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堪忧的巴勒斯坦内部和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勒斯坦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5161(2009)03-0009-07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2009年4月28日，巴勒斯坦内部两大主要派别法塔赫与哈马斯在开罗举行的第四轮和解谈判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双方同意2009年5月16、17日复会举行第五轮谈判。[1]巴勒斯坦人士称，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已指定前看守内阁总理法耶兹重新组阁。尽管阿巴斯要求法耶兹组阁时要吸纳在加沙的独立人士，但哈马斯表示，绝不承认法耶兹组成内阁的合法性，因为他此前组织的那个内阁就没有获得过哈马斯占多数的自治议会的信任投票。[2]与此同时，哈马斯为对抗阿巴斯的组阁努力，在加沙任命了自己的内政部长。[3]至此，持续近3个月的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进程再次受挫，它反映了巴社会分崩离析、无法统一的现状在持续，也预示着巴以和平进程将处于一个比较复杂、艰难的时段，且此时段可以概括为：内部缺乏动力、外部缺乏推力。可见，重启巴以最终地位谈判前景黯淡，近期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希望渺茫。外部缺乏推力在于：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伊始，其中东政策处在研判、规划和调整初期；埃及和沙特等大国在加沙战事后因失去哈马斯的影响力和信任度而干预乏力；哈马斯倚重的伊朗和叙利亚不希望和平进程在巴以轨道上单独前行而横加掣肘。内部缺乏动力在于：巴以双方民众仇怨情绪上升，强硬政治势力得势。内部针对和平进程立场差异较大，无法形成团结、有效和渴望大有作为的强势政府和领导人。这些特征在以色列方面体现为：大选右翼阵营获胜，组阁困难，选后一个半月才勉强组成“最大最右”的联合政府[4]。在巴勒斯坦方面的体现是，内部和解努力屡次受挫，核心分歧难以弥合，群龙无首和两地分治状况依旧，主要两派的明争暗斗并未中止等。
因此，本文主要讨论巴方内部和解进程现状及制约因素，探讨成立民族团结政府前景及其对和平进程的影响。
一、哈马斯和法塔赫迫于形势寻求和解及其结果
22天的加沙战事给巴勒斯坦社会特别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造成空前灾难和损失。据巴方统计，此次战役共导致1300人死亡，近5000人伤残[5]；加沙全部建筑的14%受损，其中，4000所住宅完全被毁，17000所住宅部分受损，25处学校、医院，22座清真寺和1700个工厂（作坊）被毁或受损。战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达19亿美元。[6]战争过程中，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围绕对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态度分歧十分明显，但大多袖手旁观，严重孤立了独自抵抗的哈马斯，也使法塔赫陷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哈马斯上台后，由于拒绝改变对以政策，备受孤立，继而驱逐法塔赫势力独霸加沙，反将自己关入囚笼，既无法有效行政，又无力拓展外交，更难以改善民生，无奈之下以“自残”方式高调诱使以色列重拳出击，图谋争取国际重视和同情。[7]事实证明，哈马斯的原有政策显然过时，调整策略在所难免。
法塔赫先丢大选，后失加沙，一再丧失威信，单独与以媾和合法性不足，同样内外交困。加沙一战，法塔赫坐视150万同胞蒙受巨大伤亡和哈马斯濒临灭顶之灾而无所作为，渔利之心，路人皆知，也令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众失望和不满。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战后的一项民调显示，阿巴斯的支持率不但低于哈马斯温和领导人哈尼亚，更低于被以色列关押的同党少壮领导人巴尔古提：如果阿巴斯和哈尼亚二选一，支持率分别是45%和47%；如果在巴尔古提和哈尼亚之间选择，支持率分别是61%和34%。可见，无论如何，阿巴斯得分最低，声望日下。[8]因此，渴望东山再起、重返加沙并主导和平进程也是法塔赫和阿巴斯的当务之急。在此情势下，双方只得结束冷战和敌对，寻求和解，共谋发展。
