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学晚于孔学新证
——对木斋《先秦文学演变史·老子》的评论与补证
李 健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孔学与老学的先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论题，涉及中国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书写秩序。自民国《古史辨》以来，孔学与老学的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木斋在《先秦文学演变史》中面对郭店楚简《老子》等新文献重新讨论孔学与老学关系，从文献学、思想线索、文本体例等重新进行了审视与讨论，从而再次确立老学晚于孔学。笔者赞同木斋对孔学与老学的先后定位，并从老学对孔学进行结构性批判、《郭店楚简老子》与老学晚于孔学的验证等角度进行了必要的补证。
[关键词] 孔学；老学；《老子》晚出论；《郭店楚简老子》；《先秦文学演变史》
木斋教授所著的《先秦文学演变史》于2019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应是第一本先秦文学演变史，以突出“演变”为先秦文学作史。
写史并不容易，不论是哲学史还是文学史。如果把各作品平行来写，各写各的，这个比较容易，但这属于介绍性的资料库，算不上“史”。文学史之所以是“史”，就是它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各作品之间有传承—创新、或接受—修正、或破—立等复杂的接力关系，即文学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思想流变过程。《先秦文学演变史》就非常重视作品之间的演变关系，比如，对诗三百历史地位的再审视、对孔老关系演变的再反思等。如果真正理清这些演变的重要线索，“先秦文学真正可以称之为‘史’了，一向被认为凌乱‘碎片’的先秦文学，就被整理成为基本有规律可循并依照规律演变发展的先秦文学。这正是本书力求完成的任务”[1](P303)。
孔老关系问题在文学史、哲学史上的意义重大，涉及诸子的源流问题。关于孔老先后，尤其是自民国以来可谓众说纷纭，今天仍有必要对孔老关系进行再探索。笔者赞同《先秦文学演变史》中关于孔老关系的论证，并对此进行了必要的补证。
一、老学晚于孔学的文献依据
讨论孔老先后，不能以人物先后而定，因为有可能老子人在前，而著书在后。也不能以书而定，因为孔子“述而不作”，《论语》关于孔子的思想记录是弟子整理，不能以《论语》成书时间作为孔子思想的时间。只能以二者之学而定，即比较孔学与老学的时间，孔学以孔子的讲学内容为主，孔学是在生前就确立，其具体思想则需参见后来弟子编撰的《论语》；而老学则需要以《老子》一书为考察依据，因为老子没有在生前广泛讲学。在学者中，以胡适为《老子》早出论的代表，《老子》晚出论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晚出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老子》晚出论的证据。比如，梁启超认为《老子》里有的内容是战国风格；冯友兰认为，老子讲无名，必在名家重名之后。《老子》晚出论者提出的一些过硬证据，《老子》早出论者并没有给出有力的回应。胡适主早出论，但给出的证据不足以支撑老子早出的必然性。早出论者一般依据《史记》对孔老同时代进行对话的记载，以及《庄子》等文献对孔老对话的提及，但无法找到春秋或战国初期文献对《老子》的征引。(《礼记·曾子问》里提到了孔老对话，但该材料为汉代戴圣所整理，无法完全确定属实。且并没有引用《老子》具体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记载了三个老子，孔老对话的老子只是其中一个，其中，关于老子人物早出的记载，有学者对此质疑，张煦提到，“史记本有后人缀补竄乱之作。前人又说老子列传的神话，是后人从他书竄入的，证以唐时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将老子列传在史记中移置地位一事，更觉其可信”[2](P211)。《庄子》等文献提及的孔老对话，并不能作为史料，《庄子》一书本就多为寓言。这些文献无法必然确定老子和孔子同时，即使孔老同时，同样不能得出《老子》一书在孔子之前。孔子出道在，讲学早(“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而老子著书在后(比如《史记》提老子出关时才著书)。
老学：(道)先天地生。
木斋主张《老子》晚出论，既吸收了前人成果，也有自己独到的研究。木斋主要从五个方面列出证据：
