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视域中的生态边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边疆论文,生态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危机已成为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物入侵及其破坏性后果是目前最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一。边疆地区因种种原因成为物种入侵危机的高发区，边疆一词逐渐具有了生态学性质。传统边疆研究强调的地理空间、国家疆域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等内涵，已不能适应学术研究诸如环境史等新型学科研究及生态危机演变及治理的现实需要，需要适时调整完善。撇开人类中心观的桎梏，边疆概念就有了拓展及延伸的空间，其生态属性就得到凸显。生态界域里的边疆，在强调其空间及其疆界(边界线)内涵的同时，更注重以生态系统的类型划分的、除人类外的生物物种的分布、演变及其结果，即生态边疆及其界线主要以植被类型的分布及其生态系统的存在为基础。虽然自然科学对中国植被类型及其区域分布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却尚未探讨各类植被区交界线的存在及其划分标准；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内的边疆研究虽然成果辈出，但生态层面的边疆及其分界的研究也未受到关注。 在边疆的生态状况及其危机备受关注，在生态安全成为2015年1月1日实施的国家环境保护法的主要内容之时，边疆生态及其疆界线的变迁就成为环境史及边疆学研究中最基础、最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成为当代生态安全建设中必须解决的基础问题。从环境史视域探讨生态边疆的内涵及其形成、变迁的原因及后果，以及生态界域里的边疆安全与生态防护屏障的建立等，不仅有助于边疆史、环境史及现当代边疆问题的研究，也能促进边疆生态安全屏障及防护体系的建立，使生态安全成为国家安全、边防安全的重要建设内容。 一、生态边疆的内涵：生态界域中的疆界线 国家、地区的地理空间暨领土历来都是有疆界的，国家疆域因此沉淀并演绎了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在此基础上衍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宗教、民族等的存在也是有边界的，包含着实体层面的具体内涵及思想、文化层面的抽象内涵，历来关注者众，研究成果丰富。但此层面的疆界多从人类为主位的角度来界定及研究，具有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并长期统治着人类历史尤其思想文化史的书写及研究语境。若从自然层面来看，生物、非生物及其组成的生态系统、环境的存在也是有边界的，如森林、草原、荒漠、土壤、灌丛、草甸、草本沼泽等生物及其生态区系都有明显的分界线，此即生物及其生态系统的边疆线。 与人文层面的边疆相比，自然界的边疆，无论是内涵还是表现形式，都要丰富、精彩得多。重视自然生态层面的边疆内涵及其理论与实践的探讨，是边疆史地及环境史研究中无法回避、逾越的问题。因气候、地理、海拔、水域等的影响形成的一道道自然疆界线刹那间便凸显出来。 (一)人文边疆之外的存在：生态边疆及其内涵 自然、生物界既然存在着边界，那生态边疆的客观存在及其影响历史及现实的一条条分界线，就成为界线内外的生物及其生态系统相互区分、不会逾越及打破的疆界，一旦疆界被打破或跨越，就会导致生态界域里不同生物类群的减少、退化，甚至是生态系统的紊乱、衰减或灭亡。故生物、生态及其环境视域中的边疆具有了不同于传统人文边疆的特点，其内涵及实际意义突破了以地理空间、国家疆域及其他人文要素为核心的内涵，既不同于行政区划及领土疆域等地理空间层面的边疆，也不同于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民族、宗教等人文层面的边疆，而是因山川河流等地形地貌阻隔，因温度带、干湿带分隔而形成的自然特色浓厚的一道道分界线，在生物学及环境史层面具有了精彩纷呈的历史进程及更为广泛的意义。因此，边疆具有多维的内涵，兼具社会、人文及自然、生态的特点。生态层面的边疆与行政区划、领土层面的边疆，无论是边界线还是疆域，既有重合的部分，但更多的则是各自独立的存在。相对说来，生态边疆更为具体形象，自然边界线、疆界线的意味更重，一个行政区划或国家的疆域里，可能有一条、两三条或无数条生态分界线；一个完整的生态区域，可能隶属于一个国家或行政区，也可能存在几个行政区甚至存在几个小国家的多条疆域线。具体说，人文层面的边疆，是国家主权、民族分界、经济区划、军事防御、文化类型、宗教分域等的分界线。国家疆域，无论陆疆或海疆的疆界，在不同方向、位置上，一般只有一条分界线。但一个国家却可能存在多条民族、文化、经济、宗教、军事等人文特点明显的、大多重合的分界线，气候、自然环境等在其形成中不起主导作用；从自然界的视角来看，在生物物种的分布及其生态系统疆界的形成中，行政、民族、经济、文化等因素不占主要作用，气候、经纬度、自然地理尤其地形地貌、水域分布等因素发挥了主导作用。故生态层面的边疆因自然的多样性而存在多条分界线，生态环境及其系统因之被分成了若干个大小不一的区域，并在人类的视域之外长期客观地存在着，并因此具有了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 从国家地理疆域形成的历史及自然原因看，疆域的边疆与生态边疆具有较大的吻合性。但因历史进程及各种人为原因的差异，国家疆域界线与生态边疆界线既可能重合，也可能毫无联系——在一条疆域线上的不同经纬度带、不同降雨带，会有多条生态界线；一条漫长、横向的生态界线上也有可能存在一条或几条疆域线。因此，一个国家尤其疆域狭小的国家，可能只有一条生态边疆线，或只有疆域线而没有生态边疆线；疆域面积大的国家可能有多条生态边疆线，生态边疆线可能因自然地理结构的分割作用而与疆域线重合，也可能完全不重合。这再次说明，生态边疆的形成及数量、分布与国家疆域的大小有关，更与其跨越的气候带、水域面积、地理地貌等自然因素有密切的、必然的关联。 国家疆域层面上的边疆是人为划定的，既靠军事、政治、经济实力，也靠宗教、文化、思想意识、民族等的差异来维系，其改变是因实力与差异发生了程度、高低、大小的改变而发生重组。生态层面的边疆是自然力量划分的，早期生态边疆完全以降雨、温度、湿度等气候条件及水域、地理地貌等因素维系，这种自然形成的边疆及其变迁多指19世纪以前的传统社会时期。当时，生物的分布及生态系统受人为干扰较少，生态疆界是自然形成、存在及发展的，虽然自然界生物的自然迁徙和移居不可避免，其中也发生物种的人为引进，但很多越界移民的生物也往往因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异或被当地生物同化，①“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杂下之十》)的情况在中国生物移民史上绝对不是个别和特殊的例子，在世界生物移民史上也有很多案例，但生态边疆受被同化的移民物种的影响并不大，更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至此，生态边疆的内涵逐渐明了。但应注意的是，此处的生态边疆并非目前通俗层面上所指的边疆地区的生态保护、生态恢复或生态文明建设，或是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生态重建等内涵，②而是指受地形地貌、降雨、温度、湿度、水域分布及其面积等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生物分布及生态区域的边界线或疆界线。这些界线使地面景观、物种分布及区域生态有了差异及渐次的变化，地面覆盖因之千差万别并影响到区域气候、景观及民族的分布、文化的形成乃至政治经济中心的变迁等。 生态边疆具有分别生物分布界域、防范生物入侵的疆界线的功能。因现当代生物自然分界色彩的弱化，生态边疆在一定层面及范畴内成为专指国家、区域间生物分布及其生态系统疆界线的代名词，是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生态安全的重要标识。