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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最喜爱美玉的民族。
我国现存最早的古诗集《诗经·卫风木瓜》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琼琚”、“琼瑶”、“琼玖”皆为美玉的名字;《诗经·齐风著三章》曰:“尚之以琼华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琼华”、“琼莹”、“琼英”皆为美玉的光色。《郑风·有女同车篇》:“佩玉琼琚”,“佩玉将将”;《秦风·终南篇》:“佩玉将将,寿考不忘”……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的那样:“对于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本)第三卷第663 页)但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较为详细、系统的专题研究却不多见。
汉民族对玉的崇拜不仅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而且是多方面多层次的。1976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就曾出土了一些玉制的璜、玦、管、珠坠等佩饰。可见早在距今七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人们就已经广泛地采取玉石来制作装饰品和器物。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在北方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齐家文化,以及南方的良诸文化、石峡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玉雕:有琮、璧、璜、玦、环、笄、梳、铲、斧、锛、多孔刀、动物和人面饰等。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汉民族那样与玉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对古代文化产生了那样大的影响。
在古代,玉依照用途划分有祭祀用玉,如琮、璜、璧、圭之类;服饰用玉,如琫、珌、珩、琚之类;交际用玉,如玦、瑷之类;工具玉,如玉斧、玉铲等;殉葬用玉,如琀、瑱之类。相传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就以玉分赐部族首领,作为享有权力的标志。后又逐渐演变为统治者用作表明身份等级及行使军政权力的信物,如玉玺、玉璧、玉印之类。《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尊卑上下,各有名分,佩玉依等级,视玉而知礼。《礼记·玉藻》:“天子佩白玉,而元组绶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次玉)。”
玉还被广泛用于朝聘、祭祀、礼仪、丧葬等活动中,连天子服玉冠冕之饰及佩也随季节有所不同。《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服仓玉,孟夏之月天子服赤玉,季夏之月中央土天子服黄玉,孟秋之月天子服白玉,孟冬之月天子服元玉。”《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元璜礼北方。以圭璧祀日月星辰,以璋射祀山川。”周制还设有玉府专门掌管这方面的事务。据《竹书纪年》云,“玉府掌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食玉、含玉。”
在古人看来,玉兼备了人间的所有美德和至性。因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常以“玉”比拟“君子”的美德。《说文》:“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絜之方也。”“润泽以温”是指玉的光泽滋润而柔和;“理自外,可以知中”,这是说,玉的文理,表里一致,在阳光下可以照见内部;“不挠而折”是非常坚韧不能弯曲,只能折断的意思;“锐廉而不忮”,是指玉的断口或玉制刀、铲等虽有棱角或刃口,但又不很锋利;“其声舒扬,尃以远闻”,这是描述玉的声音。《五经通义·五德》:“玉有五德,温润而泽,有似于智;锐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挠,有似于义;有瑕于内必见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坠,有似于礼。”故“奴隶主贵族,无论男女,都要佩带玉饰……以显示自己的贵族身份。”(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第198 页)《礼记·曲礼》:“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凡带必用佩玉,惟丧否,佩玉有衔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礼记·聘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右徵角左宫羽,于玉比德盖求,所以称夫仁义知礼乐忠信之德而比之于玉也。”(徵角、宫羽皆为能发出不同声音之玉的名字)于是形成一种影响极其广泛的玉文化现象,历史沉积极为壮观。我国古代典籍中有关“玉”的艺文、诗赋,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汉代黄宪的《玉论》,晋代傅咸的《玉赋》,瘦肃之的《玉赞》,李为的《蔺相如秦庭反璧赋》,前人的《蔺相如全璧赋》等都为人们所熟悉。甚至同一主题的《荆山璞赋》就各有不同时期的作者范琮、谢一鲁、孔浍、文逢原等人创作。逆境中行吟的屈原在他的《离骚经》中就多次提到了“玉”:“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然而蔽之?”“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扬云霓之蔼兮,鸣玉鸾之啾啾。”“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红楼梦》第三十七回中咏白海棠的那场诗会,六首诗里,每首都离不开“玉”,如:“玉是精神难比洁”(探春),“愁多焉得玉无痕?”(宝钗),“捧心西子玉为魂”(宝玉),“碾冰为土玉为盆”(黛玉),“种得兰田玉一盆”(史湘云),“玉烛滴干风里泪”(史湘云)。