“1.从著述史的角度来看，孔子之前尚无个人著述的先例：综述前文所论，中国文化史之起源发生的历程来看，殷商时代固然没有著述，到西周制礼作乐之后，著述专著的观念也是一个漫长岁月渐次形成的历程。
孔学：入则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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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儒家思想产生于前，源远流长，道家思想产生于儒家思想之后，孔子的时代前后，并无其他道家思想产生的旁证，不能形成有机的源流体制：当然可以说，道家思想就其源头来说，可能伴随着儒家思想的起源发生就开始有所萌芽，有学者认为，后来一向所说的黄老思想，可以证明道家思想在三代之前就产生了，并一直延续着。
“4.从诸子百家的个人著述史，可以验证《老子》不可能产生于《论语》之前这一推断。
“5.从《论语》的体例可以证明《老子》在其后：《论语》是孔子门徒的真实的语录体纪录，全书二十章，不仅仅各章之间似乎没有联系，仅仅是对孔子话语行状的分门别类的分类，每段语录之间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关系。”[1](P259-261)
尤其是其中第二条值得重视，如果老学在前，很难为老学找到理论来源。有的把老学的来源归为黄帝，但这只是传说，无法找到思想上的必然承传与创新依据(黄帝的思想只是传说)；有的把老学来源归为史官、隐士，这只是在尝试找职业关联，并没有找到理论来源依据；有的把老学归为对现实的刺激，但不仅不是理论承传来源，同时也忽略了别的学派同样会受到现实的刺激。如果孔学在前，孔学自身有理论来源，孔学“述而不作”，理论来源于传统，比如《诗经》《尚书》等；孔学在前，同时也为老学找到了来源，老学是对孔学的结构性批判，下一论题将具体展开。
政治权力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它具有支配其他一切社会资源的功能。其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各种社会权益。因此，政治权力具有极大的魔力。在社会生产力尚未高度发达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魔力会诱使掌权者以权谋私，导致权力腐败，也就是政治权力的非法使用。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阿克顿所说：“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地腐败。”
木斋通过论证，得出结论：“《老子》不可能为孔子时代的著作，而应该是《孟子》稍后、《庄子》之前的著作。”[1](P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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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的学者提出，孔子有《老子》类似的话，来证明孔子在前，“著作时代：……《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这一思想和说法正是来自于在《老子》”[1](P254)。木斋回应到，这里需要辨析：“《论语》中出现与老子思想吻合的话语不足为奇，正如儒家思想并非为孔子所缔造，道家思想也非最早源于当下所见的《老子》。”[1](P254)确实如此，孔子提无为未必来自老子，因为在春秋之前就有无为一词，比如《诗经》。(孔子整理过《诗经》，自然知道有无为语词，不一定非要来自《老子》。)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给出回应，那就是孔子提无为，并没有提出自《老子》，并不能得出孔子引《老子》。如果孔子提无为就认为来自《老子》，反之也可以说《老子》里无为是来自孔子，这样的推论是无效的。陈鼓应列举孔子和《墨子》里有《老子》相似的话，就得出《老子》在前，也同样忽视了孔子和《墨子》并没有直接提出自《老子》，同样晚出论也可以理解为《老子》在引用孔子和《墨子》。比如，陈鼓应提到：“‘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论语》这样推崇‘无为而治’，可见在这个观念上孔子所受老子的影响。”[3](P16)即使按照《老子》早出论信古思路，也无法得出孔子来自《老子》，因为孔子不可能在《老子》著书之后才开始提无为等。孔子讲学早，而老子著书较晚，这是信古派要接受的记载。陈鼓应还用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材料在证明老学在前，这都缺乏旁证，没有证据证明老子在孔老会话时已经形成老学。陈鼓应还把《论语》里老彭理解为老子与彭祖，同样缺乏旁证，另有人考究“老彭”是一个真实人物，是一个人，而非两个人。如果老彭是老子和彭祖，正常简称也说成彭老(传说中的彭祖在老子之前)。刘笑敢在《世界哲学家·老子》一书中用《老子》与《诗经》和《楚辞》进行文风比较，认为《老子》更接近《诗经》，而不是《楚辞》，从而得出《老子》早出，而不是战国的作品。刘笑敢的研究有两个地方不能成立：一是即使《老子》文风接近《诗经》，而不接近《楚辞》，也不能得出《老子》是春秋的，比如，今天的某个诗人文风接近唐诗而不接近现代诗，并不能得出他不是今天的人；二是就即便《老子》是春秋的，也不能得出《老子》在孔学之前，同样可以是孔学(孔子讲学)在前，而老学(老子著书)在后。
