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需要角度重新审视价值体系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新审视论文,角度论文,概念论文,体系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3)05－0015－06
对“价值”的错误理解严重干扰了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理解和把握。很多学者仅仅从“有用性”的角度理解“价值”。一些学者们则把“价值”概念界定为“满足主体需要的客体属性”。个别学者开始关注“需要”层次对“价值”体系的影响，但“价值”仍被限于主、客二元分立的视野。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上述看法体现的是一种有待扬弃的、物化的价值观。这与马克思在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把价值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哲学上澄清“价值”概念，对于建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 “需要”的层次与“价值”的体系
许多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从“有用性”的角度出发讨论马克思的价值观。殊不知，这恰恰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把“有用性”意义上的价值观视为一种“异化”①，把货币价值观视为这种异化的极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特别是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第一分册中，马克思把货币价值观批判发展为资本价值观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②。按照这一理论，有用性仅仅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下的价值观。这是一种物化的价值观。
把价值视为“满足主体需要的客体属性”，既可以视为“有用性”意义上的价值概念的扩展，又比单纯从“有用性”角度理解价值高明得多。通常所说的“有用性”仅仅是就物质需要的满足而言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能满足所有需要和任意一种需要的属性称为“有用性”，这样“有用性”的含义就得到了扩展。我们说一个东西是“有用”的，因为它能满足“需要”。
问题在于对“需要”的理解。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需要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划分：例如可以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也可以划分为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强调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这样一来，对“价值”的理解与“有用性”的距离就越拉越大，因为越是低级需要，越体现出“有用性”的特征；越是高级需要，越难以从“有用性”方面加以界定。很多人都把真善美视为最高价值，宗教和无神论更是强调“终极”价值，这些难道可以从“有用性”的角度去理解吗？
在当代，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有着广泛的影响。他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形成一个从低到高的系列。一方面，低层次需要满足了，高层次需要才会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只有未满足的需要能够影响人的行为，已经满足了的需要不再产生激励作用。有的学者分别把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与经济发展的“温饱阶段”、把情感需要和尊重需要与“小康阶段”、把自我实现需要与“富裕阶段”联系在一起。显然，如果“价值”被界定为“满足主体需要的客体属性”，那么，既然需要有高低层次之分，那么价值当然也有高低层次之分。不仅如此，既然中国已经越过温饱阶段，进入小康阶段，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价值”必然也会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这一切似乎都是不言而喻的。恰恰是由于低层次需要没有满足的时候，高层次需要不会显现出来，人们才会把低层次价值当作价值的典型形态，才会把价值理解为“有用性”。问题是低层次需要如果满足了，高层次需要是否一定会产生出来？是否如马斯洛所说的那样，已经满足的需要不再产生激励作用？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反例。有的人为了某种理想可以放弃物质享受，甚至为了爱情可以牺牲生命，为了自由可以牺牲爱情，这显然是为了高级需要牺牲低级需要的例子；也有人做了守财奴，低级需要早已满足，高级需要却无法产生出来。在这些情况下，对“价值”的认识就不能满足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了。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关键是必须明确：某种需要“没有显现出来”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潜能与现实必须分开，人与动物必须分开。即使对于动物来说，潜能也并非总能变成现实，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动物某种潜能的存在；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因此人除了动物的自然潜能外，还有一种社会潜能，可能有的人会实现这种潜能，有的人会实现那种潜能。或者说，有的人有这种需要，有的人有那种需要。
这就决定了，“价值”必然是一个体系。相对于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价值。这不仅意味着，相对于低级需要有低级价值，相对于高级需要有高级价值；而且意味着，价值有可能是现实的，也有可能是潜在的。我们必须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来适时地调整自己的价值体系，否则必然会导致“需要的异化”，比如“低级需要满足了，高级需要却没有产生”，就属于需要异化的一种典型形态。
二 “需要”的异化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三大形态理论，我们可以把需要的异化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对人的依赖性形态，需要的异化表现为奴化；一种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需要的异化表现为物化③。需要的这两种异化都会表现在价值体系中。其中，前者表现为权力至上，后者表现为金钱万能。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摆脱两种异化状态，才能形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观。
马克思通过批判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对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价值体系进行了批判，指出，全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是围绕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建立的。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在市民社会中，“货币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货币拜物教必然成为市民社会的价值观的基础；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界，一切价值都只通过同一种价值——货币表现出来。马克思接着说：“货币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④既然货币表现的只是人的异化的本质，是异化劳动和人的异化存在，那么，它也必然表现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这在犹太教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犹太教之所以是一神教，与犹太民族的商业活动密不可分。犹太人最早领略到货币通约一切的魔力。货币是犹太人在世俗生活中的神，在它面前，正如在耶和华面前一样，一切神都要退位。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同肉体生活的异化的关系，把《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货币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的论断发展成他的货币哲学。马克思首先指出：“货币，因为它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因为它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因此，它被当成万能之物”。⑤这同《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货币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的论断是完全一致的。从效用的角度看，这表明货币把所有的“有用性”化为同一种的、一种万能的“有用性”。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把它们化为同一种异化了的价值。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异化的四个表现时，分别联系到宗教的异化，指出了人的肉体存在的异化同精神异化的对应关系：首先，劳动产品同劳动相异化，表明“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⑥其次，劳动过程同劳动相异化，表明劳动过程本身是外在于人的、反对人的，这同宗教一样：“在宗教中，人的幻象、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他个人，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⑦再次，人的本质的异化同人的异化集中表现为，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⑧这就是马克思后来所说的“抽象统治”，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它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观点的现实基础。最后，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指出，“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的奇迹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人就越是会为了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乐趣和对产品的享受”，因此“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⑨
