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机与挑战——关于提高古籍编目人员综合素质的思考与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目论文,古籍论文,契机论文,综合素质论文,人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10月，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简称：CALIS）管理中心和联机合作编目项目组召集部分高校图书馆的古籍编目业务骨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了CALIS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库启动研讨会。与会代表分别介绍了本馆古籍编目工作的成绩与问题，并对尽快启动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库项目和制订古籍目录数据库著录规则达成共识。2003年春，《CALIS古籍联机合作编目规则》三稿开始征求意见，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开工在即。
这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建设全国高校图书馆古籍书目数据库，即可以改变我国在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方面落后于外国图书馆的被动局面，又可以全面提高古籍编目人员的素质与能力，进而发现人才，培养后备力量，为今后建设全国乃至世界中文古籍目录数据库奠定深厚而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因为在各种书目数据库中，问题最复杂，难度最大的就是中文古籍目录数据库。在中国高等院校中，除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图书馆在古籍部中设有古籍编目组，并有参加美国RLG中文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数据库项目工作的经验外，有相当多的高校图书馆古籍部都没有专业的古籍编目人员。所谓古籍部，仅仅是用一两个人（有的还是兼职）在维持日常管理与借阅而已，绝少有参加古籍编目工作的机会。
当然，我们也有积极的因素存在。例如：毕竟还有许多高校图书馆都有参加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等联合目录的经验。而且在参加联合编目工作的过程中，培养和锻炼出一批古籍编目业务骨干，涌现出一些年富力强、具有较高水准的中青年古籍版本鉴定和编目专家。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图书馆不仅具有健全的古籍编目组织，而且还有参加国际联合目录数据库工作的经验。此外，古籍部工作人员的学历和文化素质普遍比较高，也是有利的因素。
面对新课题的压力，我们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弥补自己的不足，进而抓住契机，赢得挑战呢？我想这个问题应从项目领导组织和提高个人综合素质两个方面来解决。
一.项目领导组织工作要点
1.首先要集思广益，反复斟酌，制定一个科学、严谨、能与国际接轨的古籍联合编目规则。
2.选派专业人员对参加单位的古籍编目人员进行先期培训。使大家对编目规划、录入格式、版本鉴定的方法与技巧等方面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3.编目工作先在部分古籍藏量较大，古籍编目实力较强的核心馆中展开，然后再扩及全部。
4.选派工作作风认真严谨，古籍编目经验丰富的专家，组成质量检查小组，用以解决各馆上报数据中的疑难问题，确保数据质量。
此外，在制定编目规则时，要尽可能做到细致、明确。否则，就会出问题。举个例子，我在RLG中文善本书国际联合目录项目中心工作期间，就发现同一种书，各馆对于版框尺寸的测量就颇有差异，尤其是书版宽度的误差最大。其原因就是各馆编目人员的测量方法不统一，有的从内框测量，有的从外框测量。如果事先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二.提高个人综合素质
所谓提高古籍编目人员的综合素质，是一个很广泛的命题，限于篇幅，这里只从下面九个方面简要地谈一下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1.首先，每一位从业人员必须爱岗敬业，不畏艰难与寂寞，要有一个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更新知识，不断接受新事物的基本态度。由于古籍版本鉴定与编目工作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没有这种思想准备，不经过长期实践与积累，是绝不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古籍编目专业人员的。