所以可以说,围绕玉文化的语言艺术创作活动历代不衰,绵延不绝。这里面既有文人学者、宗教人士,也有寻常百姓;既有书面的,也有口头的。一部《汉语大词典》(王希杰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搜集的冠“玉”词条多达九百多条。而且, 即使同一词条,所列举的义项也相当丰富。例如,雪,被“玉化”为:玉雪、玉花、玉沙、玉英、玉屑、玉絮、玉蕊、玉蛾、玉尘、玉龙、玉鸾、玉蝶、玉妃等,大大地方便了人们运用同义选择的手段。如要表达月亮这个意义,可根据需要在下列二十多个词语中挑选:玉宫、玉盘、玉轮、玉团、玉镜、玉鉴、玉环、玉壶、玉弓、玉玲、玉娇、玉魄、玉兔、玉蜍、玉蟾蜍、玉蟾宫等等。真可说是游刃有余了。至于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中的许多人喜欢将“玉”或玉族字眼镶进姓名,这更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也是玉文化传播历久不衰的群众基础。
古人甚至认为玉可入药,玉屑甘平无毒,可润心肺,助声喉,滋毛发,久服轻身长年。汉武帝取金茎露和玉屑服云可长生久视也,故有玉脂、玉膏、玉液之说。《开元天宝遗事》:“贵妃素有肉体苦热肺渴,每日含一玉鱼藉其凉津沃肺”。《圣济录》:“面身瘢痕,真玉日日磨之,久则自灭。”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但佩戴玉石有益健康,已为现代科学所证实。科学家对玉石进行测试研究后发现,玉石具有特殊的光电效应。在切削、研磨和抛光过程中,会使这些效应聚焦蓄能,形成一个电磁场,相当于谐振器,能同人体发生谐振,使人体各部分更协调,从而稳定情绪,增强反应能力。同时,玉石中含有硒、锌、镍、钴等微量元素,长期佩戴玉饰接触人体,微量元素会被人体皮肤所吸收,使体内各种微量元素获得平衡。至于玉石能“镇魔避邪”,那只不过是一种心理作用而已。
我国古代产玉虽丰,但对玉的产地知之甚少。有关古玉产地的记载不胜繁杂,却不见详。《山海经·南山经》:“基山其阳多玉”,“青丘之山其阳多玉”,“洵山其阴多玉”,“会稽之山其上多金玉”。《山海经·西山经》:“小华之山其阳多琈之玉”,“石脆之山其阳多琈之玉”,“大时之山阳多白玉”。《山海经·北山经》:“少阳之山其上多玉”,“鉤吾之山其上多玉”,“北嚣之山其阴多玉”。东山经、中山经所记载的全都一样,叫人不知所云。故《大学衍义补·宝玉之器》曰:“今中国未闻有出玉之处,而所用之玉皆自于阗国来。”《孔帖·玉河》:“于阗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山多玉者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阗分为三,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捞玉”。据传说,西周早期的周穆王曾经西巡,远至中亚地区,经过盛产玉石的“昆仑之丘”。《竹书纪年》卷下:“穆王”十七年(公元前998年)王西征,至昆仑丘”。又《穆天子传》卷二: “天子北征……乃献白玉”,“东还,乃循黑水。癸己,至群玉这山”。“天子于是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据此,可以认为大致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新疆的玉石已大量流入内地。《管子·轻重》诸篇中,多次提到“禺氏之玉”。“禺氏”即从春秋时代开始勃兴的月氏(国名),包括从宁夏到新疆的广袤地区。战国时代,新疆所产白玉价值很高。用白玉制成的璧便于携带,如果用来作为货币,即“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子·国蓄》)。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之际,“禺氏之玉”已不单是用来供奴隶主贵族制作礼器、装饰品和赏玩品,已逐渐演变为一种贵重的货币,在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经济发展中,曾经一度起过重要的作用。李约瑟说:“关于玉的产地问题,曾有过不少讨论,经过一番深入的讨论以后,现在大家都已经同意新疆的和田(于阗)和叶尔羌地方的山上和河中是两千年来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产玉中心。”(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本)第三卷第665 页)《唐书·西域传》:“于阗(今和田)有玉河,国人夜视月光盛处,必得美玉。”《五代史》:“于阗国传其国东南曰银州、卢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汉张骞所穷河源出于阗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阗分为三,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天工开物》:“凡玉入中国贵重用者尽出于阗……葱岭所谓蓝田即葱岭出玉别地名,而后世误以为西安之蓝田也。其岭水发源名阿耨山至葱岭分界两河,一曰白玉河,一曰绿玉河。晋人张匡邺作西域行程记载有乌玉河,此节则妄也。玉璞不藏深土,源泉峻急激映而生。然取者不于所生处,以急湍无著乎。俟其夏月水涨,璞随湍流徙,或百里,或二三百里,取之河中。凡玉映月精光而生,故国人沿河取玉者,多于秋间明月夜,望河候视,玉璞堆聚处,其月色倍明亮。凡璞随水流,仍错杂乱石浅流之中,提出辨认而后知也。”“凡璞藏玉,其外者曰玉皮,取为砚托之类,其值无几。璞中之玉,有纵横尺余无瑕玷者。古者帝王取以为玺,所谓连城之璧亦不易得。”“或溯河舟或驾橐驰经庄浪入嘉峪而至于甘州与肃州中国贩玉者至此互市而得之,东入中华卸萃燕京,玉工辨璞高下定价而后琢之。”清人椿园所著的《西域闻见录》曾对新疆昆仑山的叶尔羌玉矿作了如下记载:“其地有河产玉石子,大者如盘如斗,小者如拳如栗,有重三四百斤者。……河底大小石错落平铺,玉子杂生其间。”叶尔羌所产之玉,其玉体如凝脂,精光内蕴,质厚温润,脉理紧密,声音洪亮,不仅质量上乘,而且蕴藏量很大。据徐松《西域水道记》载,从乾隆二十七年至嘉庆四年的三十七年中,“叶尔羌办事”曾多次在密尔岱山采进大量玉料,供清宫制作玉雕、玉磬、玉册和玉宝之用。清代制作了不少大件玉雕,尤其乾隆时期,是玉雕制作繁盛之时,雕工高超,纹饰繁缛,风格多样,技法集历代之大成。著名的玉山“大禹治水图”高224 厘米,宽96厘米,重约一万零六百多斤。其上层峦叠嶂,古木苍森,众多的人们在劈山开石。作品费时十多年才告完成,为古代玉雕之冠。
综上所述,可见除新疆玉矿有较详细的历史记载外,其他地区则基本上都无史料可考。而西域远离中原数千里,交通困难,所产玉石难以满足内地的需要,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至于我国内地及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墓葬及遗址中所发现的大量玉器,所用玉料很可能都不是来自西域。究竟来自何处?因此,对古玉的来源进行详细研究,可为了解古代各民族间的交换关系和文化传播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