这使生态边疆所在的地区成为防止生物入侵、建立生态安全防线的首要之区。 (二)自然与人为：传统生态边疆的发展与变迁 生态边疆的形成及变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及制约，早期主要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人为因素影响不大，即使有人为因素，也是可控的。20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深入，人为因素的影响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改变生态边界线及其疆域面积、范围的重要因素。中国生态边疆的发展变迁史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传统生态边疆时期，二是近现代生态边疆时期。 1.传统生态边疆的自然发展时期 中国传统生态边疆时期，主要是指人类历史以来至20世纪初，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生态边疆经历了漫长而稳定的发展阶段。大致可分为3个时段。 第一是自旧石器时代至汉晋时期，生态的分界线是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天然形成的，很少有人为干扰。即使两汉时期从西域等地引进葡萄、苜蓿、核桃、胡萝卜等果蔬类经济作物，但种植范围也多限于庭前屋后或菜园地，未形成批量种植，当其本地化后种植范围才扩大，对传统的农业社会及物种的分布没有造成冲击及影响，当地生态系统的区域划分及自然分界线也未发生改变。 第二是隋唐至元朝末年，生物疆域的分界线及其变迁开始受人为干预的初步影响，但干预力量较弱，未引起生态疆界的改变。这是自然形成的传统生态疆界向人为干预改变生态疆界过渡的承上启下的阶段。此期，虽然从波斯等中亚地区引入过宿麦(冬小麦)、苜蓿、菠菜、胡椒、波斯枣、荸荠、葫荽(芫荽)、橄榄、芦荟等作物，还从越南等地引进过占城稻等农作物并扩大种植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物种的分布区域及其分界线，但种植区域及生态系统还受自然环境及其承载力的制约，植被分布及生态边疆的形成及变迁还是以自然力量的分界为主。 第三是明清时期，这是人为力量介入并对生态疆界线变迁的影响力度大大加强的时期，人为干预使物种的引进数量及分布面积扩大，改变了自然生态界线的分布及变迁方向。此期，玉米、番薯、马铃薯、烟草、西红柿等农作物、经济作物从美洲引进并大量推广种植，这是历史以来物种迁入及种植范围扩张最为迅速的时期，打破了农作物种植受限于纬度及海拔的状况，生物物种的分布及其界域发生了较大改变。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人力取得了改变自然疆界的巨大胜利。但这些物种主要是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或经济作物，其栽种面积及数量既受人为需求的控制，也受栽种、培植技术及水、热、光、土、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还与自然生物繁殖的规律一致，人力及技术对作物所需的温度、水热、土壤等的调整作用不大，尚未完全打破生态系统中自然分割的界限。故生物疆域的分界由自然及人为因素共同决定，人为因素主要在种植农作物、经济作物的长江、黄河流域以南的农耕区、矿冶区发生作用；自然因素主要在森林、草原、草本沼泽地带、深山区和河谷区等广大地区发生作用。此阶段还未发生因政治、军事、经济及技术而改变、超越自然力量而重新划分生态疆界线的事。 2.近现代生态边疆变迁的人为干预时期 近现代阶段的生态边疆变迁，因战争、社会制度、政策、思想意识的冲击及影响，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迁。迅猛发展的近现代科学技术对生态疆界的变迁造成了巨大冲击，干预并强制分隔、改变生态边疆线的状况成为生态边疆变迁的主旋律。 20世纪后，战乱频繁，人口急剧减少又迅速飞增，近代科技迅猛发展，社会变迁日新月异，生态环境的发展、变迁轨迹受到国家制度与政策、人口、社会经济、新兴科技、交通、通讯、教育、思想文化的极大影响而发生巨变，生态边疆线的存在及发展方向由此改变。一些地区因生态环境及植被分布区的剧烈变迁，生态边疆变得模糊、混乱。同时，异域生物大量、频繁地引进，物种入侵日渐严重，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让人们始料未及，对生态系统的威胁日益增大，进一步模糊、混淆了生态疆界，威胁到本土物种及其生态系统的安全与发展。此期生态边疆的变迁可分为4个时段。 第一是1900-1950年人为干预导致生态边疆初步改变期。这是近现代科技逐渐推广应用并逐渐加大对生态环境影响力度的时期。持续不断的战争、社会动荡及国民政府的边地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生态边疆因之发生了巨大变迁；橡胶、可可、咖啡、桉树、烟草等经济作物在南方地区的广泛引进及推广，成为本土生态区里的新兴强势物种，打破并模糊了生态边疆的天然分界线。 第二是1950-1979年人为干预加大导致生态边疆破坏期。因国家制度与经济政策的推行，如大炼钢铁、“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的扩大化，生态环境受到了自明清以来的第一次大破坏，生态边疆线发生了巨变，很多地区因森林植被的消失，生态边疆线随之消失。同时，随着经济、技术、交通、通讯等的发展，非人为原因造成的物种入侵现象逐渐凸显，如生长繁殖极快的紫茎泽兰科等植被的自然入侵，本土生态环境遭受较大破坏，自然生态边疆线开始被打破。此期的入侵物种多见于植物，入侵动物及其对生态疆界的改变还未凸显，但因经济作物引种后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其对生态环境及生态边疆的冲击及破坏性后果被掩盖，成为下一阶段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肆无忌惮地借助科技手段引进异域物种的推力。 第三是1980-2000年人为干预引发生态边疆急剧变迁期。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及转型中，以生态、资源换发展成为各区域的主要模式。制度、政策的调整及人口的急速增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各地无限制地开发自然资源，因现代高科技的介入，生态系统急剧改变。早期生态疆域里的植被及其他生物种类、数量纷纷减少乃至灭绝，新的异域物种不断被引进，从水里的鱼类、龟、螺、虾等水生动物到植被、爬行动物等一系列陆生生物不断地在人们无意识状态下入侵，生物的自然分布区域逐渐淡化，生态边疆线模糊、断裂甚至消失。而疆界的打破导致了区域物种构成、景观面貌及生态系统的改变，物种减少及灭绝趋势加速，本土生态系统日益脆弱化，引发了不同类型的生态灾难。 第四是2001年至今生态边疆的消失及重构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断增大，国家及地方政府的制度、决策、措施及经济发展的诉求、不同组织及集团的利益追求，使以资源换未来、以环境换经济的发展模式大行其道，生态破坏及环境恶化的速度呈几何倍数在增长，本土生态系统受到进一步摧残。物种的肆意引进扩大了物种入侵的通道，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对外来物种的普查发现，中国自然入侵物种仅占3.1%，其余均为有意或无意导致的人为入侵，③入侵物种对环境的冲击及生态系统的破坏、摧毁力度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故部分热带植物被移植到寒温带，寒带、温带的生物大规模移入亚热带、热带，人为打破原有的生态边疆线并构建起新的边疆线，引发了自然生态边疆线的混乱甚至消失。 因此，自20世纪初中国进入近代化轨道后，生态边疆就随着生态的变迁而日渐变化、混乱、模糊。