埃及作为巴以和平的地区头号监护人和斡旋者，对哈马斯先压后拉，迫其就范，启动与法塔赫的开罗和解进程，以摆脱自身政治和舆论上的被动局面，为加沙战事结束铺垫台阶，也为重掌巴勒斯坦事务监护权、重塑地区大国地位创造条件。
4月27～28日，以前自治政府总理库赖为首的法塔赫代表与政治局副主席马尔祖克为首的哈马斯代表在埃及情报局总部举行了第四次谈判，双方宣布将于5月中旬恢复谈判。此前，双方分别于2月26日、3月19日和4月2日三次磋商，均因立场差异较大无法弥合而破裂。
据报道，双方谈判是在一个共同最高委员会指导下，由5个下属委员会围绕4个主要议题磋商：第一，如何组建和解政府、重新分配权力，实现军令、政令、法令和自治土地的统一，结束分裂、敌对和互不承认、互不来往、互相攻击的现状，避免巴社会继续分裂：第二，巴解组织的作用和前途，试图通过改造巴解组织，使其成为过渡阶段巴社会的唯一合法领导机构；第三，内部选举问题，包括巴全国委员会选举，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和民族权力机构主席的选举：第四，改组和整合巴武装力量及安全机构。
综合各方披露的有限内部情况看，双方不仅在上述四大议题上未达成重要共识，相反又各自提出额外条件，扩大了差距和分歧。主要体现为：第一，双方仅仅将2009年已被耽误的立法选举推迟到2010年1月，其他相关问题没有触及；第二，在武装力量整合方面，法塔赫提出仅仅在加沙改组武装机构，哈马斯坚持改组必须在加沙和西岸同时进行、统筹安排[9]；第三，法塔赫在第三轮谈判中重申美以及和平进程四方委员会的立场，即哈马斯必须答应三个前提条件，即承认以色列作为主权国家在本地区的存在、放弃暴力手段和接受巴以共处的“两国方案”。这个额外条件被哈马斯断然拒绝；第四，哈马斯也节外生枝地提出启动加沙重建进程和谁来掌控加沙边境口岸两个问题，但法塔赫认为这两个问题事关第三方因素，没有商谈的余地。
此外，哈马斯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而且近百名高官、议员被以色列逮捕，境外骨干又分散在叙利亚、伊朗等地，他们均处在以色列的监控甚至追杀状态，磋商和协调立场都很难。立场相对温和的哈尼亚抨击开罗磋商是打着“现实幌子的政治妥协”，是对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藐视”，重申哈马斯“拒绝以任何方式承认以色列”[10]。
综合半岛电视台报道，前三轮谈判失败后，有关各方都表示不满。埃及“非常失望”，主持会谈的情报局长苏莱曼责令双方代表立刻离境。法塔赫和哈马斯相互抨击，推诿责任，其他派别也颇有微词。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公开谴责谈判失败，认为它将导致巴社会的继续分裂，希望双方寻求民族最大公约数，不负人民及其巨大牺牲。另一“人阵”负责人抨击说，谈判失败的原因是法塔赫和哈马斯试图建立“两极”权力体系而忽略其他派别的存在，阿巴斯试图以其失败方案拉拢哈马斯及其盟友，而哈马斯只想按照自己的逻辑多分享有限自治的“毒蛋糕”。伊斯兰圣战组织则将失败归咎于同时向两派施压的四方委员会和国际社会。只有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民阵）领导人冷静地鼓励埃及继续推动和解对话，敦促双方超越挫折，不要放大分歧，更不要相互指责和推卸责任。第四轮谈判前，埃及媒体人士称，埃及官方已向各派致以措辞严厉的信函威胁称，如果不在4月底的会谈中取得突破，埃及将放弃居中调解。此轮谈判中，埃及传话给双方，如果未来和解政府不满足美以及和平进程有关四方机制的条件，美国将不承认这个政府，也将拒绝提供任何财政援助。[11]但这些外来压力还是没有奏效。5月1日，哈尼亚在加沙批评阿巴斯宣布单方面组阁的决定，认为这是屈从外来压力，将对和解进程构成障碍。[12]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和解谈判未果，在底层的争夺也在持续。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3月底，哈马斯与法塔赫成员在加沙联合国近东及巴勒斯坦难民工程处的工会选举中争夺白热化，纷纷宣布自己取胜，以至于该处负责人威胁解雇这些把党派之争带入人道主义工作的职员。[13]与此同时，哈马斯加紧了对加沙的控制，包括在教育和医疗部门开除法塔赫的人，安插忠于自己的人，还可能替换几十名武装部队的指挥官。[14]在双方争夺下，附近加沙居民成为牺牲品。美联社4月28日报道说，自从3月22日哈马斯接管了原本由法塔赫掌控的治疗安排委员会后，该机构与埃及和以色列的协调功能就中止了，每月平均1000名需要出境紧急救治的病人安危顿成问题，一个月内已有8名病人因为此机构的瘫痪不能及时得到救治而身亡。相反，有35名病人是靠以色列的卫生人权组织关照才得以离开加沙治病的。一位加沙人权组织人士愤怒抨击哈马斯与法塔赫这种为各自利益而不顾民众疾苦的现象，认为这是把病人的生命与痛苦当儿戏，毫无责任心。[15]
