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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一、翻译学是独立的学科
近年来，我国在翻译学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翻译学理论研究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从哲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符号学、语用学、语义学、美学、心理学、比较文学、文化理论、释义理论、传播学、信息学等途径研究翻译的成果大量涌现。其中，对翻译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的探讨正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话题之一。
刘宓庆认为“翻译学属于应用语言学”（刘宓庆，1990:87）。 高烈夫认为“‘翻译学’是语文科学的一个分支。”（高烈夫，1995:14）吕俊提出，翻译学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分支：“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活动，其本质是传播”，“把翻译学纳入传播学有利于建立起翻译学的方法论体系”（吕俊，1997）。吕俊、兰阳认为，“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从翻译学的很强的综合性来看，它就不可能成为一级学科”（吕俊、兰阳，1997）。
从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倾向，即我们在谈论翻译学的学科定位时，似乎总显得信心不足：翻译学作为一个学科，只是相对独立的学科，它总要依附在某一个学科之下。其实，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一本难念的经。就以“传播学”而言，现代意义上的传播研究，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才逐渐成为一个富有自觉意识的学科领域。我们且来看看《传播学导论》一书在“传播学的困惑”的小标题下的描述（董天策，1995:7～8）：
人类传播活动的这种广泛性和多样性，必然导致传播研究的多学科性。实际上，传播研究兴起以来，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新闻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许多学科都对人类传播的问题展开了研究，使传播学本身成为一门具有多学科性的边缘学科。
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多方法、多层次地研究人类传播活动，固然保证了研究的开放性，使研究工作充满勃勃生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界线模糊，导致传播学的理论枝蔓丛生，甚至依附于其他学科之下，难以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
美国“传播学鼻祖”“威尔伯·施拉姆自己也承认，直到80年代，‘传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有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学研究者可以围绕着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起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董天策，1995:9）看来，传播学的处境与翻译学相差无几。
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文学方面的一些学者是怎样看比较文学和翻译的。布吕奈尔等在《什么是比较文学》一书中说：“和其它艺术一样，文学首先反映现实、生活、自然，然后是公众对它无休止地翻译。所以，在无数变动作品和读者间距离的方式中，比较文学更喜欢对翻译这一种方式进行研究。”（布吕奈尔等，1989）布吕奈尔等人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生活和自然的翻译，而公众则把文学翻译成各自的感受。布氏这里所说的“翻译”，相当于雅克布逊（ Jacobson ）所说的“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或跨类翻译（transmutation）”（谭载喜，1983:42）， 只不过雅氏的符际翻译或跨类翻译只是单向地“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而布氏等人则将“翻译”看作双向的：把非语言符号体系转换成语言符号体系（文学对现实、生活和自然的翻译）和把语言符号体系转换成非语言符号体系（公众把文学翻译成各自的感受）。
苏珊·巴斯奈特则更进了一步：“当人们对比较文学是否可视作一门独立的学科继续争论不休之际，翻译研究却断然宣称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这个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势头和活力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把翻译研究视作一门主导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它的一个有价值的、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研究领域。”（Bassnett，1993）但是，《比较文学》一书认为“巴斯奈特的这一结论不免失之偏颇，把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与整体的翻译研究混为一谈”（陈惇、孙景尧、谢天振，1997:141），并给“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起了个名称，叫“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 不过如果把“翻译”理解为“双向符际转换”，那么比较文学就只能是从属于翻译的研究领域。
引用传播学和比较文学的对学科定位问题的论述，只是想说明一点：我们既不必妄自菲薄，急着把翻译学安在某一个学科之下，也不必因为时下有人把翻译阐释得漫无边际而沾沾自喜。
翻译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取决于翻译是否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翻译之所以不从属于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及美学等学科，是因为这些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都无法用于解释翻译学研究中的最本质问题——转换。转换是翻译行为的本质，也是翻译学研究的支点，整个翻译学研究都是围绕着转换而展开的。如果说传播学跟翻译学研究有关的话，那么它研究的是转换结果的传播问题，而转换结果的传播则属于后翻译阶段的问题，并不是翻译本身。
如果我们把翻译研究的支点定在转换这一行为上，那么我们可以说转换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符号体系之间。于是，我们可以把翻译分为两种：狭义的翻译，即语言符号体系和语言符号体系之间的转换；广义的翻译，包括语言符号体系和非语言符号体系之间的转换以及非语言符号体系之间的转换。把语言符号体系之间的转换单独列出，是因为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是从狭义的翻译开始的，而且实际被称作“翻译”的，其主流也是狭义的翻译。语言符号体系和非语言符号体系之间的转换，例如上述布吕奈尔等人所说的把现实、生活和自然“翻译”成由语言符号构成的文学作品，以及把“深山藏古寺”“翻译”成绘画；而非语言符号体系之间的转换，则如把音乐作品“翻译”成绘画，等等。