2.1.5 重复性考察 按照“2.1.4”项下分别制备Lut-SD和Lut-PC-SD供试品溶液，各6份。按照“2.1.1”项下色谱条件分别进样，结果显示Lut-SD峰面积的RSD为0.79%，Lut-PC-SD峰面积的RSD为0.62%。
二、老学晚于孔学的思想线索(老学对孔学的结构性批判)
《老子》一书，最高的概念应该是道，《老子》把道作为本原地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先天地生”，同时道作为价值地位，“道者同于道”“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木斋注意到了道作为《老子》的最高概念，“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孔子思想，则可用‘仁’字；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老子思想，则为‘道’字”[1](P255)，“《老子》一书，乃为自足之思想论著，自成体系，自成规模，全书五千言，都围绕一个‘道’字展开论证”[1](P255)。
道作为《老子》的最高概念，却不宜作为核心思想。一方面，孔子也高度重视道，“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不利于区别孔子等(所以金岳霖、张岂之等认为道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共识，即不宜作为老子特质)；另一方面，道需要具体展开，不然过于抽象。这就决定还需要把最高概念——道具体落地在内涵更为确定的概念上，这就是《老子》的核心概念——无为，木斋提到，“无为，是《老子》的核心思想之一……无为思想也是笼罩全篇的哲学思想。无为，正是针对儒家的有为而言的”[1](P257)。在《老子》里，自然和无为都是重要的理念，为何更强调无为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无为上升到了道的高度——“道恒无为也”(《郭店楚简老子》)，而自然不是道的内涵，不论是“道法自然”，还是“人法自然”(唐·李约)，自然都不是用来规定道的；二是《老子》思想有内圣和外王两大维度，自然是内圣，无为是外王，但内圣最终落脚点是外王，所以《老子》一书三分之二以上的内容是外王的内容，是直接谈治国的，即无为而治。《老子》一书作为“帝王书”(“君王指南”)、“君人南面之术”不是虚言。这也与老子的时代有关，当时天下大乱，《老子》试图为天下重构秩序也在常理之中。
老学：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由于在优化的过程中同时考虑了Kriging近似的误差以及优化过程中样本点处的目标函数值，在IBS方法中各概率约束均能够被较为准确地拟合(如图6b)，进而证实了其较好的全局优化能力，但由于未进行无效概率约束的剔除，其求解效率难以达到最优。
关于《老子》是对孔子的批判，这一点笔者是非常赞同的，笔者认为，老子提无名是对孔子正名(有名)思想的批判，“我们可以把‘道隐无名’、‘道常无名’理解为道隐匿而无名誉，道没有名誉意在反对虚妄的价值判断而分出高低贵贱，这是在解构儒家的价值判断(儒家主张正名)”[4](P241)。另外，从《老子》文本来看，我们还可以看到诸多老学批判孔学的原文——
孔学：唯天为大。
近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阐明立场和政策。