综上可见，以哈马斯和法塔赫为代表的两派对立情绪严重，整个巴勒斯坦社会内部认识依旧一片混乱，思想难以统一，这对巴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消极后果，其影响十分恶劣。
二、和解受挫原因深刻且复杂
法塔赫与哈马斯和解谈判失败并不意外，这是其固有的结构性矛盾所致，是双方经过武装冲突、争夺加沙和加沙战事等一系列事件后关系恶化、信任丧失、彼此猜忌、提防和算计的必然结果，也是围绕未来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的最新较量。但这也表明，双方既缺乏长久共识和战略认同，又迫于外在压力和干扰，无力完全自作主张，也无法很快弥合日渐拉大的对立，主要包括：
第一，在和平进程的目标、手段和未来政体三大问题上，哈马斯与法塔赫持续20多年的根本性分歧依然存在。
1、法塔赫已面对现实，接受“土地换和平”原则，愿意以联合国相关文件特别是338和242号决议为基础，建立以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为基础的有限国家，实现与以色列的和平共处。以法塔赫力量为核心的巴解组织在1988年11月巴勒斯坦《独立宣言》发表前夕，明确宣布接受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区存在：新巴勒斯坦国强调，它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巴勒斯坦人民不是要取消“以色列”，而是追求与它在睦邻关系范围内的和平共处。在《独立宣言》发表3周后，法塔赫及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发表联合声明，明确宣布承认以色列国。哈马斯则坚持认为，历史的巴勒斯坦是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他们拒绝接受以色列作为国家在本地区的存在。《哈马斯宪章》第十一章称：“伊斯兰抵抗运动认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世代相传直到审判日的伊斯兰教产，没有人可以割裂它的任何部分，也没有人可以抛弃它的任何部分。”哈马斯至今未修改其含有消灭以色列内容的宪章。即使在2006年转换角色，由抵抗组织上升为执政党后仍然拒绝承认以色列，其实质是坚持“一国”方案。
2、与战略目标相适应的是，法塔赫经过多年挫折认识到与以色列武装对立没有出路，因此，将和谈作为战略选择，即使在过去持续近8年的第二次“起义”中，武装和暴力手段也只是其向以色列施压的辅助方式，谈判才是其最终途径。哈马斯则坚持武装斗争、暴力袭击甚至自我牺牲是解决巴以冲突的主要甚至唯一方式，始终不肯放弃“圣战”、“抵抗”这面旗帜。《哈马斯宪章》第一部分第八章“哈马斯的口号”宣称：“真主是它的目标，先知是它的榜样，《古兰经》是它的宪法，圣战是它的道路，为安拉的事业而死是它最庄严的信仰”。其宪章第十五条、第三十三条都公开呼吁通过“圣战”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3、在未来国家模式设计上，法塔赫致力于建立世俗、民主和文化多元的现代国家。巴勒斯坦 《独立宣言》规定：“巴勒斯坦国属于无论在何处的巴勒斯坦人。在那里，在一种建立在言论自由，组织政党自由，多数人照顾少数人的权利，少数人尊重多数人的决定，社会公正，平等，不分种族、宗教、肤色或男女普遍享有权利的基础上的民主的议会制度下，按照一部保证法律至上、司法独立的宪法，本着全盘继承巴勒斯坦许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各种宗教相互容忍和宽容相处的精神和文化遗产的原则，巴勒斯坦人发展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特性，享受完全平等的权利；在那里，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以及人的尊严得到保护。”[16]法塔赫更强调未来国家的阿拉伯属性：哈马斯则致力于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强调未来国家的伊斯兰属性，明确宣布自己是“穆兄会的巴勒斯坦分部”。其宪章中的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均强调巴勒斯坦土地的伊斯兰独有属性。
