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研究何处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何处去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7)02-0009-04
如何估计1990年以来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1990年以来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最好时期，马克思哲学研究进步了。其表现是：转型期的中国期待新哲学的出现；哲学在中国大地上得到空前发展；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已然打破了同一性集体话语的思想束缚，开始了富于个性化的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基本形成。第二种与第一种针锋相对，认为1990年以来马克思哲学研究问题多于成绩，退步大于进步。有学者就用这样的话语来概括哲学研究现状：浮躁情绪的蔓延，意义概念的滥用，思想创新的缺位，历史主义的泛滥，心理主义的盛行，媚俗主义的扩张。第三种是比较温和的观点，认为1990年以来既有进步，也有不足。比如有的学者提出1980年代是“思想凸显”的时代，而1990年代则是“思想沉寂，学术凸显”。
在笔者看来，估计当前的马克思哲学研究，重要的不是在是与否、进步与退步之间作出取舍，得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鲜明判断，而是指出存在的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寻找可能的方法或道路。我认为当前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学术主义与非学术化交错并存，二是庸俗主义泛滥。这两方面的问题造成的结果就是哲学越来越远离生活。
在谈论古典文学时，爱因斯坦曾经说道：“有的人只看看报纸，最多也不过再读一些当代作家的书，这种人，在我看来，正像一个极端近视而又不屑戴眼镜的人。他完全依从他那个时代的偏见和风尚，因为他从来看不见也听不到别的任何东西。一个人要是单凭自己来进行思考，而得不到别人的思想和经验的激发，那末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所想的也不会有什么价值，一定是单调无味的。”[1] 爱因斯坦这段文字讲的其实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即任何言说都必须建立在已有思想的基础上。就是说，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之所以异于普通人，首先就在于他们受过系统的学科训练，掌握了专门的知识，遵循特定的学术规范，是在以往思想家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和思考的，这是他们的思想具有深刻性和穿透力的条件。
然而，目前国内的一些马克思哲学研究却缺乏最基本的哲学训练。一些马克思哲学学者不仅不了解马克思哲学赖以产生的西方哲学，而且不了解作为中国马克思哲学存在之背景的中国哲学(当前学界关于会通中西马的呼声正是校正这一现象的努力)，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甚至未曾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所写的文章，要么走向“宏大叙事”：动不动就扯出一面大旗、创造一个体系，而通篇却可以没有一个注释、一本参考书；要么流于断章取义，肢解、曲解哲学家们(特别是马克思)的思想。以这样的学养去进行现实问题研究，要么是没有价值的“自言自语”，要么沦落为就事论事的“时事评论”。
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非学术化”问题由来已久。传统把马克思哲学看做是罗蒂所批判的“大写的哲学”：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和其他哲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普适的绝对真理，“万能的钥匙”或“可以指导一切的指导者”。这样一种哲学定位就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我们干嘛要刻苦学习呢，那是马克思老爹的事儿，他的职责就是什么都要懂。”[2] 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已经凝结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最高成果，我们所要做的是把他的理论拿过来应用就可以了，而那时所说的马克思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哲学教科书。于是，对教科书的学习取代了对马克思和其他思想家文本的研读。
正是出于对“非学术化”的不满和反动，进入1990年代后，学者们的学术意识普遍增强了，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进步。但是，在“非学术化”尚未被根除之时，一些学者却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学术主义：在内容和对象上，沉迷于史料的发掘和文本的考证，把更多的精力投注于翻译和介绍；拒斥一切所谓的“宏大叙事”，满足于枝节和琐碎，欣赏“小资情调”和无病呻吟。在形式上，引号满天飞，通篇全是“经典话语”，作者本人不见了。如此便形成了学术主义与非学术化交错存在的局面，这倒也符合两极相通的辩证法。
学术主义与“非学术化”只是问题之一，且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庸俗主义。庸俗主义是西方近代就已经产生的问题，黑格尔就说过：“从前有一个时期，人们的上天是充满了思想和图景的无穷财富的。……那时候精神的目光必须以强制力量才能指向世俗的东西而停留于此尘世，……而现在的当务之急却似乎恰恰相反，人的目光是过于执着于世俗事物了，以至于必须花费同样大的气力来使它高举于尘世之上。”[3]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界、甚至是整个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庸俗主义的倾向：理想主义、神圣感荡然无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消失。“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4] 一切都被世俗化、平面化、具体化，一切的关系都变换成金钱关系，一切的职业都被当做挣钱的工具。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庸俗主义“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5]。当然，庸俗主义只是当前思想界的一种倾向，并不能代表全部。但是，这种倾向在许多学者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急功近利、形式主义、学术泡沫、剽窃和自我剽窃等等现象都是其表现。庸俗主义是当前马克思哲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最根本原因。
不论是学术主义和非学术化，还是庸俗主义，其实都是哲学观的问题，都是对哲学的态度，是如何从事哲学的问题。因此，要使马克思哲学研究重新赢得尊重，并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首先就必须转变哲学观，回归马克思的“生活哲学观”。