在当代全球化的生态巨变中，自然生态边疆遭到人为力量的巨大破坏并消失殆尽，引发了不同层面的生态危机，生态边疆线的重建就成为区域生态恢复及本土生态系统重建中的首要任务，即构建具有防护作用的生态边疆线并成为防范物种入侵的警戒线，就成为现当代重建本土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 二、传统生态边疆形成的自然原因 中国传统生态边疆的形成，主要受到区位(经纬度)、气候、海拔、水域、地理地貌及人为因素的制约及影响，各因素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力度、影响范围在不同时期都不一样，造就了各具特点的生态边疆线。约略说来，生态边疆线形成的影响因子主要有经纬度、海拔、地形地貌、人为等，各因素往往对生态边疆线的形成及发展交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 (一)经纬度因素 经纬度往往能决定该区域的气候带(尤其是干湿带、降雨)、水域面积及其分布等自然因素，是传统生态边疆产生及形成、变迁的主要原因。经纬度位置决定了区域气候的类型，是生态区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是生态疆界线形成的主要因素。在自然因素对生态边疆线的形成及发展发挥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时期，生态区划的界线也就是生态边疆的界线。 从温度带及干湿带决定植被分布区的视角看，理论上说，中国至少有8条粗略、平面的生态边疆线，即针叶林、荒漠植被、草原、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林、热带季雨林、热带雨林之间的分界线。但由于受地理地貌、气候、纬度、海拔、生态变迁及其他人为因素的影响，事实上的生态边疆分界线，远比理论上的分界线要复杂、繁芜得多。若仅以植物及其生态系统的理论分布来看，生态边疆的划分就会明晰而简单，但植被带的分布受到气温、气压、风向、降水、洋流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交互发生、相互促进，大部分地区的植被分布及其生态系统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其区域植被的边疆界线就较明晰、典型，不同植被群落及生态区域里的动物、微生物分布及其分界也因之不同。 具体说来，因纬度、气候等因素的不同，中国植被主要可分为8个区。④植被区是中国植被分区的第一级单位，各植被区的生态系统差别极大，组成了不同的生态区，各生态区的交界线就是生态边疆线，各亚区之间的分界线也是一条条小型生态边疆线。植被区之下的二级单位是植被地带，⑤每个植被地带的分界线也是该地的生态边疆分界线。 只要有相似的温度、湿度及降雨，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就大致一样，生态边疆线就具有极大的相似性。1964年4～9月，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与西南动物研究所组成的鸟兽考察队在云南省临沧地区进行野外调查采集发现，该地区动植物分布与气候、海拔有密切关系，其植被及其相对应的动物标本种类组成具有热带气候区特点，与西双版纳种类相同，⑥其生态边疆线也与西双版纳相应的气候及海拔地区相同。故传统生态边疆线的形成与经纬度及气候有密切关系，在气候变化频繁的地区，生物种类及生态系统也较为复杂，生态边疆线也较繁多。 森林与草类对水分的要求大不相同，干旱区植被以草原为主，极干旱的西北、蒙古高原地区只有少量的荒漠植被，其生态系统较简单，生态区域及边疆线较易区分。如黑龙江植被以常绿针叶林、兴安落叶松等寒温带针叶林为主，大兴安岭北部是东西伯利亚南部落叶针叶林，内蒙古、东北温带草原区域的植被主要是草原，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化草原、森林带等植被区域间的生态疆界线极为明显。⑦西北温带荒漠区域属温带干旱气候和极端干旱气候，生态区相对简单，温带灌木线、半灌木荒漠线，北疆温带半灌木、小乔木荒漠线等生态边疆线明显易分。青海、西藏东南部及川西、云南西北部地区是高寒草甸带、高寒草原带的集中分布区，藏西北是高寒荒漠植被的分布区，⑧其生态边疆线简单明了。 在华北、东北南部的暖温带地区，生态边疆线因常绿针叶林、夏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的生长具有季节性及区域性特点，界线也很明显。自秦岭山地到云贵高原和西藏南部山地间的亚热带地区，是常绿针叶林、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林和竹林等生态区，其相应的生态边疆线就不易分辨。北回归线以南的亚热带、热带的常绿阔叶林、季雨林及雨林分布区的生态边疆线就更模糊，以北的落叶季雨林区的态边疆线相对明显，二者间的半常绿季雨林(常绿季雨林)⑨区的植被呈逐渐过渡的特点，分界线逐渐不明显，生态边疆线也呈模糊及逐渐过渡的特点。 (二)海拔因素 海拔是使植被出现垂直分布的重要原因，即随着山地海拔的升高，在不同高度依次出现不同的植被带，并在结构、外貌上出现明显差异。植被带是山地生态区域形成的主要标志，故海拔高差因素是影响山地生态边疆界线形成的重要原因，使生态边疆具有典型的垂直分布特点。中国地形地貌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在同一个气候带里，生物分布也因海拔的差异具有区域性、立体性特点。故在一个个被气候等因素分割成的大生态区里，还存在众多的生态小区域，也因之存在多条立体的、长短不一的生态边疆线。 植被分布的地带性规律如纬度高低对植物分布影响极为明显，可形成明晰的、带状的生物边疆界线。以地势高低作为影响植被分布的非地带性因素，是生态疆界形成最普遍的原因。植被随纬度的变化是水平方向的缓慢变化，从热带雨林到冰原往往要经过数百乃至数千公里的渐变式过渡才能完成；高山植被的垂直变化从距离及时间上都极其短促，从山麓的热带雨林到山顶的积雪冰川仅有数百或数千米距离，生态边疆线的距离较短，变化较快。 植被的垂直分布在不同地区虽然存在极大差别，但只要山地海拔达到一定程度，植被的垂直分布现象便广泛存在，不仅温带、亚热带、热带地区植被的垂直分布较突出，寒温带植被也存在明显的垂直分布现象。如天山南北荒漠地区高山植被的典型分布状貌与两坡山麓的海拔高度有关；⑩青藏高原东部温带山地上的草甸植被、草甸草原、高寒草原、高原荒漠植被的生态边疆线也呈垂直分布，界线清楚明了。但不是所有山地都出现生物的垂直分布，若山体矮小、气候差别不大，不可能出现多种立体分布的植被带，垂直生态边疆线也就不存在。山体所处纬度对生物边疆线的垂直分布产生巨大影响，若山体位于低纬度地区，降水量大，山上植被呈复杂的垂直带谱；若山体位于高纬度地区，山下本已寒冷，山上温度更低，植被稀少，垂直带谱不突出，故垂直带谱的基带植被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决定了生态疆界线具有较强的地带性特点。山体坡向对植被分布也有明显影响，制约着山地垂直生态疆界线的形成及变迁。不同地区山体坡向不同，两面的植被及生态系统就有极大差异，如干旱半干旱地区阴坡植被比阳坡茂盛，湿润半湿润地区阳坡植被比阴坡茂盛，(11)山地生态边疆线的区分极为简单明显，同类植被在湿润半湿润地区，阳坡分布的海拔高于阴坡，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则是阴坡的植被海拔高于阳坡，与此相应的生态边界线也就易于区分。 (三)地形地貌因素 高山大川、深谷河湖等巨大而难以逾越的地形地貌特征，成为生态疆界形成的重要原因。 地形地貌特征不仅是国家疆域的分界线，也是生物种类分布的重要分隔因素，在生物移民中发挥着自然阻隔作用，不自觉地维持着生物的自然分布区，成为生态边疆界线形成的标志性因素，如地壳构造、火山、海陆沉降变迁、气候、水域等影响着生物种类的分布、繁殖，制约着生态环境及其系统的形成，成为生物及其系统的天然分界线。 江河湖海、雄山峻岭等地形地貌特征往往成为阳坡阔叶植被及阴坡针叶植被、陆生生物与水生(海洋)生物最凸显的分隔区(线)，即是不同植被及生态区域的分界线。如喜马拉雅山南部植被茂密，北部的西藏高原植被稀少甚至没有植被，生态边疆线较为清楚；湖滨、河滩及大河三角洲分布着草本沼泽植被，其草质纤维植物是陆地生物与水生生物的分界线。这种因地貌结构影响形成的生态疆界线与中国植被地理的分布或分区高度重合，即早期植被分布区的界线就是生态的边疆线。 