第二，外力的干扰始终是造成两派对立与不和的重要因素，两派所投靠山不同必然影响其制定政策的走向。法塔赫与哈马斯围绕上述三大战略问题所秉持的立党之本和施政之策，不但对内加剧不和、矛盾和摩擦，对外，客观上也把双方归入不同的地区和国际阵营，进而使各自拥有外来依托，既借外力壮大自己打压对方，同时双方也被外力驱使，充当外人筹码，进而使巴勒斯坦形势更加复杂化。显然，法塔赫一直倚重支持和平进程的国际和地区力量，包括美国、以色列、埃及、土耳其、约旦、沙特等。哈马斯则投靠叙利亚和伊朗，其境外政治领导人也多寄居这两个国家。加沙战事充分暴露这种地区对立力量暗中角力的复杂格局：和平进程既得利益诸方旗帜鲜明地冷眼观战甚至指责哈马斯，放手让以色列重拳教训哈马斯，而且阻挠召开阿拉伯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向以色列施加压力。[17]围绕法塔赫与哈马斯对巴勒斯坦社会控制权的争夺，由于伊拉克战争导致的伊朗势力西进和什叶派联盟形成，对伊朗戒心甚重的几个中东国家超越民族、语言和宗教差异，形成反什叶派阵营，包括以色列和土耳其。卡塔尔作为逊尼派国家因不满沙特而倒向什叶派阵营，伊朗深度介入巴以冲突并公开指责阿拉伯大国，均激化了地区势力的站队和洗牌，造成它们出于私利拉偏架，为哈马斯与法塔赫的争夺增加了前所未见的地区教派角逐色彩，也让双方的和解困难重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于2009年4月27日访美时要求警惕伊朗在该地区的扩张，特别是对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操控。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议员马克·基尔克称，阿卜杜拉在会见中说“所有的哈马斯官员均听命于德黑兰的命令”[18]。这是阿拉伯温和国家领导人前所未有的判断和表态，印证了哈马斯与伊朗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带给地区国家政府的深刻关切和焦虑。伊朗出于其政权的政治和宗教理念，也出于体现其地区大国地位、在伊斯兰世界充当领袖的战略考虑，也公开、大张旗鼓甚至理直气壮地支持哈马斯，反对以色列作为国家出现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号召世界穆斯林支持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哈马斯等派别对以色列发动“抵抗”和“圣战”，拒绝阿拉伯国家指责其干涉巴勒斯坦事务，并称这是伊斯兰世界和每个穆斯林的义务。2009年3月初，伊朗议长在德黑兰发起了第四届支持巴勒斯坦国际大会，伊朗最高宗教领袖、总统、议长和大法官等4位最高权力者集体出席，巴勒斯坦各派特别是哈马斯等强硬派领导人云集会场并向伊朗表示忠心，伊朗俨然成为巴勒斯坦事业的最大庇护者。以色列一直指责伊朗通过海上和加沙与埃及边境，向哈马斯等激进组织走私贩运武器。更有报道说，4月底，以色列联合美国千里奔袭苏丹海滨，摧毁了一艘为哈马斯运送武器的商船。[19]伊朗对法塔赫的渗透也是存在的。以色列中东新闻在线2009年4月30日报道说，阿巴斯已下令将任何与伊朗有来往的官员或外交人员除名。阿巴斯接到报告，一些民族权力机构的官员已接受德黑兰当局的资助。“我们已开除了一些官员，包括在安全部队的官员。”[20]不仅如此，巴勒斯坦其他一些集团骨干、人阵和民阵领导人也都与伊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种态势无疑会加剧巴勒斯坦内部和解的复杂和变数。
三、和解前景不容乐观
哈马斯尽管遭受重创，但其群众基础非常强大，以色列很清楚不可能打垮哈马斯，更别说消灭哈马斯。就加沙战事而言，以色列《新消息报》指出，以色列任何军事行动的现实目标不是“把哈马斯赶下台”，而是“削弱它的军事能力和统治权”；“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目标一定是削弱哈马斯继续战斗的欲望，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停火协议。”[21]这些观点其实代表了以色列各派和社会主流的长期看法。除无法根除哈马斯这个客观因素外，为法塔赫培植和树立对手、让巴社会保持分裂和内耗、分散和削弱巴民族力量便于以色列分而治之，是以色列多年的战略。此外，和平进程又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地区政治主流方向，特别是巴周边国家的战略选择。这种宏大的国际背景和态势决定了和平进程既不能因哈马斯的顽固而停止甚至倒退，也不能将哈马斯边缘化而一意孤行。反之，对哈马斯也是如此，现实是严峻和残酷的，因为消灭以色列几乎就是天方夜谭，单独对抗以色列也力不从心。囚笼地缘条件和环境使哈马斯缺乏持续其武装战略的基础和空间，甚至不能像黎巴嫩真主党那样获得相当的回旋余地，武装斗争和暴力手段无法让以色列屈服。