2.要深入研究版本目录学和中国古籍编辑出版史、印刷史、藏书史，了解历代重要的目录学家、出版家、藏书家的生平和成就，还要了解著名的刻工、写工、画工等。熟悉各种印刷技术的特点和印书纸张的特性。如对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套印、石印、铅印、影印等印刷方式和棉纸、竹纸、开化纸、连史纸等各类纸张都要了如指掌。这样鉴定版本时，才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有的人搞了多年古籍编目工作，还不知道明末出版家毛晋汲古阁刻书是在什么地方：有的人往往将活字本误定为刻本，如清雍正内府活字印本《御选宝筏精华》就一向被误录为木刻本；还有的人常常将清末铅印本误录为木活字本等。再比如清末上海美华书馆用电镀铜版所印的《天道溯源》等书，常被误定为铅印本或铜活字本，亦有误认为是铸铜版而印刷者。至于将翻刻本或重修本误录为原刻本的例子就更是不胜枚举了。凡此种种错误，大都是因为缺乏版本知识造成的。
3.努力提高古汉语水平，熟悉各种古代文体，并能进行句读和校勘。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就无法通过阅读原著来考证版本，更无法辨别古籍版本的优劣。提高古汉语水平仅靠读几本古汉语教科书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多读古籍原著。如果有机会点校或译注一部古籍，那将是最好的锻炼与提高的机会。
4.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史知识，对我国古代史、思想史、学术史上的代表人物、主要流派、重大事件、典章制度等，都要有全面的了解。没有这些必要的基础知识，在编目工作中就会很难正确评估一位作者及其著作的价值。以至使一些重要学者的代表作，甚至珍贵的手稿，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使其混迹于普通古籍之列。甚至有的还会由于书库剔旧、剔重工作中的疏忽，流落到废品站或个体书摊上。这些年，屡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我想这与编目人员和管理人员文化素质较低不无关系。
5.要尽量多的了解一些有关艺术史方面的知识，尤其是中国书法、绘画、版画、篆刻艺术知识。我国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刻书的字体是有差别和变化的。如宋代福建多用颜（真卿）体、浙江多用欧（阳询）体，元代流行赵（孟俯）体等。熟悉各种书体风格，对鉴定版本十分有用。了解古代绘画，尤其是版画的历史和不同风格，是鉴定各种插图本古籍的基础。否则，很难区别徽州、福建、金陵版画的特点。还有篆刻，不认识篆字，就无法著录藏书印的内容，或是错认误录。例如，徐世昌的“退耕堂”印，就曾被人误录为“得耕堂”。有的古籍的牌记就是用篆书刻的，如果不认识就无法著录版本。掌握篆字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最好能学习篆刻或是学写篆书，借以掌握篆书规律，但一般人做不到。二是勤查和常读篆字字典或是有释文的印谱。坚持一段时间，辨认篆字的能力就会大有长进。
6.不断提高考证和科研能力。在古籍版本鉴定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古籍都能直接提供版本依据的。也就是说，有的古籍本身对出版者，出版地、出版时间的揭示是含糊不清的，甚至是空白的。这时，就需要通过有限的线索，经过缜密的考证，最后得出一个准确或是相对准确的结论。而以MARC格式为基础的中文古籍机读目录著录规则，对这种版本考证能力的要求则更高更具体了，换言之，就是著录难度更大了。过去，在进行传统的古籍版本著录时，并没有强调一定要将出版者、出版地、出版时间全都考证清楚。所以，我们在传统的书目中，就会见到大量的含糊其辞的“宋刻本”、“明崇祯刻本”、“清初刻本”等，出版者，出版地等项一概阙如。其实，这里面有许多古籍的版本项是可以考证清楚的。下面举三个实例：
例一，《洪武正韵》有一种版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明崇祯刻本”，未著录出版者和出版地，出版时间也不精确。据崇祯四年（1631）陈继儒序中：“申大司马（名用懋）捐金助刻”，又同年钱谦益序亦称“大司马申公为序而刻之，去奢（即杨时伟）持以示余”等语，知此书出版者为申用懋，崇祯四年（1631）刻竣。申用懋为首辅申时行长子，苏州府长洲人。据《明史.七卿年表》记载，申用懋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任兵部尚书，十二月退休还乡。所以其在崇祯三年（1630）所作序言末自署“闲闲居士”。据此可知此书的刻书地应在苏州府长洲。通过考证，此书的出版者、出版时间和出版地全都搞清楚了。其版本项应著录为：“明崇祯四年（1631）申用懋长洲刻本”。
例二，《诗缉》一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明赵府味经堂刻本”。我们查《明史》知道朱厚煜于正德十六年（1521）晋封赵王，嘉靖三十九年（1560）去世。其封地在彰德（今河南安阳市）。再查原书，版心镌“味经堂”三字，《清浊音图》后镌“赵府刊于居敬堂”。“味经堂”、“居敬堂”皆为朱厚煜堂号。原书无刻书年代，但刻书字体为嘉靖风格。朱厚煜晋封赵王是正德十六年（1521），第二年就是嘉靖元年（1522），而他封王第一年时，是来不及刻书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将朱厚煜的刻书时间范围缩小至嘉靖元年（1522）至其卒年，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之间。刻书地当然就是彰德。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此书的版本项著录为：明嘉靖（1522-1560）朱厚煜赵府居敬堂彰德刻本。应该说，通过考证后的版本项著录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要详备而准确。