Jacobson在《论翻译的语言问题》一文中，把“翻译”分为三种：“（1）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或改变说法（rewording），就是通过同一语言中的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符号。 （2）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或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就是通过另一种语言解释一种语言符号。（3 ）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或跨类翻译（transmutation），就是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谭载喜，1983:42 ）但是我们有必要充分注意Jacobson谈论翻译的前提：“对一个语言符号，我们可以有三种方法来进行解释：把这个符号（一）翻译成同一语言中的其他符号，（二）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三）翻译成另一种、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谭载喜，1983:42）在Jacobson看来， 翻译的本质是对某一种语言的解释，因此他的3种类型的翻译其实是对某一种语言的3种解释方法。Jacobson说：“如果有必要使含义更加明显，‘单身汉’这个词可以转变成‘未婚的男子’。”（谭载喜，1982:42 ）对“解释”而言，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但是对“翻译”而言，这至少不是首选的最佳方案。在“语内翻译”方面，“未婚的男子”可能是“单身汉”的最好的解释，但是在语际翻译方面，比如把英语的“bachelor”翻译成汉语，照Jacobson的理论，可以有“单身汉”和“未婚的男子”两种“解释”，但是该理论无法排除对后一种解释的选择。
我们可以由此看到Jacobson把翻译研究的基本概念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之上的局限性。Jacobson所列的三种方法，最根本的是“语内翻译”，即对同一种语言符号的解释。而通常意义上的“翻译”，即“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在Jacobson的三分法中只不过是“语内翻译”的方法的延伸。然而，对于“语际翻译”而言，了解某一语言符号的意义（例如，“单身汉”为“未婚的男子”）是有必要的（实际上需要了解两种语言符号的意义），但那只是前翻译阶段的问题。翻译学主要研究我们了解两种语言符号的意义之后怎么办。
二、翻译学的理论体系
把翻译学研究的基点建立在狭义的翻译，即语言符号体系之间的转换上，可以确立翻译学研究的独立地位。于是，前面我们看到的哲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符号学、语用学、语义学、美学、心理学、比较文学、文化理论、释义理论、传播学、信息学等翻译研究的途径，都是从与“转换”有关的各种因素中派生出来的。每一种理论与翻译的结合（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其它理论与翻译的结合），都向人们展示了翻译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正因为如此，仅仅运用某一种理论来解释翻译，并不能够说明翻译的全貌。对翻译的某一途径的研究，都只展示翻译的某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将它们拼成一个有机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前联邦德国学者沃尔夫拉姆·威尔斯（1988:65～66）认为：
……翻译学可以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加以探索：1）模式—理论型； 2）成对语言描写型；3）成对语言应用型。每一种类型都是根据不同的考虑。每一种路子都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要按科学的重点在方法论上作出初步抉择。依我看，将翻译研究完全纳入应用语言学的范畴是不足取的，因为必须分清翻译学的三种基本形式：
（一）不着眼于成对语言的普通翻译学：目的在于廓清本学科的逻辑特征，研究翻译过程中的普遍规则，具有纯理论的功用。
（二）以成对语言为基准的描写翻译学：检验普通翻译学可使用的范围，从实践经验的角度研究由某一原语译入某一译语过程中的种种具体问题。
（三）以成对语言为基准的应用翻译学：检验普通翻译学和描写翻译学的效用，并从前瞻和后顾的角度研究翻译教学双方的可能性和限度。
但是，沃尔夫拉姆·威尔斯的理论体系构想也就到此为止了。虽然在“翻译过程和翻译程序”一章中探讨了翻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并画了如下的概念结构图（沃尔夫拉姆·威尔斯，1988:92）， 但是所讨论的那些概念不成体系。而且，若按照该图表去进行翻译操作，将再一次陷入与“直译”—“意译”之争相仿的“字面翻译”—“非字面翻译”的泥潭之中。
相比之下，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在翻译学理论框架的建设上要系统得多。刘宓庆把“翻译学的学科构架”分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刘宓庆，1990:18～22）。“内部系统”由“翻译史”、 “翻译理论”和“翻译信息工程”3个部分构成。其中， “翻译学内部系统的核心是翻译理论”，“翻译的理论体系包括五个组成部分，即翻译基本理论、翻译方法论、翻译程序论、翻译风格论及翻译教学法研究。”“翻译基本理论”又下分“基本理论模式”、“实质”、“原理（基本作用机制）”、“翻译思维”、“可译性研究”和“翻译的技能意识”，除“基本理论模式”和“实质”外，后4项分别与翻译方法论、 翻译程序论、翻译风格论及翻译教学法研究对应。“外部系统”请看下页图示。
但这个庞大的“翻译学学科构架”，如果从理论体系构建的角度看，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首先是“内部系统”。我们看不出以什么样的分类标准可以把“翻译史”、“翻译理论”和“翻译信息工程”列在同一层面上，作为“内部系统”的直接组成部分。“翻译理论”的内部组成也同样缺乏内在必然性，同样看不出分类的标准。构成“翻译基本理论”的“基本理论模式”等6个项目一字排开， 同样无法使用分类标准。另外，在“内部系统”的结构图中，“可译性研究”与“翻译风格论”对应，但是可译性问题不仅仅与风格问题有关。其实，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现代翻译理论》一书中，在“翻译的风格论”之外另立一章专论“可译性及可译性限度问题”。