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阐述自己的哲学的著作，但是，马克思不仅有自己的哲学，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有自己的哲学观。其哲学观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哲学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是人的存在方式，是哲学家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过程。早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24岁的马克思就明确地申明了自己对于哲学、对于写作的态度：“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家决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6] 后来，马克思从劳动角度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念。在马克思之前，人们是用一种费尔巴哈式的“感性直观”来看待劳动的，只看到劳动的外在性和非人性，把劳动只看做生存的手段。而马克思却认为，劳动在本性上是人的存在方式。既然如此，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哲学活动在本质上也不是工具、手段，而是哲学家的生命和存在方式。马克思用其一生的实践诠释着这种哲学观：如果马克思把写作看做手段，他就不会选择一条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的生活道路，他完全可以按照父亲的愿望去做一名上流社会的律师；他也就不会拿出父亲留给他的、用于维持生计的、不多的遗产来创办《新莱茵报》。在不断追问马克思留给我们什么样的遗产的今天，我们首先应该继承的也许不是马克思的这个或那个结论或观念，而是他的那种为了理想、为了全人类的事业而献身的、超凡脱俗的大无畏精神，是他对于哲学、对于写作的态度。
马克思这样一种哲学态度与他对人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哲学观的背后其实就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中学毕业论文中，他就这样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7]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又指出：“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8] 马克思这样一种对人的看法在《共产党宣言》和《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又得到进一步的阐述。在那两本著作中，他提出未来社会应该是自由的人的联合体或者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完善的社会。看来，不论是在早期还是成熟时期，马克思对人的看法始终未变，那就是把人的全面性和全面的人作为社会和人发展的最终目标。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人生观、价值观，马克思才在哲学观上超越了庸俗主义。
第二，哲学家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哲学看做是哲学家的价值实现过程，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是哲学家个人的私事，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个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者。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这两种利益并不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9] 所以，哲学家应该超越“小我”、个人，关注“大我”、他人；哲学家并不只是解释世界，他应该改变世界，为社会、他人的幸福而努力。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年轻的马克思就“老成地”告诫自己的同龄人：“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确立坚定的原则和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10]
第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既然哲学家的使命是改变世界，那么哲学家就要深入自己的时代和生活，把握自己时代的精神，这是哲学改变世界的“前提”，也是哲学改变世界的方式，因为哲学把握时代精神的过程也是型塑时代的过程。所以，马克思说德国哲学是从天国到人间，而他的哲学则是从人间到天国。他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东西出发来理解人，理解自己的时代。他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自己时代的现实生活。[11]
从对马克思哲学观的阐述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哲学观对于目前的哲学现状是具有治疗性的：它所针对的不仅仅是哲学的庸俗化倾向，不仅是对哲学的崇高感、神圣感和使命感的呼唤，而且也是对悬浮于半空的“思辨哲学”(学术主义)的批判。不仅如此，它还是对“大写的哲学”观念或本质主义思维的拒斥，因为，哲学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意味着哲学活动不是什么“神类的活动”，其中也渗透了哲学家的意志、情感和价值追求，哲学知识因而就不是什么绝对真理，而只能是“意见”，哲学并没有对其他学科或领域发号施令的权力，如此就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空间。
当然，单纯靠转换一种观念或态度来解决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问题似乎有些苍白无力，甚至有人会觉得可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这似乎有点逆“潮流”而动，像堂吉诃德与风车战斗。但是，真正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脉搏，扪心自问，在这个“一切”被商品化、庸俗化、平面化、个人化的时代，在一切的“妩魅”被祛除的今天，我们缺乏的不正是那种崇高感、神圣感、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吗？我们不正是缺少一点堂吉诃德式的精神吗？我们太现实、太功利了，这使我们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东西，失去了人的超越性。哲学在今日的状况其实不过是时代的一个缩影而已。在很多人都被各种各样的欲望烧得心急火燎、心浮气躁的今天，如何保持一颗平静、平常、高尚的心，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所应研究的最紧迫、最根本的课题。如爱因斯坦50多年前所说：“没有什么还会有比克服现代派的势利俗气更要紧的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