二级植被带之下的三级植被区被称为植被省，如若说二级植被带是因纬度暨气候因素划分的话，那三级植被省则是按大地貌因素(如山地、丘陵、平原等)的一致性来划分。受制于大地构造所对应的地质、地貌因素及距离海洋远近、纬度的位置，同一植被地带内划分植被省主要是依据一些同植被型不同植物群系的结合在不同地貌下的数量不同。(12)故生态边疆线的数量也与植被群系一样复杂多样，二级植被地带的生态疆界中就有了更细小的植被省生态边疆线。 因此，生态边疆既有大的一级植被区边疆线，也有稍小的二级植被带边疆线，还有更小的植被省边疆线。但植被的分布及其生态边疆线的实际情况，并非像文字及地图显示的线条那样简单，很多区划的过渡地带也不是很明显清晰。同一个植被区内，不同植被地带的典型、优势植被型或其群系冈在数量上的结合不同，植物区系(属、种)也就不同，尤其山地植被垂直带谱及耕作制度、栽培植物种类等的特征会影响到同植被区范围内植被在数量上的差别，其区域的分布尤其交界线附近的植被分布往往呈交错混杂状态，很多生态界域及边疆界线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交错混杂现象，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生态区，即使生态区里存在几个植被带，生态边疆线依然是客观、明显的存在，除面积分布较小的植被区以外，“一个植被区一般分为两个植被地带，一个是典型的植被地带，另一个是过渡的植被地带。过渡地带与典型地带是平行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植被区内它们是相互独立的”。(13) (四)人为力量的影响 人为力量不仅能改变地形地貌的立体及空间结构，也能改变生物物种在纬度、海拔高度上的分布状况，使区域生物类型、分布区域及其生态环境发生演替、变迁，最终导致生物边疆界线发生改变(下文详细阐述)。 三、生态疆界变迁的原因及后果 植被分区有明确的植物和植被标志，是划分各级植被区、植被地带及植被省的基础，“影响植被分布的因素不单纯取决于大气热量或单纯水分条件，而是决定于水热条件的综合。热量与纬度相联系、水分与经度有关，高级植被分区单位既反映植被纬度地带性，也显示经度地带性”，(14)若物种分布受到自然因素及人为因素影响发生异域移民，导致生物的生态界域发生改变，生态边疆就会被改变甚至被破坏。简言之，不同层级的生态界域及各级别的生态边疆，既受气候(经纬度)、海拔、降雨度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还因自然条件及人为条件的改变而变迁。 (一)气候、帝制与民族：传统时期生态疆界变迁的主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生态边疆分界线的变迁，主要受历史气候的温暖、寒凉等转变而导致的降雨地带及降雨量、干湿带及其程度变化的影响，还受到帝制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各民族生产生活的影响。 气候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是影响历史上植被区分布的重要原因。中国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均很丰富，竺可桢关于中国历史气候变迁经历了四次温暖期、四次寒冷期交替变化的观点众所周知，(15)气候变迁史的其他研究成果显示了类似的观点，即早在第一次、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温暖期，热带、亚热带的最北界都达到黄河北界，黄河流域温暖湿润，遍布着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林，竹林是最常见的植被，獐、竹鼠、象、貘、水牛等是常见的热带动物。但随着气候的变迁，温暖期的日渐缩短及寒冷期的延长，降雨带及降雨量的南向变化，导致植被分布区尤其热带亚热带植被的南向迁移，以竹类植被的南向迁移最为突出，(16)阔叶林逐渐南迁到淮河、长江流域，与植被迁移相应的是孔雀、大象、犀牛等热带动物也发生了南向迁移。(17)不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导致的植被区、带及生态界域的南向、北向移动，生态疆界也随之发生着相应的南向、北向移动。典型例子是中国北方农牧交界地带随气候变迁发生的推移，农牧交错带的南北变迁不仅影响了生态界域，也影响到生态系统的顺向演进，“农牧交错带在空间上实现了与自然地带的同步推进……因此农牧交错带的走向显现了与自然地带一致的特征”。(18)农牧交错地带的推移导致了植被及其生态系统的推移，生态边疆线也随之发生了南北向的推移及变化。 不同王朝的政治统治及其经济开发模式，是生态边疆变迁最显著的人为影响因素。学术界对不同自然环境对政治及其制度的影响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研究，对历史时期各王朝的政治及制度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发展变迁也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二者相互影响导致的生态边疆的变迁，尚未涉及。毫无疑问，不同的政治制度、决策、措施等都对植被区、植被地带尤其植被省的分布、各植被区系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冲击及影响，如不同的水利系统及制度、耕作制度、垦殖措施、矿冶开发策略等都对相应区域的生态环境、植被分布面积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不同王朝实施的对山林川泽的管理及保护制度、植树措施等，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及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明清以后川泽山林的弛禁措施，却将这些地区的植被及其生态系统置于被破坏的境地，引发了生态边疆线的变迁。如明以降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及垦殖，引发了生态疆界线的巨大变迁，是从中原地区显现出来并向边疆地区扩散的变迁模式，因山地的垦殖、工矿业开发等人为原因，森林植被砍伐量日益增加，原始森林演变为次生植被，再被持续砍伐后退化演变为乔木、灌木和人造林，最后退化为草甸，生物分界线随之发生着渐次的变迁，这是传统时期人为力量改变生物边疆界线的典型事例。 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对植被分布及生态边疆的变迁也发挥着极大的影响。无论是农耕、狩猎或是游牧民族，其生产、生活方式对当地生态环境及其效应均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如农业民族不同的耕作模式、土地利用方式、建筑模式、丧葬方式、能源利用方式、宗教崇拜、民族生态传统思想等，都对当地的植被分布范围及生态环境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尤其影响到该地生态界域内的植被类型及其界域，对不同地域生态系统的存在及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彝族是一个崇尚火的民族，节日、婚丧嫁娶、宗教活动中，一堆堆冲天的熊熊大火耗费的木材不在少数；垛木房、闪片房、土掌房等传统建筑需要耗费大量优质木材；聚居在山腰及山顶等高寒地区的彝族家里常年不熄的火塘是生活及家族活动的标志区，对植被的砍伐量可想而知；彝族早期火葬习俗及清以降棺木葬的盛行等也对植被造成了极大破坏……这些影响到植被的种类及其分布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对生态边疆线的存在及变迁产生了直接影响。又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南下中原，导致黄河流域草原及森林植被分界线的不断变迁，生态边疆线随之发生相应的变迁。 此外，由于人们对森林尤其是多年生的名贵木材的追求及砍伐，导致名贵植被分布区域的南向变迁且不断减少，最终在腹里地区灭绝，如楠木、柚木、杉木等名贵植物就是在历朝历代的砍伐下不断缩小其分布区，导致了这些地区植被及其分布区域、界线的不断演替，从黄河流域渐次缩减到长江以南、西南、东南亚等地区。