“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为帮助解决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的“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总书记在11月1日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六个方面政策举措：一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三是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四是完善政策执行方式，五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是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让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从对限时训练剩余题目处理情况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69.02%的学生面对限时训练剩下的做错题目想老师去解决，也看出了学生整体知识和能力还是不够，虽然我们给出了详细的解题过程，但是依然无法自己突破，也看出了课后小组成员的交流还不够。
孔学：依于仁；君子喻于义。
《易经》卦名排序，成于文王，修定于孔子，孔子的《十翼》之一就是《卦序传》。从文王到孔子，时间间隔四五百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文王和孔子都被称为圣人，但《易经》在卦名排序方面确实存在着缺陷，究其原因，一是文王一开始排序就有问题，二是孔子后来修改错了，无论原因是其一或是其二，可以肯定地说《卦序传》的卦序排序存在缺陷。
孔学：不学礼，无以立。
这钱放什么地方？我在三间房子里转了八圈子，找了一百遍，也没找到。二叔是个胆小的人，他不会将自己的钱让别人保管，肯定将钱存银行，把存折藏在一个地方。我找到钥匙，将所有的柜子都打开，也没有找到。
老学：大道废，有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
木斋从《论语》与《老子》的思想线索关系上进行了考察，认为《老子》是对孔子的批判，比如，“无为，是《老子》的核心思想之一……无为思想也是笼罩全篇的哲学思想。无为，正是针对儒家的有为而言的”[1](P257)。孔子虽也提到过一次无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这一句仅仅是讲舜无为，未必意味着孔子主无为；另外，《论语》只出现这一次无为，无为不能作为孔子的主要思想，孔子主张的仁义礼智皆是倾向于有为。而无为是《老子》的高频词，同时又是《老子》思想的一大标志，即“无为之治”。
孔学：智者利仁。
老学：以智治国，国之贼；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绝圣弃智。
孔学：博学之。
老学：博者不知。
孔学：言忠信。
老学：国家昏乱，有忠臣。
“2.从教育史的角度来看，孔子是中国私学教育的奠基人，私人著述是私学教育的产物：孔子之前，皆为学在官府的阶段。
老学：六亲不和，有孝慈。
学习苏教版《雨后》一课时，由图入文，带出生字。老师一开始出示插图，说：“老师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些小伙伴，你们看，他们在干啥？快乐吗？”小朋友们立刻回答说：“那是两个赤脚的孩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还有孩子说：“他们在踩水！他们玩得很开心！”老师随即追问：“‘赤’字你还可以给它交哪些朋友？”“小手们”立即来了劲：赤身，赤膊，赤手空拳……“那把生字放入句中读读吧，看你能不能把这幅画读出来？”学生找到句子读：“水里一群赤脚的孩子，快乐得好像神仙一样。”
有人可能会提出，《老子》批判的这些理念，在孔子之前就能找到，但要注意到，《老子》所批判的都能集中的在孔子语录(见《论语》)里找到，说明《老子》是结构性(系统性)地在对孔子进行批评。
帛书《老子》、北大简《老子》、严遵本《老子》都是德经在前，以“上德不德”一章为首章，而这一章就对孔子的仁义礼进行了集中批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韩非·解老》也验证了“上德不德”一章作为首章。这一章作为首章，是把孔子作为靶子，《老子》是破孔之仁义礼而立道。《老子》的道又不同于孔子的道，这种不同同样涉及对孔学的批判，在道经首篇提到“道可道，非常道”，就是一方面强调道是可道的(继承)，另一方面，强调《老子》自己立的道不同于常道(创新)，《老子》的道不是常道(“非常道”)，而常道就指向了孔学。孔学就是老子之前的常道。孔子“述而不作”，述的是经的传统，而常道就是经。黄开国把经学作为常道，写过论文《经学是以五经为元典阐发常道的学说》[5](P58)，“孔安国的《尚书序》，其中有《三坟》言大道，《五典》言常道之说”[5](P61)，“王阳明的《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一开始就说：经，常道也”[5](P62)。如果《老子》的常道就是经学之常道，但帛书本是恒道，而黄开国的论文里正好有一条关于经就是恒道的证据，“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说法：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5](P63)。《老子》的道不是常道(“非常道”)，是对常道的否定，可能正好对儒家经学传统的否定，从而提倡自己的新学(新道)。当然，黄开国仅仅是提出经学是常道的观点，还没有注意到与《老子》批判常道的关联。