例三，著名的毛氏汲古阁所刻《说文解字》一书，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为“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阁刊本”，大陆地区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则著录为“清初毛氏汲古阁刻本”。此书没有具体的刻印时间，所以诸家著录一向含混不明。其实，只要肯认真考证的话，还是可以通过刻书者毛扆的跋语所提供的信息，将刻书时间的范围尽量缩小的。毛扆底在跋语中说：“先君购得说文真本，系北宋板，嫌其字小，以大字开雕，未竟而先君谢世。扆久欲继志而力有不逮，今桑榆之景，为日无多，乃鬻田而刻成之。”先君，即毛扆后之父，著名出版家毛晋。毛晋刻此书未竣而去世，其卒年在清顺治十六年（1659），据此可推断毛晋刻此书的时间应在顺治十六年之前不久。而毛扆是在其晚年刻成此书的，其卒年一般工具书皆未详。但据何仲子《松陵集跋语》记载，毛扆卒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据此可知此书刻成于清康熙五十一年之前不久。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此书的版本项著录为；清顺治（1654-1659）常熟毛晋汲古阁刻，康熙（1707-1712）毛扆续刻本。这个结果，显然要比上述两种书目的著录准确一些。
应该说，高水平的古籍编目人员都应具有这种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前人成说，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考证能力，它是以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广博的文史知识和科学缜密的思辨能力为前提的。这需要一个长期磨练、不断学习和提高的积累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而进行考证的过程，其实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要善于不断地将考证的结果，经过积累、总结、提炼，撰成学术论文发表出来，以供交流和利用。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成为优秀的古籍编目专家。
7.熟悉各种工具书的特点和用途。若想考证古籍的版本源流与真伪，并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必须善于利用各种工具书，尤其是古籍书目、提要、图录等。特别要留心最新出版的，代表最新研究成果的工具书。例如考订清人诗文集的版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的清别集部分当然是要参考的，但它只收善本，一般清集版本是不收的。还有《贩书偶记》所收清人文集约四千种，亦嫌不足。近年出版的《清人别集总目》和《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二书则兼收并蓄，收录清集均在四万种左右。前者所收版本尤富，后者兼有提要可供稽考。二书互补，允称完备。此外，还有《清代版本图录》、《清代版刻一隅》等图录中亦有一些清集书影可资参考。了解这些工具书的特点，在考证版本时自然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平日多留意浏览图书出版信息，多参加图书展销会等活动，是不断了解这些工具书的出版动态的最佳方式。
8.最好能掌握一至二门外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日渐频繁。不会外语，自然会影响学术交流。另外，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藏有不少中国古籍，其中有些是在中国久已失传的珍本、孤本，他们也编有一些专门书目和机读目录，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关学术论文和专著，如果不懂外语，我们就不便研究、利用和交流。所以，我们如果既懂古汉语，又懂外语，那对开阔我们的视野，提高业务水平，搞好国际交流和协作，尤其是对建设古籍书目数据库将是十分有益的。
9.熟悉和掌握机读目录著录规则与电脑录入技能。在出现机读目录以前，要能做到上述七条中的前六条，就堪称是一位很好的古籍编目员了。但在现在，尤其是在CALIS古籍书目数据库启动之后，如果你不能尽快掌握机读目录规则和电脑录入技能，恐怕就要有下岗之虞了。我们不能强求老先生们一定要掌握计算机操作技能，但对于中青年古籍编目人员而言，则是必须要掌握的基本技能。
综上所述，网络背景下的古籍编目员，背负着传统知识和新技能的双重压力，我们只有付出至少比别人多一倍的努力，才能不断完善自我，提高自我，最终赢得时代的挑战，开创古籍目录数据库和古典文献数字化建设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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