其次是“外部系统”。1、 “外部系统”以虚线与“翻译实践”遥相呼应。然而，“内部系统”却不与“翻译实践”发生任何关系。这是否意味着“内部系统”只探讨理论问题而“外部系统”才是翻译实践所可能涉及的或可能需要的学科？作者认为“外部系统”是为“内部系统”的理论构建服务的，以“使翻译学内涵从内省的、本体自足性发展为开放的、横断交叉性”，但是，这个开放的翻译学理论作为理论观念若不指向翻译实践，那么翻译学的“内部系统”即翻译学理论便成了与翻译实践无关的纯粹的概念游戏。2、 “外部系统”的构成同样存在分类和归类的问题。虽然书中对“哲学思维系统”、“语言符号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作用作了描述，但是对翻译研究十分重要的、书中也多次出现的“信息论”，却没有被列入“外部系统”的网络图。另外，“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则像两座孤岛，独立于“翻译学：外部系统”的网络，让人很难猜测它们以什么身分列在这个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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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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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学├┼─┤哲学思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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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 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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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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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号意义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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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语义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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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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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语法学) ││ ┌──────┐ │ │翻译学:│
│语│└─────┘├─┤语言符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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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应用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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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语用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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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 体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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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社 会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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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人 类 学├┼─┤社会文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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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民 俗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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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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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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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实践│
│人工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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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最终要指向翻译操作。源自语言学、符号学、美学等途径的研究，都属于翻译学的基础研究。这些途径的研究若不能溶入一个有机的、指向翻译操作的理论体系，那么尽管这些研究很重要，也只是实验室里的成果，其实际应用价值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正因为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指向翻译操作，理论本身有必要避免走向“玄”、“涩”。当然，要说明某一种思想，有时需要借助某一学科的理论，经历一个较为复杂的论证过程，但结果应该是明了的、可操作的。
提到翻译学理论的可操作性，也许人们很快会联想到翻译教科书中所说的诸如“增译”—“减译”、“肯定”—“否定”、“主动”—“被动”、“合并”—“拆分”之类的操作方法。其实，这些操作方法是翻译界基于长年的翻译实践总结出的“翻译技巧”。换一句话说，由于不同的语言在表达某一种意义时所使用的语言手段不同，因此翻译界承认使用这些翻译技巧来改动原文的意义的表现方式是正当的。对于“逐词翻译”来说，这在翻译观念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仅仅知道这些翻译技巧，是很难翻译出好的译文来的。因为，这些翻译技巧只是告诉人们“可以”这样翻译——当然“也可以”不这样翻译，而不是“最好”这样翻译。所以，当一个译者面对原文时，在可以使用翻译技巧也可以不使用翻译技巧，以及使用什么样的翻译技巧来翻译的种种选择中，有时会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因此，探讨翻译技巧的使用条件，也是今后翻译学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但是，对翻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来说，除了提出构想，更重要的是以科学的方法去论证一些问题，以此形成翻译学的概念。人文科学的理论体系，其实就是概念及其关系构成的体系。只有形成概念，才有探讨问题的基点，翻译学研究也才能够在不断的证实或证伪的过程中发展。
收稿日期：1999—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