三、老学晚于孔学的出土文献验证
《老子》早出论与晚出论是一个旧问题，《古史辨》就详尽地做了记录，参与的学者层次之高、人数之多都是公认的。今天来讨论同样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课题，这涉及《老子》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文献《郭店楚简老子》，而民国学者没有看到这些文献。一方面，《郭店老子》对民国学者的晚出论有冲击，比如有的学者当时认为《老子》一书是战国晚期甚至是秦汉时期的作品，显然受到冲击，因为一般认为《郭店老子》是战国中期偏晚的作品。
木斋把《老子》时间定位在战国中期，同时也体现了对《郭店老子》的回应，“《老子》不可能为孔子时代的著作，而应该是《孟子》稍后、《庄子》之前的著作”[1](P259)。木斋的《老子》晚出论，不同于民国时期的晚出论，木斋把《老子》提前至战国中期。顾颉刚把《老子》一书定在汉代，忽略了先秦著作有《老子》文献的引用，而《郭店老子》的出土，顾颉刚的观点不攻自破。顾颉刚遮蔽了《老子》一书的流变性，把《老子》一书跨越时空多人参与的可能性给遮蔽了，用《老子》一书中最晚的证据来确立《老子》年代，则可能用老子后学替代老子，犹如不能把《庄子》外篇和杂篇的年代来定庄子的年代。而《老子》内部同样可以类似的分出内篇、外篇和杂篇。而钱穆提出“庄老”的排序，有《庄老通辨》著作，把《老子》放在庄子之后，而《庄子》内篇提到了“老聃死”，不论“老聃死”之事件是否真实，但说明庄子知道有老子(一般认为老聃即老子)，且在庄子之前，这不能轻易把《老子》一书排在庄子之后。钱穆通过庄老的思想线索来作为证据，胡适给出了反驳，思想线索的建立容易先入为主。而《郭店老子》是战国中期偏后的作品，并不能得出《老子》在孔学之前。
(2)矸石不稳问题较为严重。矿石资源开采中，矿区内的矸石主要以堆叠的形式进行储存，随着开采工作的不断深入，矸石数量在不断增加，导致堆叠高度也在增加。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压实，导致矸石堆的密实度较低，如果受到强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的影响，将引发泥石流、滑坡以及地面坍塌等一系列的地质问题，加剧矿山周围的环境破坏。
《郭店老子》出土之后，有学者认为《郭店老子》是摘抄本，预设了《老子》有一个五千言在《郭店老子》之前，但这只是一种推测，而没有实质性证据。同时遮蔽了《老子》流变性，忽视了五千言《老子》可能是跨越时空多人完成的作品，张涅教授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就强调了诸子的特定性和流变性问题，“战国中期之前的诸子……就有思想流变性的特征”[6]，认为诸子往往是学派著作，比如《管子》《庄子》。(其实，《论语》也是学派著作，里面涉及弟子语录。但孔子的语言是在春秋孔子在世时就说了的，孔学得算在春秋。)
认为《老子》五千言在前，《郭店老子》为摘抄本，只有一条准证据，那就是有学者提出：“《说苑》中记载叔向引老聃话语‘天下之至柔’云云，而证明《老子》一书在孔子之前，因为叔向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晋国人。”[1](P254)木斋对此给出了有力的回应，“《说苑》所载叔向的话语，不能证明确为叔向所言，而要研究所引出处之著作的时间，《说苑》为东汉后期刘向所编，东汉人记载春秋时期人的话语，一不可信，《说苑》为杂史小说集，二不可信”[1](P255)。(有的学者试图通过战国中期偏晚甚至可能是战国晚期的《郭店楚简老子》建立《老子》早出论，木斋进行了批判，认为《郭店楚简老子》并不能支持《老子》早出论。《郭店楚简老子》作为传抄本在战国中期偏晚或战国晚期，“原本”应更早一些，但在没有实质性证据前，不能随意把“原本”提前至孔学前，毕竟孔子时代或战国早期看不到有文献对《老子》内容的征引。)
