府被部分人称为“中空”。
但是，国际事务治理几乎没有为民族国家的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提供答案。最近欧盟面对的内部的疯牛病危机(Gronvall，2001)以及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外部威胁表明这种帮助的前景并不良好。欧洲政府并不愿意将危机管理的权力赋予布鲁塞尔。欧委会虽然认识到了这一不足并试图努力改进欧洲的危机管理能力，但他们也仅仅关注来自外部的威胁。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欧洲安全与协作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也提出了类似的目标，但它们同样关注传统的外部威胁，如福利和人道主义危机。美国与“老”欧洲的关系也同样面临上述困难。
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探明危机研究者能够(或者应该)为欧洲和美国而努力，为未来危机作准备的过程中作出怎样的贡献。围绕危机这一主题，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人员日益频繁地会面并相互交流，这一研究在此领域中处于什么样地位的问题也慢慢显现出来。我们是否具备可分析性的工具来理解各种危机的起因、方式和影响?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否产生有意义的解决方案?为了解答这些重要的疑问，这篇文章将会提出一个能包含各种理论角度的关于危机的定义，考查我们目前关于危机管理的重要见解，以及探讨促进理论和实践知识传播能力建设方面的一些障碍。
一、作为一个统一定义的危机：面向一个共享的角度
危机是一个流行的——有人说是“迷人的”术语。它有着持续的吸引力从而被频繁地、广泛地应用于各类文献中。但是这个术语无论怎样被随意应用，却始终没有一个通用的解释。由于研究危机现象的学者并不认为他们是危机研究者，所以这种现象并不奇特。危机研究领域没有被很好地界定，就像一个跨越很多学科的学术专业的大杂烩——例如灾害社会学、公共行政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政治和组织心理学以及专业技术方面的如流行病学和信息技术，上述学科是否属于这一领域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它的性质。一些著名的危机专家可能并不认为他们属于这一领域。
“危机”这一术语总是被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定义来涵盖各种“不情愿”发生的事件(Hewitt，1983)。这类事件通常是人们不愿意的、毫无防备的、未发生过的、几乎无法掌握的以及能导致普遍怀疑和不确定的。但是危机能够而且已经被更准确地定义为对社会系统基本结构或基本价值和模式的一个严重威胁，而这种威胁——在时间压力和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使作出关键性的决策成为必要。这个定义的一大优势是它能被应用到各种破坏性事件中如生态威胁、信息技术崩溃和经济衰退等，同时还能应用于州际争端、监狱暴动、地区战争、工厂爆炸以及自然灾害(在这个定义下，我们还可以列举出更多的类型，见Stern and Sundelius，2002)。这种特征本身就需要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危机。
这样定义危机就需要我们寻求两个宽泛的角度，每一个都有主导的研究重心：关注危机管理本身的管理实践视角(operational perspective)和试图探求危机管理者和大众如何理解危机的符号政治视角(political-symbolic perspective)。这两种角度都把危机看作是一种根据主观进行定义的现象。换句话说，只有在面临种种问题的行动者认为自己处于危机状态时，我们才会使用“危机”这个词。对于危机的主观性定义使我们不可能对这些事件的开端和结束作出清晰的规定，因为不同的参与者认为自身处于危机的时间不同。这种不一致性表明为什么符号政治研究视角如此重要：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人们把一些事件看成危机，即使他们过去不这么认为当时是处在一些更加糟糕的情境中。
即使产生了一些分析方面的困难，危机的主观性概念在这一领域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如果我们说个体或组织在定义一个情境为危机时必须涉及危机的几个所谓特性(威胁、紧急、不确定)的话，那么自然地，我们将把一些很多人认为是危机的特定的事件或过程忽略掉，仅仅因为当局没有将当时所处的形势界定为危机。只要当局对复杂局势视而不见，分析者们就不能把这样一种情境定义为危机。
我们可以考虑，通过理论界把目前定义危机的主观过程客观化从而对危机作出更客观的定义是否更加有益。采取这种方针，我们能把危机定义为一个不连续的时期，标志着一个线性过程中的断裂点。这种定义基于社会学和政治学传统的研究范式。然而这种定义由于带有结构——功能分析方法(structural-functional analysis)而必然受到当代社会科学家的质疑。但是如果我们能跨过这种陈旧的学科争端，我们将发现这种定义能帮助我们弥补具有更加“决断性”定义的缺陷。
假如我们接着把危机定义成一个流动的状态，那么在这期间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就会被改变。在这个定义中，危机的主要现状就是其合法性。当一个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在合法性方面经历相对巨大的破坏从而导致其中心服务功能受到破坏或无法提供时，某种危机就会发生。在一段相对短的时间内，关于社会系统怎样良好运行方面的政治和社会的信任会降低。危机的核心是外部期望和人们所感受到的系统运行方面的持久的差异。内外因素的结合导致并且继续扩大这种差距。即使内部的缺陷使当局对这些新的现实视而不见，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也会突然意识到过去令人满意的过程和结果变得不可接受或不合适。这种不对称阻碍了及时的协调，反过来侵蚀了结构合法性的保持。如果我们把合法性的转移当作动荡的一个重要指标，就能得出一个论断，即我们曾普遍重视的制度性结构的合法性的任何快速下降都能帮助我们确定一个系统性危机。的确，合法性不能被精确衡量，但是通过研究媒体报导、政治活动和其他社会变动的迹象来衡量并证明其下降的趋势是可能的。
我们一直讨论的内容看起来可能过度抽象了对危机进行分类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想融合多学科领域(包括心理学、组织理论、政治学、公共行政、国际关系理论、灾害社会学等)中那些看起来能够包含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视角，那么对这种定义进行考虑看起来就显得必要了。
二、管理危机：我们知道什么?