(19) 当然，传统时期生态边疆的变迁多以自然原因为主，虽然明清以后因人口不断增加及边疆开发的深入，人为影响因子逐渐增加，但限于技术及制度的原因，人为影响的范围及程度相对有限，尚未引起生态边疆线的根本性变迁。 (二)技术与物种移民：近现代生态疆界变迁的人为原因 19世纪工业化以后，殖民主义在全球大肆扩张，中国迅速被拖入殖民化浪潮中，自然的生态边疆一再在科技的支持下被人为打破，生态边疆的分界方式逐渐发生转型。社会制度、思想意识、国家政策、信息、交通通讯等均成为生态边疆变迁的驱动因素，其中，在科技、制度及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异域物种引进及入侵最为典型。 各地不同类型的生物之间、生物与其他诸如阳光、温度、水分、土壤、矿物质等自然环境因素之间，是一个个相互依存、制约的有机整体，形成了无数个独具区域特点且平衡、持续发展着的生态系统，各系统间组合成不同的生态界域。一旦发生异域物种引进或生物入侵，生态链必然会受到冲击而断裂，本土生态系统的平衡就会被打破，生态界域及生态边疆线随之被破坏。异域物种的引进历朝历代都在进行，但大规模引进农作物、经济作物而导致生物批量移民、促使生物界域及生态边疆线发生变迁，则是明清时期。此期，玉米、马铃薯、番薯、西红柿、烟草等作物相继从美洲移民到中国南方地区并逐渐成为本土物种，因粮食需求及经济利益的驱动，种植面积及范围日趋扩大，很快在种植区以人为的力量强行在自然界分隔出新的物种区及其生态界线，引发的巨大生态变迁打破了生物的天然疆界线。但此期异域物种的引进还是以物种对自然的依赖及适应规律为基础，只在小范围的生态界域内发生，生态边疆的改变还遵循着自然的原则，即在自然及人力组合改变生态边疆的过程中，自然的因素依然占据优势，故早期的物种迁移对生态界域及其边疆线的改变极小、极缓慢。 近代化以后，借助制度、政策、科技、经济需求等方面的力量，进行了大量的物种异地引进，经济作物及动物不加节制地大量引进，引发的物种入侵现象逐渐加剧，对本土生态系统的冲击及破坏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本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迅速被改变，生态平衡被打破、生态界域被破坏，原有的生态边疆线迅速被破坏，产生了新的生态边疆线，即在自然生态边疆中出现了极不和谐的人为生态边疆线。20世纪上半叶，在战争改变生态边疆的同时，民国中央政府乃至各地方政府开始有意识地从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立场出发，先后引进了橡胶、咖啡、可可、桉树等热带物种到南部边疆省区，以人为的力量改变了这些区域生物的种类及其分布状况，也改变了生态系统的分界线，促使中国生态分界动因发生了巨大转型，即在科技及制度的支持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生态边疆的分界标准从以自然因素为主向人为干预力量日渐加强的方向转变。 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现代科技的推广运用，政治、经济制度及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及影响下，生态边疆的自然分界动因及功能进一步弱化，很多北方的植被及动物翻山越岭，移民落户到了更容易生存、繁殖的南方亚热带热带地区，或从境外跨越海洋、飞越冰川雪域，移民到境内，在移民区逐渐占据生态位，强力分割出了新生物与原有生物的边疆界限。更多的桉树、橡胶、咖啡、可可等热带、亚热带栽培的物种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推广种植，南方大部分省区的生态界域发生了人为力量主导的第一次巨变，生态边疆线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迁。但此时的移民物种还受制于海拔、热量、土壤等因素的制约，种植区扩大缓慢，相比于后来，此时的变化还不是十分巨大。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农、林科技尤其是栽培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植被砍伐及生态破坏加快，物种减少及消失的速度、生态边疆线变迁速率也随之加快。很多异域物种借助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转型、发展的契机，在新兴科技的支持下扩大种植面积，如橡胶种植的海拔高度从800米逐渐往上延伸到900米、1 000米、1 100米甚至到1 200米，更深刻地打破了移入地的物种分界线，亚热带、热带的物种分布疆界逐渐模糊、混乱。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国际化程度日渐深入，忽视生态导致环境危机的制度、经济、思想意识等因素长期存在，交通、通讯及其他科技力量逐渐成为生态破坏的帮凶，出于经济、景观、植被恢复等目的的物种引进量大大增加。日新月异的农牧业培育科技在生物移民中的广泛应用，使很多异域植物、动物借助人为力量的帮助，有意识地从美洲、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区引入中国，很多物种到达新的生境后不断繁衍扩散，迅速成为入侵生物，对移居区的生物及生态系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海洋、山脉、河流和沙漠等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天然隔离屏障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瞬间失去了其对传统生物边疆的分隔作用，自然的生态疆界受到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冲击，因科技及人为力量的介入及干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态边疆界线的影响因素及变迁方式再次发生了巨大转型。 (三)生态安全危机：生态边疆变迁的后果 中国是个生物多样性特点凸显的国家，物种数占世界总数的10%。由于历史时期的开发及生态的破坏，很多物种逐渐减少乃至灭绝。20世纪后，绝大多数的物种仅保留在交通不便的边疆、民族地区。但现当代边疆地区的无章无序的开发，生态边疆分界线不断被破坏，生物多样性特点正在丧失，灭绝的物种数量日益增多。同时，边疆还成为了异域物种入侵的通道及首要之区，边疆地区的本土生态系统日趋激烈地发生着不可逆的变化。在桉树、微甘菊、紫茎泽兰、空心莲子草、互花米草、豚草、水葫芦、少花蒺藜草、烟粉虱、巴西龟、麦穗鱼、福寿螺、食人鲳、太湖银鱼、小龙虾、白玉蜗牛、蔗扁蛾、湿地松粉蚧、美国白蛾、非洲大蜗牛、牛蛙等越来越多的异域物种的纷纷入侵之下，中国生物分布区域的自然分隔因素几乎被全面打破，土著物种区不断被强制嵌入了新种群，很多地区的生态边疆分界线开始断裂、混乱，新的分界线不断出现后又不断被替换。生态边疆的急剧动荡及变迁，严重影响到了区域环境及生态安全。从2013年统计的数据看，入侵中国的外来生物已有544种，其中大面积发生、危害严重的物种多达100多种，且不断处于增长的态势中，入侵范围涉及农田、湿地、森林、河流、岛屿、城镇居民区等几乎所有生态系统，并肆意蔓延，扩散成灾，破坏了丰富多样的本土生态系统和复杂古老的生物区系，进一步打破原有的生物界线，生态边疆不断发生着新的转型及变化。 入侵物种造成的本土生物种群的衰退及生态边疆分界线的不断变异与重构，除了使传统的农林牧渔业遭受严重损失外，区域生态安全、经济安全和民众健康也受到巨大威胁，由此造成的生物安全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在近代化早期，很多国家及地区的自然疆域线与生态界域的边疆线往往是重合的，这些地区长期以来是本国或本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相对较好，生物物种相对较多的地区，生物边疆分界线的自然色彩一度极为明显。