从《郭店老子》与五千言《老子》的关系，我们还能看到，二者之间有内在的流变关系。由《郭店老子》到五千言《老子》不是偶然无规律的叠加，而是体现出某些流变脉络。《郭店老子》有甲、乙、丙三本，三本不能简单作为一个整体，三本除了有时间先后(一般认为甲本早于乙、丙本，乙本又略早于丙本)之别，还有地位之别，甲本的地位高于乙、丙本。周凤五认为，《郭店老子甲本》与乙本、丙本的竹简差异，能看出经与传的差异。“郭店竹简有经与传注之分，简策长者为经，短者为传……以简策区分经、策的原则是一致的”[7](P59)，而《郭店老子甲本》比乙本、丙本长。“简端形状也是区分经、传的主要依据，梯形为经，平齐者为传”[7](P59)，“(郭店)甲组《老子》……竹简的上下端都修整为梯形”[7](P54)，“乙、丙两组《老子》的简端同样平齐而非梯形，显示其与甲组《老子》确有区隔”[7](P54)。高华平认为只有分出经与传注，“才能给郭店楚简《老子》书写于三组长短不同竹策的事实，以一个合理的解释”[8](P96)。高华平还“通过考察郭店楚简《老子》的内容和文体特征，认为郭店《老子》文本显示《老子》一书原是经、传(“解说文”)的混合体；郭店《老子》甲组属‘经文’，乙、丙二组属‘解说文’”[8](P93)。“在先秦时期……经、传一并流传，这种情况十分普遍。现今传世的先秦诸子文本，有些人已无法分辨出经、传，但有些文本却因为明确标示了经、解、说字样，而仍能使人一目了然。如《墨子》中有经有说，《管子》中既有《形势》《版法》《明法》诸篇，又有《形势解》《版法解》《明法解》等解说文，皆是其例”[8](P95)。高华平认为，《太一生水》作为不是五千言《道德经》的内容，又与《郭店老子丙本》连接在一起，也说明《郭店老子丙本》是传、注的性质[8](P94)。《郭店老子甲本》与《郭店老子丙本》有一章是重复的(“为之者败之”一章)，这是因为虽是同一章，但内容有差异，比如甲本是“教不教”而丙本是“学不学”等，即这一章有不同的版本的流传，于是抄写者重新抄了一次，并抄写在丙本涉及五千言《道德经》相关内容的“末尾”，但并不是抄写在《太一生水》末尾，因为《太一生水》是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内容。李零认为《郭店老子甲本》有层次结构，“此组分篇甚有理致，上篇……是以论述‘天道’贵虚、贵柔、贵弱为主，下篇……是以论述‘治道’无为为主，即以无为治国用兵取天下为主，似乎是按不同的主题而编录”[9](P3-4)。
从《郭店老子甲本》到五千言《道德经》，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的流变性。一是从自洽结构到散漫的学派论文集。《郭店老子甲本》是一个自洽的结构，由于后学内容参与，重新编撰而导致原结构散乱形成散漫的学派论文集。二是从道论到道德论。《郭店老子甲本》论道不论德(只有一处提到德)，而《郭店老子乙本》提到10次德，到五千言《道德经》形成了道·德论，“道生之，德畜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三是从治国学说到生命修炼。《郭店老子甲本》从内圣和外王展开，讲成为圣人与圣人治国，属于治国学说。而五千言《道德经》里有玄虚、神秘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是在汉代道教形成前的宗教色彩内容的混入，所以道教信徒也把五千言《道德经》(《道德真经》)作为道教经典。王博认为：“从史官到隐士，不仅是老子的生活轨迹，更是其思想的轨迹。”[10](P32)王博看到了是五千言《道德经》文本内部的差异，区分出史官思想与隐士思想，但显然把五千言《道德经》的内容当作老子一人完成，忽视了老子与老子后学共同完成而造成的内容差异。四是从解构仁义到批判仁义。《郭店老子甲本》虽不批判仁义(无“绝仁弃义”，而是“绝伪弃虑”)，但突出无为学说对仁义有解构。《郭店老子乙本》则开始批判仁义：“大道废，安有仁义。”五千言《道德经》则激烈批判仁义，改“绝伪弃虑”为“绝仁弃义”；同时在《郭店老子甲本》“天地之间……”一章里增加了“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的内容。(《郭店老子甲本》“天地之间……”一章无“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的内容，出土《文子》引用《老子》该章时也无“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的内容。)通行本《老子》里有“与善仁”，不能得出五千言《道德经》同时推崇仁，一则与“绝仁弃义”矛盾，二则帛书本《老子》里作“予善天”。五是从有无并举到以无为本。《郭店老子甲本》中的有无并举是讲体用关系，以有为体：“有(爿首)昆成”，以无为用：“道亘无为也”“道亘无名”。五千言《道德经》以无为本：“有生于无”，讲的是生成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以无为体，以无为用”。
《郭店老子》到五千言《老子》有流变关系，有规律可循，也说明五千言《老子》是逐步形成的。如果以五千言《老子》为单位，《老子》肯定在孔学之后，因为《郭店老子》时内容还不到两千言，五千言《老子》成书晚于《郭店老子》。如果以《郭店老子》为单位，《老子》同样不在孔学前，因为《郭店老子》是战国中期偏晚的作品(日本的学者则一般认为战国晚期的作品)。