危机管理经常被当作所有管理实践中有关非常规现象和发展的简便短语使用。危机管理最容易与危机决策制定的紧张时刻相联系，但它同样涵盖了管理领域中的预防和准备工作以及即时危机反应、快速的恢复和变化领域。在这些构成要点中，每个危机管理阶段的主要实践挑战大概包括：
准备：
一个组织或社会如何能为未知事件作好准备?
危机管理者怎样能为那些即使成功了但没有为领导者们产生切实“政绩”的活动获得支持和资源?
处置危机：
危机管理者如何能在不确定、时间压力和极端危险的环境下作出正确的决定?
危机管理者如何能确保他们的决策获得快速并且有效的实施?
恢复正常(后续工作)：
危机管理者如何能使一个受破坏的系统恢复正常?
为预防类似的危机再次发生，他们将如何学习并利用恰当的经验教训?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已经出现的跨越不同危机研究领域的主要观点，它们对公共管理者和政治领导人在从事危机的准备、缓解和后续管理时可能会有所帮助。
危机不可避免：为未知作准备
危机已经并将一直伴随我们。这一结论来自两个方面的推论。第一个论点建立在广泛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它告诉我们危机是普遍存在的、各种因素偶然结合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意外事故、环境风险和管理中的疏忽等本身都是“正常”的。第二个原因来自公共行政、政策研究及政策科学等领域的常识，它提醒我们政府由于各种原因不太愿意在安全方面做出投资。我们所知道的是，当一个特定的社会系统中正常的秩序被打乱时危机就会出现。各种危机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能引起这种破坏的各种因素并通常根据它们在系统中的地位予以归类。
个体因素通常被在微观层面上分类。即使不是全部，在大多数危机中，人为失误似乎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人为失误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研究人员一直寻求对人为失误的补救措施并且尽可能地降低大的过失和小错误的影响，但是将这种错误一起消除的可能性看起来很小。如果人为失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应该思考在什么条件下将产生危机。
在中观层面的研究上，关注焦点就在可能会引起危机的组织因素以及过程方面。在这里，关键问题是组织能否弥补容易导致危机发生的人类的局限和环境的因素。我们可以分开来考虑，一方面，一组研究人员认为绝大多数组织不能防止人为错误或减轻人为失误的后果。恰恰相反的是，组织过程倾向于在前者基础上更容易导致危机发生。当重大变化发生时，由于松散的管理与组织固有的对正在发生的变化视而不见的习性相结合，组织对危机的发生往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正如巴利·特纳(1992)已经告诉我们的，作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按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官僚机构能十分有效地把人为失误转化为危机。正常的人为失误与正常的组织形式的这种结合产生危机就很“正常”。
在宏观分析层面，理论家们举出其他更有力的因素，这些因素使危机在现代社会看起来或多或少具有必然性的特征。在这一层面最有说服力的作者之一查尔斯·佩鲁(1999)声称，庞大的技术系统迟早将由于其绝对的潜力(如核能)、技术的复杂性(很少有人能了解一座核能站内部如何运作)与紧密的关联性(一个故障将导致另一个故障)而引发一场灾难。其他人(Sagan，1993)则强调环境压力使得组织更加注重效率和产出而不是安全目标。
那些所谓的相信组织具有高可靠性的理论家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比较乐观的思维角度(Rochlin，1996)。这类研究人员坚持认为巧妙设计并很好地维持的组织能够防止普遍的组织弊病，也能够化解人为错误和外部压力。通过战略的混合形式，组织领导者能把他们高风险的系统转化为具有高度可靠性的组织。这类研究在关于机构方面的文献中能找到根据，这些文献极力推崇适宜的行政体系结构将产生有效组织的观点。
但是即使乐观者是对的，人们也应该想到预防性的和准备性的政策通常很难实施。低估危险、风险以及危机的可能性的倾向仍然广泛存在。事实上，回避坏消息、对迫近的危险视而不见是人之常情。况且，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对长期预防方案进行投资也不值。没有出现的危机并不能为政治家赢得选票。