但全球化及市场经济的日渐深入，边疆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了日益严重的破坏，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生物多样性特点日渐迅速地丧失。尤其是在行政分界区及国家疆域的边疆地区，生态边疆分界线逐渐淡化，很多因地理地貌的分割作用而形成的传统疆界对生物移民的阻隔作用及生态分割功能日渐减弱、丧失，入侵物种通过边疆进入内地，边疆地区成为各种异域物种入侵的首要地区。如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成为很多国家权利触角最敏感、利益之争最激烈的区域，各种利益集团汇聚开发，森林覆盖率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减少，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影响到了边疆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如江河的断流和严重污染、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激化，使下游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威胁；生物资源的过量消耗和物种的大量消失，不仅破坏了本土生态系统，削弱了工农业生产的原材料供给能力，促发的洪涝、干旱、泥石流、尘暴等环境灾害进一步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着生态的自我恢复速度及其成效的发挥，旧有的自然生态边疆线继续被打破，新的具有防护功能的生态边疆线尚未建立或根本无法建立，植被及其他物种的分布规律日渐减弱且日趋混杂，生态边疆界线继续混乱、模糊及断裂，严重影响到了区域生态安全的稳定及持续发展，不断引发生态危机。如连接云南—缅甸的澜沧江、云南—老挝的湄公河就因为上游地区大量修建电站，不仅下游水量减少，阻碍了水生生物的运动和迁徙，也改变了流向下游的水量和泛洪起始时间，引发了河流生物的入侵，河流生态系统及其安全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这些地区也就成为防范外来物种入侵、建立生态安全防护屏障线的桥头堡。 这就使传统的人文边疆与生态边疆的内涵有了共同连接、共同发展的基础，生态边疆的内涵更为丰富，不仅具有生物及其生态系统的边疆分界线内涵，也具有了生物入侵分界线、生态系统安全防护性能分界线的内涵，这正是现当代生态边疆的完整内涵。 四、生态边疆的重建及意义 随着现当代生物灭绝速度的加快、部分边疆争端的存在，生态的自然疆界线模糊、断裂速度加快。尤其是因物种入侵引发的生态界域的改变，在国境线与生态边疆线重叠的地区频繁发生，很多边疆地区因物种越界入侵引发的生态灾难已造成了严重后果，边疆生物入侵危机成为全球生态危机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也成为威胁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及国家安全的严重问题之一。边疆安全已经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层面的问题，也是生态系统恢复及发展层面的重要问题，边疆地区的生态安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国防安全的内涵。相对于物种入侵而言，生态安全建立的首要基础就是生态边疆的恢复及重建，这就使边疆地区的生态边疆线具有防御物种入侵、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功能，生态边疆因之成为国家安全、区域生态安全建设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一)生态边疆与生态安全 目前，无论是西南还是西北，无论是东北抑或东部海域边疆地区，生态环境及生态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及破坏，生态边疆分界线也被持续破坏。最严重的是外来物种不断越过一道道自然生态边疆线，成功侵入到内地，破坏本土生态系统，威胁到中国生物物种的安全及本土生态系统的稳定，故边疆的生态安全防护功能格外突出，生态边疆线及分界线内生态系统的恢复及建立的任务变得更为重要。因此，在环境史视域下的生态边疆线的重构及边疆生态安全问题，不只是传统的、通俗层面上所指代的因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的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或是为了防止环境问题而引发民众不满，特别是导致环境难民而影响社会安定的内涵，(20)而是包含了近年来人与自然这一整体免受不利因素危害的存在状态及其保障条件，并使系统的脆弱性不断得到改善、使被破坏而断裂的生态链环得到修复并健康持续发展，使外界各种不利因素作用下人与自然不受损伤、侵害或威胁，使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能够持续，使自然生态系统能保持健康和完整等内涵，(21)并具有了防护生物入侵、减缓本土生物物种及其分布区域缩减，以最大可能地保持其自然分布区，进而保持并恢复边疆地区生物的自然分界线，最终达到本土生态恢复及生态系统重建之目的。 因而，边疆生态安全防护网的构建及生态边疆线的恢复与重建，已成为生态安全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而生态边疆线的重建是当代世界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及措施，惟其如此，生态安全的区域性建设才能实现，整体的、全球性的生态安全才有可能实现。此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生态边疆分界线功能的发挥，尤其是恢复、重建边疆生态系统，使其成为生物入侵最强有力的防护屏障。 可喜的是，中国的国家环境保护政策一直在不断地调整和改进，不断往良性的方面发展。2003年颁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把国家生态安全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其目标是通过生态环境保护，遏制生态环境破坏；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以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14年4月24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2015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合理开发，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依法制定有关生态保护和恢复治理方案并予以实施”，(22)将生态安全提升到法律高度，最终完成了法制化建设，也使生态安全体系下的生态边疆线成为呼之欲出的理念。 虽然边疆地区的物种入侵、野生动植物的灭绝日趋严重，边疆生态退化呈加速发展的态势，生态安全隐患不断演变成灾难。但仅少部分人关注到问题的严重性，社会及政府的实际作为及具体措施还处于欠缺状态，生态边疆线的重建及其重要性就更未受到民间及政府的关注。如果边疆地区的生态边疆界线的破坏长期不受关注，生态安全隐患将会继续发展，那在不久的将来，这场因植被的天然分界线破坏而引发的生态安全隐患，除了导致更严重的物种入侵及生态危机外，还将引发更为严重的、威胁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发展的生态灾难。恢复及重建本土生态系统、重构生态边疆线的目标虽然任重而道远，却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使边疆地区的本土物种尽可能多地保存、生态体系尽可能好地繁殖和更新。在边疆地区生态安全体系构建中，什么是最合理、最有效的措施及行动？忽视种群及生态效果而盲目扩大森林覆盖率、恢复草原绿色植被的措施还会持续多久？