认为《老子》晚出论，论证孔学前老学后，并非是为了扬孔学抑老学，而是为了还原本真的演变关系。木斋并非儒家信徒，不是为了给门户辩护。木斋高度肯定了《老子》的思想地位，“《老子》一书，乃为自足之思想论著，自成体系，自成规模，全书五千言……更兼采用诗性话语”[1](P255)。冯友兰论证孔学前老学后，最终是把孔子列为第一个哲学家，而木斋却认为，孔学虽在前，但《老子》仍然是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哲学著作，“《老子》可以视为中国第一部阐发哲学思想的专著”[1](P255)。在确立《老子》是真正意义的哲学著作时，同时意味着《老子》比孔学更为深刻，“这就哲学深度而言，无疑比《论语》中阐发的单向的儒学思维更为深邃，更为哲学化。这一点再次证明了《老子》是一部有系统的哲学专著，而其文学价值更可以视为第一部系统阐发哲学思想的散文专著”[1](P257-258)。木斋还高度肯定了《老子》的艺术性，“《老子》具有诗性美，这正是其显著的艺术特征之一”[1](P258)，“无疑也是精美的诗，是异常精美的散文诗”[1](P258)，“这些精彩论述，除了为华夏民族创造了经典的成语以外，读其引文，深为其文辞之美、哲理之深而震撼”[1](P258)。《老子》既是哲学也是诗，既具理性也具诗性，是世界哲学诗的典范。孔前老后这是事实描述，并不是价值判断，并不能得出孔子高于老子，犹如苏格拉底在柏拉图之前，而柏拉图对西方哲学影响却更大。
木斋对《老子》核心思想的深刻理解，把《老子》与孔子的思想史关系给理清了，比如，《老子》的无为是对孔子有为的批判，《老子》作为道家的主要作品，其来源是孔学，对孔学的反拨。木斋同时对《老子》的文风、成熟度也进行了分析，并与孔子思想进行比较，而梳理出可能的先后关系。对《老子》演变关系的详尽论证中，借鉴了前人研究成果，罗列了多条证据，从多角度来论证《老子》后于孔学。尤其是其中提到道家很难找到别的源头，缺乏旁证，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论述，而如果理解为《老子》来源于对孔学的批评，则一切顺理成章，这在《老子》文本里也能找到相关批评孔子思想的文献。对《老子》出土文献新成果的有力回应，进一步确定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把《老子》提前到孔学之前。这三大方面的深入研究，使孔学与《老子》的关系变得清晰。木斋提到，“如果我们采用内证、外证结合的办法，将中国散文的著述方法史、诸子思想的流变史、散文作品的写作方法史诸多方面依次排列下来，再结合司马迁《史记》列传中所记载的材料，就不难知道，司马迁记载了两个老子，一个是虚构的想象的老子，一个才是历史的、真正的老子，就会知道，老子其人及其著作《老子》产生在孔子之后一百多年的战国中期时代。一旦《老子》的产生时间后移一百多年，先秦时代的散文史的演变历程也就立刻清晰可辨、规律凸显”[1](P303)。(笔者赞同木斋把老学放在孔学之后，不同的是笔者认为老子这个人有可能与孔子同时，但老子著书在孔子讲学之后。)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应用技术研究室主任韦莎博士的演讲话题是：智能制造标准化工业进展。她指出，“大家对标准有需求，但是大家对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对已经发布和正在制定的标准本身的内容，和能在企业扮演的角色不太清楚。我们希望后面跟大家近距离接触，也希望大家参与到标准制定过程中，真正让智能制造的基础设施为大家的转型升级发挥重要的作用。”
木斋通过考据孔学与《老子》的关系，把《老子》文本时间定位为：“《老子》不可能为孔子时代的著作，而应该是《孟子》稍后、《庄子》之前的著作。”[1](P250)不仅仅是解决孔学与《老子》的演变关系，还涉及整个诸子关系的重新审视。把孔学作为诸子之首，重新思考诸子间的关系。而孔学与老学演变关系的调整，不仅影响整个诸子的演变，还会影响诸子之后的文学演变关系。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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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 2019) 05-0128-06
[收稿日期] 2019-08-10
[作者简介] 李健，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老子道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兼职研究员，创办北京元学文化院，研究方向：郭店老子、道家文学、比较文化等。
[责任编辑 薄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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