在不可预测的事件中，每个人都会认同危机预防的重要性。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对危机预防进行投资。所谓易变性困境告诉我们对危机的预防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引导我们去关注现代社会近乎完美的公共服务的消极方面：预防方案和安全措施越完美，原本相对较小而且较频繁干扰的影响力也越大。虽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们可能担心的事应该是基础公共设施的持续运行，但在荷兰的一座小镇上，一个小时的断电都能占据当地报纸的头条。
阿伦·怀尔达夫斯基(1988：77)把预防(或期望)和恢复作了对比：“期望是由大脑中心控制的一种方式，人们在破坏出现之前努力去预测和防止可能的危险……恢复是对不曾预料的破坏变得明显后进行处理以及学会恢复的一种能力。”在强调时机的概念有利于及时跟进新技术的引进时，他更关注风险选择的积极效果。对伴随高科技而来的风险的抱怨很容易使人们忘记高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贡献有多大。如果把“净收益”代替“无损害”来作为风险评估的尺码的话，预防就该让位于试验和失误。通过经验来学习，通过学习来提高恢复的能力。当然，在学习以往的危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日常危机的发生机率能够而且应该减少。但是对预防的过分依赖将使社会和政治系统暴露在各种新的危机形式的后果下。因此，平衡预防和恢复两种能力将是对危机管理者的真正的挑战。
对危机研究人员来说，这种两难的困境开始偏离上面所描述的静态视角。绝大多数危机来源于个体错误、组织失误和环境变迁的独特构成中。正如我们在IT领域和公共部门所看到的，这种过程呈线性增长方式，从一端移到另一端并且累积成更严重的危机。中断或崩溃很少限制它们发生的地域，而是经常以一定方式蔓延。“循环反应圈”逐步或慢慢地把系统推向灾难。
由于不同类型的危机遵循不同的关键性的传播方式，危机研究人员需要一种方法论使得他们可以重新建构和比较每一个危机过程。所需要的就是关键性路径分析形式，这些分析路径能够标明发展趋势以及政策干预的关键机会的转折点。也许我们要为新的理论研究角度作好准备，即复杂性研究演进领域和进化角度研究的回潮，它们将有助于我们把作用于不同分析层面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
三、危机管理是一个不可能的工作
危机管理者经常面对这样的情况，在那里，危机管理者必须在不确定或者像叶赫查克尔·多尔所说的无法想像的情况下，对威胁系统的基本结构和价值的危机作出快速处理。危机可能会是死亡或破坏的威胁，但也常常涉及到无法看到或感觉到的能破坏整个社会的危险。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涉及危机的性质、人们的反应、形势的变化、可能的解决办法以及未来的结果。危机会在那些有管理责任的人心里引发一种紧迫感。当然，这种紧迫感只有在决策者凭感知能力而不是预先确定好的一系列情况下才会出现。
对危机进行反应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危机需要在困难环境下作出关键性的决策。而且，危机给高质量的危机决策过程造成了障碍。事实上，普通的问题会成指数增长。危机管理者必须在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充斥着变化无序的官僚政治的组织环境以及极端压力下解决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危机产生时的那些困境，危机管理很可能被认为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
例如，危机管理者必须判断在危机的最初阶段他们是在处理“真正的问题”还是即将到来的危机的“征兆”。面对有限的和零碎的信息，他们必须考虑他们是在处理整个事件还是只是事件的开端。这种困难的选择结果会影响对资源的分配：所有的资源是否都要被分配到那些看起来存在危机的地方还是应该等到我们对整个情况有了更彻底的了解之后?这种困境在战争中和具有无法及时获得信息、通常采取突然袭击以及不同犯罪地点等特点的恐怖事件中更加棘手。
当前危机的复杂性使危机管理者更难确定危机的准确特征：它属于X类型还是Y类型?而且，危机管理被未显露的危机的条件和特征的极端复杂性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所妨碍。特纳说道：“由于最初信息的缺乏或初始分类的不完善，又或者是事件发展后其性质的变化，不确定性以及怎样应对危机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对危机的定义与其实际特征的不一致会削弱人们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危机管理者认为他们正在解决危机，而对情况作进一步分析后就会发现事实不是这样。要让他们的定义与实际情况相符通常需要很长时间。
