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排除“左”的干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干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提出的科学结论。
▲“左”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在革命时期，“左”可以葬送革命事业；在建设时期，“左”也可以葬送建设事业。
▲当前，“左”有各种表现，要运用教育、纪律和法治手段，排除各种倾向的干扰。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的著名论断。1992年春，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谆谆告诫：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邓小平的这个论述早已成为全党的共识，并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得到系统的说明。十四大以来，我们党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要看到，警惕右和主要防止“左”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当前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仍然存在着来自“左”和右的各种干扰。对此，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和清醒头脑，采取必要的对策和手段加以排除。
关于“左”和右，毛泽东曾有过一段解释。他说：什么是“左”？超越时代，超越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混淆“左”和右两方面的含义，在头脑中就无形地产生了一个认识和思维的误区，即：“左”是革命的，右是反革命的；“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于是乎，宁“左”勿右便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搞“左”保险，搞右危险，这样，“左”就演变为人们护身的“法宝”了。
今天，我们所说的“左”，就是指从“左”的方面反对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潮和行为。其主表现：一是怀疑党的现行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认为改革开放是搞资本主义；三是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四是企图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五是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怀疑、动摇乃至反对邓小平同志的理论，等等。对于来自“左”的方面干扰及其危害，邓小平有一系列重要论述。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就指出：“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认为，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他还多次指出，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他认为，“左”的东西根子很深。“左”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表面看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邓小平的这些话的确是不易之论，令人深思。
历史的经验值得鉴戒。“左”的思想源远流长，其干扰和影响根深蒂固。由于它一贯涂上“革命”的色彩，因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对其识别和纠正都较为困难。我们党历史上之所以多次产生的“左”的错误和失误，这决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既有实行“左”的路线和政策的主观脱离客观的认识原因，又有实行“左”的路线和政策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小农经济基础深厚，封建历史传统久远，这些都是“左”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特别是建国以后，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导致了诸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特权思想等很多弊端。这样，就给改革开放带来了种种困难和阻力，实践证明，改革开放要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改革开放要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主要也是突破“左”的阻力。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向纵深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一方面必将推动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也会产生一些落后于时代的种种暂时的困惑和疑虑。例如，关于国有企业如何面向市场的改革问题，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分歧。有的同志误以为公有制就是国有制，股份制就是私有制。因此，把国有企业选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改造，说成是否定公有制，搞“私有化”，最终导致走资本主义道路。显然，这种观点是不利于深化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对于这种认识上的困惑和疑惑，我们除了进行必要的思想政治工作外，可以在学术上进行讨论，但不搞那种无谓的“争论”。我们要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大胆地探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最终通过实践去裁决和检验改革的是非得失。列宁曾经说过，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我们要牢记这段名言，作为引导我们统一思想，排除各种干扰重要的方法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我们要深刻领会邓小平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深远意义。我们要积极响应江泽民同志的号召，保持清醒头脑，排除各种干扰，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指出的，现在明确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目的在于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密切结合当前的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解放思想，同心同德，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搞上去。对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不要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要把反倾向斗争纳入法治轨道。“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江泽民同志多次提出的要求。我们要接受历史上反倾向所犯的那种随意性和扩大化错误的教训，要逐步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把反右、反“左”纳入法治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