对生态边疆线所在区域的生态保护应如何借助制度及法制手段？这些是生态边疆重建过程中最迫近的问题。 (二)生态边疆与国家安全 边疆的内涵及存在是个多维且具体、形象又抽象的概念。随着生态及环境危机日益深入，边疆的内涵也日趋丰富，在环境史层面上逐渐成为区域、区际及国际生态的重要分界区或过渡区。植被种类分布区域的改变、种类的减少乃至灭绝，很多生物跨区域移民并成为入侵物种后，导致本土生态环境尤其生态系统的改变甚至崩溃，进而引起生态边疆线的混乱、崩溃，触发了系列社会危机，很多国家的边疆地区成为全球环境危机中最严重的区域。如云南是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三国毗邻的边疆地区，是亚热带、热带季风气候区，降雨丰沛，植被茂密交错，不易区分，很多地区的生态边疆呈交错或模糊状态。近现代以来的经济开发及物种的引进、异域生物的跨界入侵，原先自然形成的生态边疆线遭到破坏甚至断裂。同时，19世纪以来，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的疆域界线发生了极大变迁，疆域界线不再以雄山大川来划分，生态边疆与疆域边疆分离，致使同一条自然生态边疆，有的地段位于境内、有的地段位于境外。20世纪后半期以后，在东南亚各国及其邻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争夺中，在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中，生态边疆及其防护功能受到人为原因的重重影响而发生改变。 生态安全的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被提出并得到不同领域学者的论证及不断的补充、完善，但一直未能形成客观全面、能被普遍接受的定义。因此，生态安全、区域生态安全尤其边疆生态安全内涵的充实及完善，不仅是生态边疆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安全的构建及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在目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下，边疆生态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组成要素。传统的国家安全，一般指国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安全。目前，公众关注更多的是与个人生活领域密切相关的食品安全、水安全、空气安全等，即使近年来生态安全受到了一定关注，但重视程度依然不够，尤其地方政府层面的重视不够，缺乏实质性的措施，仅停留在应付检查或做表面文章的层面上。这虽然与经济利益、成本投入等有关，但生态安全隐患被长期掩盖的主要原因，与生态安全的潜伏性特点有关。生态安全问题爆发前有很长的潜伏期，“最容易被忽略，容易让位于其他领域安全尤其是经济安全”，导致生态安全威胁的潜在风险不断累积、发酵，当生态系统面临不可逆的结构性变化和功能性退化时，生态问题才上升到生态安全的层面上，但到了此刻，生态安全就成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中一个较大的短板，对国家安全和公众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在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安全观下，生态安全自然不能继续游离在国家安全体系之外”。(23) 从中国乃至世界生态环境演变的趋势及历程看，许多环境问题的发生，往往都是由小范围、局部的问题逐渐扩大演变成大范围、大区域的问题，这种演变常常越过边疆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生态跨界危机频频出现，这使边疆生态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边疆地区的生态安全及其威胁成为跨区域、跨国界的危机。边疆地区的自然生态边疆线在生态系统恢复尤其是对物种入侵通道的屏障、阻断作用日渐凸显。 (三)生态边疆的重建 生态安全及其屏障的构建是目前边疆安全中内涵最新、最急迫的任务。边疆生态安全建设中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截断、阻止通过边疆进入的生物入侵通道，使疆域层面的边疆线及生态层面的边疆线成为生态安全线、生态安全区。通过国际、国内生态恢复及保护部门的共同努力，从制度、法律、实践的层面构建起一条条边疆生态保护线，建立起一个个防止生物入侵的屏障及网络系统、信息体系，使生态边疆线真正发挥其捍卫国家及区域生态安全的使命。 学者纷纷认为，面对日益严峻的外来生物入侵形势，应加紧在生态边疆区构建起一道道防控外来生物入侵的屏障及体系，阻止、减少从边疆地区进入的生物入侵，使国家及区域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不受或少受生态失衡导致的威胁，从根本上保障整体生态体系的安全及持续发展。这在理论上很有说服力，但从生态疆界线的建设角度而言，仅此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尤其当代信息网络平台，依靠跨区域、跨国的组织及政府联合行动的力量，在全球生态整体观的意识形态下建立新的生态防护疆界线，完好保护疆界线内外的生态环境及其系统的平衡，使区域物种各安其域、各立其位，真正处于符合各生态系统安全、自然发展的状态，凸显边疆地区的生态界线并发挥作用，是边疆生态安全威胁区解决问题的策略。 随着区域生态危机加深，新的生态边疆分界线及边疆地区的生态安全亟须重构并恢复有序状态。既然人类能借助科技的力量打破旧有的生态界线，现当代科技力量也同样能够在其他人为力量的协助下恢复、重建新的生态疆界线，作为区域生态安全及其可持续发展的防护屏障。在当代中国，借助政府的力量及权威，依靠制度及法制，从战略任务的高度及国家安全的角度，生态疆界的恢复、重建目标的实现也并非神话。 在区域生态安全中，边疆地区的生态安全是关系到边疆生态系统稳定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边疆地区的物种入侵使生态安全受到的威胁，生态边疆危机具有区域性、局部性特点。通过区域生态恢复的实践，发掘、利用并推广民族生态保护及利用的传统及是文化，逐步消弭、阻断破坏甚至毁灭生态疆界的人为行为，逐步恢复边疆地区生物及其生态系统的自然分界线，因势利导，变不安全因素为安全因素。 在重建边疆生态安全秩序时，开发者及建设者具有国际化的眼光及采取前瞻性的战略实践措施至关重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信息、生态等的安全不再是孤立的，边疆地区的生态安全不仅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事情，而是个跨出国界、需多个国家共同参加的活动。目前，一个国家发生的生态灾难常突破该国的生态边界线，跨越边疆地区传播到邻国并危及邻近区域的生态安全，威胁其生态系统的安全。如很多国际性河流因上游国家的污染物排放或渗漏物，就有可能不通过陆地生态疆界线，而通过河流流入下游国家，危及下游河道与用水安全；一些与邻国气候相同的遭受物种入侵的地区，入侵物种经长期的繁殖扩张，极易突破生态疆界线，相同的物种入侵事件就在生态环境相似的邻国发生。因此，边疆地区的生态安全及其防护，是需要多个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取得成功的国际性行动，整个国际社会应当在广泛深入的合作基础上，建立有效、系列的生态重建机制，推行完整、协调的生态边疆防护措施，才能促进全球生态系统的良性、持续发展。 中国边疆地区生态安全的重建，最重要的是相关制度及法律的贯彻及落实，而不是做表面的官样文章，更不是照顾特殊部门及集团、个人的利益而置法律及政策于不顾等使政府丧失公信力的虚伪做派。