另外，以色列22天的打击更让为哈马斯买单的巴民众失望。2009年2月，巴勒斯坦舆论研究中心民调显示，由于封锁和战争带给巴民众巨大创痛，和2008年11月相比，哈马斯在加沙的支持率由51.5%下降到27.8%；法塔赫从31.4%上升到42.5%。56%的加沙居民和48.4%的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巴民众认为哈马斯应该对这种困局负责。[22]联合国开发署4月14日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69%的巴勒斯坦青年人认为暴力行动徒劳无益，只有8%的人认为应该采取暴力手段。[23]
在加沙重建进程中，国际各方未来两年将筹集超过40亿美元的资金。这笔资金既是恢复民生、重建经济的重要保障，也是争取民意、获得拥护的物质基础。谁主导了加沙重建进程，谁就会影响巴勒斯坦社会的未来。因此，实现和解，组成团结政府，在重建进程中发挥作，用是哈马斯与法塔赫，特别是前者渴望所在。但哈马斯作为立党22年的主要力量，也是为巴勒斯坦事业蒙受牺牲最重的派别之一，让其一夜间改弦更张不现实，需要采取更策略、更务实的方式加以解决。最近，围绕巴以和平进程历史遗产，即巴解组织有关和平进程的政治决定以及巴以签署的和平协议和承诺，有关方面在埃及的斡旋下，似乎找到了一个折中方案，即不再坚持哈马斯必须“遵守”相关协议和承诺，而只是表示“尊重”，作为软化立场的第一步。为此，埃及分别派外长阿布·盖特和情报局长苏莱曼前往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以说服美欧体谅巴勒斯坦内部情势现状和阿拉伯社会的压力，接受这一折中表述，打破对哈马斯的孤立，将其逐步引入和平进程。据埃及《金字塔报》报道，欧盟对这一思考接受的态度越来越明显。
加沙战事中，由于埃及、沙特、约旦被指责放任以色列大打出手，三国政府承受了本国和阿拉伯世界民众的巨大压力，也意识到必须从外围解决哈马斯强硬的问题。奥巴马新政府对此也似乎有所认识。2009年初，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与布鲁金斯研究会联合提交一份有关中东地区的形势报告，建议奥巴马政府重视和正视哈马斯的地位和作用。这份由著名学者哈斯和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英迪克撰写的论文指出，无论哈马斯持什么立场，将其排除在外的任何和平协议都会失败，因为它控制着加沙，且至少获得1/3民众的支持。[24]
加沙战事后，美国和叙利亚恢复接触十分引人注目。自2005年美国召回驻叙利亚大使后，双边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美国指责叙利亚干涉黎巴嫩内政、支持伊拉克境内反美武装，也是真主党和哈马斯等反美武装的背后推手。奥巴马上台后，开始调整对叙政策。国务卿希拉里2009年3月访问贝鲁特时宣布，两名美国特使将访问叙利亚商谈双边关系，他们分别是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杰弗里·费特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东问题的丹尼尔·夏皮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围绕和平进程、巴内部和解及阿拉伯内部和解的努力已开始，为法塔赫和哈马斯最终取得共识，并以两派为中心实现所有派别参与的民族和解创造了一定的内外部条件。法塔赫尤其积极：如阿巴斯任命的临时总理法耶兹宣布辞职，主动派代表去加沙接触哈马斯。但是，巴以未来半年的主要任务应是整合内部力量，形成和平进程新思路，尤其对巴方而言，难度非常大，在举行大选前，很难指望形成合力和统一谈判立场和目标。特别是哈马斯坚持不承认以色列，使得法塔赫与哈马斯的和解非常艰难。2009年4月17日，哈马斯主要领导人之一扎哈尔首次在加沙公开露面，他对公众强调，“我们现在不会，将来不会，永远都不会以任何形式承认我们的敌人（以色列）。”这表明，组成和解政府虽然可以预期，但几个月内恐怕也不能乐观以待。退一步说，即使组成了和解政府，如果在对以立场上仍不能实现统一与协调，和解政府也将无法形成统一的对以谈判策略和目标，自然也不可能有效地与以色列重开和平谈判。