危机管理者同样必须保持在“想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实真相”和“保持控制”之间保持平衡。即使危机通常表现为信息的“爆炸”，准确信息的缺乏同样困扰着决策制定者。他们可能会收到大量的信息，但却发现关键数据往往很缺乏。信息流不能减少危机的不确定性。相互矛盾的危机定义的存在导致人们对危机的认识总是变化不定。持续的不确定性为谣言的出现创造了空间，而事后证明这些流言极少是正确的。事实上，危机管理经常演变为对谣言和媒体的管理。不确定性和对信息的需求结合在一起促使专家和顾问们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他们的专业技能使他们在减少不确定性方面处在垄断地位。但是，如果专家们自身意见不一致怎么办?那么专家的意见可能会提高而不是降低不确定的水平。
此外，危机管理者还必须处理好危机决策制定中的组织问题。危机给日常的决策制定结构造成了压力。通过权力集中在一小组人手中，程式化的而且经常是费力费时的决策过程就有可能被有效地解决。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民主国家政府领导人被赋予在危机来临时的独立决策权。虽然集权一直被证明是在大多数危机情况下的特征，但也有情况表明在其他危机中各种情况下允许并鼓励分权。赋予低层人员决策权有时也是必要的，消防指挥官发挥作用就是很好的例子。当前对决策权的授予可能含有战略性的考虑，但是，不管他们多么想把责任推给下层，危机的特殊特点使得中央权威始终得对结果负责。
谁将参与处理危机?我们总以为政府官员是危机处理过程中的惟一参与者，但经验表明，在很多危机中，如果没有中介组织的帮助，政府及其机构往往在危机处理中显得无能为力。在危机反应的敏感期，自发性组织能弥补正式指挥的不足。在诸多艰难的抉择中，政府为使决策具有合法性和可行性往往需要志愿团体的支持。私有团体的资源能成为公共机构在这方面的重要补充。
危机还对决策制定者构成了心理上的挑战。这些危机情境经常会给个人带来压力，反过来又可能破坏个人的判断和推理能力。在小团体中，危机被认为趋向于提高强迫性的一致。这种“团体思维”加速了决策制定的过程，但是减少了制定坚定决策过程中的必要的分歧。危机管理者同样可以通过类比进行推理，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另一个很好的记录在案的危机决策常规方案正执着于典型的目标——手段决策模式：决策制定者关注一个目标以及一种实现目标的特定方式。这些方法使得人们在对待危机时可能会滋生出过度的警觉性、整体的稳定性或者对即将采取的行动的过度自信等心理。
危机管理者经常在快速行动和长期效果之间犹豫不决。传统的危机管理方式总表现出一种关注“此时此地”的特征：他们必须处理紧急的威胁。最初的决策导致的结果在危机时刻可能会马上消失。但是，现代危机是一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在危机发生很久以后，管理者可能会面临危机接连而至的困境。例如，在面对一个相对较小的灾难时——如石油泄漏或液化气站的泄漏——对一个社区的长期影响反而更难管理。这种危机无法用传统危机的管理方式来解决。
四、作为公共治理的危机管理
危机标志着从一个稳定状态转化为另一种可能的未来状态。危机处理中的行为会成为当前危机解决的构成要素，但是同时，他们也可能成为导致下一场危机的因素。危机管理者的实际选择要么减少要么加剧当前的危机。事实上，危机期间发生的事影响事件未来的发展轨道。
当一个危机事件会导致一个新的未来事件时，危机的善后处理阶段是最有意思也是研究最缺乏的危机过程之一。当然，危机管理者为了对危机带来的后果作出处理使之恢复原貌必须运用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包括资源分配、给付保险金、安抚群众以及重建事项。灾难和危机研究表明在实际工作中这些问题带来的挑战性往往被忽略。事实上，最难的挑战可能在最初的危机已经发生后出现。危机的善后处理阶段涉及原先对危机的评估以及危机管理者的工作效果。由于危机还处在整个过程中的动态阶段，所以危机管理者的决策和实际的行动会反馈到整个理性的决策过程。这一过程将用来评价这一危机是否会马上被遗忘还是会积淀下来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灾难。
可以理解，危机的后果即使不被认为是有害的，也是经常被认为会导致设施功能紊乱并且是不受欢迎的。这种认知已被经验证明。人们不得不处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破坏。房屋必须被修补或重建，基础设施必须恢复，尸体要及时掩埋，受伤人员要及时护理。在那种情况下，人们对稳定、储备、新的平衡状态或保持暂时的平静的渴望就显得可以理解。对这种正常状态的渴求趋势在行政反馈中也能得到证明。
但是危机同样意味着机遇。一个伤亡上千人的大地震可能导致政府不能应付并接着迫使无能的政治家或行政官员离职——敞开大门以迎接必需的改变。这样，从长远来看，危机可能会为系统基本的和剧烈的改革、缓和紧张、公开冲突或者精英的加速循环等提供机会。于是我们知道，危机能起到作为政策的窗口(Kingdon，1984)、帮助重新设计政策或社会议程的作用。