目前正在进行的建立国家生态安全的预警系统，及时掌握国家生态安全的现状和变化趋势；根据自然环境及边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实际状况，在生物入侵严重的通道及地区建立和完善专项的生态安全警护体系，如气象预报体系、防汛(旱)体系、疫情预报与防治体系、动植物检疫体系、环境监测和预报体系等；完善生态环境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种单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法；主动参与国际上尤其是邻国有关边疆生态安全和生态冲突预防机制的讨论及改善实践，努力维护并恢复各国、各地的本土生态权益等理念及措施，都对生态边疆的恢复及重建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但生态边疆及边疆地区的生态安全，应在更广阔的学科背景及研究团队、人员的广泛参与下，建立国际合作机制，把生态恢复及重建上升到国家安全及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的高度，使生态疆界线重新清晰、明显，真正发挥其自然生态分界线的作用，就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边疆生态安全体系。 生态边疆广泛地存在于不同生态区的交界处。对地域广大，跨越多个纬度带、经度区及植被区、植被地带、植被省，生态系统多样性特点突出的中国而言，生态边疆是个普遍、多量的存在。不仅在内地存在多条宽窄、长短不一的生态边疆，在边疆地区也存在着多条生态边疆，其生态边疆线与疆域线或重合或分离。以地形地貌为疆域分界线的地区，生态边疆线与国家疆域线往往是重合的；部分位于植被区、植被地带或植被省的交界处的边疆地区，生态边疆与疆域边界一致。在近现代殖民化、民族国家独立及对周边的扩张活动导致疆域变动的地区，疆域线与生态边疆线发生移位，新的疆域线往往横亘于生态界域中。 一些水热条件较好的边疆地区，不仅本土植被及其生态系统容易恢复及繁殖，异域生物也很容易生存及繁殖，在山川疆界对生物分布阻隔功能丧失的情况下，异域生物的入侵更为容易，生态边疆对本土生态系统的防护功能日益减弱甚至散失，日益猖獗的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灾难频次加快、程度加深。边疆地区的生态安全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成为国家安全的新型隐患，“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外来物种入侵经常会产生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从而成为贸易制裁的借口之一……生物入侵还被作为‘生物武器’用于政治军事领域中，外来物种入侵已经悄然的影响到了国家安全，成为一种潜在的威胁”。(24)因此，在新型国际关系及国际争端中，生态危机及环境保护已成为国际外交的重要内容，不仅国内各植被生态区的生态系统需要稳定与发展，疆域线附近本土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对国家整体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意义更为重要。这是目前强调生态边疆的存在及其区域生物分隔、防护作用的目的所在，也是国际外交中注重生态分区、保持区域生态独立及完整的最终意义。 在实现区域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维护边疆安全的战略建设中，“生态边疆”不仅是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及恢复中的新型名词，也是维护区域及边疆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的基础前提。重建生态边疆，恢复、重构本土生态系统，发挥生态疆界的功能及作用，就成为制定生态环境发展新举措的重要理念根据；各国边疆地区的生态边疆与区域、国家的生态安全及国家安全的联系日益密切，依靠制度、政策、科技等人为力量，恢复、重建边疆地区的生态边疆线，应该成为区域及国际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 ①张田勘：《物种入侵：全球化的代价》，《北京日报》2012年8月1日。 ②目前媒体及官方宣传中常提到的生态边疆，多指边疆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及其建设、恢复。 ③徐海根等：《中国外来入侵物种的分布与传入路径分析》，《生物多样性》2006年第6期。 ④侯学煜：《我国八个植被区域与农业发展》，《广西农业科学》1965年第12期。 ⑤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中国植被区划》(初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 ⑥陆长坤等：《云南西部临沧地区兽类的研究》，《动物分类学报》1965年第4期。 ⑦周以良等：《中国东北东部山地主要植被类型的特征及其分布规律》，《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丛刊》1964年第2期。 ⑧张新时：《中国的几种植被类型(Ⅳ)温带荒漠与荒漠生态系统》，《生物学通报》1987年第7期；张新时：《中国的几种植被类型(Ⅴ)温带荒漠与荒漠生态系统》(续)，《生物学通报》1987年第8期。 ⑨陈树培：《中国的几种植被类型(Ⅰ)热带雨林》，《生物学通报》1987年第4期。 ⑩“植被的垂直分布(从山麓到山顶)”，植物网，http://www.zhw0.com/_d274727192.htm. (11)“植被的垂直分布(从山麓到山顶)”，植物网，http://www.zhw0.com/_d274727192.htm. (12)侯学煜：《论中国植被分区的原则、依据和系统单位》，《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1964年第2期。 (13)侯学煜：《论中国植被分区的原则、依据和系统单位》，《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1964年第2期。 (14)侯学煜：《论中国植被分区的原则、依据和系统单位》，《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1964年第2期。 (15)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 (16)王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6页。 (17)详见Mark Elvin,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18)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考古》2005年第10期。 (19)详见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蓝勇《近500年来长江上游亚热带山地中低山植被的演替》，《地理研究》2010年第7期。 (20)曲格平：《关注中国生态安全》，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 (21)参考、综合肖笃宁《论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应用生态学报》2002年第3期)、曲格平《关注生态安全之二：影响中国生态安全的若干问题》(《环境保护》2002年第7期)、崔胜辉《生态安全研究进展》(《生态学报》2005年第4期)的观点。 (2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第3章“保护和改善环境”第29条、第30条，http://zfs.mep.gov.cn/fl/201404/t20140425_271040.htm. (23)岳跃国：《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组成》，《中国环境史报》2014年4月17日。 (24)邢璐：《外来物种入侵与我国生态安全若干问题研究》，《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