如果说“货币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那么资本就更是这样了，因为资本无非是自我增殖的货币，是积累起来的异化劳动或抽象劳动。于是，所有的需要都异化为对货币或资本的需要：“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惟一需要。”⑩“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11)这是马克思对“有用性”或效用价值观的最集中的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异化不仅表现为需要的单一化，即对货币和资本的需要，而且表现为需要的物化，即只有那种能用货币和资本衡量的需要才得到承认，而不能被“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如个人的天赋、才能，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爱情等等，都被“消灭”和“抛弃”。(12)资本，从而自我增殖的货币或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人的个性和个性的人则被抹杀：“货币的量越来越成为货币的惟一强有力的属性；正像货币把任何存在物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也在它自己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量的存在物。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在这种情况下，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是他赚取货币能力的大小与数量的多少，而不是他本人个性的丰富性和发展水平：“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人特性决定的。……既然我有能力凭借货币得到人心所渴望的一切，那我不是具有人的一切能力了吗？这样，我的货币不是就把我的一切无能力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了吗？”(13)
这并不是说，人的需要就不再扩展，不再被塑造，不再翻出新的花样；而是说，它被按照货币增殖的需要扩展和塑造。由此，人的自然的需要被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欲望：“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14)马克思把工业对欲望的刺激比作宦官满足君主的欲望：“没有一个宦官不是厚颜无耻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木不仁的享受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厚颜无耻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工业的宦官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15)这是对20世纪西方“消费社会”的精确预见。
在当代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货币和资本不仅创造需要、生产欲望，而且作为一切纽带的纽带，把它们联结起来。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货币是商品世界之本，它不仅是“把我同人的生活，同社会，同自然界和人联结起来的纽带”，而且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它“能够把一切纽带解开和联结在一起”(16)。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扩展了这一研究，指出交换价值以及货币关系的发展，“同普遍的贿赂、普遍的收买是一回事”，“普遍的卖淫现象，表现为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活动的社会性质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说得文雅一点就是：普遍的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17)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此之前的社会形态中，除货币关系之外，还存在其他各种各样的纽带；而在此之后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的关系则完全摆脱了对物的依赖性。因此，像“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这样的价值观，只能是第二大社会形态的产物。(18)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资本对人的需要的塑造作用，从而在货币拜物教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资本拜物教批判。马克思指出，不仅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各大阶级都建立在工人劳动及其剩余价值的分割的基础上，从而使资本成为现代社会之本，而且交换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以至于一切本来不能用于交换的东西，如荣誉、名誉、良心、肉体等等，都被变成交换价值，还有不能被当作资本的一切东西，如土地、票据、有价证券的所有权以及一切能带来固定收益的东西，都被当成了资本，由此形成了资本的本体论。整个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就是建立在货币和资本的本体论基础上的。只不过，这种价值体系缺乏自觉，不可能看到其背后的形上学而已。
正如货币不过是人的异化本质的体现一样，资本也不过是积累起来的剩余抽象劳动力量的体现。但由于这种力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而在资本的本体论背后，隐藏着资本的形上学。如果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资本本体论的无意识表现，与此相应地是资本拜物教的价值观，那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这种资本形上学的批判性研究，与此相应地是以人为本的自由个性价值观。
三 需要的人化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共产主义”一节中，分五个小节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描述：(1)作为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完成的共产主义，即经济人共产主义；(2)作为私有财产的否定的共产主义，即政治人共产主义；(3)作为私有财产的否定之否定的共产主义，即扬弃了经济和政治、回归到“社会人”本身的共产主义；(4)人的全面发展；(5)人的完全独立，或人的自由发展。前三个阶段都与私有财产联系在一起，分别涉及私有财产的肯定(经济共产主义)、否定(政治共产主义)和否定之否定(社会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后两个阶段都与社会的人联系在一起，只不过，一个涉及人的全面发展，一个涉及人的自由发展。(19)在这之后，马克思专门用(6)和(7)节探讨辩证法和需要问题。他指出，在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意义上，“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20)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人的需要获得满足时的感觉，以及人由这种满足感所得到的力量，也就是对于马斯洛来说的那种“激励”。马克思认为，“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就“感觉、激情等等仅仅因为它们的对象对它们是感性地存在的而超越地得到肯定”来说，它们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规定不同于私有制下所获得的规定；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通过私有制的扬弃而得到的全面的、自由的规定，而且是人们的共同感受和共同满足(21)。