但是，认为危机必然会导致改革就错了。能否引起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危机管理者采取的行动以及诸多政治、媒体和公众对这些行动和危机原因的评价。对危机的评估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且受多种因素影响，例如危机影响的定位、危机处理过程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分配处罚。
一个进一步研究的有趣的问题是这些政治过程是怎样与关于学习和预防的传统问题结合在一起的。组织似乎总是无法学习(Lagader，1997)、拒绝学习(Perrow，1999)、仅仅象征性地学习(Clarke，1999)或者是迟缓地学习。危机研究者面临的挑战是确认那些在将来的行动中能给有效地学习和改进带来便利的条件。
危机研究者和管理者频频面临的另一个核心的困境是认识到危机的动态特征并把握作出决策的时机——即能提高或减少一个期望结果的可能性的转折点。这种转折点可能存在于个体、组织和公共机构之间围绕危机的复杂的交互行为中。明确这种不断变化的交互行为的方式是危机管理一个重要的功能。
要完成这个任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要对在我们一眼看来可能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情境进行评估还需要一系列的分析步骤。首先，我们需要确定情况的严重性。大灾难很容易识别，但是涉及到处于威胁之中的系统的基本结构或基本价值的其他形式的危机往往难以被发现。不管有没有破坏性，任何意见对系统的未来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危机管理不会自动带来危机识别能力的提高。政府体制并不习惯于作出快速的决策。而且，公认的决策制定方式是渐进的、以事实为依据的决策模式。
如果我们能设计出一种方式来对政治家和行政官员在面临压力的环境时的行为进行有效测量的话，那么它必然包括这样的问题，即在哪种情境下、以哪种方式，精英们能把一个严重的威胁转变成一个极好的机遇。这种能力的要求并不是要被理解为在危机管理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相反地，政治或行政精英对危机的灵活操作能力本身就具有其无形的意义。但是，它的确强调了危机管理者需要认识到的一点，即对危机要严肃对待。因为危机能表明变化已经来临，与其期望一切复原并回到从前，不如想象他们希望社会和政治将变成怎样。
实际上，危机管理本质上就属政治问题。危机不断变化的性质使得人们对当前正在发生什么的问题始终没有达成一致。这种意见的分歧点也一直处在变化和扩展中。即使关键性的转折点被找到了，问题始终是危机管理者是否能寻求正确的行动和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危机管理可以被理解为处理逆境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真正的挑战可能是，把危机管理融入日常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实践中。这样，危机管理就成为公共治理的一项常规事务。
五、努力促进危机管理知识的传播
当前危机研究面临的一个显著问题是构建理论领域与资源缺乏的实践领域的联系渠道。当然，公共和私人部门中各层级的危机管理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尽管绝大多数是出于个人努力而且在政府或私人组织中还没有达成实质性的思想成果。即使不是所有的，绝大多数对危机的分析证明那些已知的或者本来是可预防的问题没有缓和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危机。问题的关键是危机研究者是否能促成一些有学者和实践参与者组成的团体，他们能把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关于危机管理的知识归纳出来并举办一些培训项目，把这些知识传授给那些有可能成为危机管理者的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很多事情要做，包括应对以下三个挑战：
危机用语统一化：理解当前危机需要多学科途径但必须有一个建立在几个关键概念上的共同定义。
构建交流平台：对危机的见解涉及到很多学科领域，他们都有它们自身的相关刊物和研讨会。危机研究领域同样需要有它们自己的刊物，更重要的，是有它自身的研讨会和专业协会。
成立高级研究中心：这种努力的结果是成立了拥有一系列出版物、培训项目、咨询经验的高级研究中心(例如瑞典国防学院克里斯玛特中心、莱顿大学危机研究中心、德莱维尔灾害研究中心)。然后这些中心能结合起来成立像欧洲危机管理学会这样的公会。通过学会将各种高级研究中心的信息收集、整理并被广为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