马克思分析了随着物质需要不再成为人类的唯一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得到发展的情况，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22)。这同物化的价值观不同，体现的恰恰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按照这种价值观，甚至物本身也不再是纯粹的有用性，而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为此，马克思指出：“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23)这就是需要的“人化”。在这种情况下，价值不是“满足主体需要的客体属性”，而是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属性”。(24)物化的价值观由此被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所取代。
在物化的价值观支配下，有钱就有一切，资本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为了得到货币和资本，“你必须把你的一切变成可以出卖的，就是说，变成有用的”。(25)相反，如果我们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物化的关系，那么，在共产主义之后的“人类社会”中，你只能用爱换取爱，而性则总是与爱、而不是与别的什么东西联系在一起，“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26)因此，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就是他的个性的发育程度。
以个性作为价值标准，意味着不仅货币和资本，连抽象劳动都不能再作为价值尺度。正因如此，马克思才说，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权利(27)。这意味着，不仅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就是劳动价值论，也将成为过时的东西。自由个性，且只有自由个性，才成为一切价值的核心。它的客观要求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28)
由此就可以理解，今天一些学者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离马克思究竟有多么远了。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没有意义。马克思明确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29)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之后的“人类社会”还有漫长的距离，就是与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践行劳动价值论、全面实行按劳分配的阶段，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而马克思的过渡时期，却是由发达资本主义而来的。在这一意义上，决不能高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水平，必须按照中国社会主义的总的发展水平制定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
单就人的全面发展来说，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一个从“两个文明”到“三个文明”，再到加上“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最终到包含“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这表明中国人民的需要状况发生了重大改变：最初提上日程的仅仅是物质的需要，后来才顺次出现精神需要、政治需要、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有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还不明白，人与自然的对立(30)是与资本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在过剩经济时代，为了继续赚钱，必须一方面不断刺激人的欲望，把人变成消费机器，从而创造出一个“消费社会”，另一方面又不断追求GDP的增长，为创造出更多产品而不断消耗自然资源。
遗憾的是，中国明明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人们却还在坚持“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过时的提法。众所周知，这一提法是在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在改革开放初期恢复的。自2000年进入小康社会以来，中国的物质需要日益得到满足，“过剩经济”的出现表明“物质需要的满足同落后的物质生产之间的矛盾”将基本获得解决。当前，中国得不到满足的恰恰是被归属和包罗到“文化需要”名下的精神需要、政治需要、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才能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提出是如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如果由“需要”体系决定了“价值”只能是一个体系，那么，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社会转型期和历史过渡期的需要状况则决定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只能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的一个过渡性的、乃至是异质的体系。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建立但仍然有待完善的中国，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诸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等，必须以扬弃的形式被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价值体系。对此没有任何争议的余地。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价值体系的过渡性：一方面，在有着长期大一统历史和重农抑商传统的中国，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不可能通过西方类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实现，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完成，正由于这样，中国共产党才有勇气、有能力采纳为发展生产力所必须的资本价值观；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包容性，决不意味着“扬弃了的”资本价值观就完全告别了资本价值观，相反，它只是资本价值观的彻底化和完成而已，正如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只不过是“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的彻底化和完成(因而资产阶级不可能实现它，只能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实现它)(31)一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价值体系的这种过渡性，要求我们与时俱进，随着中国社会需要状况的改变，不断推动价值论的研究，不断实现价值体系的更新。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307页：“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
②(17)(18)(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7－108页；第113页；第112－113页；第112页。
③这种划分受了彭立群博士在一次研讨会中提出的观点的启发。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194页。“货币”中译本原文译为“金钱”。
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20)(21)(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359页；第268页；第271页；第273页；第276页；第339页；第303页；第295－296页；第362页；第340页；第340－341页；第362页；第339页；第359页；第296－297页；第304页。
(19)刘珍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辩证逻辑思想及其运用》，《哲学动态》2011年第10期。
(24)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明确提出，对“对象”，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4页)，换言之，就是不能把“对象”和“客体”相混同。迄今为止，很多国内学者把“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混同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这在价值论研究方面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25)(26)(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3页；第365页；第294页。
(27)(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4页；第302－306页。
(30)由西方马克思学制造出来而为国内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就是这种资本价值观巨大影响力的证明。
标签：社会价值观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基督教共产主义论文; 货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